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灵学破鬼相：新文化倡导中的一场硬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硬仗论文,新文化论文,批灵学破鬼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7－0134－06
一、批灵学的缘起
1919年末至1920年初北京大学新潮社陆续推出的“新潮丛书”，是新文化倡导运动带有总结性质的大事。从有限的资料可见，该丛书的选定、编辑和出版，是新潮社一手操作的。①丛书广告最早见于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3号，所列书五种，其中“现已出版”的“第二种《迷信与心理》”，尤其值得关注。该书作者陈大齐最早见于《新青年》上的文章，是4卷5号的《辟“灵学”》，后有《心灵现象论》，是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蔡元培担任会长的“学术讲演会”上的讲演录，继之又有《现代心理学》的演讲。②北大学生徐彦之在《新潮》2卷2号“书报评论”栏撰写《心灵现象论》一文，介绍说：“《心灵现象论》这本书就是专为破除迷信鬼神之说，提倡科学精神的书。真可以说是为社会痛下贬
，大家不要觉得是本小册子，而忽略了它。”该文还对作者有如下建议：“《辟“灵学”》一篇在《新青年》杂志里，没单行本子。《心灵现象论》和《现代心理学》都是学务局印行，听说他们印的不多，销的区域也很小。大家要买，可能有买不到的痛苦。所以我很希望陈先生把这三篇合拢来订在一起，正式的印成一本书，来供大家的需要。”这一想法的落实，为新潮社所为，这就有了被收入“新潮丛书”第二种的《迷信与心理》。“新潮丛书”郑重推出，见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4号，该期扉页《本社特别启事(一)》说：“‘丛书’之筹备，远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种《科学方法论》及第二种《迷信与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月。其广告除本志外，并登在京沪各报，为国人所共知。”该期“新潮丛书”广告为每一本书都撰写了广告词，《迷信与心理》一书的如下：
大哲学家笛卡儿主张人类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非先把思想上的尘垢打扫清楚不可。中国思想上积得最厚的尘垢，莫过于迷信了。大家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吗？要把中国种种迷信，得着心理学上的解答吗？这本书正等诸君！
认识《迷信与心理》，首先需要走出一个历史误点：后来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是《新青年》的批孔和倡导文学革命，为人熟知的还有“双簧戏”、“贞操问题”讨论、“林琴南事件”等。其实，1918年批灵学破鬼相，同样是《新青年》经历的一场硬仗，况且论战中的灵学问题本身，也难说可以盖棺论定。
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后，上海俞复主持的灵学会成立，1918年1月《灵学丛志》出刊；如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三》(《新青年》5卷4号)直指俞复的“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列举“大埠以至僻地”泛滥的种种“鬼神为道德根本”之说，说这“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③此言并不为过，即使在新文化倡导中心的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也被蔡元培请来讲丹田养生须静坐之说，为此而有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成立的“静坐会”和他担任名誉会长的“技击会”。如此状况，一时成为年轻时经历过义和团及“教案”，对“拳匪”思想之患感受颇深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S会馆”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这就有了《新青年》4卷4号钱的那封《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著名的“通信”，提出：“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1]这很快成为《新青年》同仁的共识，4卷5号几乎成为批灵学的专号，重头文章就可以举出如下几篇。
其一就是该期首篇，陈大齐上万字的《辟“灵学”》，文章针对灵学会及《灵学丛志》，指出此可谓“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的“荒谬”：
据该志所载，所设之乩坛曰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为之辅，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种说话已属滑稽之极，而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
