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流动人口创业※
内容提要： 在包含最低工资与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理论框架指导下，运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微观数据和与之匹配的1437个县(区)级最低工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效应显著抑制了流动人口的整体创业倾向，且相比于其他类型，对“必需型”创业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同时，对不同流动距离创业者的影响效应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对跨市流动创业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进而，研究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注重对开放条件下的异质性探究，初步检验了地区及行业开放差别对最低工资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的异质效应，显示更为开放的地区和部门对最低工资提高引起的成本上升更加敏感。最后，考虑到各地区对吸引技能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将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因素引入分析之中并加以更细致的探讨。
关 键 词： 最低工资标准 流动人口 创业倾向 开放条件 异质效应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十三五”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紧要关头，同时亦是中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关键发展阶段。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尤其在2008年颁布实施的新《劳动法》，明确提出了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最低工资标准对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福利水平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全国各地也越发看重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政策工具的行使效用，并相应增加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调整频率。然而，过高的最低工资却会使经济行为产生扭曲并损害经济绩效(叶林祥等，2016)。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促使中国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失速的压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应运而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中国创新创业工作紧紧围绕着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步步开展，成绩卓著。
这是教师针对性批改作文的做法，是“授之以渔”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每一个学生的习作，在选材、内容、结构都不一定相同，甚至相同的题材，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好、中、差学生的习作也肯定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优良的习作面批面改，在全班范读，指出好在哪里，起典范作用。若为了全面提高，也要选一些其他层次的学生习作，和学生面对面地指导，教给学生修改的方法。
但中国的创业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依据全球创业观测(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数据测算，中国2015年的创业率仅为12.8%，在全球经济体中处于中下游水平，且低于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国外大量人口迁移的相关经验证据表明，流动人口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劣势与个体独有特征驱动其创业，相比本地居民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人口流动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创业活力(Fairlie和Lofstrom,2013)，流动人口创业很可能是进一步促进中国创业活力提高的重要甚至关键环节。依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国流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了2.47亿人次的巨大规模，这便意味着将近六人中即有一人为流动人口。人口流动过程还可能伴生信息与技术的流动，从而更有利于个人收入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其他类型就业相比，流动人口创业不仅能够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而且可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地区间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吸收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除了缓解就业压力，流动人口创业在提高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可创造正向外部性效应、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达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战略注入了活力。由此我们初步认为，流动人口创业将可能成为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就业双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
