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865-1900年美国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反常论文,棉花论文,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战结束后，美国最主要的产棉区——南部①的棉花种植面积经历了大规模的增长，与此同时粮食生产的地位大大下降。南部最终丧失了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然而，1865-1900年南部棉花种植面积的大规模增长和粮食生产规模的下降实际上是一种发生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情况下的“反常供给”。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这种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现象并未予以关注。本文试图对1865-1900年美国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现象进行分析，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1865-1900年美国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
内战前美国的南部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生产棉花。根据历史学家哈蒙德的考察，1860年是内战前南部棉花种植规模最高的年份，这一年棉花种植规模在1,200-1,300万英亩左右。②然而，1861-1865年的内战对于南部的棉花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棉花产量与种植规模在内战期间都大大减少。据统计，1866年南部棉花种植规模下降到730.9万英亩。③内战结束后，南部的棉花生产规模开始迅速增长。1876年种植规模恢复到866.6万英亩。④1879年基本上恢复到1860年的水平。1895年种植面积增长到2，300万英亩。⑤1900年增长到2,407.1万英亩。1910年达到2,998.7万英亩。1920年达到3，196.3万英亩。1929年增长到3,912.9万英亩。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规模扩张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930年。此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联邦政府实行的控制棉花生产规模的措施，南部棉花种植规模开始不断下降。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1865-1929年是内战后南部棉花种植规模的剧烈扩张期。然而，通过对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棉花价格（以美国棉花最主要的出口国英国利物浦棉花市场为参照）变化趋势的考察（参见图1和图2），我们发现，1865-1900年的棉花价格总体上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并不具备刺激农业劳动者不断增加棉花生产规模的条件，因此，这一时期南部棉花种植面积的大规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发生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并长期处于低水平情况下的“反常供给”现象。
图1.1865-1929年美国国内市场棉花价格的变化趋势（单位：美分／磅）
资料来源：James L.Watkins,King Cotton:A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Review 1790 to 1908,New York:Negro Universities Press,1969,pp.30-31; United State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Bureau of Census,1975,pp.517-518.
图2.1865-1908年英国利物浦棉花市场⑥棉花价格（单位：便士／磅）
资料来源：James L.Watkins,King Cotton:A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Review 1790 to 1908,pp.30-31.
从个体农业生产者的视角来看，1865-1900年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现象更为明显。这一点主要表现为，种植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相对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不断扩大棉花生产规模。这种不利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棉花价格不断下降，农业劳动者种植棉花获得的收益不断下降。例如，1865-1870年100磅棉花的平均价格是39.34美元。1876-1880年为9.31美元。1881-1890年为8.87美元，1891-1900为7.00美元。⑦第二，由于棉花生产者在棉花生产过程中需要购入粮食、肥料、农具、种子、牲畜、饲料以及承担压棉与打包的各项费用，而10美分／磅的价格通常又是农业劳动者种植棉花获利的最低价格，⑧因此，当1876-1900年绝大部分年份棉花价格低于10美分／磅的水平时，棉花生产者继续大规模地种植棉花往往是“亏本”经营的。第三，虽然内战后美国粮食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南部可以用较为便宜的批发价格从西部购买粮食，但是南部农业劳动者购买粮食的零售价格却非常高。以南部最主要的食物——玉米和熏肉为例，1870年美国的玉米市场销售价格是52美分／蒲式耳，⑨与此同时，密西西比州一家商店玉米的现金零售价格是75美分／蒲式耳，赊购零售价格是150美分／蒲式耳。⑩1881-1889年美国的玉米价格下降到40美分／蒲式耳，(11)而佐治亚州玉米的平均现金零售价格和赊购零售价格却分别高达79.78美分／蒲式耳和102.89美分／蒲式耳。