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村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完善与创新——基于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惠明寺等畲族村落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宁畲族自治县论文,畲族论文,浙江论文,村落论文,农业产业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FD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1-0075-07
农业产业化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共同潮流。它是指由众多分散农户小规模农产品经营向规模化、市场化经营转变的动态化过程。该目标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实现。因而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构成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工具体系和具体表现形式，它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和水准。基于目前各地畲村仍大都处于商品化程度较低的传统农业阶段，畲族经济明显滞后于区域汉族经济的客观现实，对畲村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完善与创新，无疑是加快畲村经济转型、缩小畲汉发展差距的关键。本文通过景宁畲族自治县敕木山区惠明寺等畲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与相关文献资料的相互观照，对该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一、田野社区背景及其农业产业化概况
笔者选择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敕木山一带以惠明寺村为核心的畲族村落群为田野点。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地处浙西南丘陵山区，境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达779座，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县城东南郊外的敕木山海拔1519米，明清时期由闽入迁而来的畲民依山而居，经过300多年的繁衍生息，众多的畲族村落散处于敕木山的山脚或半山腰。惠明寺村是一个雷姓单姓畲族行政村，坐落于景宁县城东南十里处的敕木山之亚峰南泉山上，海拔630米，该村因内有千年古刹——“惠明寺”而得名，又因地形制约，村民很难“比屋而居”，全村300余人散居在不同山坳的五个自然村落中。
景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而湿润，颇为适宜茶叶生长。而惠明寺村坐西朝东的地形和常年晨雾缭绕的天气，很符合陆羽在《茶经》中所述“阳崖荫林”之理想茶叶生态，故该村生长的“惠明茶”品质尤佳，早在1915年，曾与西湖龙井、贵州茅台、金华火腿等传统名产，同获“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①金奖[1]。然而，因景宁地处僻壤，加之1949年前衰败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金奖惠明茶的历史旋即尘封于县志，湮没于民间。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雷石才等村落精英为复兴惠明茶，与各级政府力量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曲折互动，惠明寺村终于在70年代初兴办了社队企业——惠明寺茶场，并陆续开辟出近200亩集体茶园，80年代初惠明茶随着各种参展和评比活动而重展新姿。而惠明茶的大规模产业化则是在90年代末，即景宁县政府将发展目标锁定在“茶山竹海”的战略大转型之后。自1999年始，在国家民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扶持的“公司+农户”模式引导下，惠明茶在惠明寺村农户中重点试种、逐年增加。因惠明茶经济效益的日渐显现，惠明茶的栽种及其加工在惠明寺村周边畲族村落形成刺激扩散效应，进而蔓延到临近的部分汉族村落，现该县已发展成近50000亩生态茶园（其中惠明寺村达2000亩），大中小型茶叶企业数十家，“金奖惠明”也已发育成景宁统一的茶叶品牌，惠明茶产业则成为景宁绿色农业支柱型产业[2]。
田野调查显示，惠明茶产业化组织模式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公司+农户”模式发育程度滞后，产业链条脆弱。由于景宁畲区相对滞后的经济环境，所谓的公司或龙头企业并非资金与技术雄厚且经验丰富的民营企业，而是由政府扶持，从乡土企业中“孵化”而出，故“公司+农户”模式欠成熟。政府对企业的激励远大于约束，尤其是一些大公司逐渐兴建的茶园基地，并非连接企业与农户间的又一市场主体，而是与农户关联不大，企业长期低价承包，“买断”式自我经营的原料基地。因而惠明寺等村畲民不仅普遍担心公司压价，抱怨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更担心大公司的茶园基地达到相当规模后，不再收购农户的茶青②而陷入卖茶难的困境。
其次，产业化组织模式单一，内部制度创新艰难。因起步较晚和区位因素制约，景宁目前尚未培育出自己的专业茶叶批发市场。惠明寺等畲村则因长期文化教育程度滞后和“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等历史传统的积重难返，导致基层政权力量薄弱，畲民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较小，难以孕育出新型的产业化组织模式。除个别市场闯荡型农户能主动寻求发展外，其余只能依赖“公司+农户”这一单一且欠成熟的组织模式，对惠明茶的未来，村民普遍怀着憧憬与忧患并存的矛盾心情。
再者，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发育程度又制约了产业化的广度和深度。目前惠明茶仅产一季春茶，开发夏秋茶因观念和操作问题而始终难以由理想变为现实。而临近的泰顺、松阳等县汉族茶农则早已成为四季务茶的专业茶农，茶叶亩利润也远较惠明茶可观。至于附近的张村、余山、漈头等村部分汉族茶农亦较之惠明寺等村畲族茶农市场意识强烈，他们往往收购茶青进行深加工，获得相对较多的附加值。此外，惠明寺及周边众多畲族村落，优势资源并不仅仅局限于惠明茶，诸如毛竹、木材、药材、食用菌等开发的潜力还很大，目前仅限于粗加工或零星分散经营。
显然，组织模式的欠完善不仅制约惠明茶这一传统名产的产业化进程，也制约着景宁畲村其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从而最终制约着畲村经济的发展潜力。现今70余万畲族中仍有近77%为乡村人口，主要插花式分布于闽、浙、粤、赣、皖、湘、鄂、黔等八省山区，而这54万余畲族乡村人口又大都分布在相互毗连的闽东和浙南山区[3]。大致相似的南方丘陵山区地理环境和相同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使各地畲村在资源禀赋上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诸如交通偏僻、山林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特色农业产业化不明显、社会文化经济滞后于区域汉族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畲村经济转型的契机和方向有赖于发挥畲区山林资源优势，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产业化之路，而这一切又有赖于畲村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完善和创新。
