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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从本世纪70年代在英国执掌大权后，即对英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了将近20年的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基本理论是从原来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所谓“需求管理”，改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改革的主要方式是对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私有化。此后私有化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所谓“私有化”的浪潮。那么，这次率先在英国发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究竟效果如何？这将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情况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总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经常进行调整。不论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两种方式交替使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干预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
英国在二战前到战后初期至70年代，曾出现过三次国有化高潮，至保守党出任首相之前，英国的国有化企业已经囊括了能源、钢铁、交通运输、电信等主要基础产业部门及重要的尖端产业部门，如电子、宇航等。国有化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调节机制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在国有化达到高峰期的1979年，国有化企业产值占英国GDP的10.5%； 国有化企业的职工人数为175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5.9%；投资额为75亿英镑，占全部投资额的15%[1]。英国国有企业的发展， 是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赤字财政理论与政策，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等有效需求，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和政策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进入70年代以后，非但没有刺激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反倒使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70年代末保守党执政以后，出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其施政纲领中，态度鲜明地提出一套完整的货币主义主张，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力主以市场力量来决定经济的自然发展。于是，从1979年5 月起，英国即掀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私有化运动。这次私有化运动按照所包容部门的多少，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首先从英国石油公司开始。该公司早在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就已是一个国家参股的“混合企业”，1977年工党政府以出售股票方式把政府的控股比例从68.3%减少到51%。1979年10月，撒切尔政府出售了该公司的5%的股票。两年后，私有化逐步由环卫、建筑服务、 住宅维修和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扩大到生产部门，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阶段。如1981年撒切尔政府出售了英国宇航公司51.6%的股票，总收益为1.49亿英镑；第二次出售英国石油公司的股票，使政府的控股比例由46%下降到39%；随后又出售了电缆和无线电公司9.4%的股票。1982 年政府出售了阿默沙姆国际公司的全部股票和布里托尔石油公司51%的股票。1983年出售了英国联合港口公司1.5 %的股票和国际航空无线电公司的全部股票。第三阶段私有化（1984—1987）从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公司开始，私有化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出售的国有企业资产的金额也日益增大。1988年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标志着英国私有化进入第四阶段。撒切尔在当年的保守党年会上第一次向公众明确表示，私有化无“禁区”，并决心将这一进程推向电力、自来水等“天然垄断”部门。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私有化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其一，政府将整个企业出售给某一私营公司。如将英国造船公司、国家公共汽车公司、皇家军械厂等企业出售给私人。但对一些关键性的企业，国家出于总体利益的考虑，在某些公司里保留一定数量的特殊股份，被称为金股，主要目的是对企业行使监控权，防止在未得到有关内阁大臣的同意就向外国公司或个人出售大宗资产。其二，以固定价格把股票出售给本企业的经理和雇员。固定价格实际是一种优惠价格，它大大低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英国政府为了鼓励资金少的投资者购买股票，还采取了分期付款、赠送股票、打折优惠和给予忠诚奖励等方法。定价过低的股票使一些持股者通过转让获取了丰厚的收益，掀起了购买股票的热潮。第三种方式是政府向银行招标确定某银行为承销商，由该银行负责通过股票市场公开出售公司股票。采用招标的方式出售股票，股票价格由投标者竞价决定，价位基本合理，市场炒作空间较小。还有一些企业出售股票时采取固定价格和投标价格相结合的办法。
从以上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包括国家控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甚至将国家所有私人承包经营都纳入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范围。
二、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效果和出现的问题
英国保守党政府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初衷主要是出于宏观政策调控和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在财政上无法维持对国有企业的巨额投资，希望通过强化企业的利润动机来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私有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呢？私有化后又出现了那些问题呢？我们可做一简要分析。
1.私有化的效果总体上说不尽如人意