(12)1879-1880年美国的熏肉价格是7美分／磅，(13)与此同时，佐治亚州熏肉的现金零售价格和赊购零售价格则分别高达9美分／磅和10.8美分／磅。(14)由于内战后南部人均每年通常需要11-15蒲式耳玉米，(15)一头骡子每年也会消耗75蒲式耳玉米。(16)此外，每名成年男性每年需要消费180磅熏肉，每个成年女性每年需要消费144磅熏肉，而内战后南部农业劳动者的家庭规模通常在5-6人之间。(17)因此，南部的棉花生产者放弃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以零售价格，特别是赊购零售价格购买家庭消费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和肉类，显然需要一大笔支出。这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棉花收益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对棉花生产者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缩减农场的棉花生产规模，反而长期维持棉花生产的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棉花种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规模。以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5个州为例，1880年平均每个农场棉花种植面积占农场改良土地面积的49.8%，1890年增长到54.5%，1900年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46.0%的水平。(18)与此同时，南部人均粮食作物和牲畜饲养数量则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下降。表－1的数据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化。
二、美国学者对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扩张的解释
研究南部农业的历史学家与经济史学家并没有注意到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现象。他们研究的重点仅仅限于对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者坚持相对“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W.威廉·布朗和O.摩根·雷诺兹认为，内战后南部农场主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是南部经济的比较优势使然。内战后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南部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其它地方输入粮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南部农场主为了家庭的粮食生产而做出牺牲棉花生产的选择，则是很愚蠢的。(19)史蒂芬·迪卡尼奥同样认为，南部的农场主之所以选择生产棉花同样是比较优势使然：一方面，南部的地理与气候条件适于棉花种植，另一方面，虽然内战后棉花价格在不断下降，但是与其他作物比较，它的相对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增长，因此，内战后南部农场主选择大量生产棉花，是对棉花相对价格变化做出的合理反应。(20)凯文·赖特认为，虽然内战后南部农场主坚持相对“单一化的棉花生产模式”的动因多种多样，但是根本的原因在于平均每英亩的棉花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其他粮食作物。(21)笔者以为，上述学者的研究并不能合理地解释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现象。虽然南部的棉花生产较之西部和北方具有自然与地理条件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1865-1900年棉花价格不断下降，以及高额的粮食零售价格确实使得南部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不断下降，甚至“亏本”经营。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虽然内战后美国的粮食市场价格不断下降，甚至低于棉花的相对价格，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南部的农业劳动者同样能够以较低的零售价格购买粮食。通过上文对内战后南部玉米和熏肉零售价格的考察，我们发现，南部农业劳动者获取玉米与熏肉的零售价格通常远远高出美国的市场销售价格。因此，迪卡尼奥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最后，关于赖特提出的单位面积的棉花生产价格高于粮食生产的观点，笔者也不赞同。笔者以为，虽然单位面积的棉花价值确实高于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的价值，但由于需要支付高额的零售价格购买粮食以及其他生产与生活必需品，因此，棉花生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由于通常10美分／磅的棉花价格是南部农业劳动者生产棉花活力的最低价格，而1880-1900年棉花平均价格低于这一水平，因此，南部的农业劳动者其实大多在“亏本经营”。
三、借贷制度与内战后美国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
