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缺失”现象的哲学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哲学论文,现象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3）04-0071-03
信用是立人之本，社会纽带。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纽带和润滑剂。由于我国社会刚从传统的经济模式脱胎而出，信用制度体系尚不完备，“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大多数人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这种情况出现不是偶然的、莫名其妙的，而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的。本文试图从哲学的层面作一些探讨。
一、“信用缺失”与道德异化
信用从哲学上说是一种社会道德现象，它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造成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文化格局。以家庭、宗族为纽带，以个体服从整体（氏族、国家）为宗旨，没有交往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和契约，这与西方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就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而言，家庭成员无条件地服从家长，氏族成员无条件地服从族长，全体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君王，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从哲学角度看，是个体无条件服从整体，并不是服从自我，而是服从他人，而这种服从是以牺牲个体利益为前提，抹杀个体的欲望和追求。整体高高在上，个性化的特征被无情地淹没在等级制的条条框框之中。
从中国道德传统的层面上分析，中国又是一个十分重视个体修身养性的社会，儒家学说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规范之根本，把道德修养抬到最高层次，作为第一需要。“不为三斗米折腰”就是一种典范。过分强调道德的约束力，必然使交往靠“信义”来维系（实际上往往是靠不住的）。一旦道德体系发生危机，不道德的现象纷涌而出，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正常的社会交往法则被异化。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的致命弱点是人人都讲修养，但讲究的是个体内心修养，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加上大众的趋同心理，容易造成公众的冷漠情结，脆弱的心理防线极易被撕破。当旧道德体系崩溃，新道德体系尚末建立之际，社会信用体系无法维护正常的经济活动，投机分子纷涌而出，诚实的人遭到异弃。
“物及必反”，当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市场经济大踏步地走进社会生活的时候，个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原有的经济约束机制也失去了作用。某些人疯狂地追求个人利益，社会道德、社会信用被置脑后，为追求一已之利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交易法则被践踏，道德被异化，这是转型时期的阵痛。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一把双刃剑，讲道德的人往往被不讲道德的人所玩弄，你借给他钱，结果却被骗了；说好一个月付款却迟迟不还；相互拖欠，三角债，假、冒、伪劣等等。社会信用丧失，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异化。
社会道德在维系社会信用中起着重要作用，信用是建立在诚实基础上的，没有诚实就没有信用，不管一个人有多少资产，他不诚实就会不守信用，就会赖帐。社会道德要求人们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诚实守信，某种意义上讲，道德也是一种价值，是一种无形资产，也会产生经济利益，这是一种精神转化为物质。现代社会讲道德，首先必须讲信用，信用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之本，没有信用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寸步难行的。所以说信用在现代社会中具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信用缺失”与制度的完备
信用缺失现象产生，不仅有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社会制度原因。
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中，新的生活方式产生之时，社会往往缺少一种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因为制度有一个适应社会的变化，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对“信用缺失”的个体们除了道德谴责外，缺少用制度约束规范他们的行为。目前的“假冒伪劣”行为，欺诈事件的大量发生，制度的不完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文革结束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路子。改革初期，政府采取了渐进式的方法，逐步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实行双轨制，但它的缺陷给一些人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留下了可乘之机，而不少国企的领导者往往将精力集中在“政绩工程”的运作，以获取大量国有资金，使生产资料大量浪费，为一些人谋取私利获得空前的机会，这些人简直无孔不入，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不少国家公务员借机寻租，产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暴富阶层，也给社会的公平公正带来危机，产生了极大的道德危机。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投机分子的暴利，为道德沦落，信用丧失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的，而制度的制定有一个过程，是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步完善的，难免有缝隙之处。制度的不完备性使一些人利用制度缺陷，大肆将国有资产窃为已有。如偷税漏税，除了个人因素之外，税制的不完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然某些人可以偷一次二次，一时二时，不可能达到几百万，几千万之巨。这也充分说明了制度完备的重要性。
客观地说，政府在恢复市场信用体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清理“三角债”和倡导“诚信城市”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应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系统化的可操作的制度，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说，制度是信用的保证，没有制度的确立就没有信用可言，制度是根本，信用靠制度来维系，所以应当把制度建设摆到首位。
三、信用与社会环境的改善
环境能改变人和造就人。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如何使诚实守信的经营者获得正当利益，而使欺诈者遭受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这是一个难题。
社会环境包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但主要的是经济运行的环境。商业信用是信用制度的集中体现，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信用缺乏会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有：
