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1]2004年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产业同构演化趋势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界人士关于“区域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过，对“区域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利与弊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这就是认为到上世纪末，我国至少经历了80年代与90年代两个阶段大范围的重复建设。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部分行业又出现了投资过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始担心我国将出现“重复建设的‘第叁次浪潮’”。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客观地认识重复建设问题?它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产业同构程度的变化趋势又是怎样的?这种趋势与经济市场化到底有什么关系?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的，其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阐述了产业同构的涵义及其测度方法，并对我国的产业同构程度演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间的产业同构程度以1992年为转折点呈现为“先强化后弱化”的倒U型趋势。 第二章从市场化的概念入手，对各种测度市场化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并对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 第叁章分阶段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同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前，由于地区利益的客观存在和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大，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产业协调政策，产业结构就会出现明显的同构化倾向。(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随着我国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现代企业制度逐步确立，市场机制开始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或者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在给经济注入活力、改善要素配置状况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使我国区域间的产业同构现象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第四章是一个案例分析。本章采用Panel Data模型分析方法对1992年以后长江叁角洲地区产业同构的演化趋势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市场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翔实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商品市场发育外，市场化的其他因素的发展都能促使产业同构的弱化趋势，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本章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分析。 在第五章中，笔者根据前文的分析给出了一些政策选择，希望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来保证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汤姚楠[2]2017年在《东北振兴中的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明显递减,促使经济结构性问题越积越多。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尤为突出。长期以来,辽中南城市群区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重化工业的粗放式发展,低端供给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以其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近年经济连续下滑,形势非常严峻。究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及其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应,形成了现今经济结构的特殊问题形态和结构调整的巨大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中国步入这一途径的基本策略是供给侧改革。产业是决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根本所在,产业活动区位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提升区域经济质量的核心所在,产业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现阶段引领产业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解决经济发展面临日益复杂问题的最佳选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根本保障,也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更是破解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代表的东北经济困局、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关键。辽中南城市群不仅是辽宁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主体,同时也是引领东北振兴,打造东北国家经济支撑带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核心区域之一。本文全面剖析了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化、结构状态、优化升级、产业分工与合作及供给侧改革,并在模型实证的基础上找准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问题与东北经济振兴的关键所在,提出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与路径选择;在产业分工合作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联性与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集群结构优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辽中南城市群融入东北亚“一带一路”的域际产业分工合作构想,探寻创新之路;同时,分析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对策与保障。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丰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与城市空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内容,而且为东北振兴与振兴中的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本文基础分析研究部分,从辽中南城市群区域工业发展叁个阶段的划分着手,厘清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与特征,以及产业发展、交融和变迁的空间结构演化机理。研究得出辽中南城市群的国企比重高,行业和行政垄断造成一些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大重化工业企业的生存刚性和调整的困难,同时,体制机制问题,又造成“孤岛式”企业现象,使产业联系脱节,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导致第叁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滞后。这些研究结果,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调整分析奠定基础。本文核心研究部分,首先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状态及优化升级趋势。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依次分析辽中南城市群的叁次产业结构、区位优势产业和“十叁五”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产业,得出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逐渐从过去的“第二产业独大”向二、叁产业并举转变,但第叁产业依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城市的区域优势产业基本形成,但集聚辐射能力不强,尤其是核心城市作用不够突出,要素流动不够均衡,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辽中南城市群以石化产业和冶金业为代表的传统重化工业发展粗放,能耗高、污染大,对环境破坏严重,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强,应技术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长度,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僵尸企业,促进可持续发展;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应自主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适应市场变化,重点发展智能制造;矿产开采业,耗能大,污染高,产业链中处于上游,属于后向部门,应限制发展,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侧重资源型产业向制造业方向、传统基础工业朝深加工方向转型;传统轻工业发展注重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与档次;第叁产业,其中的公共服务业,虽然属于区位优势产业,但对其他产业带动能力较弱,其中的新兴服务业属于环境友好型部门,能耗小、附加值大,近几年来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应选择性大力发展,其中以交仓邮、批发和零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提供终端产品的同时,也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需要重点发展。