然而影响创业决策的因素很多。目前在分析影响居民创业选择因素的文献中，一方面分析了企业家个人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包括个人心理特征，如风险偏好和获得的知识信息，同时他们拥有的社交网络也是做出创业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林嵩，2012)，以及个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等也对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阮荣平，2014)。另一方面讨论了政府行为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国家产业政策和制度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吴一平，2015)。居民创业需要克服许多制度障碍，例如政府管制和创业相关的制度壁垒，而制度因素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创业以及自我雇佣等非正式创业的影响更大(Puffer等，2010)，因此，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陈刚，2015)。也有研究分析了流动人口创业，Lu和Tao(2010)从国家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层面角度，探究了影响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因素。Levie(2007)指出英国国内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高于本地居民，并且国际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高于国内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使得很多流动人口为了规避就业壁垒，放弃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而选择创业。
从图9和图10可以看出，在与原始模型输入尺寸接近的测试集中，原始模型相对于本文提出的网络具有更好的结果，由于本文模型对尺寸的匹配更加多样化，其相较于针对固定输入的模型效果会有所下降，但是准确率下降并不明显。
而目前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就业效应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有研究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挤出作用显著，其中对低技能劳动的就业挤出效应最为明显(Aaronson和French，2007)，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并不存在这种挤出作用，恰恰相反是对就业的促进效应(Dube, Naidu和Reich,2007)。而关于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效应分析也存在一些截然相反的研究观点，可见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制度环境，这种就业效应会因劳动者的性别、行业、地域，乃至监管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丁守海，2010)。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动人口创业这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源泉有何影响，已成为一个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对此课题进行系统理论及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吴群锋(2016)在构建的包含最低工资与企业家能力的创业选择模型基础上，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得出最低工资不仅会抑制创业倾向，同时也对创业规模具有削弱作用，异质性研究中侧重于对不同创业类型及行业的差异影响，对于服务业创业与创立企业、合伙企业的创业类型抑制作用更强；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周广肃(2017)利用CFPS数据以家庭为单位探究最低工资与创业的关系，得出最低工资会促进家庭创业的概率。本文在吴群锋(2016)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尽管吴群锋(2016)也是以分析最低工资与创业的关系为核心，但其考察的是最低工资对中国居民创业的影响，而本文着重研究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人群创业选择的影响，“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是互不包含但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主体; 其次，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创业特征与普通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吴群锋(2016)的居民创业决策模型显然不足以准确描述流动人口创业的决策过程，因此本文将模型拓展细化，加入流动人口迁移的地理与文化距离成本，构建了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模型;最后，在研究视角上，吴群锋(2016)主要关注创立、购买、继承或赠予、成为合伙人等形式的影响差异，本文则在开放条件下，从不同开放程度的地区、行业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流动范围、技能水平、年龄、性别等个体异质性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最低工资与创业关系的研究。
基于以上文献可知，最低工资与不同特征人群创业的关系存在显著异质性，那么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增加还是抑制流动人口这一日趋庞大人群的创业倾向？对“机会型”和“必需型”这两种不同的创业类型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特别关注开放条件下，不同开放程度的地区行业，最低工资对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是否有异质性：跨市流动和市内流动、不同技能水平的流动人口的影响有何差异？本文将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的微观个体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 首先，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主要从传统东中西部地区、行业产业角度研究最低工资与创业的关系，本文则从开放视角，细致分析了不同开放程度地区，可贸易、不可贸易行业中，流动人口创业对最低工资的不同敏感度，对经济开放的影响做了初步检验。其次，研究方法上，本文拓展了已有模型，引入流动人口创业成本构建理论框架，阐释了最低工资对中国流动人口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同时各县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间不一，本文数据以月度平均计算的各县区最低工资，较以往文献中地市级年度平均更加精确。