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民反对帝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论战性的题目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俄罗斯人民与他们自己努力创造的世界史上伟大的帝国处于长期紧张的冲突中。无论就其革命前的方案还是焕然一新的苏联变体而言，正是这个冲突成为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普通民众与帝国及其精英对抗的观念本身并不新，它起源于早期的斯拉夫主义并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历史理论和历史传统的灵感的源泉。英国著名学者詹弗尔·霍斯金的著作：《俄罗斯：人民与帝国》② 可以说是不久前成功地用历史资料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著作之一。
但是我提议把俄罗斯发展中基础性的矛盾看作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性的冲突，这就把分析问题的焦点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史领域转换到族群史、民族意识和社会文化变化领域，从而拓展了新的精神前景。这种可能性在彼得堡女研究者C.鲁里耶③ 有趣的著作中得到反映，与霍斯金的书一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我的概论的出发点和观念基础。
认同性的主题在本国科学和社会政治话语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这对于现代的俄罗斯是很自然的，在俄罗斯，大规模体系的危机是以打碎和变换先前认同性基础、探索和建造新的认同性为标志的。但要强调的是，并不取决于思想政治观点和科学学派，现在的局势有着同样的特征（就像俄罗斯认同性的危机一样），它通常落在俄罗斯认同性的状况之后。不管是暗指还是直说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认同性的情况一直良好。而凡此种种先验性的前提是有着严重错误的。
纵观祖国的历史，从17世纪中期开始，公开的宗教的、社会文化的和随后政治的分裂不是别的，正是变成危机形式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文明综合体认同性的不断变化。换言之，认同性的危机并不是现代或是说20世纪特有的现象，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俄罗斯历史；而其核心则是俄罗斯的族群认同性与帝国之间的冲突。
何为认同性？认同性，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人的自在性”，无论作为个性，还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和族群的共同性主体论的深刻基础。就国家和民族来说——即就世界史和政治上传统的主要参加者来说——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就是这样重要的基础。
国家的认同性指的是大众意识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之融合（或者相反，与国家疏远）的意向；公民的认同性也是这样，但更倾向于国家和社会方面。这一系列的同一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以至于未必能单独地去研究它们。但毕竟它们之间不相吻合，存在分歧，这种分歧越明显，社会就越独立于国家之外。在俄罗斯，“人民”（“社会”）和“祖国”（“国家”）传统上被看作是从属于“国家”——俄罗斯政治神话的中心概念的，它是帝国政治认同性理所当然的结果，这种认同性倾向于公民的和国家的认同性完全相同。
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之间的联系针对于历史地扮演国家性的创建者——人民来说明显地显现出来。从广义上来说，族群的认同性与族群的自我意识同义。它不仅包括认同——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而且包括“我们”的形象：关于本族群的共性及其民族性格（自我陈规）、其人民的历史、历史上的行为形象、把握世界的方式、关于文化、语言、疆土以及其他的族群共性（不同陈规）这一整套概念。应该记住族群自我意识的神话性，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虚假的：神话的真实并不靠它本身的内容，而靠它所特有的能够起动员作用的力量。
帝国因素反对俄罗斯因素
革命前的俄罗斯将近终了时，国内不仅没有形成类似欧洲民族－国家的俄罗斯的政治民族，而且甚至连全俄政治的统一有时也显得可疑。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民——农民——的意识具有地方性的特征，他们关于民族和俄罗斯更为宽泛的概念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才出现。由于命运的捉弄，这个过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强化了。俄罗斯缺乏诸如有重要意义的横向的（至少在19世纪下半期前）和纵向的（社会处于种族隔离中）机动性以及文化的同类性这样一些使俄罗斯变为政治国家的重要前提。社会的底层和上层隔离开来不仅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屏障，而且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空的连续性中。只要把农民村社周而复始的时间和地方性的、封闭的空间的农民村社和那些欧化的社会精英线性的时间与宽阔的、开放的空间加以比较就足矣。
连俄罗斯精神（русскостъ）独特的精髓——东正教会在克服这些质的差别上也没有成功，它的使命似乎是在形成民族共性的中心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教会屈居于帝国的利益之下，从18世纪初期开始它紧密地与国家形成整体，公然受到国家的鄙视，它不能成为俄罗斯政治民族组建的核心。况且，随着教会制度权威的轰塌，世俗化的精英们装饰性的基督教和民间的东正教之间的距离加大，以至于它们看来像是不同的宗教。
俄罗斯民族政治的（公民的）身份的虚弱和不善于表现到一定时候就成功地被它依靠严谨、完整的神话象征体系而高度发达的族群的自我意识所补偿。同时，俄罗斯的族群性（农民村社最先充当了它的体现者）处于帝国及其代表精英们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紧张关系中。
这种冲突是由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所引起的，从16世纪起大陆帝国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后来随着长期的领土扩张政策而发生的，有重要意义的族群文化和族群政治的异质性、极大的规模、面对来自外国的不断挑衅和威胁、绝对保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生存，这些帝国固有的多方面的定位把帝国的认同性随国家的（在多余的族群眷恋的理想中）爱国主义和王朝的奉公守法的优先权一同提到了首位。