其次,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方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调整及基本路径选择应从城市群资源环境经济及发展趋势综合考虑,遵循低碳经济节约性、持久性和相伴性的生态经济原则。本文依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低碳化趋势,按国家减排承诺目标,以低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为双向控制目标,在发挥产业关联效应的前提下,通过多目标区域产业结构投入产出优化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调整的分析结果及路径选择,表明第叁产业总产出规模需增幅最大,机械电子产业和传统轻工业有较高的总产出增长潜力,城市基础设施规模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矿产开采业高耗能、污染大,总产出规模需减幅最大,石油加工和冶金业作为高排放产业规模需较大减幅,建筑业区位优势不明显、对其他产业带动能力弱,需缩减一定的规模,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食品和烟草,应随需求减少而缩减规模。再次,分析辽中南城市群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在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关联性、工业产业集聚与分工、现代产业体系及产业链集成结构、产业发展路径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业集群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是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重点发展7大特色产业集群,发挥产业聚集扩散效应、产业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链关联效应、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效应,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实现各类要素、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与合理化配置,将辽中南城市群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同时,提出辽中南城市群产业产业分工合作的空间调整策略,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延伸到国际,包括国家与国家及区域与国家的地域分工与合作,探索融入东北亚“一带一路”世界域际产业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创新之路。最后,在辽中南城市群产业供给侧结构失衡分析基础上,针对叁次产业比例失衡,传统低端产品严重产能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的要素投入结构失衡,以及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对策与体制机制保障。结论与展望部分,在得出研究结论的同时,提出相关后续研究拟采用大数据方法收集分析实时、高频、过程性数据,以推进更深层次的高目标研究。本文基于东北振兴与城市群区域发展战略,以及新常态下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采用了基础理论与文献研究方法,以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为主,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融合交叉与多维视角的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优化分析指标体系与多目标优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①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创新城市群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双联动研究。通过对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状态和优化升级趋势等方面的系统分析,得到对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创新性认识。本文提出,资源禀赋和其决定的区域比较优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基础,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当在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禀赋、产业比较优势、技术水平等条件的基础上,向低碳化、高技术化、高智能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第叁产业生产服务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制造最终产品的产业在区域产业结构的比重需要逐渐增加;同时,还应发挥产业聚集扩散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实现城市群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双联动。②融合新结构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结构比较研究,既延伸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又弥补了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析方法的不足。这是通过建立辽中南城市群的多目标投入产出优化模型而实现的。以低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为双向控制目标,研究了在发挥产业关联效应的前提下,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方案,为辽中南城市群区域成为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核心增长极奠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基础。③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分析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失衡和时空发展矛盾,并提出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空发展对策,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理论探索意义和实际的政策制定参考价值。
周国富, 陈玲[3]2005年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产业同构演化趋势分析》文中提出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产业同构的演化轨迹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产业同构程度表现为“先强化、后弱化”的趋势,转折点为1992年。为探求其中的原因,本文采用博弈模型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前一阶段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和后一阶段区域产业结构趋异的原因分别作了详尽的解释。
刘昆轶[4]2008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产业结构重组及其在区域城市体系中职能演化》文中研究说明本篇论文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江叁角洲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研究项目下的子课题,旨在通过对上海城市个案研究,量化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上海产业结构及其在区域城市体系中职能的演化过程,深入探讨上海产业结构及其职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演化的成因,解析经济全球化与上海产业结构及其职能演化之间因果作用机制。论文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推进时期的1995-2005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范畴,首先在总结全球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确立全球化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从贸易、外资、信息、旅游等四个方面综合描述了这一时期上海的全球化进程情况,并选取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全球城市及长江叁角洲区域中经济外向性较高的四个主要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作为参照系,对比分析上海与他们全球化进程的差异特征,已准确把握上海全球化水平在长叁角城市网络及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相对位置。经济全球化对于长江叁角洲区域的城市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文章以城市经济结构作为基本线索,在不同层面上分析上海产业结构重组及其价值区段的变化,并在长叁角区域的背景中观察同一时期上海城市职能的转变过程,以此来表征上海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演化情况。最后论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检验全球化作用与上海产业结构及其职能之间的相关关系假设,并引用全球经济网络、产业区位等理论,以上海金融业的职能演化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选取花旗银行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论证经济全球化促成上海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也推动其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战略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作为长江叁角洲区域的龙头城市——上海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由此导致城市体系的等级属性和关联网络发生本质性变化。