二、畲村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完善与创新的路径
（一）发挥畲区政府职能优势，完善“公司+农户”组织模式
我国农业产业化近20年来广泛采用的组织形式为“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的二元组合模式及其衍生的“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专业市场+农户”、“龙头企业+大户+农户”等三元组合模式。“公司+农户”组织形式也称之为“订单农业”，其内涵实际上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为龙头，以分散农户为主体，以契约为纽带，实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4](151)。该模式无疑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接、为农产品的市场化提供了有效路径，对于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和增加其潜在收益，启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契约双方缺乏刚性约束机制，加之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以及农业市场的高风险性等，难免会导致企业方的压价或农户方的违约行为等。尽管三元模式在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基地”、“合作社”、“大户”、“专业市场”等市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元模式的缺陷，降低了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购销关系相对稳定等，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与农户间“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产业链条脆弱，最终影响农业产业化进程。
基于惠明茶产业化个案和畲村普遍山林资源丰富，但经济环境滞后等客观现实，畲村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尤为需要完善乃至突破，其焦点和难点是畲区政府能否有效发挥自己的职能优势，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在具体的政府职能配置上，县级政府处于指导、监管和扶持地位，而乡（镇）政府因与畲农具有天然“粘合力”和地域文化感召力，应处于职能核心运作地位，充当连接企业与农户间的重要纽带。至于畲村基层组织则起配合、协同功能。畲区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协调、理顺企业与农户间的责、权、利关系，将其连接为一个长久性的农业产业联合体。相关部门应具有以下共识：其一，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结合才能发挥效力，否则就无法接近“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目标；其二，与商业意识淡薄、市场经验匮乏的畲农相比较而言，企业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而畲农则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三，为保障畲农的长远利益，尽可能采取农户土地入股的形式，防止企业长期低价承包“买断”式经营的农企合作方式。
在操作层面上，畲区政府尤应发挥职能优势。首先，利用民族优惠政策和东南发达区域经济辐射优势，创设良好的农业产业化环境。整合山林优势资源，优化畲村产业结构，强化区域品牌意识；完善农业投资环境，扶持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强化农业风险防御机制；培育农产品市场体系，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等等。其次，完善企业与农户间利益双方的约束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对畲族农产提供利益补偿，并让其分享到一定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利润。政府补偿可通过对因自然灾害歉收的农户补贴、对个体经营者长期低息贷款、扶持保险公司、建立农业风险基地等形式来运作。而企业内部补偿则可以通过为农户提供项目、技术、良种以及收购价保护、价外补贴等形式来运作。例如，广东温氏集团一直对农户进行收购价保护，当遇市场波动时，公司亏损由基地综合经营收入予以弥补。而武汉市创业农庄则通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经营房地产收入来补偿农户[4](195)。再次，积极探索“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完善和转型。尝试培养多类型的中介组织，使“公司+农户”组合模式多样化，由单一化的“公司（企业）+农户”二元型模式，向多元化的“龙头企业+基地（或合作社、大户、银行、科研院所等）+农户”等三元型模式转变。还可借鉴武汉创业农庄在武汉市江夏区邬树村率先推行、效果较好的“企—政—农”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以政府、企业、农户三方相互协作的“土地合股、村企合一”为特征。在乡（镇）政府，下设“农业资产管理委员会”，组建企业和农户利益共生的乡（镇）农业产业集团公司，负责组织协调、经营管理村级分工、资源配置和文化建设等工作；企业负责选择项目、招揽人才、筹措资金、技术辅导、农户培训和市场运作等；而农户则负责土地管理、开发资源、运用技术、培种育苗、实施生产和储运产品等[4](151-200)。这种以发挥地方政府职能优势为前提和保障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对于组织经营能力滞后的畲村而言，非常值得借鉴。
总之，畲村“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完善和创新任重而道远。这一方面有赖于畲区政府的制度创新和高效廉能，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畲区企业与畲农整体素质的提升。
（二）健全畲村基层传统正式组织，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
目前我国农村乡（镇）所辖的行政村内的基层传统正式组织主要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村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经济联合社），以及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等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多种组织、一套班子”，多种职能相互重合。其中，常规日常运作的主要组织是由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两委”成员构成的村基层班子。村支部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类基层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村落发展、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肩负着时代和政治使命。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自治性组织，承担村内多项职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见，各行政村“两委”基层组织状况对农村产业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权组织和集体经济力量较为薄弱，内部制度创新能力不足，进而制约了畲村产业化的进程。