那么，为什么内战后南部的棉花生产者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收益不断减少，甚至“亏本”经营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维持“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甚至继续不断增加棉花生产规模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出增加粮食生产规模，减少棉花种植面积的合理选择呢？我们发现，借贷制度是造成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反常供给”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内战结束后，虽然南部的黑人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种植园作为一个独立的产权单位并没有解体。在经历了内战后初期的工资合同制的试验后，南部的种植园最终演变为众多的小型租佃农场。(22)然而，由于黑人获得解放时大多“一无所有”，因此，内战后初期，绝大多数黑人租佃农无力自备生产季节家庭所需的口粮，以及农具、种子、肥料、牲畜、饲料、衣服、鞋子等日常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此外，由于内战的破坏，种植园周边地区的广大白人小农的财产损失也相当严重，他们同样无力自备恢复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与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借贷成为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的迫切要求。然而，由于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的借贷数额较小，时间短，并且缺乏借贷所需的足额财产抵押，因此，南部的银行通常不愿意承担风险开展这种小额借贷业务。南部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种植园主、大土地所有者、批发商、经销商。(23)一位佐治亚的农场主愤怒地指责了这种情形，“农场主们从来都不能进入银行。他们（银行家们）并不关注农场主。银行只是在寻找大鱼(big fish)”。(2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种植园主成为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地区的白人小农唯一的借贷来源。
此外，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由于《宅地法》和其他联邦土地政策造成家庭农场数量和农场规模不断增加，节约劳动型农业机器的推广与使用，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西部的玉米与小麦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牲畜饲养的规模与产量迅速增长，西部很快成为美国的“小麦王国”、“玉米王国”和“畜牧王国”。(25)相比之下，南部的农业生产技术更加落后，同时也缺乏西部的自然条件优势，因此，很难在粮食生产方面同西部竞争。正如19世纪90年代佐治亚州农业协会主席布朗所指出的，“我们不可能与西部竞争出售玉米、小麦、燕麦和猪肉。我们的乡村并不是特别适于种植小麦和饲养牲畜，也不适于生产粮食作物”。(26)由于南部的自然条件更适于大规模地种植棉花，南部棉花品质优于其它国家的棉花品种(27)，再加上内战前南部的棉花就已经拥有了稳定、成熟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内战后国内国际市场对南部棉花的需求依然稳定增长，因此，棉花依然是南部唯一具有绝对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也是唯一能够给种植园主带来大规模收益的经济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的作物选择（作物种类与作物种植面积），将他们长期、牢固地纳入棉花经济的范畴，并获取他们绝大部分的棉花收成，成为种植园主亟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内战后南部种植园的租佃制主要包括分成制(sharecropping)、分成租佃制(share tenancy)和固定租金制(standing renting)三种形式。在分成制下，种植园主只能获得作物收成的一半作为租金。在分成租佃制下，种植园主获得的租金则只有1/4的棉花收成和1/3其他作物收成。在固定租金制下，种植园主和租佃农在签订租佃合同前事先确定固定数量的作物收成作为租金。(28)这样看来，种植园主只能获得租佃农的一部分作物收成。人口普查局对于亚祖—密西西比三角地(Yazoo-Mississippi Delta)植棉区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在不考虑借贷业务利润的情况下，种植园主从分成农、分成租佃农、固定租佃农的租金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竟然只有13.6%，11.8%，6.6%。(29)种植园主迫切地需要另外一种剥削机制来榨取租佃农更多的剩余产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借贷制度成为种植园主控制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地区白人小农的作物选择和榨取他们剩余产品的主要手段。(30)这主要是通过借贷制度中的作物留置权体制(crop lien system)和借贷价格体制(credit price system)实现的。
内战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种植园主经营借贷业务，种植园主与商人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种植园主往往同时具有地主和商人两种身份。对于种植园的黑人租佃农而言，种植园主的身份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地主。对于从种植园主手中获取借贷的白人小农而言，由于他们并不向种植园主承租土地，因此，种植园主的身份更大程度上是商人。
种植园主的借贷经营方式是：首先通过经纪人从西部和北方的批发商手中直接购买各种商品（粮食、肥料、农具、衣服等等），然后在自己开设的种植园商店中以借贷的方式将这些商品出售给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地区的白人小农。这种借贷的期限大多只有7-8个月（1-9月份），(31)额度通常在40-800美元之间，其中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的年度借贷总额维持在250美元以下。(32)