毕秀晶[5]2013年在《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对企业空间组织以及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城市-区域的全球联系网络与内部空间组织演变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议焦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理论概念不断出,丰富了新时期城市-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但多数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城市化(五化)分别从外部和内部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与区域空间组织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逐渐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国内背景使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环境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背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典型城市-区域发展演化的空间特征、过程与机理进行系统分析,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系统分析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特征、过程与机理也是我国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需求。国家十一五计划以来,“城市群战略”多次被写进国家级战略规划之中,强调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促进区域的城市化与一体化进程。地方政府也积极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城市群的发展是能否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发挥其扩散效应、哪些因素影响了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群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需着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国内外城市群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入手,采用“理论演绎—假说提出—数据采集分析—模型模拟验证”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群之一——长叁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城市群在不同空间尺度集聚扩散过程以及主要的动力机制,为后发的以及正在建设的城市群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论文有叁个核心议题：一是,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空间演化特征如何?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以及内部的区域差异是如何演变的,是否表现出与国外城市-区域类似的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态势?二是,城市群的集聚扩散态势如何,作为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是否已经显现?城市群内部的大都市区与城市群在更大的区域空间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是否与空间分工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叁是,我国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论文共分为八章对上述叁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前叁章为理论演绎与假说提出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四、第五章分别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特征和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第七章则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行为主体的作用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一章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缘起和研究目标、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思路与框架,并介绍了论文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所用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在梳理城市群概念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对城市群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别分析。其次进一步明确空间演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传统城市地理学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区域非均衡理论到新区域主义学说)以及劳动空间分工理论叁个视角对城市群演进过程与机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第叁章是对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国内外城市群研究新进展的综述。着重关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区域国际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以及所发现的新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假说,并确定后文的分析框架。第四章与第五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演化规律、集聚扩散过程的实证分析。第四章从多尺度的空间视角出发,首先将长叁角城市群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层次,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宏观经济指标,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与空间差异叁方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呈现出“多中心化”、“均衡化”、“点-面化”与“网络化”的发展特征趋势特征。第五章则以第四章划分的不同空间尺度的空间层次为基础,首先分析了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与扩散态势,并对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然后,结合人口普查的从业人口数据,进一步从产业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的集聚扩散的主要内容。研究证实了大都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了制造业空间扩散、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集聚产业集聚与扩散特征。第六章与第七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分析。第六章从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理论出发,探讨了该理论框架下城市群作为一个空间系统的演化过程、通道与关键的行为主体,并构建了基于企业、政府与劳动者叁个能动主体与城市群区域空间格局与空间联系演化的关联分析框架。其次,论文在第六章中实证分析了企业区位与再区位决策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力,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演变与城市专业化和城市等级体系演变的耦合性。第七章则重点探讨各级政府的相关行为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宏观层面,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群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及城市联系演变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开发区(政府力量的集中体现)间的产业分工与联系的分析具体探讨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对城市分工与联系的作用以及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探讨政府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分析了政府通过对企业、产业的影响进而推动城市群演化的间接作用。第八章为总结和展望。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关于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1)以空间演化为桥梁将区域发展演变与生产空间演化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只注重格局而忽略联系的不足。(2)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注重将不同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以及宏观与微观分析方法进行结合。