英国私有化改革进程中，被认为比较成功的是英国钢铁公司和电信公司。钢铁公司是由英国政府购买14家国内主要钢铁企业于1967年成立的。70年代初期，投资30亿英镑，把钢铁生产能力从2000万吨提高到3500万吨，想以此与日本竞争。但由于石油危机，钢铁需求下降， 价格下滑，虽然有2600万吨的生产能力，但只能生产1500万吨，公司陷入危机，1978—1979年度亏损18亿英镑。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要求公司提高效率，扭亏为盈，并授权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此，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削减生产能力，关闭效率低的工厂，削减多余职工。1985年公司不再需要政府补贴，1987年钢产量仍为1500万吨，但职工由1979年的18.7万人减少到5万人，公司盈利可观。现在， 英国钢铁公司钢产量居世界第四，欧洲第二，而且还是世界上两三个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的钢铁公司之一。
电讯业的改革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英国电信公司私有化后，劳动生产率由1979—1983年间的1.9%提高到1984—1989年间的3.2%。该公司自成立到私有化之前，不但没有利润交给政府，而且没有交过税。私有化后，不但每年交10亿英镑的税款，而且政府有500万英镑的分红。 公司业务也大有发展，服务质量有显著提高。
然而，私有化的总体结果并不都象前两个公司那样令人鼓舞。英国在近数十年执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但在提高企业效率上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一篇总结英国私有化成果的文章写道：“英国的私有化越来越偏向把国有变为私有的转变，而忽视甚至减少了对竞争的促进”。私有化甚至使得一些原来有优势的行业进一步没落了。英国曾是海上霸主，造船业经历了长期的繁荣，但到本世纪60年代陷入了困境。工党从1975年开始对其实行国有化，1979年保守党又对其实行了私有化。1983年首先通过了“英国造船法案”，重新规定了造船公司的法律框架和职责，为私有化作了法律上的铺垫。从1984年开始，造船公司的各公司，包括民品公司和军品公司陆续进行了私有化。在这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大量造船工厂的关闭。私有化前，有23个主要造船工厂，而现在只有4个，其中3个是军用的，职工也从10 万人减少到2万人。换句话说，除了力量有限的军用造船业外，英国的造船业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消费电子工业亦是如此，由于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都竞争不过日本等国家的企业，于是政府干脆放弃努力，把产业的兴衰全部交由市场抉择。而市场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短期性和盲目性，有时不仅无助于提高效率，甚至还导致产业发展上的危机。虽然不少企业在私有化后改进了技术、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但对企业的长远目标或相应的基础研究不够重视，企业发展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内在潜力。
2.私有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益低下问题
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私有化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我们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产权明晰问题的关键是私有化。似乎解决当前经济效益不佳的主要问题所在就是改变企业所有权，尽快实现企业私有化。
从英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前后经营状况分析，不同时期企业的经营效益确实有所不同，但其效益波动规律，并非依据体制不同而异。英国在国有化高潮时期，国有企业效率不论与私人企业相比，还是同国外同类企业相比，都是相当不错的。即使7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一些市场需求增长快的企业，如航空、电信、煤气公司等生产率仍高于一般私有企业水平。
因此，企业效益同所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只是管理部门由政府垄断变为私人垄断，既然私有化没有消除垄断，垄断引发的低效率也不会因此而被消除。私人垄断后往往凭借他们在独特的市场结构中所占的特殊优势，减少产量或服务量，提高价格，以掠取垄断利润，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如英国电信公司在私有化之初，凭借其垄断地位，将架设新电话线的价格比私有化前提高了2—3倍，而且维修不及时，几乎经常出故障，公用电话亭由于损坏后无人维修而数目日益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单纯的私有化只是垄断的机构发生了变化，垄断所引发的低效率依然存在。
3.私有化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企业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盈利性实体，必然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企业要增加投资、采用先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于是一些企业会实行减员增效策略。而且，所有权结构转变本身也必然要求企业放弃以前承担的社会义务，从而增加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负担。一些私人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目标，不会将企业资金投入职业培训，承担解决就业的社会职能。相反只能变得更加“唯利是图”。如国家公共汽车公司私有化后，不仅提高了票价，而且只开“热线”，只跑“高峰”时段，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和负担，进而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几点思考
在谈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我国和英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差异，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地位不同。英国的主体是私有经济，并具有相当完备的市场机制。即使是国有化达到高峰时期的1979年，国有化企业的产值不过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国有化企业的职工人数为175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5.9%，投资额为75亿英镑，占全部投资额的15%[1]。而我国却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 虽然正在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但1996年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和建筑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4%，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3.76%，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2.48%。其次，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和目的也不尽相同。英国推行私有化的目的重在实行货币主义政策，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财政和政治上的需要；而我国却是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尝试，侧重提高其经营绩效。所以，不可盲目地追从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或是世界上的私有化浪潮，而要认真辨别其实质和优劣，学其成功之处，避其问题之所，勿忘我国的国情，方能指导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1.非国有化的方式应灵活多样
