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与生态危机*
——对莱斯生态消费批判理论的一个考察
刘敬东 王梦云
[内容提要] 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莱斯阐述了建立在需要理论基础上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莱斯认为，人们的需要包含着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特性，高强度的市场架构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却使人们遭遇了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一方面，它鼓励人们把需要的满足全部导向商品领域；另一方面，需要的模糊特性使得满足需要的商品也成为破碎、不稳定的复杂实体，人们难以估算哪种商品才可以真正满足需要。这种悖论关系不仅使人在消费中感到痛苦，也使环境遭到巨大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高强度的市场架构又导致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关键词] 莱斯；高强度的市场架构；需要—商品悖论关系；生态危机；生态消费批判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的生态危机引发了许多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反思。(1) 这一时期，面对空气污染、水污染、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表现出对资本主义 “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方式的质疑与忧思，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 威廉·莱斯先后写作《自然的控制》(1972 )、《满足的限度》(1976 )两本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生态批判理论，并因此成为从20 世纪70 年代至今具有极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的控制》一书阐述了“控制自然”这一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莱斯对当下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及分析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用控制自然的观念说明现实问题的根源，梳理人类历史上的自然观尤其是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念，试图为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寻求合理的解答。”[1] 得益于1994 年中译本出版，国内学界已经有较多阐释莱斯“控制自然”理论的研究。《满足的限度》则阐释了莱斯建立以需要为基础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然而该书直到2016 年底才有中译本出版，相对于“控制自然”思想的研究，对莱斯生态消费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有待充分展开。本文从《满足的限度》出发，尝试对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作一初步考察。
一、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的需要问题
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2)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最新阶段出现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 “在此架构下有着物质产品的庞大阵列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后者让使用与享受前者成为可能。” 参见：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9,84. 中面对琳琅满目、光鲜亮丽的商品，人们时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不知该买什么的混乱、迷惑的境地。在《满足的限度》第一章中，莱斯从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广告学等角度，生动地呈现了以高消费为特征的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越消费，越困惑，越不满足”的诸多案例。莱斯从这些现象出发，建构了聚焦于消费环节、从需要出发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
1. 从需要出发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
与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阿格尔相比，莱斯没有诉诸生产对消费的影响来解答这一消费中的混乱状态问题。阿格尔援引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思想，认为“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2]493 概言之，阿格尔认为是“异化劳动”导致了“异化消费”。人们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异化劳动中感受到的不自由与不幸福，但是“异化劳动”所生产的不自由、缺乏审美能力的消费主体，只能在消费中收获更多的不自由、痛苦和迷惑。
而莱斯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物品；对它们的生产与消费行动并非同时发生，而是分开进行的；这一分离发生于它们在市场的旅行(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这一旅行耗时甚久)之中”[3]76 ，“由于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之间距离遥远，这就让商品本身具有了自己的生命”[3]96 。莱斯的视角聚焦于消费领域，认为恰好是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消费得以从生产环节独立出来形成较广阔的空间，从而充分暴露出人们的需要难以在消费中得到满足的状况，并且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莱斯据此开辟了以需要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当代社会进行生态消费批判的新视角。
