如何使农村弱势学生“读好”_农村论文

如何使农村弱势学生“读好”_农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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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国都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关注农村教育的时候,如何关注农村弱势学生群体,便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这既包括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农村学生,也包括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读书的“打工者子女”;既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也包括义务教育后进高中、中专的农村学生;还包括辍学的农村学生。在城乡二元社会依然界限分明、城乡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今天,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

在农村学生中,又存在“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它包括下列因素形成的对象:一是家庭贫困因经济弱势形成的;二是学习成绩低下,统考成绩排名居后因“竞争弱势”而形成的;三是有生理缺陷或智力障碍等先天弱势而形成的;四是身居残缺家庭、或残疾人家庭、缺少亲情关怀在校内外社会交往中处于弱势而形成的;五是个性刚强、不服“管教”,使老师认为故意作对而屡遭打击被孤立而形成的。凡是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往往被取笑,被歧视,被排挤,在班级教育与学校活动中逐步边缘化,一些学生甚至已成为班集体中的“嫌弃儿”。在“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进名牌学校”的情况下,追名谋利的功利性社会心理已浸入学校,农村弱势学生群体的权益及身心发展,往往被学校忽视,这是问题的要害。

在全国从总体上进入小康之后,学校教育对农村学生的关注,要从让孩子“有学上,有书读”,提升到“读好书”。而“读好书”的重点与难点,正是农村弱势学生群体。

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读好书”,要义有三:

一是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公平地受教育

陶行知先生早就提倡“教育为公”,强调人人“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公平地受教育。

首先在教育起点公平,弱势学生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受经济地位、居住环境、学习成绩、性别、生理条件、个性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在入学机会上公平。接着,在教育过程中公平,每个学生都可以享受教师的平等对待,没有偏见与偏爱。最后,尽最大的可能,通过教育内容的因材施教达到教育效果的公平,学生走出校门时都获得自身优势的有效发展并获得教师、同学、社会的认可,使原本不同社会地位的儿童在起点的差别得以消除。

学校内的确存在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受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其不公正的做法很多,如:认为他们不是当学生的“料”,在实际工作中未将他们纳入教育范畴之中;放任自流,听之任之,让他们混出校门完事;学校领导不愿意这样的学生进入自己的学校,为其入学设立很高的门槛;班主任视之为包袱,不愿让他们进入自己的班,在集体活动中有形无形地孤立他们;科任教师视之为影响课程统考成绩的“祸根”,每次公布成绩总少不了几句嘲讽。

农村也存在重点与非重点学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的区别,受教育不公平已聚集为学校内部的主要矛盾之一。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一部分人先‘红’起来”,学校嫌贫爱富已公开化。那些功利性较强的教师对学生的偏爱或偏见,业已显现。有的学校在毕业统考前,“劝说”一部分学生提前“毕业”,有的学校在竞赛活动或评比中让某些学生“回避”,而这些学生均无例外地属于弱势学生群体。听课中发现,老师提问,在同样举手者中,优秀生得以发言并获表扬的机会远远多于一般学生,弱势学生不仅是陪衬,而且还被教师树为“反面教员”。一般而言,弱势学生群体的座位在教室里或靠后或靠边,课堂提问即使被老师叫起来,也往往是惩戒性的,常常会因为答话中的某个失误遭到讥讽或责难。

1985年,美国维护学生利益全国联盟(NCAS)发表《通向卓绝的障碍:我们的孩子处于危险中》报告。认为美国学校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各级决策者谈论提高学校质量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贫困家庭的儿童、有色人种、残疾人和女童,成千上万年轻人连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教育都享受不到;提高学校标准不会使这些学生受益,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学生退学。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处境不利的弱势学生。

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更不能把那些农村弱势学生群体看成是偏远乡村不值一提的别人的孩子,而应该视为“我们的孩子”,我们国民的一部分,而让他们享有同样的权益。

二是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尊严地受教育

师生之间,在学问上有高下之分,这是教者为师、学生尊师的逻辑起点;但在人格上,师生之间是平等的,这是教育求真、教育向善、教育成为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自变量的理论前提。尊师与爱生构成学校生活的整体,缺一不可。尊师与爱生之间,爱生是基础。教师要拥有“求真向善”的教育影响力,必须尊重学生;换句话说,对学生的尊重是为师的前提。如果说,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教育中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历史局限;如果说,前些年还有乡村家长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就打屁股”只是教育观落后,也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教师是否尊重学生,是否做到让学生有尊严地受教育,则成为能否为师的必要条件了。遗憾的是,教师不尊重学生的情况司空见惯。体罚或变相体罚,在学校是常见的,有时其手段是极其恶劣的。而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往往是处罚的主要对象。比如,一些老师提问学生因对答题不满而随意叫起一个个学生,题目未答完罚站学生已有一大排;至于因作业不合格或课堂表现“不佳”遭老师训斥,更是屡见不鲜。