种植园主在借贷过程中，通常使用作物留置权体制控制借贷的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的作物选择，从而实现将其纳入棉花经济，实现棉花生产最大化的目的。所谓的作物留置权体制是指种植园主在向农业劳动者提供借贷的时候，往往要求他们种植固定数量的作物收成作为借贷抵押。由于棉花是内战后南部唯一能够为种植园主带来大规模经济收益的作物，因此，种植园主在提供借贷的同时通常会“强烈地要求棉花，更多的棉花，使之与债务相当（的棉花）……”。(33)1900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威廉·A.格雷厄姆在接受国会调查时指出了作物留置权体制的主导地位。“这是绝对的……如果你想经营一个农场，……拿你的棉花作物作为抵押，就不会什么困难，但是我很少知道以谷物作为担保获得借贷（的例子）。”(34)与此同时，另一位种植园主麦比拉也向国会的调查者指出，“借贷是在生产棉花的基础上获得的”。(35)
另一方面，种植园主在借贷过程中通常使用借贷价格体制来榨取农业劳动者的剩余产品。种植园商店的商品，通常标注两种价格：现金价格(cash price)与借贷价格(credit price)。现金价格是农场主在种植园商店购买商品时，如果以现金支付可以享受的零售价格。借贷价格又被称为时间价格(time price)，是农场主以赊购的方式从种植园商店购买商品需要支付的零售价格。由于农业劳动者在生产季节大多缺乏足够的现金，因此，他们大多只能先以赊购的方式购买所需的商品，然后，在作物收获后，根据借贷价格，用棉花向种植园主支付这些商品的花费。(36)借贷价格通常比现金价格高出许多，但是不同的商品两种价格的差价比也不尽相同。例如，哈蒙德发现，内战后南部各种商品的借贷价格与现金价格的差价比通常在10-200%之间。(37)杰奎琳·P.布尔对于北卡罗来纳州黑人租佃农的抽样调查也发现，11项主要商品的平均借贷价格高出现金价格55.3%，其中最高的差价是89.6%，最低的差价是26.7%。(38)1899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L.W.尤曼斯向国会调查者承认，自己开设的种植园商店商品的现金价格与借贷价格的平均差价为50%。(39)
作物留置权体制和借贷价格体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者在面对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收益减少，粮食零售价格高昂，甚至“亏本”经营的不利情况下，依然维持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并继续不断增加棉花生产规模的“反常供给”行为。
首先，种植园主在提供借贷的时候利用作物留置权体制迫使借贷的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种植了大量的棉花作为借贷抵押。1900年佐治亚州农业局局长史蒂文斯在接受国会调查时指出了作物留置权体制在南部的普遍性，“这种制度（作物留置权制度）在我们的地区一直是普遍的事情。不仅在黑人租佃农当中，而且在白人当中都是普遍的。”(40)哈蒙德发现，整个南部75%的种植园租佃农（包括分成农）需要通过种植棉花作为担保从种植园主手中获取粮食、化肥等生产与生活必需品。(41)
其次，不断下降的棉花价格和高额的借贷价格使得这些农业劳动者在作物收获后通常很难偿清拖欠种植园主的所有债务。例如，《1880年美国棉花生产报告》指出，在南部，“小租佃农场主，主要是黑人，遇到竭尽全力都无法偿还的债务情况是普遍的经历。”(42)1889年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有75%和70%的白人小农无力偿还债务。(43)哈蒙德估计，19世纪90年代中期，阿拉巴马州有90%的农场主不能偿清债务。(44)
最后，为了偿还债务，这些深陷债务的农业劳动者不得不在来年继续接受种植园主—商人的要求—种植更多的棉花，同时继续从种植园主手中以借贷的方式获得食物、化肥、种子、衣服等生产与生活资料，并利用棉花收成作为抵押和偿还债务。然而，棉花价格的下降和高额的借贷价格又使得他们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循环往复，债务不断累积，他们最终陷入了一种“棉花→债务→更多棉花→更多债务……”的恶性循环之中。
1900年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代表怀特在接受国会调查时指出了“恶性的债务循环”在南部农场主当中的普遍性，“我不想给你留下债务常年累积是普遍的这一印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如此。债务会转移到下一年，他永远也不能摆脱。”(45)1887年北卡罗来纳州劳工统计局的调查报告则更加深刻地指出了“借贷—棉花生产—债务”之间的内在关系，“按照时间价格提供借贷的地主和商人不会让租佃农们种植大量的谷物—他们（地主和商人）要的是棉花：由于租佃农们不得不按照地主和商人所说的去做（种植棉花），不得不按照时间价格购买商品，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常常不能偿清债务，即使他们能够这样做，也会所剩无几。”(46)佐治亚州的农场主J.H.黑尔在接受国会调查时也指出，“虽然留置权（制度）本身只是确保债务的支付，但是由于黑人或白人农场主可以用他的作物收成获得借贷—以棉花作为担保获得借贷，因此，他就被诱使种植更多的棉花。”(47)1890年的《佐治亚州年度农业报告》提供的数据则从数量上证明了“借贷—债务—棉花生产”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据统计，1890年佐治亚州27个债务最严重的县（有90%的农场主由于借贷而负债）与另外26个债务最少的县（只有16%的人因借贷而负债）相比，种植了将近两倍的棉花。(4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棉花种植者都会陷入“恶性的债务循环”。但是，对于那些侥幸能够逃脱债务的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场主而言，彻底摆脱棉花种植经济同样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缴纳了租金，偿清了债务，但是通常所剩无几。例如，历史学家施瓦茨通过考察1892年的佐治亚农业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的数据发现，虽然1890年佐治亚州207个县只有60%的农场主无力偿还债务，但是另外30%的农场主则由于缴纳了租金和偿清债务后“所剩无几”，依然会陷入借债或者处于债务的边缘，只有10%的农场主真正完全摆脱了债务。(49)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的生产季节，他们依然不得不继续通过向种植园主—商人借贷来满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与消费需求，并继续用棉花作为借贷抵押，从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棉花—债务循环”。1900年一位佐治亚的农场主对国会调查者指出了这种情形，“大多数人在每年的10月摆脱了债务，但是在1月又开始了新的债务”。(50)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农业劳动者别无他法，只能继续“为了获得借贷，被迫种植棉花”，(51)“而一旦农场主们放弃棉花种植，转向其他作物的生产，就会很难得到借贷”。(52)