莱斯从满足需要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的思路受到他的导师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区分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虚假需要”就是被操控的、非真实的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4] 。马尔库塞的思路是一种“需要的本体论”(寻求需要到底是什么)思路，认为人们的需要存在着一种应然的理想状态(“真实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实然的需要却处于一种虚假需要的异化状态。需要的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消费批判的理由。莱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消费中的“这种混乱状态根植于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是虚假需要的问题。依我看，那些在商品的莽林中追寻自己需要的满足的人们大多数有一套合理明智的需要；但他们确实错误地诠释了他们感觉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来源之间的关系。”[3]72 莱斯不再区分需要的真实与虚假，不再诉诸需要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伦理问题，而是专注于探讨需要和商品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的相互关系，“确定需要的哪些方面、商品的哪些特质与当今市场架构下人们的满足的特性直接有关”[3]57 。
2. 模糊的需要：物质—文化的双重特性
消费者在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中遭受着痛苦。首先，当人们的目光过多地停留在商品身上时，必须为此花费大量时间。莱斯引证经济学关于“增加了的商品消费强度”[3]21 的研究指出，“处于高消费经济中的人们的时间越来越紧张，这一点否定了人们熟悉的观念，即人们享有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与工业主义和工人的生产率同步增加”[3]21 。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商品的丰富与价格的降低，意味着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人们空闲时间与收入的增多，这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美好前景。但是人们却发现，挑选、购买商品占用了大量的业余时间，甚至沉溺其中，消费主义泛滥，影响了原本的生活。人们在消费中因为无法负担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商品而感到挫败、紧张，因为害怕得不到满足而焦虑，这种挫败感、紧张感与焦虑感直接影响了人们从商品中获得的满足感。其次，商品特性的不稳定使人们关于某种商品能否满足需要的看法也变得不稳定，人们必须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来保证拥有尽可能多的商品特性。于是人们就会形成这样的观念：越多就是越好，“个人受到鼓励，不断地改变他的满意与不满意的总体组合，即从拥有一套数量较少的商品向拥有一套数量更多的商品转变(或者向拥有几套更为精美的商品转变)”[3]30 。但过分关注商品的数量会降低人们对商品质量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需要变得浅薄与琐碎。最后，高强度的市场架构鼓励人们将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人们渴望拥有数量越来越多的商品；这种渴望常常会让不依赖于商品消费的各种渴望贬值”[3]22 。我们过分发展了通过购买商品得到满足的需要，而忽视了自己其他不需要也难以通过购买商品得到满足的需要。
基础埋深确定后，再确定零层板标高。根据上部泵房部分初选钢柱柱脚尺寸，柱脚高度大约为450mm，按照建筑专业要求，柱脚不宜露出地坪，因此，初步确定零层板标高为-0.500m。
表1 基于“二分法”的需要研究范式(3)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同一行的左右两种“需要”是确定且相互对立的。
就财政内部控制而言，需将内部控制贯穿于整个财政工作中，合理的对岗位进行设置，并确保相关工作人员能够胜任这一岗位。因此，在对岗位进行设置的过程中，需做到分工合理，让职员分管好自身的相关业务范围，并和其他人相互牵制，实现人账分离，防止一人包办的情况出现，增强制度建设将看风使舵的情况扼杀在摇篮里。针对现阶段乡镇财政管理中的人员配置不合理，部分工作强度大的部门工作人员较少，以及一人多岗的问题，需向当地人事管理局进行申报，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来让财政人员实现跨乡镇流动，并对财政进行合并，让资源能够得到共享。
莱斯据此批评了那些依据生物维度和文化、社会维度来划分需要的理论(这些理论受到表格中呈现的研究需要问题的范式的影响)，因为这些理论通常将人类的生理需要放在开头，将其他文化需要作为“衍生的需要”放在之后。莱斯通过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4) 莱斯引用了列维·施特劳斯、罗西·李、布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人类学研究，参见：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0-62. 反驳了这一理论的抽象：“以食物为例。什么能对营养的本能欲望更为根本？但人类选择与炮制(以及避而不用)那些可以作为基本营养的自然物质的活动却由文化决定的一套活动混杂在一起，后者的复杂程度简直无可想象。”[3]61 莱斯认为，哪怕是最基本的满足生理需要的饮食，其制作方式中已经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因素，这从全球各地区对相同食物的不同烹饪方式、不同的餐具及用餐时的仪式等方面可见一斑。在提出需要的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特性之后，莱斯用这种理论着重分析了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
第二种类型，即“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要成为大多数”[2]。这种类型的监督执纪特征：监督、执纪的对象从行为上说是党员情节较轻的违纪行为；监督执纪的手段或方式是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监督执纪运用的理想状态是“大多数”，即这种监督、执纪的党员对象人数是“大多数”，比第一种类型少，但要比第三种类型多。这一形态针对的对象是那些违反“六大纪律”但属情节较轻的党员，处理原则是及早发现、及时处理、即刻纠偏，以防止一些轻违纪行为发展成重违纪行为。
二、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
莱斯据此批判了影响甚大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将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越高等级的需要的满足越与购买商品无关，但是莱斯认为这种理论显然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满足需要的行为。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倾向于把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领域，“物质交换的范围没有被超越，而是越来越深入地扩展进了‘心理’范畴”[3]64 ，人们对于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等级的需要也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商品来满足，这一点是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无法解释的。