俄罗斯远不属于经典的殖民帝国：它缺少（殖民地的）宗主国，没有帝国的民族，它的稳定性是由地方权贵与多族群的帝国精英和官僚一体化来保障的。虽然帝国的建设以动员绝大多数俄罗斯族群资源为代价，却不会以便利和优待给建设国家的人民以补偿，而馈赠给他们的只有牺牲自己的义务和权利。
依靠俄罗斯人是客观上由一种力量所预先决定的，其中包括生物的、俄罗斯的族群性，它在帝国形成时期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从16世纪初期到18世纪末，大俄罗斯人（不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数量增加到4倍， 然而法国人口增加了80％，而意大利人增加了64％。④ 这组数据就可以表现出俄罗斯领土增长的特征，更不用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家得到了欧洲最有影响的力量的地位，产生了“伟大的文化”等等。
不足为奇，俄罗斯人的荣誉欲的认同性陷入了也同样为荣誉欲的年轻帝国的矛盾中，这个年轻帝国靠俄罗斯的族群实体维持，同时试图使之完全隶属于其国家利益并吃力地将可以接受的帝国的认同性强加于人。
俄罗斯族群的自我意识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同时展现在两个层面：在理想的层面上——赞同为俄罗斯弥赛亚理想服务的“正确”的理解，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围绕国家的模式和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战略。
中心的、根本的俄罗斯的神话——在末世论的前景中俄罗斯人民特殊的使命——浸透了整个俄罗斯文化，成为有影响力的解释相互竞争的场地：即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以旧教派的观点（到20世纪初期旧教徒占俄罗斯成年人数量的比重由五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⑤）和有影响力的末世论宗派的立场的形式，以伪宗教的激进的政治流派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排斥俄罗斯独一无二性也诉诸于俄罗斯特殊的落后性，也就是说被弥赛亚说用作选题，⑥ 但是冲突的主要理由与其说是对救世主神话的不同解读，不如说把它转化为世间生活的不同战略，对为伟大的俄罗斯的使命服务的不同理解。“农民们把‘我们的形象’首先同自己对比，同俄罗斯人民作对比，也就是说，尤其是依照自己的观点（有时极其深刻和正确）认为必须承担责任，莫斯科的，继而是帝国的国家将为崇高的理想服务视为整个俄罗斯国家机制存在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准备使所有的人都投入战斗，让所有的人以极不自由的服务来抵债。在服务方面任何自由都不被承认。农民村社，曾经是自给自足的‘米尔’，而对国家来说不过是国库的工具。”⑦
民间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带有自发的民主性质：“俄罗斯的土地”意味着农民米尔自己管理的联邦，带有自由的中央级别制，而俄罗斯的共同性可见是从地方团体成长起来的，是从下至上形成的。对帝国来说，摆在首位的是国家的制度、国库的和军事的需要，它们要求俄罗斯族群利益的绝对服从，而民族建设的导向却是从上到下的。到20世纪初期，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两大模式之间，俄罗斯族群认同性和帝国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结果形成了俄罗斯大规模的混乱。
毕竟没必要将俄罗斯族群体系和帝国之间的矛盾绝对化，它们是互相需要的，能够有效地互相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强大的国家，这是在极端的俄罗斯的条件下能够保障文明机制的建立和活动的唯一力量。俄罗斯基础性的神话之一——服务的神话——使国家义务在国民意识中合法化。⑧ 诚然，一直到国家被看成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俄罗斯弥赛亚理想服务，帝王的主权高于俄罗斯族群体系被承认为止。如果沙皇原来是“被替换的”和／或者服务原来是“受骗”，那么（部分的或者总体的）国家的合法化就被取消。
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和道德品质的俄罗斯军队成为帝国和族群认同性原则上可以综合起来的最明显的证明。因为它的性质是农民的，更深意义上是人民的，它同时成为“在农村几乎没有支持力的帝国意识的主要社会基础”。不足为怪，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军队的显贵们把军队看作是熔炼出俄罗斯政治民族的熔炉。⑨
俄罗斯人民和帝国之间合作和冲突并存的极为紧张的关系已深入影响到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神话中。它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论特征，在二元论中，有破坏性的叛逆、豪放的自由逃民和无政府状态的一极是与服务于国家甚至将之神圣化的一极相对立的。在这方面缺少或只是微弱表现了“中间道路”的思想——将国家理解为服务社会，向人民负责而依赖于人民的工具的意识。（当俄罗斯人未达到政治共同性时未必不是这样，而帝王、或者晚些时候是共产主义国家成为主宰一切权力的源泉和体现者。）可以简单地说，俄罗斯人或者听命于被奉若神明的国家的力量，或者反抗所有的政权、任何强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治的存在形式。（在Дж·比林顿看来，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符码就是“圣像和斧头”。）
但是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式的驯顺从来不是清静无为或社会的消极。俄罗斯人本来就是异常活跃的人民，否则在自然环境如此严峻的条件下农民连生存都不能。俄罗斯领土扩张恰恰也是以为国家开辟道路的人民的殖民化作为第一阶段。所以扎根在现代民众意识中的，定位在外部干涉或环境改变上，而不是自我改变上的“家长作风”，看起来与其说是俄罗斯时期的，还不如说是苏联时期的遗产。
俄罗斯人民和帝国之间的深层对抗导致他们的相互削弱。“社会可能成为俄罗斯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被帝国的需要消灭或耗尽，然而国家由于缺乏族群实体而被削弱，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哪怕是俄罗斯人民的，更不用说非俄罗斯臣民的奉公守法。试图充当中介人并建立作为帝国文化与族群共同性综合的‘虚构社会’的知识分子只是被挤压在他们之间。”⑩
帝国政权不乏对这种戏剧性挑战的理解，从19世纪下半期起开始试图建立新的认同性战略，要求国家和族群认同性的综合。这些努力是俄罗斯现代化的结果和组成部分，现代化本身也是由看起来比传统帝国更加有效的与民族国家对立的原则上的必要性所确定的。