最后，现有研究最低工资与创业关系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不同地区、行业、创业类型的异质效应，考虑到流动人口独有的个体特征，本文还从不同流动范围等角度做了进一步考察。同时考虑到高低技能创业者的创业质量差异，本文还把流动人口技能差异因素引入到研究之中，对于全面评估流动人口创业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效果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对劳动工资与人口流动政策、创新创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二、 理论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就是告诫党员干部不能投机取巧、弄虚作假。须知投机取巧只会弄巧成拙，弄虚作假终究会露出马脚，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根据各控制变量系数，对特定地区特定流动人群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从地区层面来说，流入地开放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就越低，这说明，越是开放的地区，经济发展更加成熟完善，就业机会大，各行业的就业情况也相对更加乐观，而流动人口中较大比例的仍然是较低技能的劳动者，他们就更倾向于就业而非创业。从家庭层面看，流动人口所在家庭的平均月支出越高，该流动者的创业倾向就越高，这说明开支大的家庭需要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创业也就变成该流动者的重要选择，其创业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已婚男性流动者的创业倾向显著高于未婚者创业倾向，且根据各变量边际效应，流动人口的家庭支出情况、婚否等家庭因素在创业选择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仅要关注流动创业者，还要关注其配偶家人是否随迁共同创业，对于此类创业倾向人群给予一定扶持，政策效果会更加显著。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来看，流动人口个体拥有非农户口、较高学历、跨省流动或者在可贸易部门工作均对其创业倾向有显著减弱作用。这说明外省流入的城镇较高学历的流动人口，本身能够获得较高收入，并且所在行业部门就业较为稳定，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其创业的积极性。且本次迁来时间越久、一周工作时长越长的流动人口，其创业倾向也越高。创业不仅需要个人创业天赋及资金，也需要对所在市场环境、人文地理等熟悉了解，而随着流入当地的时间的积累，在当地创业的时机会越发成熟，更有利于创业。同时一周工作时长越长的流动者，虽然可以换取较高收入，但太多的时间成本促使流动者更倾向于自己创业。
假设流动人口可以自由选择职业，选择成为工人获得工资w ，或者选择组织现有劳动力与资本从事创业活动。每个地区，用i 来表示，都是独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即地区i 内所有创业者面临相同的产品价格P 、工资w 和利息r 。从事创业生产需要投入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个体出生时具有不同水平的创业条件x ，且
相应的累积分布函数为Γ(x )，条件越好生产效率越高。为便于计算，此处假设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其中，Y (x )为产出，α 、β 分别为资本、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具体如下:
(1)
前文对本文的研究假说进行了基本检验与分析，本节重点检验开放经济下的异质效应，图1直观地展示了流动人口创业中各异质人群人数及占比，可以初步了解中国流动人口的创业特征。按照来源地不同可分为跨市流动和市内流动，跨市流动样本量为131081，市内流动样本量为30698，跨市流动人数是市内流动的4.27倍，可见跨市流动才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技能劳动创业的创新潜力及创新质量均要高于非技能劳动的创业，但由图1可知，非技能劳动者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占比将近90%，促进就业及福利改进上此类人群的作用又十分显著，不可忽视。各地区关注技能人才引进的同时，要更好地引导低技能流动人口对当地经济的激活效用。本文将流动者所在行业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以更好地检验开放效应。由图1可知，76%的流动人口从事可贸易行业，同时相比中国地域版图及各地区总人口，流动人口选择流入更加开放地区的比例较高，占比高达44%。地区及行业部门的不同开放程度、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流动范围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都是本节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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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流动人口创业者所支付的工资待遇为最低工资，则最低工资的高低决定性地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即
与
正相关。由利润函数的性质可知，利润函数
与流动人口创业条件x 正相关，与最低工资标准
以及d 负相关。从利润最大化问题和劳动力引致需求函数来看，可以得到(3)式，可知，最低工资、流动距离与创业劳动需求存在反向关系，最低工资的提高将增加流动人口创业时的劳动力成本：
(3)
流动人口创业概率为
其中
为流动人口创业条件的阀值，只有高于阀值的流动人口才会选择创业，则由(4) 式可知，创业概率与最低工资标准、流动距离成反向关系。最低工资的提高将降低流动人口的创业意愿：
(4)
(5)
创业门槛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创业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创业的劳动力成本。在公式(1) -(5) 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假设，最低工资会作为创业成本影响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提高最低工资将加重流动人口创业的劳动成本负担，从而降低流动人口的创业意愿。同时不同特征的流动人群，对于最低工资提高引起的创业成本的提高，敏感度又存在差异，流动距离越远，对创业成本提升的敏感度就越高，本文第五部分就用实证方法验证详细分组人群的异质性。基于以上模型，预期相比市内流动，跨市流动创业者对最低工资上升引起的成本提升更加敏感。
本文在Guiso和Schivardi(2011)的创业选择模型基础上，参照吴群锋(2016)引入最低工资