从动态化、多尺度、多机制的综合视角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进行系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在数据指标上采用了基于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引入考虑空间自相关的空间滞后模型,更加客观、准确地模拟了区域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3)通过对大都市区在城市群内部“集聚与扩散”的实证分析,实证检验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周边县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增长极战略的空间效应,进而为城市群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4)从区域空间演化的能动者行为出发,以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为理论基础,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叁个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视角,将由城市群空间演化机制的研究逻辑一致地统一在动态兼容的理论框架体系之中,并实证分析了叁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格局和空间联系演化的作用机理。在弥补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微观作用机制、缺少政府作用的实证支持等方面的不足的同时,为城市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李晓欣[6]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文中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性改革与实践。它突破了原有的、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常规区域发展模式,以更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协议性分工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活动,对经济格局超前谋划、合理布局,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实践创新背景下,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区域经济统计测度理论、方法和模型,也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的运行状态,发现经济规律,准确评价和认识经济运行结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选择这一题目的理由是,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新经济背景下,对区域内部的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市场分割、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产业转移、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对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将成为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和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从协议性分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建立了一个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其实质是京津冀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程度不断深化,以地区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为保障,以产业转移作为主要的实现途径,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强化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作用,最终实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以下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一体化是消除区域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的理论观点。区域间要素与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程度越高,表明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就越差,产业一体化就越难以实现,因此,消除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保障。二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产业梯度水平是诱发产业一体化动力的理论观点。区域产业一体化是以产业转移作为实现一体化最主要的途径,是协议性分工的重要体现,而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区域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梯度,正是这种梯度差异的存在诱发了产业一体化的实现。叁是一体化是加强地区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观点。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本地区哪些产业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且这种影响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度如何。四是产业一体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观点。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地区间的产业布局将发生显着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这将会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五是产业一体化促进产业技术效率提高的观点。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地区间流动壁垒逐渐减弱,区域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更加科学,人才和资金流动更加便利,新的生产技术在区内传播更加迅速,改变了地区产业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结构,使得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本文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关于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测度研究,本文从市场一体化中的"市场价格"角度进行测度。市场价格一体化水平反映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而这也体现了要素和产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因此,对区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的测度就转变为采用基于"冰山成本"模型的市场价格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关于产业转移动力的测度研究,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梯度差异以及产业同构等多角度进行了测度。关于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测度研究,主要是对地区间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运用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等进行了测度研究。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泰尔结构偏离度指数等经济统计指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效率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生产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Malmquist-DEA指数模型相结合,对区域主要工业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本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和统计测度系统,笔者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壁垒逐渐减弱,这加速了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2、京津冀区域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这既构成了产业一体化与产业转移的直接动力,又由于地区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水平的较大差距延缓了产业转移的步伐,同时,京津冀叁省市间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同构问题,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3、河北省制造业产业受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天津市,北京市受到的影响最小。与京津两市相比,河北省的制造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津两市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借助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趋势,河北省的产业水平将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4、随着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逐渐提升,但与我国长叁角、珠叁角经济区相比,在产业结构水平上仍存在着差距,同时,近年来,京津冀叁省市的产业结构在我国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排名中的位置也没有发生显着变化,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还未能够拉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普遍提升,产业一体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拉动作用还丞待加强;5、在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中,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差异。