在新战略的框架下结合了两种方法：1.族群的——通过运用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和族群文化同化的机制使俄罗斯俄罗斯化；2.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现代化，组建公民社会阶层的代表。这个连续不断的内部矛盾的运动使俄罗斯民族变为帝国民族，使主要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同化。类似的假定的民族可以变成类似欧洲的政治民族，这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变为虚拟的民族国家。
欧洲的经验证明了政治民族建设的同化道路的可能性，如果国家的族群核心（我们这里指俄罗斯人）在文化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而同样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话。在19世纪末俄罗斯人在帝国中只占少数。强制俄罗斯化的政治压力越大，非俄罗斯人民民族主义的规模就越大（他们中有不少人比俄罗斯人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国家进行的文化语言俄罗斯化是以经济、社会的，而在一系列情况下——是以大俄罗斯居民的政治侵害来补偿的。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各省居民的税务负担比在民族边区的居民平均多59％。在帝国中并非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却向军队提供了最多的新兵。在波兰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区域里俄罗斯农民遭受着全面歧视，处于二等公民的状态。
当俄罗斯选择了更为严厉的民族政策时，奥匈帝国着手二者必居其一的战略，这个战略扩大加入奥匈帝国的族群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但这个路线就像俄罗斯同化的政策一样也不能保全“老”帝国。与此同时，从苏联史学继承而来的关于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并不见得有说服力。民族的突变最可能是帝国体制倒塌、伴随一战而来的朝代奉公守法和帝国合法性原则被侵蚀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生的帝国族群政治优先权的更替，证明并加深了帝国认同性传统形式的危机。有别于“二位一体的君主政体”和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不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而是以苏联的形式恢复了帝国才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危机。
苏联因素反对俄罗斯因素
在苏联，就像在其历史前辈——俄罗斯帝国一样，帝国的认同性位于首位。然而苏联成功地解决了（在此不讨论代价的问题）工业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清除了社会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政治和文化的同类性。因此新的帝国认同性拥有现代化的面貌，囊括若干政治民族的重要特点：共同的制度和交流体系，统一的政治神话、象征和仪式，共同的政治文化等等。
这一切在“苏联人”一体化的范畴上得以体现，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而且还是文明化的自我确认。二者必居其一的文明设计方案用来作为建设新的政治的（在1970年到1980年间的共产主义术语中叫做“新的历史的”）共同性——“苏联人民”的主导思想，“苏联人民”被视为是西方“政治民族”概念的苏联代用品。
“苏联人民”的构造过程在很多方面先于现代西方流行的多文化政治：对政治统一的着重强调并不排除对“苏联民族”和族群团体的族群文化独特性的保留和鼓励，尽管这是在强硬的政治思想的框架下。换句话说，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一体化，而不是族群文化的同化是苏联民族战略的核心。而且，随着把民族的归属与领土联系起来和把这种归属用公民证的方式规定起来，苏联的制度使族群性制度化，甚至在那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们的地方形成的民族和建设的“民族大厦”（伪国家的构型），就是其结果。
苏联民族政策主要的紧张的矛盾恰恰在于，在亚国家的层面上族群性（зтничностъ）的制度化并没有带来整个国家层面上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ъностъ）的制度化。(11) 虽然虚拟地（де－факто）存在过“苏联民族性”和“苏联民族”，因为担心由于“废除”作为族群共同性的民族而引起族群紧张局势的出现，这些概念在社会政治话语中从来没有使用过。
使族群性制度化后，苏联政权打开了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出现的（已存在的）民族介于帝国认同性和族群认同性之间旧冲突产生的可能性。理论上这看起来像是介于政治的（公民的、领土的）和族群的概念之间的矛盾。但这是揭示有方法论缺陷和分化并对立的政治危险的矛盾。“族群的”和“公民的”民族其概念的实质不过是为整顿现实服务的理想类型，如果按真正的韦伯式的理解，它们不能作为分析的工具。(12) 实际上我们谈的应当是统一的共同性的种族和公民的角度动态的相互关系。正是苏联的经验显示了它们分化甚至对立的全部危险性。在苏联时期就开始进行的同时构建已丧失理想上的族群眷恋的政治民族和形成族群国家的尝试，最初就孕育着民族建设这两个主要取向之间的冲突。而且，苏联民族政策看起来越是成功，危险性就越高。只有强有力的、包揽一切的国家才未使这种威胁成为现实。
由于总体的苏维埃方案的最终失败产生了一种诱惑，即事后把苏联族群政治战略评价为明显的注定要失败的。类似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战略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也不排除关于它历史上注定失败的评价。“苏联人民”绝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们的空想，但具有真实的超族群的共同性的特点，最大限度上在俄罗斯人中表现出来。1989年“苏联人”在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人的自我评述中占的比重是30％，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居民中占38％(13)。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生活在自己名义上的族群家乡的俄罗斯人，特别地（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共同体而不是族群共同体的成员。几乎十年过后已经有64.8％的俄罗斯人声称在苏联时期体验到“自己属于大的共同体的”（根据上下文文中所说的应是政治共同体）。