1. 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
满足包含着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特性的需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模式。莱斯以交换的范围为标准，分析了满足需要的四种主要模式：“完全以自用为目的的生产；在小型社会单元之内，主要是为了自用，但包括有效交换的生产；在较大规模的社会单元内，主要是为了自用，但包括有限交换的生产；主要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3]82 他指出，这种整齐的划分模式在历史上实际并不存在，但是这样的划分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前所处的局势：主要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产生了高强度的市场架构，这一架构下商品流通充分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及借以享受这些商品的优质的服务。这种过分强调商品流通的市场架构其实是一种鼓励，鼓励我们把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通过交换活动进入个人体验范围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加了，它们现在是体现二重性的物质载体。单单是物品领域数量扩大本身并没有影响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但物品的增加往往将需要的文化媒介轨迹从非物质范畴(神话、传说、禁忌)转变为物质范畴(实物)”[3]75 。莱斯意在指出，这种将人们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领域的方式垄断了人们需要中的“文化关联”的表达，以往人们需要中的非物质化的、心理的、文化的满足方式，如神话、传说、禁忌等被商品实物所代替。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鼓励人们通过购买商品满足需要，但人们需要的模糊属性却复刻在了商品之上，商品的属性也变得破碎，在庞大的商品阵列面前，人们的需要无法与商品的属性匹配。人们因而遭遇了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人们将完全寄希望于商品来满足需要，但商品却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2. 商品无法满足需要
图1
莱斯指出，《满足的限度》一书的主要预想之一就在于阐明，“高消费理想往往会将个人满足的所有努力导向商品领域。满足是一个充满暧昧与矛盾的模糊难辨的特殊感觉状态，是一个本质上无法测量的范畴。这些模糊之处在赌注增加时进一步增强，也就是说，当人们更加确信，解决我们满足需要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于不停顿的经济增长时，这种模糊进一步增强”[3]57 。这种“赌注”就是人们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无法解决需要的满足问题，但是却别无他法，只能确信“解决我们满足需要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于不停顿的经济增长”[3]57 ，也即只能将满足的希望寄托于越来越丰富的商品，“赌”越来越多的商品可以带来满足。但消费者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业已收获的焦虑、痛苦与迷惑的经历，却使人们不断怀疑商品可以带来满足这个“赌注”的正确性，这种怀疑、不安让人们无法坦然享受商品带来的快乐，无法坦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在这种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的模糊状态中，有一件事情却随着日渐完善的市场架构、越来越多的商品而逐渐清晰，那就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三、 需要—商品悖论关系下痛苦的消费者及生态危机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的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一方面使深陷商品海洋却得不到满足的消费者们倍感痛苦，另一方面这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莱斯强调指出，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方式与市场架构，生态危机将无法得到解决。
眼下要做的，当然先要给“老实”正名，“老实”绝不可耻，“老实人”大可不必自惭形秽；而更要紧的是，要斩断“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倒霉”的根源，想办法管住那些“不老实”的人，让老实人免于替不老实人买单而“吃亏”“倒霉”，让老实人不必“不老实”也能安身立命、自得天地。而一个能许给老实人大好前程的社会，一定能让更多人过得安心。
1. 痛苦的消费者
在明确指出自己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聚焦于需要、商品与满足的关系之后，莱斯提出了自己的需要理论，认为人们的需要是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的双重复杂特性。莱斯描述了人们在大多数研究中建立的一种根据“二分法”，即用相互对立的范畴来定义、划分需要的研究范式(表1 )。
按照这样的研究范式，人们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需要进行了划分。但莱斯认为，“在试图成就高层次普适性的过程中，这些理论发展的是固定与抽象的范畴”[3]68 ，这些需要理论的局限在于通过这些固定与抽象的范畴，致力于建立一种确定的、清晰的“需要的积极理论”[3]116 ，这样的理论“建立了‘人类需要基本模式’，并根据这一已经建立的标准来测度某一给定的社会的实践”[3]116 。与此相对，莱斯提出了人们“需要的消极理论”[3]116 ，“为了理解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的满足问题，我们只需要关于需要结构的假定。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假定，即，需要的每一个表达或陈述都同时有一个物质关联和一个象征性的或文化的关联”[3]72 。与“需要的积极理论”相反，首先，莱斯认为人类需要的独特之处恰恰是在于模糊而不是精确，人们每一个需要的满足都是一个包含着物质、文化的多维、复杂的体验过程，物质与文化的维度是相互交织、难以区分的。其次，莱斯不是根据已经建立的需要的标准来测度某一给定的社会的实践，而是考虑不同的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社会模式提供给人们满足需要的手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如何满足需要以及为何不满足的问题。