作为基础模型。并按照Ortega和Peri (2014)，将流动人口创业所需支付的额外成本概括为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stance)(1) 按照Ortega和Peri(2014)，地理距离中又包含流动人口迁入、迁出地之间的绝对地理距离，以及迁入、迁出地是否相邻的相对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主要衡量沟通障碍，包括是否为同一语系。针对流动人口创业面临的特有距离成本，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具体使用了“跨省流动”“省内流动”“跨市流动”“市内流动”四类流动范围来加以验证。 ，记作d (g ,c )，以最大限度贴合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实际决策过程。
针对地下水源中的有机物、氨氮问题，采用生物法具有良好效果。臭氧生物活性炭集臭氧氧化、物理吸附与生物作用为一体，可以取得良好的污染物综合处理效果，从而达到水质净化的目的。臭氧生物活性炭对水体中的有机物、氨氮、嗅味、三氯甲烷前体物等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经比对分析，确定的工艺处理流程如图1。
三、 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1.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涉及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共计约50万人，筛选年龄在15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群，样本总量为16.2万人，覆盖全国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地区等全部省份的1437个县(区)，同时收集并加权计算了与之匹配的所有县(区)的月度最低工资。根据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条例，各区(县)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我们通过浏览各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各市县政府部门网站、统计公报、新闻周刊等公开发布的资料自行收集了与流动人口微观数据库相匹配的县(区)层面月度最低工资数据。由于各县(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间不一，本文具体采用调整月份为权重换算为当年各县区的实际最低工资标准。为避免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反向影响最低工资水平，本文还分别收集了2013年、2014年与2015年的县(区)最低月工资标准，并按照月度平均加权测算出了2014年与2015年各县(区)层面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本文将创业类型分为“机会型”(opportunity-based)和“必需型”(necessity-based)两类(Xavier-Oliveira等，2015)，“机会型”主要是一种企业家行为，以捕捉市场中的商机并实现企业家的个人成就为动机。而“必需型”则更多的是自营职业需要的创业行为，大多是以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Carsrud和Brannback,2011)。根据调查问卷中涉及创业的选项识别创业身份，勾选“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被认为创业。其中，“雇主”被看成“机会型”创业，“自营劳动者”被看作“必需型”创业。删除勾选“其他”选项及“缺失值”的样本，以便更好地比较“机会型”创业与“必需型”创业。
2. 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说，参照阮荣平(2014)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动人口创业倾向的影响: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三峡职院）机制专业自2004年开办以来，经过九年的发展与改革，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力量逐步增强，实训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2009年被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为湖北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pr (cy =1)=Φ(α +β lnWG +γX +μ )
(6)
通过加入流动范围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来识别跨市流动与市内流动的异质性影响，表4详细报告了最低工资对不同流动范围交互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条件后，在1%的统计水平上，最低工资、流动范围(是否跨市) 两个主效应负向显著，交互效应正向显著，意味着跨市流动者的创业倾向相比市内流动者，更易受到最低工资提升的抑制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本市流动人口相较于跨市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面临同样的创业成本上升时，本市流动者凭借着良好的社会网络等本地优势，缓冲能力更强，而跨市流动者更易受到冲击，从而更易退出创业市场。但跨市流动人口作为各地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在绝对数量上占优势，各地区在扶持流动人口创业时也应区分不同流动范围，对跨市流动的创业人才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四、 基准回归结果
1. 最低月工资标准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总体影响
利用Probit模型对(6)式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仅控制了流动人口所在地区、家庭层面的特征，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最低工资估计系数为-0.439，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第(3)列进一步加入个体层面的特征，在分别控制了地区、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所有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582，依旧显著为负，符合预期，初步验证了最低月工资的提升对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为进一步明确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抑制影响的经济效应，表2偶数列中详细汇报了不同模型设定下各个变量的边际效应(2) 为更加直观地观测到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选用千元/月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单位，则根据第(2)列边际效应系数为-0.115，意味着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当地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下降1.15个百分点。 。由第(4)列边际效应系数可以直观地看到，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当地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将下降1.22 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可见各地区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工权益时，也应更加全面地评估对当地创新活力的影响。以上结果在总样本上证实了前文的研究假设，对于所有外来劳动力是否选择创业来说，迁入地最低月工资标准是重要成本因素。