(14) 一旦失去，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失去了什么：在此情况下说的就是体会到失去了苏联的认同性，对它的回顾具有了正面的心理情感的色彩。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人穿上帝国圣衣的国家——公民的认同性才绝对比族群认同性占优势。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1990年12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前不久，在“主权大检阅”和国内族群间冲突几近达到顶点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70％—80％的俄罗斯人首先把自己称作苏联公民。他们是把全帝国的版图作为祖国来接受的（将近80％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认为俄罗斯联邦是自己祖国的只占14％），同时绝大多数人，例如乌兹别克人和格鲁吉亚人称“自己的”共和国为祖国。(15)
俄罗斯人的族群认同性看来被极端地削弱了：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不超过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还能说出哪怕一个民族认同的特征。(16) 也就是说“俄罗斯性”的感觉显得如此不强以至于俄罗斯族群共同性存在的本身有时显得可疑。苏联时代将近终了时，在苏联的大民族中俄罗斯人显出是最倾向于消解族群性的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有关族群和国家－公民认同性相互关系的资料：大概，白俄罗斯人中的情况与俄罗斯人相近）这当然不是指俄罗斯人族群认同性本身的缺乏，更准确地说，与很多其他大的苏联民族认同性感受的强烈程度相比它的认同性极弱和极低。
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查明，在族群的层面上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首先是根据族群文化的特征：占第一位的是语言，占第二位的是本民族共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占第三位的是文化，占第四位和第五位的是相似的性格特点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历史的过去）。在这个等级上唯一的“生物”指标——外表——占据了相当微不足道的第六到第七的位置（与居住地一起）。(17) （俄罗斯人主要充满族群文化的族群的认同性在20世纪90年代也保持下来。）
俄罗斯族群认同性的脆弱是俄罗斯的认同性溶解在苏联帝国认同性中的国家政治的必然结果。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相比，俄罗斯制度上的“缺陷”促使“俄罗斯人把整个苏联看作自己的‘民族的国家’”。(18)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曾是“俄罗斯中心帝国”，即俄罗斯人在帝国中掌权并从自己的帝国地位中得到好处？
苏联的民族政治主张具有二元论的性质，根据帝国对俄罗斯人和所有其他人民的态度假定有完全相对的行为路线。在最开始的时期，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地、有针对性地鼓励非俄罗斯人民自我意识的发展。虽然后来苏联政治的这个倾向减弱了，但它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也不会失去意义。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苏联是民族形式而不是领土形式的联邦，在苏联的框架下，为新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建成了制度上、经济上、干部的和社会文化的前提。苏联政权在保存少数民族团体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传统上的功绩是公认的、不容争辩的。
共产主义制度这些主要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帝国中心戏剧性地衰弱的条件下，制度化的族群性生成了强有力的离心力，这对促成苏联的覆没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与俄罗斯帝国的破灭一样，地方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更多的是其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是国家机器不断加强的无效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和帝国神话衰退的结果。
对帝国苏联的说法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除了作为悲剧性的离奇现象，很难有别的定性。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是以它依赖于俄罗斯族群的恒量体系，诉诸于深刻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为前提的。众所周知，只有当精神观念变为政治纲领，变为口号的粗俗而直观的语言，并与神话中表现出的原型、固定的族群陈规“联结在一起”，唤醒集体无意识之时，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制造社会变化（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变为“物质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在于精神智性灵敏，而在于它与具体的民族意识的完全相符。如果原意的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与俄罗斯相去甚远的，脱离实际的模式，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恰恰就是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难发现，苏联的意识形态利用了俄罗斯神话象征主义体系的形式、配置和逻辑关系，并给神话补充了新的动员性的内容。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俄罗斯特殊性的思想和关于俄罗斯人民——崇高的真理和公正性的体现——的神话在苏联的观念体系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作为以解放的途径领导世界的先进人类的前沿阵地。没有边界和障碍物的空间，但带有成分驳杂、分等级的价值结构的俄罗斯的神话在“社会主义地界”的地缘政治学等级中再现：苏联作为核心，随后是“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社会主义选择”的国家，其后边是同苏联友好的“进步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关于献身的神话没什么可说的：对国家——政党的忠诚成为社会主义崇高的社会和道德价值。同样地，还有关于保护的神话：正是在苏联时期的“解放”、“兄弟式的援助”、“承担国际义务”和“保卫世界和平”，毫不夸张地说，都具有世界性的规模。(19)