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通信电子、医药制造业并未显现出高于传统工业的较大技术效率优势;传统工业产业仍具有一定的技术效率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发展成熟前,传统工业仍有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支持了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下将北京市部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河北省继续发展的做法是合理的;同时,京津冀叁省市在产业内部形成了技术效率梯度。全文共分九章,各章节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提出论文的研究目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对协议性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在介绍各重要理论思想的同时,阐述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脉络,比较了不同理论的研究特色;对已有的关于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联系测度等相关内容的统计测度方法进行了回顾,同时,梳理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文献,从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发现了现有文献在产业一体化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改进的目标。第3章,区域产业一体化测度的理论框架。本章围绕着协议性分工理论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中的适用性与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建立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理论研究内容;同时,建立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系统,该系统包含了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经济发展与产业梯度差异测度、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测度以及技术效率测度等测度内容。第4章,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与产业分工合作。地区间的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产业一体化的保障,因此,需要对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进行研究。由于直接进行测度存在着困难,按照林德特和霍兹曼的观点,将流动性测度转换为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实证研究发现,京津冀叁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在逐步下降,反映出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在增强。在此基础上,本章回顾了京津冀区域叁省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描述了现阶段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状况。第5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产业转移研究。京津冀叁省市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对现有产业布局的调整,是按照地区协议性分工安排生产的一种体现。本章讨论了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是地区间经济水平梯度差异与产业结构梯度差异,详细分析了京津冀叁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十叁座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同时,京津冀地区间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京津冀叁省市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转移状况;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京津冀叁省市间发生的产业转移,介绍了京津唐高速公路新兴产业带。第6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地区空间联系测度。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本章基于空间偏离份额模型提出了新的测度地区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方法一—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该模型与已有测度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和空间结构强度指数对京津冀叁省市产业空间联系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第7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结构优化水平测度。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将发生显着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分布更加合理,这会对区域的产业结构造成积极影响,因此,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是十分必要的。本章提出了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第8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技术效率测度。随着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更加深化,跨地区的要素和产品流动逐渐加强,市场壁垒逐渐下降,这势必会改变产业的生产投入和产出结构,影响产业技术效率水平。本章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石油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七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进一步,采用Malmquist-DEA指数模型对制造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9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本章对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统计测度系统以及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文章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方向。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些创新性工作概括如下:(1)在新经济背景下,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提出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内容涵盖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地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理论框架。(2)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提出了统计测度模型,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经济统计方法研究。统计测度系统包括了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测度以及产业技术效率测度等内容,运用该统计测度系统可以很好地对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3)运用新方法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获得了几点有价值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连兴[7]2008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产业结构重组及其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职能演化》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城市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全球化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世界城市体系的重组,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各国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以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域的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相关分析、主因素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变量分析手段,致力于研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苏中叁市产业结构重组及其城市职能结构演化的因果作用机制。具体来说,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全球化进程评价指标,分析各个参数,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演化趋势,来定量判断苏中叁市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程度,并通过与长叁角区域中其他城市的全球化指数进行对比,得到南通、扬州和泰州叁座城市的全球化进程在长叁角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位置。其次,通过分析苏中叁市产业职能结构的发展演化,来判断其在整个长叁角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最后,通过分析苏中叁市典型产业集群的全球化特征并结合实际的案例,来证明苏中叁市是如何被纳入“全球价值链”,又是如何导致苏中叁市的城市经济发展。