目前，世界各国对私有化的界定不一。有的认为必须涉及50%的产权转移，而小规模的产权出售实际上是政府筹资的一种方法。有的则放宽标准，认为包括涉及经营权的转移或经营方式的转变也应算作私有化。我国有些人理解的私有化是专指全部或主体资本归私人所有。而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国家控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甚至连国家所有、公司承包经营，也被列入国有企业私有化范畴。英国灵活的私有化方式和私有化后国有成分在其中所占比例或大或小，甚至没有，对于改造我国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都有借鉴意义。
对小型国有企业，要充分放开，通过兼并、控股、租赁、拍卖以及破产等办法，本着资本优化、盘活资产存量、加强重点产业的原则，完成对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的行业调整。象英国那样将其资产全部出售给某一有实力的私营公司，不失为一种办法。因为这一运营良好的私营企业已有一套成型且有效的经营管理体系，有市场能接受的产品和销售渠道，兼并了国有企业后能通过注入资金、技术改造把它的生产和销售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使原为国有企业的那部分资产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而且，小型企业通过灵活多样的改造，使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从原有的实物资产状态转变为资本金状态，相关行业中国有小型企业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通过产权重组回收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用于投入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原有的沉淀的国有资产就会活起来。
而对于大中型企业，全部出售其资产给某一私营实体或个人，恐怕不现实，所以可以借助于股份制改造，将现存的国有独资企业改造成为资产多元化的企业。英国在国家持股的比例上表现的比较灵活，控股、参股、全身而退的情况都有，如英国煤气公司和国际航天无线电公司。而我国在此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国家一般至少占有51%的股份，而且从政策上不允许国有股上市，显得有些过于僵化。其实，不论国家处于控股地位，还是参股地位，或全部撤出国有股份，微观层次上典型的国有独资企业已不复存在，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宏观层次上却仍然保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因为国有独资企业资产多元化是通过有偿转让国有产权形成的，凝固的物质形态的资产变成了可以流动的货币资金，国有资产并没有任何损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
另外，英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两种形式：即面向职工和面向公众，其效果也是不同的。前者依照一个固定优惠价格将股票出售给企业的员工，初衷是通过让企业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调动他们生产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事实上，员工大多利用价值低估现期套利，而很少关心企业的未来发展和命运。后者通过招、投标制度、由各家银行提出方案，包括改组目标、企业财务状况分析、雇员补偿等。之后，银行同政府或企业讨论实施私有化的细节，最后银行同企业签定股票出售合同，股票正式在股票市场上市。这种做法透明度高、股票价格定位合理，消弱了投资者投机的动机，树立了正确的投资理念，为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里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两点：第一，取消发行内部职工股，使投资人处于平等、无歧视的地位，让关心公司发展的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公司的股东；其二，由证监会通过招、投标制度决定由哪家证券商承销股票，去除非经济因素对股票以合理价位发行上市的干扰，给投资者正确的信息和投资指导，使投资人能以企业发展前景作为投资选择的标准，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投资趋向，支持行业属性好、投资收益高的企业，以开拓更广的发展空间。
2.非国有化的范围要适当
一般国有企业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即建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一些领域存在外部性，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其实际边际成本，私有企业不愿从事这类行业的经营活动；或者垄断性很强的行业，市场难以自动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政府应该或必须介入，建立国有企业。此外，为了达到某些非经济政策目标，如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等，也需要建立国有企业。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那些非竞争性领域是必要的，但国有经济不应成为包罗一切的经济形式。英国政府的私有化运动确实使政府退出了一些带有竞争性的行业，让企业尽可能按照市场原则经营，这种做法是对的。但到第四阶段，私有化所涉及的行业无所不包，即所谓私有化无“禁区”，似乎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故而引出了一些社会问题。
我国国有经济渗透于各行各业。据统计，我国目前国有资产存量60%左右分布在工业、建筑业等竞争性较强的行业，而在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资产存量不到20%。这种国有经济力量向竞争性行业倾斜的状况，已严重影响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沉淀、流失和消耗，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产业等领域投资不足导致的瓶颈制约，效率低下。国家确实该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如轻工业、纺织工业、医药工业和食品及其加工工业，而集中于发展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基础设施行业及国防等行业。
非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国家退出竞争性行业，让市场发挥作用，并完成调整国有资产存量的过程。一些传统工业领域在开放后受冲击较大，如煤炭、纺织、冶金、采掘及加工等行业，国有企业的自身条件差、生存环境不佳，必须进行行业调整和转移。由于老行业和新行业在技术、设备、工艺、经营方式和要素结构等方面差距大，进行行业转移无异于放弃老行业和重建新行业，转移成本高，特别是进入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仅仅靠国家力量实现行业调整很不现实，必须充分发挥非国有经济的力量，向非国有经济出让部分国有资产，把出让的国有资产收入投入到国有经济该发挥作用的行业中去。
3.非国有化还须同其它改革措施配套使用才能提高效率