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俄罗斯神话象征主义体系的利用具有双重结果：一方面，保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大规模的变化，使新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合法化。另一方面，新现实惊人的矛盾对俄罗斯人的族群利益而言，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神话动员性的特性弱化和帝国神话的衰退。
这种新的现实在于与俄罗斯帝国相比苏联是一个俄罗斯因素极少的（它存在的头十年是公开反俄罗斯的）国家，它是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的族群性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最初被共产主义政权看作是苏联帝国稳定性的主要威胁之一，这导致彻底的、有意识的对俄罗斯认同性的抑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东正教这一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俄罗斯人民族群构型的原则遭受致命的打击，旧俄罗斯社会受教育的阶层遭到最残酷的迫害，俄罗斯人民的基础部分——农民——传统的世界观在斯大林现代化进程中遭到无情的摧残。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考虑到俄罗斯族群性有相当大被动员起来的潜能，共产主义制度不再实行“焦土”战略，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对国家来说那危急的年头向它求助。然而，对俄罗斯族群性因素的有效应用总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带有严格的配量的性质。国家对东正教会的鼓励、超级大国的和排外的浮夸言辞、反犹太人的政策、史学中帝国立场的复苏和旧的象征意义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本质。
旧帝国的认同化归入到新的苏联的认同性中。复苏的帝国爱国主义被用作重要的，但毕竟是国家合法化补充性的来源，其基础性的原则是：政党的垄断专权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应受到怀疑。
俄罗斯族群和帝国的因素的互相堆积甚至成功的综合（例如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军队中）都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帝国的利益相同。而后者最常见的是以忽视并经常是以消除俄罗斯族群性为代价而实施的。重建帝国的斯大林继续对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带着明显的怀疑，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就是对这种怀疑的证明，它引起一系列高层党政领导者致力于事实上的而不是象征意义上俄罗斯地位的提高。斯大林时代临近终了之时，帝国与俄罗斯族群原则之间的范式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无疑，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最走运的民族主义者。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为了消灭所有历来就有的俄罗斯的东西，斯大林极尽最大的可能。在斯大林时代，新俄罗斯帝国作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达到了自己的极盛时期，然而却使俄罗斯民族达到几乎有损尊严的状况。”(20)
在“红色恺撒”的继承人时期，对俄罗斯族群性警觉—攻击性的态度继续保存下来。但是，害怕挑起“人民胜利者”群众性的不轨的共产主义制度，已经不能回到狂野主义的镇压俄罗斯认同性的政策中，它被迫朝向俄罗斯人合法的族群利益勉强地前进，在俄罗斯建立了某些过去存在于其他共和国中的文化和信息制度，使历史修复运动合法化等等。在对从夹缝中钻出的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态度方面，政权的政策在向往它的中立化与必须承认和考虑俄罗斯利益之间摇摆。
这个客观上有条件的双重性为20世纪60年代苏联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这一运动在史学中得到概括性的名称：“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的流传及其在文学和艺术上相对成功的发展这一事实，在国内外产生大量政治投机行为，这是由于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俄罗斯民族主义可能的靠山和假定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方向上制度的偏差所致(21)。类似的设想最常在苏联官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中找到依据，对于社会各部分和苏维埃政党部门中间的反犹太人情绪而言，这种政策时常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顶层”。
承认过分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中的欧洲主题，然而却想对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不吻合的现象加以注意。既然在它们之间能够产生联系，那就是在某个民族主义的价值和关联体系中犹太人占据“敌人”的战壕（民族主义如果不同“他者”对立根本就不能发展），但是这种联系并非必要。换句话说，反犹太人并不是民族主义内在的，哪怕是它比民族主义老得多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从所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是反犹太主义者这一可疑的假设来说，也完全不能推论任何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都能归入民族主义者。至少现代科学对民族主义者的理解是这样的。(22) 对于推测共产主义制度初具轮廓的民族主义的蜕变，认为苏联政治中存在反犹太主义因素，看起来理由太不充分了。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在苏联发生和发展的现象不能归结为民族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本身在它的范围内只是几个流派之一，而且在政治上远不是最有影响的。