陈晓南[8]2005年在《创业投资与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文中研究说明长叁角经济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带组成的“T”字型产业布局的结合部,是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东部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目前,长叁角大多数城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正向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向演进。 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创业投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创业投资是现代财富神话的缔造者,其独特的制度功能、要素功能和嬗变功能,促进创业成为文化,逼迫产业前移至实验室,催化创意嬗变成财富;其出色的经济绩效已被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长叁角必然借重创业投资建立起拥有自主创新机制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和量的倍增,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以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布局的改善。 本文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创业投资的基本原理,对创业投资促进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机制和条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论文在综合分析长叁角的区域构成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的基础上,对长叁角产业整合演化趋势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论文从创业投资功能、区位选择、要素效率、投资绩效等方面解析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机制;同时,就长叁角中小企业发展、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提出了构建长叁角创业投资体系的设想。 本文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是长叁角并行不悖的产业发展方向,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必然借重创业投资才能进一步加快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传统产业的提升。据此,根据自身的区域经济累积因果效应,长叁角北翼苏南地区应以创业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内生化”为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型产业发展;而南翼浙东北地区应侧重以民间资本驱动产业升级为主,用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和
鲁敏[9]2012年在《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调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在众多的解释变量中，地方政府无疑居于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在非经济建设的部分领域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远不及其在经济中那样绚丽夺目。转型期地方政府是在多重领域中多种角色相互交织的矛盾组合体。如何为地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成为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政府角色是指特定环境中的政府，在运用权力履行责任中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总和。应然角色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制度设计者所预期的政府角色，实然角色是指实际运行的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角色。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形成逻辑和具体表现是有差别的。政府角色定位是政府角色的总体特征。从内涵上看，政府角色定位是对一定时期内政府行为和结果的整体概括，它涉及到政府职能、权力、责任等多重因素，是一个跨度较大，内涵丰富，联系面广，具有较强综合性的词汇。地方政府角色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独立的利益结构，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机构和执行机关，表现为“依附型人格”的角色定位。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地方政府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官员激励和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同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控机制等制度集合成为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角色最关键的因素。转型期以来，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放控结合”的策略组合来应对面对的困境和变数。“放”就是通过策略性放权释放地方政府的活力，激发潜能。中央政府不再希望地方政府仅仅充当执行机构和附属机关的“依附型人格”角色。“控”的是经济绩效、改革的节奏和意识形态，保证整体利益和中央权威。“控”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成为完全自主的“独立化人格”角色。在意识形态、经济绩效和组织体系上，它必须接受中央政府严厉的控制。总体看来，在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表现为“非独立化人格”的角色定位。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的角色定位意味着其主体地位的非独立性，思想动机的矛盾性和角色影响的非协调性。毫无疑问，这种角色定位对于有效完成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角色也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某种困境埋下了伏笔。对于转型期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影响，本研究试图用“非均衡和不协调”来概括。在来自中央政府的超强激励下，地方政府总是试图将中央政府下放的各种权力和资源用于上面最想看到，也最容易看到的政绩显示上。于是，为了达到某方面的目标而不顾其他目标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当他们为了某一特定的目标而无视其他次一级的目标时，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会沦为水月镜花的梦想。当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出现变化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就会转化为一定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成为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阻力。一旦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被更高的社会形式所代替。如果说转型初期地方政府在超强激励下追求经济绩效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能够增强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么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其片面追逐经济而罔顾其他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不仅不会加强其合法性基础，而且会逐渐破坏它，直到走到尽头。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所具有的消极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其过渡性和暂时性。因此，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将是地方政府由“非独立化人格”向“独立化人格”回归的过程。要从政府体制和政府过程两个角度来调适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地方政府角色的合理回归。其中，实行“多中心小回路”的地方政府体制，要从“边际切入”逐步过渡到“内核聚变”，特别是注意权力转接的临界点，防止出现权力“真空”和代理失效等问题。现阶段的对策建议是逐步降低对地方政府“以GDP为中心”的超强激励，增强地方民众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能力，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模式等。