其二是该期陈独秀700多字的《有鬼论质疑》，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从“科学”唯物论出发否定“物灵二元说”，向“有鬼论者”问难八条。[2]其三，是该期《随感录》两篇，为钱玄同、刘半农的同题文章《斥灵学丛志》，钱的文章把灵学与丹田之说统归于“‘拳匪’余孽”，斥之为“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的道教，用陈独秀批孔之言“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作结。[3]其四，在该期《通信》栏中，陈独秀的《答汤尔和》，把丹田养生之说视为“国民根本之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有赖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矫之。[4]
一时间，“鬼道之说”成为《新青年》连续几期的主攻目标。前此批孔之大纛陈独秀，在5卷1号撰文说：“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5]继之，鲁迅发表《我之节烈观》(《新青年》5卷2号)，说：“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6]周作人以“鲁迅”之名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七》(《新青年》5卷5号)，对“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的批评，[7]就包括北大技击会，批驳浸透着“拳匪”留下的“阴冷记忆”：这引来“粤人陈铁生”以蔡元培“拳术必不可废”之言对鲁迅厉声问罪，[8]鲁迅回答说：这“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的技击术，非个人嗜好，乃“多带着‘鬼道’精神”的社会现象，蔡先生“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9]
二、论战的展开
1918年《新青年》的批灵学破鬼相，参与人数之多，文章气势之猛，是一场不弱于批孔的硬仗。挂帅人物当然是陈独秀。这不是靠几句厉声质问或发发感慨所能奏效的，需要立足于学理。与他一起创办《新青年》的皖籍同人易白沙，首先写出《诸子无鬼论》(《新青年》5卷1号)，一一考证先秦诸子之言，以“中国宗教不能成立，诸子无鬼论之功也”批驳，显得有些不得要领。原因在于，论战对手，灵学会及《灵学丛志》创办者，非传统知识分子，皆有西学修养，如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的易乙玄，著有《心灵学》一书，他的《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新青年》5卷2号)，以“灵力”之说逐一辩驳陈独秀文的八条质问，提出：“灵力弱者与鬼交通难，故人与鬼交通之难否，一视其灵力之强度如何以为定。夫灵力之有强弱，一如感觉之依人而异也。(如两眼之视力，两耳之听力，皆不等。色盲有全色与一部色盲等类。)”这就是说，我能够感觉得到的，你毫无感觉，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让你无言以对。更为要害的是，易文不正面去谈鬼之有无，而挑战科学的限度，提出“此超自然之理，则终非科学所能解释，亦如科学之不能诠哲学也”，而把灵学与西方走出“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现代主义哲学相联系，视为“超自然的灵异现象”，这对于信奉赛先生而对此的批驳言说又多显空泛、乏力的陈独秀，不能不是一个难以在学理上辩说的论题。所以，陈独秀虽然敢于在5卷2号上刊出易乙玄答辩之文，而在此文后补写上千字的“识语”，主要是对自己被易文驳斥的《有鬼论质疑》不尽周延之处的解释为主，底气显得不足，特意告知，批驳还有见于本期《新青年》的刘叔雅文。④
其实，刘叔雅的《难易乙玄君》(《新青年》5卷2号)，与易文之反驳陈独秀《有鬼论质疑》一样，也是逐段找缝隙辩难，这样的唇枪舌剑，是难以在学理上澄清是非的。何况，易文尚主张“关于学理的辩难，只可从学理上着眼竞争，不可以感情用事，一方可以不伤人谊，一方可以阐明真理”；[10]这对刘叔雅既是叫板，又不无刺激，而使他认定“今日中国的思想界，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发愤翻译德国一元论的生物进化学说的捍卫与传播者海克尔的两部著作以还击，译出的一部分以《灵异论》为题发表在《新青年》6卷2号上。⑤但以19世纪科学主义著作批灵学，仍然有些“针缝不接”。这就可以看出，陈大齐从心理学出发写的《辟“灵学”》，更能触及腠理。
陈大齐字百年，1903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专攻心理学，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建设的先驱者，1917年在北大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次年在蔡元培发起的“学术演讲会”上有针对《灵学丛志》的演讲“心灵现象论”，演讲录迅即出版。《辟“灵学”》直接针对灵学会的扶乩，亦是作为一种心灵现象展开层层深入剖析，滔滔万言，实为《新青年》上不多的论理充分之文。文章先举出西人实验颇多例证，说明“乩何以能动，扶者动之也……不过是扶者之无意识的筋肉动作耳”；然“常态时之有下意识作用，例证甚多。……至于变态之时，则下意识作用显然(有更显著)表现，且别树一帜，与意识作用分道而驰”，其例证即“歇斯推里亚病者……手虽动作作字，而在意识之我则毫不自觉”。