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藏碗碟”悬案与开放式语文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悬案论文,开放式论文,语文教学论文,故乡论文,碗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闰土有没有在灰堆里藏碗碟？这是鲁迅《故乡》接受史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故乡》小说一问世，研究者就对“藏碗碟”悬案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分成了“闰土”派和“杨二嫂”派。这一悬案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认定碗碟是杨二嫂所埋，如《语文建设》2004年第12期的《闰土不会偷窃碗碟》一文作者针对课堂教学过程中有学生认为是闰土埋藏碗碟的看法进行反驳，从人物性格发展方向与小说情节安排的角度分析，认为闰土绝不会偷窃碗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引导学生解读“藏碗碟”这一文学悬案，对启发学生细读文本、培养创造性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藏碗碟”悬案，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解读。笔者从中选取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同时对比参照鲁迅小说的同类偷窃行为描写，提出以开放式教学对《故乡》“藏碗碟”悬案进行阐释，以期为《故乡》接受史研究和《故乡》语文教学提供新的思维视角，为解决这一文学悬案提供新的事例佐证和逻辑依据。
一、严家炎：推断杨二嫂埋藏了碗碟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老师在《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说起》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注：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
据尾崎文昭《“故乡”的二重性及“希望”的二重性》、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二文所说，日本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碗碟是闰土埋的，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的竹内实则不赞同；而中国绝大部分学者却认为偷埋者是杨二嫂。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曾经在课堂上让几十个学生就这个问题作过回答。学生里有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欧美的，结果是：全体中国的、新加坡的学生和少数韩国、日本、欧美的学生认为埋碗的是杨二嫂，较多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则认为是闰土。
对于接受者的两种不同的答案，严家炎老师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各自的区域视角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存在差异而导致理解歧义。严家炎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是闰土，而是杨二嫂偷偷在灰堆里埋的碗碟：
因为中年闰土屈从命运，迷信鬼神，崇奉祭祀，丧失了少年时代鲜活进取的精神。主人家让他挑选所需要的东西，他却只拣了一些旧桌椅，一杆抬秤，一副香炉和烛台，还有对城里人毫无用处的一堆草灰。特别挑拣香炉和烛台，意味着闰土在生活中已不存非分之想，他已经定型成为一个老实本分、不再同命运抗争的农民了。这类农民在中国并不少。……因此，放着主人家允许的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取到的更为值钱的东西不要，却去偷偷摸摸将碗碟埋在草灰里，这种行为决不符合闰土的思想性格。这样说，绝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要把“被压迫人民”神圣化（闰土只是个麻木落后的群众，并无可以神圣化之处），而是坚持从《故乡》这篇小说文本的实际出发去分析的结果。
严家炎老师对闰土的看法基本建立在对中国农民的淳朴本性理解和鲁迅先生在文本中对杨二嫂的贬抑情感态度上。严家炎老师把闰土形象与自己在土改过程中体验到的传统农民的忠厚、质朴、本分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藏碗碟”事件非忠厚、麻木的闰土所为。应该说，这种看法有着严家炎先生自己的生命体验，但是这种分析方式并没有超出以往研究者的思想视阈，如藤井省三先生所透析的解读范式：“闰土＝农民＝阶级意识能够觉醒的好人、杨二嫂＝豆腐小贩＝几近于小资本家的堕落者”。
二、董炳月：鲁迅暗示闰土埋藏了碗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董炳月研究员在《构筑新的时间与空间——关于藤井省三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介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观点：（注：董炳月：《构筑新的时间与空间——关于藤井省三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故乡》中在灰堆里埋碗碟的究竟是杨二嫂还是闰土，建国前众说不一，而建国后“杨二嫂偷埋碗碟并诬陷闰土”则渐渐成为定论。藤井认为事实正相反，指出：“或许到50年代末，碗碟为杨二嫂所埋与碗碟为闰土所埋这两种说法是同时并存的。但从那以后，‘闰土＝农民＝阶级意识能够觉醒的好人、杨二嫂＝豆腐小贩＝几近于小资本家的堕落者’这种新解释日渐形成……这种观点取得统治地位的背后，隐藏着将文学作为向工农兵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的《讲话》（1942）、1949年后以《讲话》为前提制订的文化政策，以及‘文革’根据阶级出身将人作严格划分的‘血统论’。”藤井由对这一细节的解释，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故乡》中“我”与闰土的隔膜、闰土的悲剧性以及鲁迅创作《故乡》时的心态，而且指出了极左路线制约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如何影响人们对作品的准确把握。
