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对城市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靳天宇 刘东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年到2015年的分省年度面板数据，以及2000、2010年人口普查，2005、2015年全国1%人口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着眼于住房成本和生育政策对于城镇生育水平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为：① Ehrlich D.Paul R.,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New York Ballantine,1968. 省份人口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低出生水平，省份城镇人口出生率总是低于省份总体人口出生率；② Morgan SP.“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in Demography,Vol.4(2003),pp.589-603. 房价收入比率对于城镇人口出生率具有负面影响，且具有影响逐渐扩大的趋势；③ Kohler H P,Billari F C,Ortega JA.“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4(2002):pp.641-680. 生育政策对于提高生育水平的作用较小，且具有边际下降趋势。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的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加大对于房价的调控力度，保持房价的基本稳定；第二，制定更加全面多样的生育政策，丰富生育激励措施。
[关键词] 生育水平；城镇人口出生率；房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然而,过低的人口生育率往往伴随着劳动人口大幅减少、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具有不同的机制,相比欧洲国家人口生育水平的自然下降而言,我国早期的生育水平变化则体现了显著的计划干预特点。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迅速下降,并在21世纪初出现了稳定的低生育率。针对严峻的生育局面,我国政府逐步放开了此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更多的人生育“二孩”。然而,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放开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水平的人口增长。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仅仅由生育政策所决定,而是越来越受到生育成本的影响。因此,研究生育成本对于我国的生育水平研究而言是一种发展趋势。
一、全球范围人口生育率的下滑
(一)国际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进入了爆发式的增长过程① Ehrlich D.Paul R.,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New York Ballantine,1968. ,发展中国家的过度生育使得人口爆炸和人口控制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问题。然而1990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时代② Morgan SP.“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in Demography,Vol.4(2003),pp.589-603. ,研究者发现:一方面,生育水平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另一方面,超低生育率具有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趋势③ Kohler H P,Billari F C,Ortega JA.“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4(2002):pp.641-680. 。
检测条件：洗脱液为柠檬酸缓冲溶液（pH值3.3～4.9），显色液为茚三酮∶乙二醇甲醚∶乙酸钠缓冲液=2∶75∶25，除羟脯氨酸在440 nm检测外，其他氨基酸均在570 nm检测。
随着超低生育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与学者都加大了对于生育水平的相关研究。其中,生育选择理论是目前关于生育水平降低研究的主流思想。它认为生育和抚养的机会成本的提升是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如女性教育水平提高① Becker G 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pp.209-240. ,女性劳动市场参与增加② Willis R J.“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behavior”,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1(1973):pp.14-64. 等,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③ Cain G G,Dooley M D.“Estimation of a model of labor supply,fertility,and wages of married women”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4(1976):pp.179-199. 都得到了证实。
(二)国内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我国出现了持续的人口快速增长。截止到1982年,我国人口就突破了10亿大关。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我国面临“人多地少”的发展局面,在加剧人与自然和生态资源矛盾的同时也对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这项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对生育率进行了有效控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严格开展,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低于10‰,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适龄人口生育观念发生转变,生育意愿有所降低,呈现出“高龄少子”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从2002年开始逐步放开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限制,并在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生育限制。然而,放开的生育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2015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2.07‰,并未出现人口增长的反弹趋势。