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育向善:首先,表现在教育面向全体,教育之爱既普施于所有学生受众,也普施于学生生活的整个社区;其次,教育向善表现在道德教化,完善学生健全的人格,使之善待他人、善待自然、融入社会,成为家庭、学校、社会欢迎的成员;再次,教育引导学生的理想,使学生的个人信仰指向真诚为社会服务,学生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相吻合。教育向善是对受教育者人心“向善”与人性美好情感的培养。这种美好情感只能源于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真诚的爱与关怀。如果说教育向善是学校教育最起码的特性,那么,能否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尊严地受教育,则成为学校教育文明程度、学校教师品质善恶的试金石。因为“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尊严地受教育”是学校教育向善区别于市场经济功利性待人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课堂上能否让学生坐得下来、听得进去,可以看出老师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那么,不仅能让学生愉快地站起来(回答问题),而且能使学生体面地坐下去,则珍爱着学生群体的尊严感,测试着教师的师德水平。至于用统考排名、班主任训话一次次中伤“差生”,无异于摧毁其人格尊严的“软刀子”。

三是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获得最有价值的发展

所谓“最有价值的发展”,一是人格发展,二是提高他们的文化内涵。所谓“人格”,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人格教育,既是对个体良好性格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养成,又是对“人的能力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的实践锻炼。人格发展,即个人道德品质的发展、个体良好性格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养成、作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主体资格的实践能力的发展。所谓文化内涵,指通过教育使人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优良的文明教养习惯、劳动创业的能力,对他人、对社会、对公共事业有正确的态度。正是通过人格发展与文化修养,农村人方可成为有能力享受公民权益和承担公民义务的社会主体。这样的“农村人”,无论在农村还是进城市,无论在家乡还是走出国门,都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受欢迎的“新兴产业工人”。所有农村弱势学生群体都可以成为受欢迎的现代人。

在高科技、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农村弱势学生群体“读好书”的目标与内容上有一些误区。一些学生、家长及老师认为:只要有了知识、技能和聪明的头脑,就可以在市场上闯天下,跻身于“富翁”之列。结果“读好书”有时成了新时期的“读死书”,甚至“读书死”。例如云南大学杀死4名同学的马加爵就是一例。马加爵案发生之后,一些媒体,包括马加爵本人,都把犯罪动机归结到他的贫困背景上。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经过全面调查研究后指出,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蔡平:《不是因为贫穷——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15日)问题不是马加爵没有知识技能,而在于他尽管读上了大学,但他始终没有获得人格发展与文化内涵这些“最有价值的发展”,这才是教育的失误。

所以,对于学生而言,无论是农村弱势学生群体,还是“天之骄子”,在发展道路上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而与贫富无关、与家庭出身无关。丑小鸭与白天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条件就是你通过教育获得了怎样的发展。

美国劳工部“获取必须技能部长委员会关于美国2000年的报告”《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1991.6)》提出:“无论是将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还是计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从最低标准的职业到经理主管级人员”都必备“五种能力、三方面技能和个性品质”。五种能力是:确定、组织、规划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与他人共同工作的人际关系能力;获取、评价、传译和交流信息,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理解复杂关系(社会系统、组织系统和技术系统)的能力;运用多种技术工作的能力。三方面技能和个性品质是:a.基本技能基础:读(理解和解释书面信息);写(书写信件、指南、手册、报告、图表和流程图以交流思想和信息);数学(合理选择数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听(倾听和解释并对口头信息和其他暗示做出反应);说(组织思维和口头交流)。b.思维技能基础:创造性思考;决策;解决问题(设计和落实行动计划);形象思维(处理符合、图表或其他信息);懂得如何学习;推理。c.个性品质:责任感;自尊(相信自我价值,保持积极信念);社交能力(在群体中表现出理解、友谊、适应、同情和礼貌);自我管理(准确地评价自己,树立个人目标,有自我控制能力);正直与诚实(选择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行动)。这个“从最低标准的职业到经理主管级人员”都必须具有的“五种能力、三方面技能和个性品质”,便成为美国所有学生都要达到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目标”。而“五种能力、三方面技能和个性品质”中很多要求与我们现行课程、教师的学生评价不相干,这给我们的教育思想与课程改革以启迪。

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都将类似这种“最有价值的发展”作为学生评价与学校评价的新标准。例如新加坡,从今年起,新加坡将以新的标准对学校排名,而不是只根据会考成绩。新加坡蚬壳公司主席李子扬说,工作极出色的员工,他们的成功,跟会考成绩没有明显的关联。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把“一个乞丐能否在城市有尊严的生活着”作为这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现代化可以允许贫富的差距,但决不允许人格权的差异。

我们应该把教育公正与公平作为教育发展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弱势学生群体发展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基础。关注农村教育,尊重农村人口的教育权利,让农村弱势学生群体“读好书”,以真正提高农村人口的基本素质,这将是中国教育的伟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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