董炳月本人对“藏碗碟”这一文学悬案的看法，在其《鲁迅〈故乡〉阅读史》译后记中得到阐述。他透过文本细读，认为鲁迅先生在文中做了闰土埋藏碗碟的暗示，为藤井省三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更为详尽的细节证据和逻辑依据：（注：董炳月：《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文本与文学史》，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11—212页。）
在小说的实际描写中，母亲对“我”说将不必搬走的东西送给闰土、让闰土“自己去拣择”，恰恰是在她让闰土“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之后。就是说，闰土完全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挑东西的情况下趁炒饭之机藏碗碟。这样，在小说的叙述逻辑中，“炒饭”和要草灰这些细节就是意味深长的。作品结尾处的暗示更明显。“我”听母亲谈了碗碟事件之后，这样感慨道：“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这里所谓的“现在”，无疑是指在离乡的船中听母亲谈起碗碟事件之后。就是说，被喊“老爷”虽然使“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但银项圈小英雄的影像依然存在。在听母亲说起，并且相信闰土藏了碗碟之后，那影像才“忽地模糊了”。所谓“隔绝到这地步了”这种强调性的措辞，其实是相对于被喊“老爷”之后的悲哀的递进，递进的前提，则是“我”相信幼年的好友现在偷了“我”的东西。
……《故乡》本来是一篇具有悲剧品格的小说，因为它表现的是故乡的衰败与西瓜地上银项圈小英雄的毁灭——毁灭于木偶人般的中年农民形象之中。如果说闰土由少年英雄向木偶人的转变是个悲剧，那么由木偶人向小偷的转变则是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存在，“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才那样决绝、悲凉：“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董炳月对小说文本的解读是很新颖的。他把闰土“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的小说细节与母亲对“我”说将不必搬走的东西送给闰土、让闰土“自己去拣择”的时间先后对比，分析闰土之所以“藏碗碟”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有挑选东西的权力。“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则提供了“藏碗碟”的可能时机。董炳月把“到厨下炒饭”与要草灰细节联系起来分析，详细阐明闰土可能埋藏碗碟的内在逻辑性，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不仅如此，董炳月还对文本中的“我”在得知“藏碗碟”之事后的情感反应进行了细读，认为闰土影像之所以“忽地模糊了”“隔绝到这地步了”，正是因为“我”认定幼年的好友现在偷了“我”的东西，这深深表达出了被喊“老爷”之后的更进一层的悲哀。
三、两种观点与开放式语文教学
严家炎和董炳月的观点，都是在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前提下得出来的个人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二者各自有着清晰的逻辑思路和理论依据。这种阐释的差异性就为阅读者理解“藏碗碟”悬案提供了很大的争鸣空间，也为《故乡》语文教学的开放性思维提供了可能空间。
《故乡》一文的开放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摒弃成见，启发学生细读《故乡》。
《故乡》一文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对“藏碗碟”悬案切不可持有先入之见，而是应该摒弃成见，积极启发学生对文本进行细读，思考《故乡》小说的逻辑思路与情节发展脉络，寻找“藏碗碟”的蛛丝马迹，让学生自己演绎出具有独创性结论的逻辑思路与理论依据。
严家炎与董炳月对“藏碗碟”悬案的分析、阐释，都是通过对《故乡》小说进行细读寻找到线索的。这为教师引导学生细读《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训练方法和具体的解读路径。
第二，分析结论，展开课堂辩论。
在对《故乡》进行细读的基础上，学生会得出不同于传统阐释的观点，如《语文建设》2004年第12期的《闰土不会偷窃碗碟》中提到的学生一样。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启发学生抓住小说细节，按照时间和空间逻辑变换，理清论证思路，言之有据、有理。
学生得出的观点可能是差异很大的。教师在对每一种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介绍《故乡》接受史上的一些著名学者，如藤井省三、严家炎、董炳月等人对“藏碗碟”的看法，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尤其是依据事件内在发展规律，把课堂辩论引向更深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第三，扩展阅读，对比鲁迅的同类偷窃描写小说。
应该看到，研究者对“藏碗碟”的阐释都是一种推理、一种臆测；而偷藏碗碟的事件是实实在在发生了。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一偷窃行为的，他为什么要在文末叙述这一事件，为什么不对偷窃者进行认定？这一些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把单一的对“藏碗碟”事件行为主体的身份认定，转换为更为宽阔的、多层次的思想探寻。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孔乙己》《社戏》小说中都涉及了人物的偷窃行为的描写。《阿Q正传》和《孔乙己》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无法求生的情况下偷窃的，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的临时之举，他们都不是惯偷。因此，这些偷窃情节的设置都不是为了进行道德意义上的指责，而是进一步描述主人公的悲惨处境，是主人公的命运进一步走向悲剧的不可缺少的情节链条。这种扩展阅读，对于解读《故乡》“藏碗碟”悬案无疑会有帮助，对从鲁迅小说整体上理解闰土、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深意也有帮助。
可见，在开放式教学过程中，本来是《故乡》中的一个小小的文学悬案，却可以展开一系列的对《故乡》小说文本的细读，对海内外80多年《故乡》接受史的回顾与思索，对鲁迅小说及其思想的整体性理解。因此，这种开放式教学，足以构成一次跨越悠长时间与空间的精神对话。这对于培养学生细读文本、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的能力，无疑有着巨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