1.基层传统正式组织薄弱。以景宁惠明寺村为例，据笔者调查，惠明寺村基层传统正式组织体系不够完备，较能体现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和村民自治能力的“村经济联合社”和“村民议事会”或“村民理财小组”从形式到内容均残缺不全。“两委”班子虽形式健全，但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且长期凝固不变。该村主要基层领导人书记YS和村长CQ为两个任职长达近40年的“元老”，是从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依赖惯性而延续至21世纪，几乎成为“终身制”的民间权威和自然领袖。期间，自惠明寺村民委员会建立后，这俩人又包揽政权10年整（1984～1993年）。其中YS因年龄较大于1993年退职，而CQ则延续至2000年退职（见表1）。尽管老基层干部在艰苦耐劳方面堪称惠明寺村人的表率，在村落经济变迁中充当了国家政权与村落社区良性互动的重要桥梁，但二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致使基层组织缺乏活力。此外，从1984年至2000年的17年间，该村长期未设“会计”一职，被乡政府批评为村长唱“独角戏”。
自1994年后，惠明寺村“两委”陆续补充了一些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干部，基层组织从形式上日益健全，但总体上仍不容乐观，文化程度仍整体偏低，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是四比三。而且该班子成员流动程度较低。在四届12年“两委”成员中，大都每人连续任职两届6年，个别任职一届的也是那些能力相对较强、有更好的人生规划而主动放弃的。尤其因为干部资源的严重匮乏，第四届班子已出现在原有委员中内部循环的现象（见表2）日趋严重，第五届班子基本是老面孔。究其主因，一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合适的人选有限；二是村落经济滞后，务工补贴低，制约了村民参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滞后。惠明寺村基层组织的薄弱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滞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该村早在1972年就创办了社队企业——惠明寺茶场，但茶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为村民承包经营，90年代初因经营不善又转包给奇尔茶业公司，村委会每年仅获取1万元的茶场承包费。现今该村集体年收入还包括700多亩生态林护林费3500元；村委办公楼和小学旧舍年出租金1200元；两个茶叶加工厂和一个矿泉水厂的管理费2 800元，全年共收入17 500元。除去年终用于70年代开辟集体茶园的劳力分红后，所余大约3千元。这3千元主要用于村委会办公开支和集体储备资金等。如此微薄的集体收入，严重地制约了惠明寺村集体经济的组织经营。
此外，多年来基层班子务工补贴低。村“两委”6人，连同妇女主任和经济管理员共8人，每年政府补贴1 700元，年人均报酬200余元，而村集体又无力提供适当的额外补助，同样需要养家糊口的村干部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只能勉为其难，至于“无名无分”的各村民小组长多年采取“轮流担任”则更显无奈。基层组织和集体经济力量的薄弱直接导致惠明寺村制度创新的艰难，致使该村“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名不副实。在惠明茶产业化进程中，村“两委”因缺乏制度创新的力量与成本，既无力配合镇政府，对农户经济运行发挥较高质量的服务、指导、协调和组织等功能，也难以为农户提供更多的集体资源和抗风险机制，更难以充当组织、引导农户建立新型经济联合组织的整合力量。在惠明茶商标注册、原产地保护和开发夏秋茶等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这无疑制约了惠明茶产业化水准的提升和村落经济的内源性发展。
像惠明寺村这样基层组织和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的情况，在景宁敕木山区其余十来个畲村基本相似。与此相反，个别畲村也出现了基层政权引领村落经济发展较好的个案。例如，浙江文成县周壤乡外南村曾是一个偏僻、贫穷的畲族村，人口835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3分，2001年，在村支书带领下，发动群众种植太子参、浙贝母等中药材；2002年，成立了村药材种植合作社，组建了“支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华兴中药材有限公司，实现了畲民的增收致富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5]。
以上田野案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健全畲区基层传统正式组织和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是完善畲村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关键，这对我国山区其他各民族村落经济转型同样适应。从本质上而言，完善基层政权和强化集体经营力量，是对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统分”关系的辨证处理，可望通过更高层次上的集体化道路，逐步引导分散农户进入产业化进程。这种新型的集体化模式，既不是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再版，更不是传统集体经济的复归，而是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对类似“一袋马铃薯”[6]式的传统家庭小农经济的超越。这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济，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7](355)事实上，从景宁惠明茶的复兴史来看，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开茶园、建茶场，还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惠明茶重展新姿等，均处于集体化经营时期。无疑，畲村集体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整合作用不可低估。
（三）培育畲村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强化内源性制度创新力量