但是将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商品领域真的可以带来满足吗？莱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本身在这里变成了非常复杂的物品：人类需要本身的物质—符号关联所固有的模糊性也复制在这些商品上。它们并非简单的实物，而是物质—符号实体，即一套复杂的信息和特性的化身”[3]84 。莱斯通过考察斯密和马克思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的研究，认为在目前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商品已经不是斯密和马克思时代作为使用价值—价值统一体的确定的物质实体，而是一套复杂的信息和特性的化身。这是因为人们的需要具有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属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主要通过商品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人们用于满足需要的商品也复制了需要的这些模糊属性。因此，莱斯认为，人们购买商品，是因为对商品的特性、传递出的信息感兴趣，而不是对商品本身感兴趣。莱斯通过食物解释这一观点，“我们很少会说人们对各种食物本身感兴趣，我们会说他们追求的是诸如营养内容、是否容易烹调、每份食品的包装、外观与质地等一系列的属性”[3]91 。但是，商品的这些特性与信息是不稳定的。莱斯认为，商品表面上确定的信息特性不过只是营销策略罢了，“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关系特征不稳定的混合物，并不含有稳定的核心。今天附着于某种特定商品的特征可能不会简单地在明天转移给另一种离散的单个商品，但它可能会被拆散、重组并全面分布在一套不同的商品之中”[3]97 。这些论述显然有些抽象，我们可以借助图1 来理解：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原本丰富的、模糊的包含着物质—文化双重特性的需要逐渐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商品得到满足，为了应对庞大阵列的各种商品及其传递出的丰富的信息、特性，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需要也进行分解，因此需要在庞大的商品阵列前变得破碎化，如需要1 分解为包含着A和B的特性，需要2 则分解为包含着C和D的特性。在市场中，人们通过购买不同的商品满足需要，理想状态下，人们可以在如商品阵列1 中通过购买相关特性的商品满足需要。但在实际的市场中，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商品阵列1 中的商品的特性完全可能被打散、重组在商品阵列2 、阵列3 中，从而使需要的性质无法与商品的属性之间恰当地匹配，因此人们不得不购买更多的商品。但是不断发展的需要却始终无法通过购买这些复刻了需要的模糊属性且在广告营销下愈加破碎、易变的商品得到满足。
首先教师在网上通过发布案例并提出相关问题，学生结合预习的课程知识来思考这些问题，学生组与组之间可以在线进行讨论，并且互帮互助、协作解决问题，教师网上来监督学生解答案例问题，教师根据调查的情况将问题归纳汇总，快速设计出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学生完成程度进行评价，学生再通过评价总结本节课学习的效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本课内容进行总结，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归纳归律、总结方法。课后教师学生一起回顾，共同解决出现的问题，见图1。
2. 严重的生态危机
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不断增加的物质要求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几乎完全倾向于把人类以外的自然当成资源的仓库和废物的倾倒场所”[3]37 ，但自然对“负商品”(5) 莱斯指出:“生产和消费商品必然会产生负商品。它们是产品的剩余物或者废物，必须在环境中加以处理。” 参见：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 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从而造成了日渐严重的生态危机。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在20 世纪70 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这样描述由于高消费导致的全球空气污染：“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损害。在美国，这四种工业在资源密集和毒物排放方面全都排在前五位，并且同时在产生污染空气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悬浮颗粒以及挥发有机物等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5] 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水体与土壤污染、物种灭绝、噪声污染、核污染、雾霾、光污染等问题，宛如灾难突然降临到沉醉于高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生态危机成为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促使整个社会开始反思这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严重弊端，寻找解决的出路和方法。
但是莱斯指出，只要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就会认为满足需要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于不停顿的经济增长，也即把需要完全导向商品领域，人们就无法解决生态危机。以“负商品”的管控为例，首先，在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丰富的商品制造需要使用数量巨大、完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的各种物质(自然的或者人造的)，这种知识的不对等性使人们难以评判哪些物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即便人们指出某种商品会污染环境，停止生产这种商品依然非常困难。因为按照常识与制度安排，我们首先要证明这种物质会带来危险，“但科学家实验室中得到的证据标准可能并不适于我们用来实际考察某种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无论社会或生物圈都不应被视为我们能够在其中随心所欲地进行渴望实验而又无须顾忌可能造成危险的实验室”[3]40 。总之，人们难以在这种市场架构下按照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会给环境带来的潜在危险来安排自己的需要，使之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因此生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其次，为了维持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一旦对“负商品”的管控危及商品流通，影响到人们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治理生态危机的决心会立即减弱。