但“信奉‘灵学’者必又有辩，以为扶乩所得之文，实非扶者所能作，例如《灵学丛志》所载答吴稚晖先生音韵文三篇，文虽肤浅，然扶者毫无小学知识，即欲伪造，亦断无伪造之实力。扶者意识之我尚不能做，乃谓扶者下意识之我为之，试问扶者下意识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在陈大齐看来，“此种见解实为创造‘灵学’之大护符，而为常人不敢绝对排斥‘灵学’之一大原因也”，但“《灵学丛志》中所载音韵文三篇，其扶者有小学知识与否，非吾所敢断言。……然安保扶者不尝寓目于音韵之文，意识之我虽忘之，而下意识之我犹忆之耶？”实际上，“扶乩所得之文，确是扶者所作。有意作伪者，出自扶者意识之我，无意作伪者，出自扶者下意识之我。”但“既是扶者下意识之我所作，而乩书明明作某鬼到者，又何故者？吾谓此乃扶者下意识之我”，而此“扶者下意识之我”，“正所以表现中国人之劣根性，而吾人谓扶乩为无意作伪者，亦正指此”。至于俞复文章(《灵学丛志》)以科学“事事征诸实象，定其公律，可成为有系统之学”自辩，陈大齐回答：“今之科学，以经验为基础，以事实为根据，通诸事实，求其公理，以成系统之学问，此诚不易之定论也。”“精神病者之见神见鬼，是精神病者之经验，亦精神病者所引为真事实，而旁人观之，莫不笑其诞妄”，所以，所谓“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此种论调尤可见“二十世纪之中国人，其顽钝之状，犹与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如此抽丝剥茧、理据十足地批驳，触及了扶乩之伪的要害。故，《新潮》1卷2号“书报介绍”栏介绍《〈新青年〉杂志》一文，例举“质料而论”的“《新青年》里的好文章”，就把《辟“灵学”》与其时已名满天下的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相提并论，可见《辟“灵学”》影响之大。此文显然得到了陈独秀的首肯，然陈自知于此难有作为，这有见于《新青年》上继之而起的“鬼相念写”之争。
《新青年》读者“莫等”⑥与易乙玄一样，也非关乎此类自然科学知识的门外汉，他抓住《难易乙玄君》和《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识语》暴露出自然科学知识匮乏的弱点，致信陈独秀，说：“鄙人对此问题，研究有日，从根本上可以断定无鬼。而于摄鬼相念写等事实，则积极是认之(此等事实，散见于东西书籍，确凿可信者甚多，不胜枚举。‘后有辩论，当随时援引。’最近如俞复、杨廷栋等，均云摄得鬼影，语亦可信。俞复更云能于无光处摄影及摄得山水等影，愈可证后理之确凿也。)”，说国外已有“摄鬼相念写”的例证，他依据自然科学详加解析，声称“鄙人旧曾搜集此种事例不下百数十条，颇欲以归纳法发见其一定之法则。近已稍稍就绪，唯尚无余暇以足成之。兹先以一部分发表于贵志，颇欲引起海内学者之研究，或加以是正，则真理出而邪说息，世人亦可以免于眩惑。”⑦言之凿凿，气之焰焰，《新青年》5卷6号《通信》栏特设子题“鬼相之研究”(列入封面“要目”，以示重视)，刊出“莫等”来信，陈独秀答语不多，请出王星拱(抚五)、陈大齐答复。⑧
王星拱(抚五)的答文，对“莫等”能“以科学解释吾人未能解释之问题”而使“讨论归于正轨”，表示赞赏，他运用自己所擅长的化学、物理知识，对信中“不能清晰确切”或概念不当“致有误会”之处，逐条解释，诸如“来书所谓极微细分子，究作何解？”“来书所谓放射，是否为Radioactivity？”等等，虽有助于澄清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上的错误，但“鬼相念写”之说，显然并非仅仅为纯粹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歧见。陈大齐的《辟“灵学”》是把扶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借助自然科学知识证其之伪的，而为“莫等”《致陈独秀》提及。⑨对比之下，陈大齐(百年)的答书更为有力，他说：“鬼照念写等是事实上没有证明的现象，我们岂能用那事实上没有证明的假定做一个前提，依照演绎推理法去证明它们的确实吗？所以记者的意思，第一要紧的还是事实上证明”。文中例举的日本福来友吉博士的实验，正是“莫等”《致陈独秀》以证“鬼相念写”存在提出的依据，⑩而福来友吉恰是陈大齐留学日本时的受业师，陈的回答是：“念写这种现象近来在日本最流行……日本研究念写最有名的人便是福来博士，日本人一提起了念写，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联想到福来博士的”，但他信仰的“念写”，是“胸中先有了成见，所以实验的时候，并不想种种预防的方法，去防术者的作弊。所以他实验的成绩丝毫不能证明念写的真实，他虽大吹大擂的主张，并没有信奉的价值”；“足下倘想脱离福来先生偏见的束缚，我可以推荐几种和福来先生反对的著作，请足下看看……一定可以明白长尾夫人和三田光一的念写都是骗人的。念写既是假的，足下当做念写结果的那种鬼照，在理论上，也便失却根据了。”
《新青年》6卷4号再设《通信·鬼相与他心通》，仍是“莫等”与王、陈的通信，“莫等”承认：“蒙诸先生以科学的眼光，解释得很明白，很真切，把我粗疏的思想，简直像下了针砭。私衷感激，真是不可言喻。”具体分析了自己相信“鬼相念写”认识论上的根源，同时，又提出自己仍有的一些为科学未能解释的疑问，如他一年前在澳门遇到的一位“跛脚跣足”的相士为人看相“能看破人心中的事，如自己年岁、父母妻儿生死年岁”等，“被看者都云十成灵到七八”，自己一试，也有六成被说中。王星拱(抚五)的回答避开了此一说，陈大齐(百年)则认为“那个跛脚跣足相士，恐怕也不过善于察言观色罢了，未必真有他心通”，所说“没有诸事统计”，可见“实验也并不很精确”，“不精确的实验，便当不了确实的根据，因为我们的观察是很容易错误的”，希望“莫等”多一些“怀疑的态度”。明显可见，这次通信少了彼此间的辩难，多了面向社会的科学观念、态度的启蒙。