针对中国人口出生率较低的情况,Zhang J(2017)等学者普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1979年左右对于中国人口生育率降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90年代后的生育率影响不大④ Z hang J.“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family outcomes”,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1(2017):pp.141-159. 。杨菊华(2008)⑤ 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海》2008年第1期。 、侯佳伟等人(2014)⑥ 侯佳伟:《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对目前中国的生育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变化随经济水平、女性教育、观念改变而下降,进而导致了生育水平的下降。一些学者将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进一步聚焦到生育成本上,郑真真(2009)发现抚养花费太高是被调查者不打算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⑦ 郑真真:《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2期。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经历了房价火速上涨的过程,高企的房价一方面造成了父母贫困从而减少了对于孩子的需求⑧ Becker G S.“Fertility and the economy”,i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5(1992):pp.185-201. ,另一方面房子本身也是在孩子养育过程中的隐形成本⑨ Yi J,Zhang J.“The Effect Of House Price on Fertility:Evidence From Hong Kong”,in Economic Inquiry,Vol.48(2009):pp.635-650. ,生育更多的孩子意味着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以及更大的潜在支出⑩ Dettling L J,Kearney M S.“House prices and birth rates:The impac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on the decision to have a baby”,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110(2014):pp.82-100. 。李勇刚等人(2012)利用1999—2010年的国内31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了房价对于出生率的影响,认为高房价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⑪ 李勇刚等:《房价上涨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而刘晓婷等人(2016)则运用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⑫ 刘晓婷等:《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0期。 。然而一方面我国生育率较高的农村地区的居住方式主要通过在集体土地上建造和购买宅基地,商品房的价格波动对于农村出生率降低的解释力度较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们的收入水平与住房条件均有显著提高。若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房价,即使房价增长与出生率下降同时存在,也很难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目前国内仍然缺乏对于住房成本如何影响城市人口生育水平的理论分析。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如下变量。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年到2015年的分省年度面板数据,以及2000、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
房价收入比率:住房成本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本文的核心,然而住房成本并不仅仅是对于商品房价格单一维度的考量,应该增加城市可支配收入变量来综合衡量购买房子的能力。然而通常意义上的房价收入比,即平均住房总价与平均家庭年总收入之比,在不同城市之间具有很强的差异性,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来更加有效地衡量该省份住房购买能力的变化在全国各省份变化中的水平。因此在本研究中,选定各省的2000年房价数据和收入数据作为基线,通过衡量不同年份相比基线的变化程度来对住房成本的变化进行衡量,其计算方法为:
压缩压力、圧缩温度和燃油喷射系统(喷油时刻、喷射压力、燃油品质等)等影响喷入缸内燃油的雾化及油气混合的形成，从而导致燃烧时刻变化,尤其是喷油时刻对燃烧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燃烧时刻的异常也直接关系到燃烧爆压和后期燃烧性能。
其中HIRit表示本文所运用到的房价收入计算方法,HPit为第i个省份在t时期的住房价格,FIit为第i个省份在t时期的家庭收入。
瓶内二次发酵是生产优质起泡葡萄酒的传统方法，然而接种时较低的发酵温度、碳源和可同化氮源含量，较高的酒精度、总酸和游离SO2含量，以及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CO2压力和一些有毒副产物（如C6-C12中链脂肪酸和有机酸）等严重影响了起泡葡萄酒的二次启酵及发酵进程[1-2]。
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农村经济技术发展与利用在农业经济中备受关注，要学习农村经济发展技术理论要素，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技术所需条件，增强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及保障，规范农业经济技术行为，完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2]。要对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加以调控，形成农村经济管理规范条约和约束条款，使市场稳定运行，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此外，还需要完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不断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各环节要点。
生育政策年数。本文将对生育政策执行的年数进行衡量,以分析生育政策随时间变化对于城镇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情况。在2000年至2015年的16年中,生育政策一共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调整,分别为“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由于政策通常是在发布的第二年开始执行,因此全面二孩政策的发布时间虽然是2015年10月,但是对于本文统计年份的出生率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只衡量“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的政策影响情况。具体到这两项政策而言,“双独”二孩在全国各省开展的时间并不一致,大部分省市于2003年起开始执行,也有一小部分以北京为代表的省市从2004年开始执行。河南是全国开放“双独”二孩最晚的地区,于2011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政策于2014年在全国所有省市区开始推行。
C/C复合材料具有导热性能优异、热膨胀系数低、耐腐蚀、摩擦性能好等优点[1-3],与轴配合工作时能自润滑,是一种优良的自润滑减磨材料,在汽车轴承、航空发动机密封环、密封圈等精密零部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6].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此前的研究文献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生育水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往往会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本文将地区发展水平设定为控制变量,用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往往是偏态数据。为了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和共线性,我们同时缩小数据的绝对数值,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测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弹性的变化对于城镇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2)若CP(a)＞1,则P∗(G)的连通分支个数为k(P∗(G))=s1(P)-s1(Φ(P))+1.