许多私有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私有企业在产权上是明确的，财产所有者会有动机去监督企业生产和经营，以便索取剩余价值，所以私有企业就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那么，将国有企业出售后，就该盈利才对，但英国私有化改革的效果却不能佐证这一理论。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在于它较适合于小型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方式。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私有企业的产权越来越模糊化。众多的和各个层次上的控股公司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过股票市场随时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成为其所有者，或卖出另一家公司的股票，放弃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使公司根本无法确知真正的所有人。其次，由于大中型企业股权相当分散，除了机构所有者外，单个所有者几乎无权干预企业事务。况且，管理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需要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任何一个企业所有者都不可能充分具备这些知识，因此，他的利己动机很难通过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发挥出来。那么，大部分股东只能间接地表达自己的监督权。但股票市场的短期交易并不取决于企业经营效率的高低，而是取决于投资牟利的需要，只有在中长期买入卖出某企业的股票才反映投资人对该企业经营状况的认同程度，而这往往就有一定的时滞性。
这至少说明，对于大中型企业而言，即使是私有制也无法发挥所有人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并不能确保企业效益的提高。换句话说，欲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靠私有化，把企业一卖了之是不可取的，还必须辅之以其他配套措施。这一点，英国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如前所述，英国电信公司私有化后，从国家垄断变成私人垄断，并没有提高效率，只是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收益，使国民福利受损。为此，英国政府支持组建了全国性的莫克瑞公司和一批地区性、专业性通讯公司，打破了英国电信公司独家垄断电话通讯业的局面，营造了一个竞争环境。这样，迫使公司提高服务和工作质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果然，英国电信公司的业务有了很大改善，服务质量有明显提高，占线的情况减少了，装电话的时间也从几个月缩短到1—2天，公用电话亭损坏后的维修也及时了，电话费呈下降趋势，消费者获益匪浅。可见，竞争机制是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对此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罢了。
另外，“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怎样管理”。[2]根据世界银行1986 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从对13个国家和地区国有企业实绩考察的结果看，不仅国与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就是一国内部，各国有企业的经营实绩亦不相同。比如巴西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优于加纳或巴基斯坦的同类行业。在印度，印度斯坦机床公司就充满了活力，并保持良好的业绩，而其它公有制企业就相差甚远。原因何在呢？除了一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影响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以及企业自身的素质及经营管理水平也很重要。邯钢是我国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他们就是通过科学化的项目管理和严格的基础管理，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益。以“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的科学管理制度，为项目是否能上马提供了具体的预算衡量标准。严格责任制度，从立项、审批到施工、验收，每个环节都要明确责任者，使项目的收益与每个环节决策者的实际利益挂钩；同时也促进职工观念转变，每个岗位的职工都明确了自己的责、权、利，形成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这些都说明，私有化并不能完全解决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竞争环境的存在和企业内部良好的管理机制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在调整国有经济行业分布过程中，除了少数垄断性很强、一时难以放松政府管制的行业外，要严防在其它行业中形成新的垄断。行业性垄断会严重窒息竞争，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极大地阻碍技术进步，还会严重扼杀行业中各企业的竞争性。另外，要向先进企业学习管理经验，以管理促效率和效益。如今的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科学，包括对人力资源地不断开发和利用；创造企业文化，使员工有归属感和荣誉感；合理的奖惩制度、权利义务规定，从而充分发挥人在工作中的自觉性、创造性和能动性。
4.国有企业还应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
无论是哪个国家，国有企业除了盈利目的之外，还必须担当国家赋予的一些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有别于私有企业。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付出了成本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大批职工失业，失业最多时达到300 多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采取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的态度。因为，如果不关闭无效率的工厂，不减员，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技术改造，产品品种、质量就无法提高，不但无法增加出口，国内市场也会被挤占。如果是这样，失业的人数只能更多。这同单纯维持就业而不惜削弱企业竞争力的工党的做法相比是可取的，但前提条件是英国已经存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都面临减员增效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若是下岗就等于失去了养老、医疗、住房等各种保障，这也是我国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不能象英国那样放开手脚的地方。目前，我国正通过建立各种保险制度来健全这一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组成要素，如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企业和职工都要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保险公司投保，享受相应的待遇，保障企业职工在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但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更解不了燃眉之急。当前，政府应当采取职业介绍、就业指导、提供再培训、劳务输出等措施，为分流下岗的职工重新就业创造条件，不可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否则，一部分人可能还在观念没有扭转过来之前，或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一切时，就被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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