三、新思想的价值
与批孔一样，批灵学破鬼相由社会现实问题触发，有明确针对性，与新文化倡导相一致，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是，批孔衍生的科学之是否可以取代宗教，在当时尚是一个有争议而未能解决的问题，[11]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批灵学破鬼相过程中，如把中国固有思想文化都归之于鬼神观念，以科学来取代，这在《新潮》青年学生的文章中更为突出。俞平伯立足于科学，就认为：“中国现在种种妖妄的事，哪件不靠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又靠着干支；干支靠着阴历”，“所以，我以为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是刻不容缓的事，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神怪思想的最简捷最痛快的办法”。[12]又如，新潮社把陈大齐的《辟“灵学”》《心灵现象论》等文章结集，取名为“迷信与心理”，为该书所作广告(见前文)认为“中国思想上积得最厚的尘垢”即为“迷信”，《迷信与心理》就是对“种种迷信”给予“心理学上的解答”；徐彦之的《心灵现象论》(《新潮》2卷2号)对此说得更为清楚：“迷信与科学是不能两立的。试问现在我们中国所要的是迷信，还是科学？我想，大家一定同声答应说是科学。然而，环顾中国迷信的空气还是很重，鬼神之说还是极盛，这样下去，迷信越盛，科学的精神越不发达，前途实在危险得很！《心灵现象论》这本书就是专为破除迷信鬼神之说，提倡科学精神的书。”这里所说的“迷信”，显然还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新青年》批灵学破鬼相的意义，也无法从这种科学与迷信的对立中得到真正解释，何况灵学也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争鸣的问题，几年后的“科玄论战”可以说是对此的延续。我注意到，在有关灵学与鬼相的论争中，陈大齐的文章就没有用过“迷信”一词，他是把灵学、扶乩以及鬼相念写作为心灵现象来认识的，批驳也较少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明显可见现代心理学在思想启蒙上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批灵学破鬼相之于新文化倡导的意义，或者说，陈大齐跻身《新青年》新文化倡导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使心理学之真正进入中国，他对此有多方面的运用，其思想与学术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比如，钱玄同早在1917年5月就把“中文改用横行”作为新文化主张提出。这不仅招致社会上守旧派的攻击，《新青年》同仁间也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发生争论，这使钱玄同不得不坦诚邀请陈大齐，(11)陈应邀在《新青年》6卷6号上撰文，运用生理学、心理学(或曰生理心理学)知识说明“看‘横行’比较看‘直行’便利”，说得相当透彻，也十分生动，不妨摘引：
身体上无论哪一部分的运动，都靠着筋肉的伸缩；眼球也是如此。眼球所靠的有六条筋肉：——内直筋，外直筋，上直筋，下直筋，上斜筋，下斜筋。眼球往左或往右的时候，只要有一条筋肉作用，便能发生运动的现象。……单有一条筋肉作用，用力较小。用力小，自然是较为安逸，较为容易。要两条筋肉共同作用，用力便大。用力大了，自然是较为劳苦，较为困难。这个道理，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我们画一个很精确的正方形在纸上，我们试拿来一看，总觉得左右的两条边较长，上下的两条边较短。明明是一个正方形，我们看过去，却变成了一个长方形，不是正方形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正因为上下看较为劳苦，较为困难，左右看较为安逸，较为容易，两方一比较，便生出一长一短来了。……现在把这左右看容易、上下看困难的道理，应用到读书上面去，便可知道横读容易，直读困难。[13]
联系该文在《新青年》版式改变上所起到的作用，[14]进一步可见，心理学之为新文化倡导所重视，势所必然。心理学又是为陈大齐力主建设的一门新兴学科，他在北大开设心理学课程，讲义整理成的《心理学大纲》一书，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二，1918年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现代心理学》则注重介绍西方心理学的现代发展，诸如精神分析学、意识与无意识理论，如前所述，在《辟“灵学”》、《心灵现象论》、《答莫等》中得到具体运用。