莱斯尖锐地指出：“人们曾为污染水平制定了环境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以受到广泛接受；但最近的经济衰退告诉我们，这种标准是何等脆弱。当经济问题刚刚露出迹象时，人们就开始呼吁放宽实际上刚刚存在不久的最低警戒线(是否已经实施尚待讨论)。”[3]40 最后，为了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商品而不遭受“负商品”带来的消极影响，人们会分隔商品与“负商品”。“跨国公司的经济结构让商品与负商品之间的另一种分隔成为可能。为应对先进工业社会内对污染物排放的更严格限制，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把一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还没有这些规定的欠发达国家”[3]39 ，“制成品几乎完全在工业化社会中消费，但生产国的居民却为换取经济利益而遭受环境风险”[3]39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满足需要的自私做法，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转嫁发展危机的生态不正义行为。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明确指出并批判了这一生态问题上的不正义行为，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穿透力的。进入21 世纪的今天，为了批评、反抗这种生态不正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全球分工、污染排放、全球环境保护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开展着艰难的谈判、协商，甚至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四、 结 语
在《自然的控制》中，莱斯鲜明地批判了西方文明中“控制自然”的观念，指出“自然的统治及其代理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标记，这一过程不仅影响对它们的理解，而且会歪曲自然解放的意义”[6] 。在《满足的限度》中，莱斯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的消费问题，揭示了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判到现实社会的消费批判，莱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生态批判理论。阿格尔高度评价莱斯的理论贡献，认为他是“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2]475 。20 世纪70 年代之后，莱斯的学术兴趣转向环境、人口、健康等公共政策研究，把生态批判理论进一步运用到了具体的公共政策咨询与研究中。
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中提出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关注资本主义社会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下人们的需要问题，阐述了需要的物质—文化的模糊属性以及满足需要的破碎、不稳定的各种属性集合的商品，揭示了这一市场架构下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强调这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必然使人们遭受痛苦，也必将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我们必须强调，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乃至他的整体生态批判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一是莱斯对于马克思关于自然与技术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商品概念的误解；二是他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过度放大了消费的作用，认为这种过度消费引发的生态危机将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三是他提出的生态政策，比如“易于生存的社会”“需要的替代性架构”等，都带着一些乌托邦色彩。尽管有这些理论局限，但莱斯率先提出的这一聚焦于需要、商品、生态危机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不仅使他自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与重要代表人物，而且对阿格尔、高兹、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家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思考当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问题、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提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也具有理论启示和实践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 吴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M].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 ：39.
[2 ] 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 ] 莱斯. 满足的限度[M]. 李永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 ]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
[5 ] 杜宁. 多少算够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0.
[6 ] 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岭,李建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47.
* 本文系2016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与世界历史: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及张力”(项目批准号：16 KDA00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敬东，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梦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贵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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