四、种植园主经营棉花种植业获利的原因
正是通过借贷制度，内战后南部种植园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借贷的南部农业劳动者，从而使得他们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收益不断减少，粮食零售价格高昂，甚至“亏本”经营的不利条件，依然长期坚持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并继续增加棉花种植规模。
然而，问题是同样面临着棉花价格在不断下降，种植园主大规模地生产和出售棉花能否获得利润吗？答案是肯定的。内战后，随着西部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粮食价格持续下降。(5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部与南部之间的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南部的种植园主可以以相对便宜的批发价格（甚至低于南部本地生产粮食作物与肉类的成本）从西部大规模地购入粮食与肉类和肥料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例如，1899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L.W.尤曼斯指出，“我不种植小麦……我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得到面粉。在我们这个地区，种植棉花要比种植小麦更划算……我曾经花9-10美分／磅的价格购买熏肉，现在我可以花5美分／磅的价钱购买。”(54)“在我的种植园，长期以来我都是种植棉花，购买玉米，这是因为我可以得到10美分／磅的棉花价格，可以用6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整车地购买玉米。”(55)除此之外，南部的种植园主还可以用相对便宜的批发价格从西部和北方购买肥料、衣服、牲畜等日常生产与生活必需品。最后，这些粮食、肉类连同其他商品被种植园主以借贷的方式出售给种植园的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的白人小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种植园主的成本投入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高额的借贷价格又使他们获得极高的利润，这使得他们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下依然能够获得利润。哈蒙德的研究发现，19世纪80年代，由于棉花生产的成本下降和借贷的高额利润，8分的棉花价格获得的利润甚至相当于以前10分价格获得的利润。(56)1899-1901年美国产业委员会对南部种植园主的调查记录表明，大多数种植园主种植棉花获利的最低价格只有5-6美分／磅。此外，也有一些种植园主，由于生产成本更低，产量更高，获利的最低价格是4-5美分／磅。(57)田纳西州的种植园主J.R.戈德温在接受调查时承认，虽然19世纪90年代本地的棉花价格一度跌落到5-7美分／磅的水平，但是任何一年他都没有亏本。(58)
这样看来，正是借贷制度的高额利润降低了种植园主从事棉花生产获利的最低价格，从而保证了他们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笔者以为，这是南部种植园主愿意不断扩大棉花生产规模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内战后南部农业劳动者不断增加棉花种植规模的经济行为体现了种植园主的意志。对于种植园主而言，借贷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获得美国粮食和肥料等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不断下降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以借贷的方式向南部的农业劳动者提供这些必需品而获得的高额利润。正是通过借贷制度，种植园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种植园的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地区的白人小农，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他们的作物选择。这使得1865-1900年南部农业劳动者者在面对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棉花收益不断减少，粮食零售价格高昂，甚至“亏本”经营的不利条件下，依然长期坚持相对“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棉花种植规模，从而使得内战后南部的棉花生产呈现出一种“反常供给”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内战后南部棉花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又并非是“反常供给”，而是种植园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选择。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南部，除特别言明所指之外，泛指参加内战的南部11个邦联州。
②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Johnson Reprint Corp,June 1966,pp.133-134.