连季婷[10]2015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河北省经济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京津冀大城市化区域的协同性发展,目前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对于河北省来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何形成全省不同层次的中心与外围紧密联系的高效率梯度和反梯度发展模式、重建河北省区域空间经济结构,是颇为紧迫的发展问题。依据这一研究目标,本文在梳理基本理论和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回顾了河北省与京津关系的历史演化,分别从河北-京津的经济梯度、产业梯度和城镇层级角度分析了河北-京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原因,并通过依存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河北省区域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合理化问题。河北省围绕京津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与京津经济互动的特殊经济关系。本文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运用中心-外围理论研究河北省与京津的梯度差和经济互动,并通过建设“次中心”与“次外围”的互动关系来改善大“外围”的空间经济结构,使其与大“中心”形成高质量的协同发展关系,这在国内的研究中尚不多见。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京津对河北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具有较大差别,旨在对重建河北省空间经济结构进行新性研究,包括对中心-外围区域发展互动理论的开拓创新、京津对河北省各城市有效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经济实践理论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思想创新。区域空间经济结构一般是由“点”和“网”构成,“点”是指经济集聚点,表现为城市和城镇,“网”是指联系性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网、服务网、市场交易网、产业连锁网、商贸服务网、社会保障网等。“点”和“网”的关系不同,所构成的空间经济结构就不同。京津冀之间既有相互独立的经济结构成分,也有相互补足的经济结构成分。京津的一般共性城市功能,是与河北广大城镇集聚点腹地构成产业连锁、经济网络的紧密联系,其特性城市功能是对河北省具有经济影响力。河北省近京津地方的发展必然会以京津为极点和磁力点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京津转出产业,从而形成和京津十分紧密的各种网络关系；远京津的地方在借力与京津主通道的同时,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从而会在河北省域内出现叁到五个同构性的次经济中心城市。这些次中心内部各种网络关系极其紧密,而各次中心之间的网络关系可能薄弱,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样,整个京津冀地区就会出现比较独特的多层次中心-外围的空间经济结构。与一般中心-外围理论阐述的外围边缘化不同,这里的外围无论是对京津中心还是对河北省的次中心,都会逐渐被吸引到整个系统的发展中,而不会被边缘化。本文在研究河北-京津的经济发梯度、产业梯度、城镇层级等现状的基础上,得出京津对河北省具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并运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京津对河北省的有效辐射弹性,从而检验京津对河北省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提出了河北省更好融入与京津协同发展的经济策略,得到如下结论：京津冀十叁个经济主体呈现不同的经济梯度分布：北京和天津分别位列高梯度区；石家庄和唐山位列中梯度区；廊坊、秦皇岛、保定、邯郸、沧州、张家口、邢台位列较低梯度区；承德、衡水位列低梯度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表现特征,第叁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水平高、工业发展水平高、交通干线发达的经济主体综合实力评价值高,河北省省域的沿海和省会城市综合实力评价值居于中间,河北省省域陆域和山区综合实力评价值相对低。京津对河北省的经济影响存在产业差异,北京主要影响其第叁产业,天津主要影响其第二产业。从产业梯度来看,北京市具有发展优势的第叁产业,是除批发和零售业之外的11个行业,与借力北京经济辐射的增长效应相结合,北京的上述产业较多向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承德、沧州、廊坊、衡水等城市转移,结果是能够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天津的发展优势产业,重点集中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一般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与借力天津经济辐射的增长效应相结合,河北的秦皇岛、邢台、承德、沧州、廊坊等城市应率先考虑承接天津相应产业转移,以形成最佳产业链条的空间结构。京津对河北省的经济影响和河北省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河北省各地区借力京津与省内互动发展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从城镇梯度来看,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四个城市是河北省的中心城市,其余七个设区城市可以作为河北省的次中心城市。因此,唐山、保定和邯郸应更为积极地主动接受京津的辐射,与京津实施经济互动；秦皇岛、邢台、承德、沧州、廊坊、衡水作为经济辐射的正向增长效应城市,一方面要积极争取京津两个域外城市的经济辐射,另一方面还应积极争取省域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四个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与其形成高密度的经济互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和天津对河北省有经济辐射力,且这种经济辐射力对河北省的经济影响能够切实推进河北省经济增长,但对河北省各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不同,且京津对河北省的经济影响程度与河北省城市经济梯度呈现正向分布。北京对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承德、沧州、廊坊和衡水等九个城市的有效经济辐射力弹性全部为正值,这说明这些城市在接受北京经济辐射的过程中能够切实提升自身的经济增长。天津对河北省秦皇岛、邢台、承德、沧州、廊坊等五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有效经济辐射力弹性较为显着,这说明天津对这五个城市的经济影响也能够提升自身的经济增长。和河北省城市综合实力结论相结合,认为河北省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前列的唐山、廊坊、秦皇岛、保定、邯郸在京津有效辐射力作用下,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城市综合实力排名最后两位的邢台和衡水,其经济发展正效应也最小,这说明城市综合实力是影响河北省接受京津辐射力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城市综合实力因子得分,发现京津对城市承载力、环境、工业发展能力较强的城市的有效辐射力的增长效应更强。可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京津对河北省各城市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河北省各城市应根据不同的比较优势,从借力京津发展进而产生经济互动。面对京津对河北省的经济辐射影响力,河北省能够接受多少经济辐射力,并且是否能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推动力,是河北省与京津能否产生良性经济互动关系,进而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因此,河北省各城市应充分估计与京津、与省内城市之间的合作效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有效率的合作方式和途径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河北-京津的区域空间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基于京津冀区域多层次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经济结构,河北省总的发展策略,应是一种多层次的梯度推进过程。首先,要在逐步实现和京津社会经济发展对接的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地社会经济资源,形成省内经济发展的“次中心”,以便有能力承接京津的辐射；其次,摸清各次中心城市基础部门的规模结构,依据城市化区域的地理特点,实施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最后,从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改革四个方面策略保障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使河北更好的与京津协同发展。总之,随着京津冀区域越来越成为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区,随着京津冀区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会得到具体的实践性推进：一方面,鉴于河北腹地对京津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京津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与河北的协同进程；另一方面,河北不仅要借力京津发展,而且要立足自身实际,站在与京津协同发展的高度,运用产业发展策略、城镇发展策略和体制机制改革策略等有效措施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虽然目前河北省和京津的综合实力差距还很大,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会不断得到实现,并朝着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河北省将会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这一大城市化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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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北振兴中的辽中南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D]. 汤姚楠.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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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业投资与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D]. 陈晓南. 四川大学. 2005
[9].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调适研究[D]. 鲁敏. 南开大学. 2012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河北省经济策略研究[D]. 连季婷.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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