在能够确定为特殊的保守主义的苏联说法的统一潮流中，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保守分子、有各种各样意识形态色彩和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从民族布尔什维克到君主主义者，从文化界当权派的代表到有不少狱龄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党外的”仇犹分子汇合在一起。他们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虽然存在共同的立脚点——对强大国家的崇拜和传统主义。与此同时就要说起向各种传统的回归：对共产主义保守分子和民族布尔什维克而言是向斯大林帝国传统的回归；对乡村题材作家而言是向宗法制农民的传统回归；对于君主主义者而言是向浪漫主义化的专制传统的回归。苏联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情可能不是由正面的预示，而是由反面的同意——对西方及其有关价值的排斥，以及由其构成的那些知识团体可疑的态度——组成的。
但这个怀疑甚至蔓延到整个族群团体——苏联犹太人中。为什么？犹太人在智力和创造性工作中相当大的代表性和他们特有的自由主义的、没有根基的宗旨使人把犹太人视为西方影响独特的中转站。在苏联语境中犹太人独一无二的拥有侨居国外的权利令人有理由怀疑他们作为族群团体的（对国家政权的）忠诚。况且他们去了以色列和美国——在苏联神话中被喻为恶的国家。最终，斯大林时代培植的对犹太人戒备和否定的态度在下一时代继续存在和发展。
回到保守主义的运动上来，需要指出的是，其参加者的地位和目的上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的合作，其中存在独特的功能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充分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同时，作家群给苏联社会带来一套保守主义思想和价值。然而无论如何在这个同盟中都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左右一切，共产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其主导力量，他们利用的完全是斯大林精神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配量地、有选择地、在同自己论敌的内战中作为承认合法和有依据的补充性的源泉。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从来不被他们放在首位。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期不存在任何对民族共产主义制度蜕变明确的说明。
一系列情况阻挠了它在这个方向假设的变换。第一，在党政领导层中保守势力有影响力的论敌的阻挠。根据一系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回忆录和一些近来发表的文献证明来判断，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复兴被克格勃（它定期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自己的意见）看作苏联政治稳定最大的内部威胁之一。(23) 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威胁，及其对苏联社会的潜在影响被明显夸大了。(24)
第二，共产党政权对族群政治平衡和民族政策的变化的主要危险的理解有利于俄罗斯人。大陆帝国可以只靠对其领土和族群核心的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生存。俄罗斯起了苏联共和国中资金和原料输出者和为帝国现代化需要供应劳动力的作用。苏联帝国名义上的宗主国实际上处在内部殖民地的地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活水平低于苏联欧洲部分其他共和国。俄罗斯利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被过甚的帝国认同性以及有针对性地使“俄罗斯性”溶入“苏联性”加以补偿，其使命是，一方面削弱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推动俄罗斯人帝国的爱国主义。类似的政策从全苏联发展的优先权、保持国家统一和维持国家稳定的观点上来看是合理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帝国理想在陆地上的反映。“帝国不是保证创造出它的人民的某些实用主义利益的工具：作为一个把多方面的、绝对的价值用政治手段物质化的体系，它具有自身的价值，根据对这些价值的态度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从定义上说都处在从属的地位。”(25) 这使我们有理由把苏联评定为地球上有人类居住区最后一个真正的帝国。
在历史层面上苏联部分地再现了革命前的情景：俄罗斯人担起对帝国的责任，但在帝国中却没有特权。原则上的区别在于，如果革命前俄罗斯人作为帝国的族群实体，那么在苏联试图将他们变成非族群化的基础，其使命是巩固帝国党派之间的联盟并作为“苏联人民”的基础。与此同时取消“旧”帝国所利用的同化政策。共产主义制度巧妙地运用了俄罗斯人意识中显然是起源于东正教的，有影响力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动机：俄罗斯人愿意为了帝国的理想牺牲自己和族群的利益。
作为族群的俄罗斯人在苏联高层政治梯队中占据的优势不能作为共产党政权“俄罗斯”性质的证明，因为它没有供给俄罗斯人民任何社会和经济的特惠。政治当权派感到自己是“苏联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中甚至不可能找到一点作为族群利益优先的迹象。支持统一的文化、科学、教育和交际的空间的必要性，而不是帝国同化的任务，使俄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人们必须学习它。（同时不能忘记，因为自由进入更强、更发达和更有影响的语言文化空间，同化通常带有自愿性。）
苏联时期临将结束时，俄罗斯人在帝国压迫下道德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补偿机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了，而它的负担变得更明显。早在苏联解体前很久在许多少数民族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就感到极端苦闷。国家中族群人口的平衡变得不再对他们有利。尽管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始终没有成为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然而其文学界一派有才华的人唤起对传统价值的怀念和对为了支持苏联巨人及其建设所花代价的根据的质疑。俄罗斯人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滋长，对它最好的表达是A.C.索尔仁尼琴的格言：“我们没有力量成为帝国！”