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otton and Cottonseed:Acreage,Yield,Production,Disposition,Price,Value,by States,1866-1952,Washington,D.C.:U.S.Dept.of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1955,pp.7-18.
④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34.
⑤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p.166-167.
⑥利物浦棉花市场是当时美国棉花最大出口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英国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虽然1870-1900年英国棉花进口数量在美国棉花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但是英国依然是美国棉花的最大进口国。Gavin Wright,"Cott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st-Bellum Recovery of the American Sou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4,No.3 (Sept.1974),p.611.
⑦James L.Watkins,King Cotton:A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Review 1790 to 1908,New York:Negro Universities Press,1969,pp.30-31; United State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Bureau of Census,1975,pp.517-518.
⑧Miller Handley Karnes'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Law,Labor,and Land in the Postbellum Cotton South:The Peonage Cases in Oglethorpe County,Georgia,1865-1940,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00,p.64.
⑨United State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512.
⑩Robert Somers,The Southern States Since the War,1870-71,London: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71,p.241.
(11)United State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512.
(12)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One Kind of Freedo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29.
(13)U.S.Bureau of Census,Tenth Census,1880:Agriculture,Vol.3,Washington,DC:GPO,1883,p.xxvii.
(14)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53.
(15)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One Kind of Freedo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p.159.
(16)United States.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Washington:G.P.O.,1901,p.490.
(17)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One Kind of Freedo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pp.58-59,219.
(18)根据吉尔伯特·费特提供的1880-1900年南部各州农场数量(A)和每个农场平均耕地面积(B)，以及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南部各州棉花种植面积(C)的数据计算而成。我们用D来代表平均每个农场棉花种植面积占农场耕地面积的比重，计算方法是：D=C/A*B。参见Gilbert C.Fite,Cotton fields No More:Southern Agriculture,1865-1980,p.225.TableA2,Table A 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otton and Cottonseed:Acreage,Yield,Production,Disposition,Price,Value,by States,1866-1952,pp.9-31.
(19)William W.Brown and Morgan O.Reynolds,"Debt Peonage Re-examine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4(Dec.1973),pp.868-869.
(20)Stephen DeCanio,"Cotton 'Over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Agricultur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3 (Sept.1973),pp.631-633.
(21)Gavin Wright,Old South,New South: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6,p.36.
(22)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One Kind of Freedo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p.38.
(23)Wayne K.Durrill,"Producing Poverty:Local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New South County,1784-1884",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1,No.4,(March 1985),p.771.
(24)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458.
(25)关于内战后美国西部玉米带、小麦带的形成与扩展，以及牲畜养殖业的大规模发展，详见杰拉尔德·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96-509页。
(26)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61.
(27)Gavin Wright,Old South,New South: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p.618.
(28)关于这三种租佃制度的区别，详见Rupert B.Vance,"Human Factors in the South's Agricultural Readjustmen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No.3 (Jun.1934),p.267.