表2 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倾向的影响及内生性检验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表3同。
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2014年各县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计量检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第(3)列为基础回归结果，第(5)列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最低工资的系数仍旧显著为负，各控制变量系数都相差无几。同时第(6)列的工具变量模型边际效应系数为-0.157，意味着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当地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下降1.57个百分点。在控制内生性后，最低工资对各地区流动人口创业的经济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将额外成本d (g ,c )引入到基础模型中，其中,g 为流动人口原居住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地理距离，c 为文化距离，d 是g 、c 的增函数，即地理与文化距离越远，流动创业成本就越高，这些成本仅针对流动人口。在推进和细化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开放条件下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理论框架。
3. 多元回归结果
根据变量设定，我们将创业类型分为主动创业的“机会型”和被动创业的“必需型”两类，并利用m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最低月工资标准对于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其中前两列为“机会型”创业，后两列为“必需型”创业。通过两组结果的对比，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两类创业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流动人口是否选择创业，迁入地的一项关键决定因素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在显著为负的情况下，两种类型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63和-0.84，系数存在明显差异，即“必需型”创业更易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抑制。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主要影响的群体为雇佣活动中收入较低的群体，所以其更加能够影响到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进行的“必需型”创业。
通过对比，尤其是（b）和（c）的对比，学生可以发现，（b）中代替名词book的代词it在（c）中变成了关系代词which；（b）中连接两个分句的连词and在（c）中变成了关系代词which。由此，学生可以感知关系代词which的两个作用，即照应前面的名词，以及连接两个分句。在此基础上，可引入第四个句子，让学生感知限制性定语从句：
鉴于“机会型”和“必需型”创业的创业动机明显不同，并且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必需型”创业除了同样面临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路径是随着最低工资的提升，“必需型”创业者就业倾向增加了，就业也增加了(Dube等，2007)，他们的工资得到了改善，选择放弃创业，由自营者变成了雇员。对比两者边际效应系数也可进一步验证以上机制，最低工资每增加100元，“机会型”创业概率仅下降0.16个百分点，然而“必需型”创业概率下降1.1个百分点，可见最低工资的成本效应对“必需型”创业的冲击更大。教育年限一项两者系数相差近百倍，说明学历较高的“必需型”创业者在最低工资得到改善时会更加倾向于放弃创业而选择积极寻找工作。“机会型”创业的创新性更高，但“必需型”创业更多地集中在民生服务相关行业，其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所以各地可根据自身劳动力市场特点，灵活调整针对不同类型创业者的扶持政策。
表3 最低月工资标准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
五、 开放条件下的异质性研究(3) 基于开放视角、流动人口创业特征及篇幅限制，本文只详细列出了四类交叉结果，若对更多结果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当且仅当净利润大于零的情况下流动人口才会选择创业。因此，选择创业的流动人口净收益如下:
图1 流动人口创业特征
1. 不同流动范围影响的异质性
其中，cy 表示流动人口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变量等于1则说明该流动个体在当年从事了创业活动，反之则说明未进行创业活动;lnWG 表示该流动人口所在县(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自然对数;X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区域，家庭和个人特征。其中地区层面将流动人口流入地按照经济圈划分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其他地区，并设定虚拟变量，将前三个地区定义为开放程度高，取EZONE =1，其他地区定义为开放程度低，取EZONE =0。家庭层面采用过去一年家庭在本地的平均月总支出。个体层面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本次流动年限、一周工作时长，以及是否结婚，是否农业户籍、是否跨省流动、所在行业是否为可贸易部门等虚拟变量。这些变量是文献中较常见的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创业倾向回归方程(6)中的典型虚拟变量，我们选择Probit模型来检验方程。基于以上模型设定，预期回归系数β 系数为负，即最低月工资标准越高，则流入该县(区)的劳动力创业活力越低。