俄罗斯的认同性与苏联的命运
苏联帝国作为普遍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先于它的“陆地外壳”——苏联国家的不复存在而消亡。帝国神话的逐渐消亡明显地表现和体现在大众意识结构中发生的重要变化上：对于“晚期”苏联人来说，专注于对他而言作为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的个人的生活，同时冲淡高于个人意义的价值和理想的绝对命令是有代表性的特性。社会积极地摆脱了那些曾经作为帝国基础的基本原则。在苏联临近终了时，帝国的认同性经历了戏剧性的危机：对国家的依恋还保留着，但是内在内容已经枯竭：帝国思想再也不能引起存在主义的紧张，也不能推动政治行为。
俄罗斯人继续觉得帝国是“自己”的国家，但已不愿意为了它更多地去牺牲自己微薄的福利，更不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这让那些喊着帝国口号的政治动员变得不很现实。当时这种情况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很多人，包括M.C.戈尔巴乔夫在内，还当真担心共产党内保守派所引导的俄罗斯帝国的反动势力。(26)
族群认同性的减弱和冲淡，其感受的淡漠，主要是民族文化的眷恋，决定了在族群基础上大规模地动员俄罗斯人的不可能性。不论是在帝国的说法中，还是在民族的说法中简直没有什么能诉诸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帝国的认同性已经枯竭，而族群的认同性还没有“煽动”社会。
俄罗斯民族主义继续引用老掉牙的帝国神话，诉诸已经失效的理想化的绝对命令，已与时代精神脱节、与本国社会思想状况不相符。俄罗斯族群性的软弱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政治上的低水准有助于避免苏联事态按照南斯拉夫模式发展。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强大的认同性为在大塞尔维亚口号下发动的规模巨大的、挑衅性的动员提供了进攻基地。
保留下来的这种帝国动员潜力转变为群众政治行为，未必就具有现实意义。接近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居民（在1991年6月12 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大选中，大约30％的票投给了坚持保持苏联完整性的候选人）就能认清这种潜力。这首先是因为，在苏联语境下作为帝国意识堡垒的那些制度——共产党、联盟的官僚制度、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正如在1991年8月19—21 号发生悲惨的闹剧期间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失去的不仅是执政意志，而且甚至是战斗意志。
苏联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俄罗斯人，甚至那些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外的俄罗斯人都没有去斗争，没有去抗争。未必能找得出更好的证据来证明它曾是一个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帝国。若在相反的情况下，帝国人民是不会放过挺身保护自己特权的机会的。
在1991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7.8％票数的B.B.日林诺夫斯基曾提出过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模式。这种模式值得注意。他的竞选纲领的核心由要求给俄罗斯人以苏联主要民族的地位的思想构成，即对帝国实行“俄罗斯化”。换言之，他诉诸的不是理想主义的命令话语，而是诉诸于完全实用主义的利益——这使他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圈子里突出了出来。但是，因为在俄国传统中殖民主义帝国经验缺乏，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林诺夫斯基的革命号召不可能被俄罗斯意识所全部接受和重视。更不用说1991年任何形式的恢复帝国的想法都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是因为社会意识这个矢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继帝国神话而来的是自由主义神话，它牢牢地控制了俄罗斯的社会思想。我不仅不敢苟同关于自由主义与俄罗斯传统水火不容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而且对恰恰相反的观点深信不疑：自由主义神话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相符，否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不会发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有关土生土长的自由主义对待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态度的问题和关于在俄罗斯土壤上嫁接自由主义神话的结果的问题置之一边。更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自由主义神话唤醒了强大的、在此之前昏昏欲睡的反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造反主义的俄罗斯意识层面——声名狼藉的俄罗斯式的“自由（放任）”，它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它意味着把人从所有的、一切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甚至从自己本身解放出来。
在苏联，自由主义引发了俄罗斯遗老的造反，他们反对国家，反对晚期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组织形式和劳动纪律。如果说在1917年自由主义输给了立足于俄国传统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它之所以能够实行历史报复，正是因为俄罗斯土壤的支持——这是它对俄罗斯加快实现的现代化的一次缓期的反应。
尽管帝国神话与自由主义神话有种种对抗之处，在俄国语境中，二者还是在对待俄罗斯的认同性方面令人难以置信地走到了一起。自由主义和帝国意识形态在同一个源头——俄罗斯自我意识中吸取了用以动员的力量（尽管也很倾心于俄罗斯政治神话中互相对立的极端），并在自己怀疑甚至敌视俄罗斯民族原则方面保持了一致。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打算把俄国历史中的族群因素和帝国因素等同起来。