其中,BRit代表了省份人口出生率,UBit代表了城镇出生人口,RBit代表了乡村出生人口,UPit代表了城镇人口,RPit代表了乡村人口,而UBRit则是所求的城镇人口出生率。然而,城镇和乡村常住人口的出生数据只在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调查有所收录,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线性拟合对其他年份进行估计,从而进一步得到城镇常住人口出生率数据的估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所有变量的观测值为480个,其中包括30个省份组间数据和16年的组内数据。选取的城镇人口出生率UBRit、房价收入比率HIRit、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自然对数log( P GNPit)数据在标准差上面都表现较好,因此模型的异方差性较小,较为稳定。从每个变量的单独情况来看,城镇人口出生率的总体平均值为10.355,低于全国的人口出生率水平,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别出现在吉林省和贵州省,这可能与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生育政策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房价收入比率的总体均值为0.921,由此可见,从全国所有省份的情况来看,房价和收入基本上呈现出相同的增长幅度。然而,从总体以及组内的最小值与最大值来看,最大值近乎是最小值的20倍,由此可见全国省份内部情况以及省份不同年份间的差异较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均值为27443,其中无论是组内还是组间的差异都十分巨大,体现出了地区发展水平以及地区发展速度的极大不平衡。本文通过取自然对数形式有效地降低了标准差的范围,有效降低了异方差性。
(三)模型设计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以省级城镇人口出生率作为因变量,以房价收入比率作为自变量,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由于房价的抬升有积累效应,可能会存在加速现象,因此在模型中添加了房价收入比的平方项来进行验证。根据在文献综述部分总结的已有研究经验,本文将模型设定为:
其中αi为经过Hausman检验(具体检验过程见后)确定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个体差异,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HIRit为第i各省份在第t年的房价收入比率；log( P GNPit)为第i各省份在第t年的省份人均居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用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PYit为第i各省份在第t年的生育政策执行年数,在不同的年份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双独”二孩政策或“单独”二孩政策进行衡量。
三、实证分析
由于“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很难放在一起比较效用的变化,因此在全部年份的回归分析中将2000-2015年分拆为2000—2013年和2013—2015年两段(因为面板数据需要进行差分,所以两个时段均包含了2013年数据),并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系数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主要对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圆了常于著述中说“真理的标准在哲学”。吾人可认为，他以西洋哲学为前提，论评其他哲学与宗教。由上述的“思想遍历”而言，接着论及圆了发现佛教符合哲理，便是以往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潮流。现今的《百科全书》等书，仍认定井上圆了是佛教哲学家。因此，圆了往往被视为从学生时期努力研究佛教，但由其学生时期所撰写的论文看，其追求真理的途径并非如此单纯。从此时期的论文得知，其中所论及的佛教均不超出宗教之一的范围，圆了尚未以佛教作为专门的研究题目。对此，他在学生时期首先追究的是，儒教即中国哲学。为了厘清这点，当时的论文列举一览表：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房价收入比例2的系数β1和房价收入比例的系数β0在2000—2013年的数据中分别为-0.588和3.3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2013—2015年的数据中,β1和β0也与2000—2013年的系数保持着同样的正负关系,但因为数据量较小,方差较大,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显著性水平。
亩成本田租350元、种子100元、育秧30元、肥料130元、病虫防治120元、人工100元、机插机收140元，合计970元。亩产550公斤、单价2.52元/公斤、产值1 441元。亩纯收入471元。
去掉生育政策之后,通过对全部年份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可以发现,房价收入比例对于城市人口出生率确实与房价收入比例自身的大小有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房价收入比率较低时,房价收入比率的增加会带来城镇人口出生率的提升；而在房价收入比较高时,房价收入比率的增加则会带来城镇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此前的全部年份回归中房价收入比率系数为正数,而在此后的逐年回归中,其在大多数年份都为负数的情况。房价收入比率在早期表现为正面影响,逐渐转变为负面影响的现象可能与连续增高的房价有关。单位面积房价的提高会极大地增加购房总价,从而大幅增加人们的住房成本,压抑人们的生育选择,导致了城镇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城镇常住人口出生率。由于人口统计中只统计全省人口出生率,缺少城镇常住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因此需要通过其他参数来对每年的城镇常住人口出生率进行转化。我们引入城镇人口贡献率参数和城乡人口比参数,前者将各省份城镇出生人口在总出生人口中的比例设定为ait,后者将城镇常住人口与乡村常住人口的比例设定为bit,其中下标i、t分别省份和时期,可以得出:
由于在回归过程中,“双独”政策和“单独”政策均没有体现出显著提高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因此我们在下面的模型中取消生育政策的自变量,并对所有年份进行回归。回归模型为:
log(人均GNP)的系数为-0.39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此前的研究文献基本相符,即随着城镇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出生率会随之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于2000—2015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以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省份人口出生率呈现出低水平波动趋势,省份城镇人口出生率低于省份总体人口出生率。由此可知,城镇生育水平过低是目前我国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城镇人口生育水平,从而让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是实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二,总体而言,近年来房价收入比率对于城镇人口出生率具有负面影响,且具有影响逐渐扩大的趋势。由此可知,近年来房价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居民生活成本以及潜在生育成本的攀升,造成了居民的生育选择减少。因此我国政府仍需对控制房价、降低房价收入比率做更多的努力。
第三,生育政策对于提高生育水平的作用较小,且具有边际下降趋势。相比从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有效控制而言,目前生育政策已经不是影响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在开放生育政策的同时,匹配更多激励生育的手段来实现促进人口生育的目的。
(二)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的主要城市经历了房价的快速增长。特别是2015年来,国家不断降低贷款利率,极大地推动了一二线城市房价和居民杠杆率的上涨。其中固然有城市化水平提高、外来高收入移民增多等提升房价的理性因素,也包括投机炒作出现的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更加重要的是,住房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攀升对本就处于低水平的城镇人口出生率具有负面影响,这是极其需要警惕的。根据本文发现的结论,我们对提高城镇人口出生率水平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要对目前不断攀升的房价出台更多的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住房问题是民生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有恒产”。2016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市场定位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释放了我国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和信号。我们认为,在调整住房成本中最为重要的是降低住房“刚需”的购房成本。目前过高的房价在加大了“刚需”人群购房前储蓄率① 李雪松等:《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的同时也加大了这部分人群在购房后的负债率② 黄燕芬等:《中国房地产市场居民加杠杆:现状、机理、风险及对策》,《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8期。 ,使其始终处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中。与此同时,住房“刚需”群体主要以城镇年轻人为主,而这部分人正处于生育的黄金年龄,是目前城镇人口出生率的主要贡献人群,也是未来释放生育潜力的主要目标。由此可以看出,降低“刚需”住房成本,降低其财政压力,激励其生育选择对于目前提升我国城镇人口出生率而言是十分重要的。③ 钱津:《中国房价的上涨与市场治理》,《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年第4期。 就具体的措施而言,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当出台针对刚需性住房的优惠政策,例如首套房的住房贷款优惠、增加针对“刚需”群体的住房供给等；另一方面应通过打击投资性住房需求来降低总体的住房价格,如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征收房产税等,以达到降低“刚需群体”生存和生育压力的目的,从而提升城镇人口出生率。
第二,应当制定更加灵活多样的生育政策,出台更多的生育激励措施。目前,仅仅通过开放生育限制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水平,我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生育形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应当加大对于生育的奖励和保障力度,借鉴欧洲目前已比较完善的家庭政策工具,如:(1)对于生育或即将生育女性的支持,包括带薪产假、免费孕检、孕期知识宣传、分娩补助等；(2)儿童保障,既包括直接的生育成本补贴和税收减免,也包括更加完善的教育资源、医疗保障和其他生活保障；(3)协助育儿,包括集中照护、家庭女性收入补贴等等。近年来,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出现了回升,学者发现“工作—家庭友好型”的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效果④ 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以住房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下降,因此女性就业率无论从主动需求还是从被动要求来看在未来都应该会保持上升的趋势。因此“工作—家庭友好型”政策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应该学习和逐步推广的。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1-0176-06
收稿日期： 2018-10-15
作者简介：
靳天宇(1995—),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刘东浩(1993—),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国情研究院院长助理。
(责任编辑：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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