表4 最低月工资对跨市流动及市内 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交互影响
注：受篇幅所限，表中仅呈现进行交互项检验的相关变量。下同。
2. 不同技能水平影响的异质性
同时关注技能、非技能劳动的情况，这两类不同劳动群体的创业存在明显差异，我们首先仅用是否技能劳动与最低工资交互，来观察最低工资对技能、非技能劳动创业的影响差异性。具体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非技能劳动对最低工资变化更敏感，这也与经济常识相符。从收入水平上来看，非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更接近于最低工资，更易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但整体上不论技能还是非技能劳动群体的创业倾向均显著受到最低工资提高的抑制。
表5 最低月工资对技能、非技能流动 人口创业行为的交互影响
进一步地，用是否技能劳动者与是否跨市流动进行了交叉分类，引入跨市非技能、跨市技能、市内非技能和市内技能四项虚拟变量来完成分组，并分别引入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来观测不同流动范围下的技能异质性。具体的将市内技能劳动作为参照组，详细结果如表6所示，跨市非技能和跨市技能的系数为正，说明跨市流动人口相比市内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创业。最低工资与跨市非技能的交互项为负，说明相比于市内技能，跨市非技能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越大。最低工资与跨市技能的交互项为负，说明相比于市内技能，跨市技能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越大。总体而言，最低工资越高越不利于创业，跨市比市内的更倾向创业，非技能比技能更倾向于创业，且最低工资对创业的抑制效应对于非技能和跨市人口的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与表4、表5结论一致，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预期，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6 最低月工资对是否跨市流动及 是否技能劳动创业的交叉影响
3. 不同开放程度部门影响的异质性
重点关注开放条件下，不同开放程度行业的异质性表现。表7展示了最低月工资标准对是否可贸易部门的交互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最低工资负向显著、不同开放部门(是否可贸易)正向显著、两者交互项负向显著，由此回归结果可知，可贸易部门更易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效应影响。由于不同的行业拥有不同的劳动力的需求弹性，面对由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贸易部门相比不可贸易部门来说更加敏感。中国加入WTO的黄金二十年来，借助人口红利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尤其制造业的崛起为中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可贸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科技含量较低的中下游，对成本冲击更加敏感，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最重要的用工成本，对中国可贸易部门的冲击更加明显。可见，政府部门可针对不同部门制定提高创业活力的不同激励政策，尤其在当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关键时期，创新活力乃是各地区各行业急需的内在驱动力，各地方政府也应根据本地的行业特点，制定个性化扶持创业的相关政策。
6890N气相色谱仪，配ECD检测器（Agilent，美国）；HY－5A 回旋振荡器（国华，中国）；HX－VP01 泵（恒信，中国）；FYZD100 分液漏斗振荡器（ANPEL，中国）；SENCO®旋转蒸发器（申生，中国）；ZNCLDLS250ML智能磁力搅拌器；RK 100H超声波清洗器（BANDELIN SONOREX，德国）；MS 3 涡旋仪（IKA，德国）；电子天平、移液枪、氮吹仪以及其他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
表7 最低月工资标准对是否可贸易部门的交互影响
4. 不同开放程度地区影响的异质性
中国各地区开放程度的巨大差异也会造成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将经济圈当作迁入地区开放程度的划分依据。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经济高度开放地区的流动人口创业更易受到最低工资提高的制约。可见，不同开放程度的地区应考虑到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影响的差异性。越是开放程度高的行业，最低工资的抑制效应也更明显，初步检验了开放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对创业抑制影响效应越明显。开放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引擎，也在逐步开放过程中，吸引了大批流动人口迁入创业就业，甚至定居生活。然而开放地区平均工资水平较高，一般远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开放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已位居前列)，各地政府部门容易忽视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对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就业创业选择的影响。
因此，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应该关注到最低工资制度对当地创新活力的影响效应，尤其关注到负面影响，激发流动人口更好地发挥激活创业活力，带动本地就业的经济效应。不同开放程度的地区对最低工资的制定及调整可以区别对待，更开放地区对最低工资标准更加敏感，故该类地区可以适当减缓最低工资的调整频率或调小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以保护该地区的创新活力。总体上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会对开放地区或可贸易部门的流动创业者产生强烈的负向影响。由此可知，不同开放程度地区想要降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负面影响，需要因地制宜。开放地区尤其需要对可贸易部门的创业出台特殊支持政策，为开放地区可贸易部门在吸引高端创业流动人才及高质量创业的优势上提供条件。