与东欧和中欧，以及一系列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在俄罗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被看作是正好相反的东西。正如社会学家Л．贝佐夫所精辟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绝对价值的思想和与此对应的，否定“俄罗斯土壤”自身的价值的思想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观念体系的内核”。(27) 从有罪推定的观点来看，俄罗斯的认同性被看作帝国传统的支柱和对民主的潜在威胁。
甚至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俄罗斯联邦充满戏剧性的、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过程中，自由主义运动避免使用民族主义话语的象征和概念。只是在过了几年之后，“政治民族”和“公民民族主义”的概念，对“民族价值”和“民族利益”的自由主义解释才被他们当作武器使用。同时，自由主义者能够特别有效地使用“俄罗斯主权”和“俄罗斯的平等权利”等思想，而这些思想的原作者是俄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说民族主义者往里面加入的主要是或者说特别是族群的（首先指的是俄罗斯族的）涵义，那么自由主义者加入的则是就是领土的和广义民主主义的内容。
正是这些民主主义思想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民族权益受侵犯和不平等的感受一致，他们在帝国的民主的转化中想象到克制这种感觉。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俄罗斯人并不拒绝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是把这个国家的所有空间作为“大”祖国来看待的。
俄罗斯人意识的这种双重性在1991年3月17日著名的全民公决中完全得以展示。当时，在赞成保留苏联的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还支持共和国主权的要求。他们未必意识到这些立场原则上的不相容：仅仅靠基本的族群和领土核心大陆帝国就能保持统一。
但是帝国神话在这之前已经失去了动员性和存在主义的紧张性，而俄罗斯的族群神话由于自己的软弱不能对它加以补偿——这就成为苏联相对不流血的迅速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当政治的议事日程中出现关于民族国家建设和新民族形成的问题时，俄罗斯民族认同性的发育不足变成最重要的问题，这要求用民族的合法性来补充民主的合法性。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还因为在本国的语境中民族和民主的原则相互分离和对立。
译自《自由思想——21世纪》，2002年第12期。
注释：
① 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索罗维——历史学副博士，享受戈尔巴乔夫基金专家。文章在01—03—0077号项目（“俄罗斯政治的大趋势”）范围内得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② Дж．霍斯金：《俄罗斯：人民和帝国（1552—1917）》。斯摩棱斯克，2000年。
③ 参看С.В.鲁里耶：《历史民族学》。莫斯科，1998年； 《寻找俄罗斯民族性格》——《祖国纪事》，2002年第3期。
④ 参看И.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未实现的降临》——《祖国纪事》，2002年第3期，第171页。
⑤⑨(20) Дж.霍斯金：《俄罗斯：人民和帝国》，第86页，第202、207—208页，第501页。
⑥⑦⑧参看С.В.鲁里耶：《寻找俄罗斯民族性格》，第67—68页，第68页，第64、69页。
⑩ 参看同上，第13页。
(11)(18) И.М.布鲁德内：《俄罗斯的认同性政治和后共产主义选择》——《城邦》，2002年第1期，第88—89页，第90页。
(12) 详见В.卡拉捷耶娃：《是否存在公认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真理？》——《Pro et Contra》，1997年，第2卷，第3期。
(13) Л.М.德罗比若娃，А.Р.阿克拉耶夫，В.В.卡拉捷耶娃等：《90年代俄罗斯联邦民族主义的民主制和形象》。莫斯科，1996年，第305—306页。
(14) Л.贝佐夫：《后苏联俄罗斯新政治认同性的形成：社会政治的定位和社会调查的演变》——《俄罗斯社会：民主价值的形成？》莫斯科，1999年，第70—71页。
(15) 参看《俄罗斯人（民族社会学概论）》，莫斯科，1992年，第400、415页。
(16) 同上，第400页。因为这个调查是在充满世界主义思想的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中进行的，所以就不能排除在俄罗斯的偏远地区“俄罗斯性”的感受会更深。但是无论如何，可能的分裂都不具有原则性的特点。
(17) 参看同上，第377—378页。在这个提纲中缺少宗教一项， 这表明进行调查时意识形态的语境。很明显，它在“文化”的范畴里是以隐蔽的形式出现的。
(19) 参看С.В.鲁里耶：《寻找俄罗斯民族性格》，第63—64页。
(21) 对这个观点最准确和最合理的表达请参看：A.雅诺夫：《俄罗斯思想与2000年》，纽约，1988年。
(22)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В.卡拉捷耶娃：《是否存在公认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真理？》（特别是第185页）；A.米廖尔：《关于民族主义话语本性》——《Pro et Contra》，1997年，第2卷，第4期。
(23) 譬如，1981年3月28日克格勃主席Ю.В.安德罗波夫向苏联共产党提交了关于“必须杜绝部分知识分子充满‘俄罗斯词语’敌对的表示”的呈文。（《文献资料》1994年第6期，第109页）。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注目录“苏联检察院第58—10号关于反苏鼓动和宣传事务的监督诉讼程序（莫斯科，1999年）中，包含关于60％的囚犯的一则短消息，这些囚犯因在1953到1991年宣传、鼓动反苏被指控，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关系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这则信息获自Н.米特拉辛的文章：《苏联政党机关中民族主义的神话》。——《祖国纪事》，2002年第3期，第288、290页）。
(25) С.卡斯贝《帝国与现代化：一般模式和俄罗斯的特点》，莫斯科，2001年，第210页
(26) 在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兼总统助理А.С.车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有大量有关的记载。（参看А.С.车尔尼亚耶夫：《1991年：苏联总统助理日记》，莫斯科，1997年第13、20、148页等等）。
(27) Л.贝佐夫：《新政治认同性的形成》，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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