1.企业信用缺乏，造成企业间债务屡解不开，影响商业信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企业间三角债规模为2500亿元，1994年为6000亿元，1997年为15000亿元，由于企业不讲信用，拖欠之风盛行，正常交易受到严重影响，企业间赊销、预付难以进行，目前许多企业采用现金支付而相互不授予信用，有的企业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加大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惧怕交易风险，不敢采用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严重影响了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许多贸易机会白白丧失。而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赊购和延期付款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但这两种手段都有期限，一味拖欠不还，就是不讲信用。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交易本身效率的降低，二是交易对象的缩小，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2.在消费领域主要表现在厂家不讲信用，生产了假冒伪劣产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危害到消费者的生命。而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有的商家以疵充好，贱买贵卖，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商家信誉。消费者为了寻找合适商品得花费比平时更多的精力去搜集商品信息和比较受损后得到赔偿的保证，等等，这也阻碍了消费进程，影响了企业利润的实现。
3.企业大量拖欠银行贷款，借各种名义逃废银行债务，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到2000年在四大国有银行开户的42656家改制企业中，经金融机构认定有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企业有19140户，占改制企业的44.8％，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460亿元，占贷款本息的37.8％。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现在想改制的企业90％以上是企图利用改制逃废银行债务。据财政部统计，在抽查的159个企业中，有157个企业虚构利润，占利润总额的33％。这种状况不改变，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许多困难，同时，企业信用缺失造成银行不良债权大量增加，效益不断下降，潜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
从哲学角度讲，信用是一个系统，各个环节是相互连接的，相互影响，互为条件，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使整体效益下降，甚至发生梗阻，使系统坏死。从层次上分析，不同层面上的个体性质会影响到各个层面上的其他个体，一个个体的坏死，或者成为毒瘤，会使整体发病，导致整体性质的变化。所以必须在不同层面上进行防范。
社会信用是社会经济环境的支柱，尤其是现代社会，经济高速运转，几千亿的资金几秒钟就完成转移，一个环节发生阻塞，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社会经济危机。
社会经济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它由企业、银行及消费者构成，同时又反过来制约其本身，那么，如何使经济环境更适应企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呢？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首先是生产商的自律，按照国家标准组织生产；其次是贸易商的自律，按照市场规则销售，再次是消费者的自律，不购买明知是不合格的产品。
信用是经济运转的链条，连接着经济的各个部分。它是润滑剂，如果大家都守信用，它会加速经济运转，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的运作，可见信用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
四、信与不信的悖论
中国人的信用如何？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中国是礼义之邦，信誉为本，中国的古训说：“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受儒家几千年道德说教的教化，中国人是守信的；另一种回答是中国人没有信用，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用危机，小到日常用品的假冒，大到“广信事件”，“银广夏事件”，假冒伪劣无奇不有，欺诈哄骗层出不穷，使人不敢相信还有“信用”两字。
诚信是立人之本、待人之道，也是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诚”何以面世？但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智慧的诚信往往容易受到欺诈者的玩弄，某些邪恶之徒完全是利用人们的善良而使诈骗得逞的，这是一种“愚”。深信不疑使自己丧失了一种应有的警惕，越是信誓旦旦，越应防范。所以诚信也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残酷的现实使人们不能不睁大双眼看世界。
诚信要求实事求是不含虚假，但在现实中有哪一家企业不或多或少地夸大其事，渲染本企业产品的完美？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哪有什么事都实情相告的？这又使诚信不得不大打折扣。以诚对人是否以诚回报呢？事实上却不一定，这是信与不信的悖论，社会要求一切都以诚信为本，而现实中却不能无限度地做到诚实，这是两难命题。
“信”、“义”这两字对中国人太重要了，中国人视信义为面子，为命根子，历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舍身取义，为的就是“信义”两字，古代有一个书生舍身取信的故事把中国人的信义操守推向极端。故事讲的是一个书生与女子相约在枯水桥下，然而女子没到而洪水滚滚而来时，为了践约守信，这位可敬的书生竟“抱柱而亡”。所以后世把坚定不移的信用承诺称作“抱柱之信”。又如象“刘、关、张”三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把信义作为生命的最高追求，是中国信义的化身和典范。这些良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社会本应恪守，却由于社会信用的沦落和制度法规的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成了欺骗别人的手段。这也是悖论。
信与不信在于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对言行、交易、合同必须睁大第三只眼睛，多看一看，想一想。首先，必须以诚信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缺乏交往的必要条件，要信任别人；其次，要看别人诚信程度如何？这不仅需要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判断能力，更要把握对方的信用度；再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对方的资信历史，衡量此次交易会给对方多少利益，切勿被假象所迷惑。那些腐败分子不是戴着红帽子大唱廉洁歌的吗？把握对方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
别人到底有没有信用？我说“又有又没有”因为看中国人的信用好比是看一幅两面画，正看是笑容可掬的胖罗汉，反看是凶神恶煞的魔鬼。从历史的角度、价值体系的角度看中国人的信用确实存在，但又相当粗糙和不完备，作为运作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我国还不完善，在中国要搞清楚一个人的资信是很难的，因为不透明的成分太多，调查起来费时费力，不能很快搞掂。
中国信用的制度化系统化建设还是混沌一片，银行的信用没有评级机构对其评级，企业间在没有任何抵押、担保条件下的互相贷款，居民没有个人基本帐户可供资信证明查询，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没有欠债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责任感，有些欠债者虽然欠着别人的债务，却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欠钱的是大爷，为追欠债还要恳求债务人开恩。这一切说明中国的信用的脆弱，信用程度较差。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理论界、舆论正在大力宣扬和探讨诚信问题，并在制度上逐步加以完备。这说明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正在形成之中。
信与不信的悖论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诚信的确立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