表8 最低月工资标准对不同开放程度 地区流动人口创业的交互影响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最低工资对开放条件下国内流动人口创业的异质性影响，并探讨了相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概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必需型”创业、跨市创业、开放地区及行业、低技能创业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获得以下政策含义。
首先，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在保障了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会加重流动人口创业的机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显著削弱了流动人口创业的热情，在迁入地原有的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是“机会型”创业还是自雇佣式“必需型”创业的减少，两者都可能对一个地区的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进一步推动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评估该制度的效果，尤其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抑制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力，进而抑制整个地区的创业活力。各地区政府不应攀比各地的最低工资调整频率和幅度，最低工资调整不宜太频繁，调整幅度不宜太大，既要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标准，又不抑制流动人口创业热情。
选取2018年1—10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0例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30例。观察组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12～79岁，平均年龄（34.86±3.92）岁；病程1～10 h，平均病程（4.06±1.33）h。对照组中，男16例，女14例；年龄19～75岁，平均年龄（35.08±3.14）岁；病程1～10 h，平均病程（4.12±1.27）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其次，创业是实现中国经济与就业“双增长”的重要途径，地区间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实现“大众创业”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总是与髙质量的创业水平密切相关，且相比“必需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人口迁移成本，促进中国跨区域的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以避免抑制流动人口的主动型创业，是当务之急。
再次，目前中低技能劳动者仍占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从事的创业也多为被迫型创业，其经济效应及创业质量与高技能人才主动创业还存在较大差距。各地区想要吸引更多优秀的跨市流动人口，即技能劳动者进行主动型创业，政府部门就不但要改善最低工资制度，也应优化流动人口的创业环境，充分激发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力，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推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府部门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创业培训，简化行政审批，激发流动人口创业积极性。对高技能人才流入本地创业的给予更加优惠的成本补贴及技术扶持，同时对大量的中低技能流动者提供精准的创业培训，提升这部分人群的创业质量，为该地区带来积极的经济外部性。
综上所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新兴免疫治疗方法，在治疗胰腺癌方面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抗CTLA-4和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胰腺癌疗效欠佳，联合其他的治疗可以提升肿瘤特异性T细胞活性，对抗胰腺癌免疫抑制微环境，释放持久的抗肿瘤免疫效应。因此联合治疗是未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方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不同靶点药物的联合及不同免疫药物之间的联合都在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
最后，根据本文结论，不同特征流动创业者存在显著异质性，尤其在极其重视家庭的中国社会，不仅要关注流动创业者，还要关注其配偶家人是否随迁共同创业，对于此类创业倾向人群给予一定扶持，政策效果会更加显著。跨市流动的低技能“必需型”创业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地在重视高新人才引进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应更多的重视此类人群的社会民生服务效应。最低工资制度将更多地影响到此类规模巨大人群的创业就业甚至迁移定居的决策，对各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均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开放地区及贸易部门对最低工资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更加敏感，越是开放地区、开放行业，流动人口的创业热情就更容易被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所束缚。建议各地区政府因地制宜，可根据当地产业结构及禀赋差异，针对自身开放程度及可贸易部门规模，提供相应的企业补贴政策，以缓冲最低工资频繁上调引起的成本冲击，通过鼓励创业促进地区开放及可贸易部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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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9-0091-10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贸易与地区收入不平等:基于国内市场扭曲下资源空间再配置的研究” (编号：17BJL109)。
作者简介： 郭策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何冰，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大连116025)。
[责任编辑：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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