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的需要，各种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迅速生长，农民也对此表现出愈来愈强的需求意向。所谓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型：一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资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分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连接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三是经营型和服务型专业（行业）协会；四是各种经济联合体，如种植养殖型、加工型、经销型等。但这些新型组织发育程度又呈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和区域内部的非均衡性，其中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发达省份汉族地区发展程度较高。这与区域经济水平有较强的关联，也与政府推动、社会力量介入、民间互助传统等因素相关[8](7～176)。
然而，闽、浙等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快速生长的省份，其内部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山区畲村发展明显滞后。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农，因深受历史文化传统和区位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加之被“番薯丝吃到老”的历史记忆催化出的现实满足感所影响，故经济合作的内驱力严重不足，畲村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总体发育艰难。例如，景宁惠明寺、敕木山等畲村一些市场闯荡型农户在惠明茶产业化中基本各自为战，鲜有联合意向。很多出售茶青的畲农，其内在合作意愿亦微乎其微。普遍认为农户之间的合作“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个别观念开放者虽萌发过建立“村惠明茶协会”的愿望，却因人心较散而始终停留在设想之中。
事实上，畲农组织化程度愈高，畲村农业产业化程度愈高。畲村农民组织体系状况，尤其是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的生长状态，直接关系到畲村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分散的畲族小农经济无法单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现代市场，故客观上呼唤从畲村内部进行组织创新，建立畲农自我服务的、相对独立的、紧密合作的组织体系。而孕育于畲村内部的各种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可以激发畲农的主体意识和经济活力，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改变“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无望与无助状态。例如，中国台湾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成功经验，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注重发展各类基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以乡镇农会和乡镇公所为核心组建的“农事研究班”、“农场共同经营班”、“蔬菜共同运销班”等名目繁多。尤其是始于1915年的台湾青果运销合作社，至1990年代已容纳果农10万人，实现了全岛水果的高度产业化[9](191～243)。
成熟发达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既可以单独承担畲村农产品的产业化功能，也可以成为连接企业和农户的强大的市场主体，从而构成挖掘畲区山林资源潜力、深化畲村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前述景宁畲区除了惠明茶产业化水准有待提升以外，还有多种传统优势资源，如香菇、竹笋、厚朴、茯苓以及竹木加工业等产业化程度偏低。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调查，素有“绿色银库”之称的闽东福安各畲村，直至1999年，山林经济资源收入占传统农业收入的比重尚不足10%[10](287)。经过近10年的发展亦无多少改观。要开发畲区山林资源，解决畲村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的矛盾，加快产业化进程，关键在于能否激发畲农的群体合作意识，促进各类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育生长。诚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和德伯格所述：“当农业的性质由维持生计转移到商品生产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因为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成功，依赖于外界社会，依赖于外界的作用力，他们必须组织起来，控制外部社会。”[11](219)
三、结语
畲族作为我国东南山区一个历史悠久、散杂居程度较深的山地农耕民族，因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理交通区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畲族乡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当地汉族。畲村经济的滞后性不仅与东南发达区域经济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东南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畲汉间发展差距因结构性差异而产生的马太效应亦日趋明显。依托畲区现有资源禀赋，发挥畲区山林资源优势，调整优化畲村农业结构，走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道路，无疑是扬长避短地加快畲村经济转型、缩短畲汉发展差距的方向和目标。这最终有赖于畲村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完善与创新，既加大社会制度性支持力度，也要强化畲村内部组织体系建设。具体而言，一是发挥畲区各级政府的职能优势，完善“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二是加强传统基层组织建设，有效发挥畲村“两委”职能，强化集体经营能力和组织功能；三是通过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等因素，着力培育畲村各种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强化畲农的市场合作能力。三种路径殊途同归，可望有效推动畲村农业产业化进程。
收稿日期：2010-12-08
注释：
①即“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该博览会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
②“茶青”与“茶干”是景宁畲区一对相互关联的乡土概念，前者是指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后者是指加工好的干茶叶。
标签：畲族论文; 景宁论文; 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三农论文; 农民论文; 传统村落论文; 农村论文; 种植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