(29)Ernest Augustus Boeger,A Study of the Tenant Systems of Farming in the Yazoo-Mississippi Delta,Washington,1916,p.2.
(30)需要指出的是，内战后初期，最先控制南部借贷业务的并不是种植园主，而是乡村商人。内战后初期，由于黑人奴隶的解放、内战的破坏，以及土地价值的下降，种植园主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很难满足黑人租佃农的借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商人开始深入南部的乡村地区，从事面向黑人租佃农和白人小农的借贷业务。然而，商人的借贷对种植园主的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一方面，由于商人借贷的利率（现金价格与借贷价格的差价）极高，许多黑人租佃农在支付完商人的借贷后，无力支付种植园主的全部租金；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随着种植园主经济实力的恢复，越来越多的种植园主开始从事借贷业务，从而与乡村商人的借贷业务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和严重的冲突。19世纪70年代，随着支持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人重新上台，南部的种植园主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迫使立法机构通过了保护种植园主利益的作物留置权法(ctop-lien law)。这些作物留置权法规定，地主的租金和借贷对于租佃农的作物收成持有“第一留置权”(the first lien)，也就是说在租佃农向地主和商人同时借贷的情况下，作物收获后，租佃农必须首先支付种植园主的租金和借贷，之后才能偿还商人的借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种植园主最终控制了针对黑人租佃农和种植园周边地区白人小农的借贷业务。Jonathan M.Wiener,"Planter-Merchant Conflict in Reconstruction Alabama",Past and Present,No.68 (Aug.1975),pp.73-94.关于民主党人上台后南部各州议会通过的作物留置权法的具体内容，详见Harold D.Woodman,New South? New Law: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Credit and Labor Relations in the Postbellum Agricultural South,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7-66.
(31)C.O.Brannen,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lantation Organization,with Development since 1920,U.S.Dept.of Agriculture,1924,p.62; 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Johnson Reprint Corp,1966,p.154.
(32)Glenn N.Sisk,"Rural Merchandising in the Alabama Black Belt,1875-1917",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Vol.37,No.4 (Nov.,1955),p.707.
(33)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157.
(34)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436.
(35)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436.
(36)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One Kind of Freedo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23.
(37)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52.
(38)Jacqueline P.Bull,"The General Mercha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w South",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Vol.18,No.1 (Feb.1952),p.49.
(39)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118.
(40)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907.
(41)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55.
(42)Eugene W.Hilgard,Report on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art Ⅱ,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4,p.518.
(43)Michael 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 and Cotton Tenancy,1880-189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77.
(44)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55.
(45)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419.
(46)Roger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Debt Peonage in the Cotton South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2,No.3 (Sept.1972),p.656.
(47)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380.
(48)Michael 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 and Cotton Tenancy,1880-1890,pp.77-78.
(49)Michael 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 and Cotton Tenancy,1880-1890,p.79.
(50)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381.
(51)Report of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on Condition of Cotton Growers,in Senate Reports,53[rd] Cong.,3[rd] Sess.,No.986,(1895) Pt.I,p.317.
(52)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61.
(53)以玉米为例，1866-1870年的平均价格是66.2美分／蒲式耳，1871-1880年是41.6美分／蒲式耳，1881-1890年是41美分／蒲式，1891-1900年则下降到32.6美分／蒲式耳。除此之外，小麦的价格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1866-1870年的平均价格149.8美分／蒲式，1871-1880年是105.4美分／蒲式耳，1881-1890年是82.6美分／蒲式耳，1891-1900年则下降到62.7美分／蒲式耳。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521.
(54)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118.
(55)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121.
(56)Matthew B.Hammond,Cotton Industry,p.171.
(57)参见美国产业委员会对密西西比州种植园主约翰·C.凯尔，阿肯色州种植园主L.C.布莱赫，田纳西州种植园主F.M.诺弗莱特、杰罗姆·希尔和J.R.戈德温的调查。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p.466,496,490,503,478.
(58)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abor,p.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