这对新潮社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徐彦之的《心灵现象论》就注意到，《心灵现象论》与《辟“灵学”》“都是根基于细密的心理学说”，认为“真要彻底的去研究这个问题，不可不读一两本心理学”，他介绍了陈所著《心理学大纲》和《现代心理学》。有一个现象，颇耐人寻味，傅斯年受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启发写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换》(《新潮》1卷5号)，他对标题与行文所以不用“思想”而用“心理”，作了这样的解释：“思想原有广、狭两层意思。狭义的就是心理学上所谓‘思想’，广义的就是‘心理’的总称。”[15]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内容谈的就是思想或观念，却称之为“心理观”。新潮社对现代心理学介绍与运用最多、也最值得肯定的，是以小说创作在《新潮》上引人注目的汪敬熙，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什么是思想？》(《新潮》1卷4号)，就是依据自己“所读的心理学书里关于思想的议论”立论的，即使他撰文阐释社会学方法论，也融入了心理学的思考；[16]他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出国留学却选择了心理学，《新潮》2卷4号“书报评论”栏上，他专文介绍1919年7月伦敦大学“本能与无意识”为题的心理学会议，详细说明了荣格等六位心理学家围绕弗洛伊德的“本能与无意识”展开的辩论，后他又写出《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新潮》2卷5号)，系统阐述了“一战”后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与运用。《新潮》终刊号(3卷2号)冠以“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特号”，其中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就有三篇，即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心力〉》、汪敬熙的《华德生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杨振声的《谭嗣锐的〈新心理学〉》。这一趋向不能不与批灵学破鬼相中声名显著的陈大齐的影响相关，显而易见，正是现代心理学的接受与运用，在改变着这些《新潮》作者当初惟科学是“宗”的倾向。
现代心理学之受到重视，还见于“新潮丛书”推出的第五种《现代心理学》(陶孟和著)，《新潮》2卷4号所刊该书广告词说：“现代心理学的发达，实在影响各种学术制度。所以研究现代学术制度的人，对于现代心理学是不能不知道一点的。此书历述现代心理学中的各种新学说，如变态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均详晰无遗，实治现代心理学的好向导。”
注释：
①还可以举出丛书第三种《点滴》，书名附以“近代名家小说集”，以及为此所写广告，均不出自周作人之手。参见拙作：《“直译”：中国新文学倡导期一个意蕴丰富的话题》，《第八届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横滨号》，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化学科2011年12月30日出版，第122页。
②徐彦之《心灵现象论》(《新潮》2卷2号“书报评论”栏)介绍，两篇讲稿1919年4月由北京学务局出版。
③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0－301、301、301页。鲁迅早在1918年3月10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就说：“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8页)
④陈独秀的《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识语》开篇说：“余作《有鬼论质疑》言过简，读者每多误会；承易乙玄君逐务驳斥，使余有申论之机会，感甚感甚。同社友刘叔雅君，别有文难易君，鄙意有未尽者，条列于下”。
⑤见刘叔雅该译文前的一段话。“海克尔”被刘叔雅译作“赫克尔”，并标以“哲学、医学、法学、理学博士”。
⑥文中莫等所以加引号，因其可能是化名，反对者用此化名，以见这一争辩的急迫。
⑦莫等：《致陈独秀》(《新青年》5卷6号《通信·鬼相之研究》)，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31、232页。该书对此信的段落排列，较之《新青年》上原文有误。
⑧陈独秀《答莫等》(《新青年》5卷6号《通信》)说：“足下提出的意见，已经王先生用‘化学’的见解，陈先生用‘科学方法论’的见解(均见后附录)，说得颇清楚，不用鄙人多答的了。”(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29页)
⑨“陈百年先生谓西洋曾有人实验魔摆，不能自动，此诚然。以纵有放射力当有限度，不能从室外撼此一丝之物也。”(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32页)
⑩莫等例举“近读日本文学博士福来友吉《透视与念写》一书”，说：“彼实验两妇，能于三枚或十二枚之干片中，书写清朝之文字，而上下则无痕迹。‘此事经多人立证甚可信。福来氏书十余万言插真迹图数十幅，专纪之，唯并无论断。’”(同上，第230页)
(11)“记得今年春天，你曾经对我说：‘就生理学方面研究起来，看横写比较看直行要不费力。’这是根据学理立论，理由一定更为充实。现在我请你把这就生理证明看横比看直便利的道理详详细细的告诉我，想来你总可以允许我这请求的。”钱玄同：《致陈大齐》(《新青年》6卷6号《通信·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