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子恢“重商”思想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思想论文,邓子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间，敢于和毛泽东据理争辩；在受到不公正批判后，仍不改初衷，无怨无悔，可谓凤毛麟角，邓子恢就是其中的一人。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区工作期间，在探索经济建设时，曾提出在一定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后来受到批判。这一段“公案”颇有研究价值。
一、邓子恢的“重商”主张和被批判的经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指出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入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工业化建设。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各野战军重新作了分工：第二野战军从中原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经略华中（后改称中南）。领导干部也相应作了调整。中共中央华中局由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未到任），邓子恢任第三书记。1949年5月，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南下，在开封与邓子恢会面。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华中地区实际情况，他们对华中区今后工作交换了意见。在执行毛泽东主席“四面八方”政策时，邓子恢提出，公私关系目前以私方为主，工商关系目前以商业为主。这在当时，是颇为勇敢的。
根据上述思想，1949年6月初，邓子恢在河南省会开封市各界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好商业工作与运输工作，搞好内外关系与城乡关系。河南有许多特产，如烟叶、棉花、花生、小麦、鸡蛋、桐油、药材等。这些特产，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向外地运销的。因此，河南农村经济对城市的依赖很大。许多工业，如榨油厂、打蛋厂、面粉厂、（棉花）打包厂等等，都跟着这些特产的运输而发展。如果这些特产不能畅销外地，价格暴跌，结果不仅损害农民利益，商业也不能繁荣，许多工业陷于停滞，整个社会萧条。所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货畅其流，是河南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的关键。”[①]为了发展商业，邓子恢提出正确处理牙行问题。他说，如粮行、棉花行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仍是有用的。许多同志只看到牙行封建性的一面，而否认了牙行经纪人作用的一面，因而反对牙行，甚至想把牙行取消，结果防碍了商业流通，这是害死自己的愚蠢行为。
这以后，中共华中局移住武汉，在探索城市建设方针时，邓子恢仍然主张从商业着手。
1949年10月31日，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的报告，对华中各地城市当前形势的特点作了分析。他说，首先，商业比重大大超过工业比重。以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为例，据江汉关1946—1948年统计，农产品的出口及工业品的入口均达80%以上。武汉市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城市，工业生产及对农产品的销纳力量极其有限，实际上是外来工业品的集散地和农产品的转口市场。其次，私营经济大大超过公营经济。私营经济虽然居于优势，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城乡交易还没恢复正常状态。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扶植私营。无论工业、商业、金融、运输，都是如此。其中，基本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而当前工作重心则是扶助私营。邓子恢耽心有人反对，又补充说，今天，以商业为重心，正是为工业发展准备条件，而不是拿商业与工业对立起来，来与工业论先后，比轻重。在国家建设方针上，“重商”轻工的思想是不对的，工商并重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工业化这个基本方针，绝对不许动摇。
同年9月，邓子恢在华中区首次工商贸易会议上，也提出必须与私人资本合作，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推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营贸易部门领导下，共同来完成恢复商业完成贸易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点，对他们必须采取合作政策而不是排除政策；必须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必须采取团结政策，而不是打击政策。在交友上，需要与他们往来，建立感情，互相研究，互相切磋，但又不要同流合污。当月，他在华中区税务会议上讲话时又提出，要发挥私人资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其破坏因素。
邓子恢几次提出的华中地区在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内，要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在中央领导层中产生了不同意见，特别是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这篇讲话，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
据华中局副书记李雪峰和秘书长杜润生回忆，这篇讲话传到中央后，引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注意，认为有点问题，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是依靠资产阶级的思想。后来中央领导人约邓子恢谈话说，中央所以同意华中局一段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是因为当时干部不愿下乡，城乡关系很不正常，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起了鼓舞干部下乡的作用。但长期下去是不合适的，重点不能转移。毛泽东也对以商业为重点提出质疑，说，“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里边就包括商业在内，不能把临时现象看成基本问题。他还说，在城乡关系上提以农村为中心，还说得过去；提出劳资关系以资方为主，这是和七届二中全会唱反调。刘少奇也说，你们提出问题，抓住加以解决是对的，中央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是手段，如提以商业为重点，手段代替了目的。应当说毛泽东、刘少奇对邓子恢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邓子恢回到华中局后，也作了传达、检讨。到此为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邓子恢是提法错误，工作还是好的。但不可否认，这次批评为后来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邓子恢遭受大的批判，一共三次。第一次是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谈话持续5个多小时。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除说他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外，还调阅了他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讲话，有提供“四大自由”和依靠商人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错误。这就第一次给邓子恢定了性。邓子恢被迫检讨。
“大跃进”受挫后，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一些“左”的做法的弊端充分暴露。1962年邓子恢先后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共青团中央和中直机关下放干部会上，多次应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指出实行公社化后，农村生产力下降了。尖锐地批评了瞎指挥、高指标和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以及穷过渡等等。还说，“大跃进”所产生的“五风”，并不是从1958年才有的，而是1954年、1955、1956年就有了，1953年就有瞎指挥的现象。康生很快把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
第二次受批判是1962年10月北戴河会议。当时邓子恢等领导干部积极主张包产到户，而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名要和邓子恢“唱对台戏”。他认为邓子恢是刮“单干风”，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毛泽东根据邓子恢以前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讲话，说他从1950年到1955年，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邓子恢在被迫检讨的同时，也把“武汉讲话”报送给毛泽东，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
1964年2月，毛泽东在和外国党代表团谈话中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是国内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内纲领。这种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把问题提得更严重。
邓子恢第三次受到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已经把他作为农村工作方面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无限上纲。过去说他是“依靠商人”，此时则说他是“依靠资本家”。
二、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
现在看来，邓子恢当时从中南地区工业薄弱、经济停滞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城市建设以商业为重点，从商业着手，首先活跃城乡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准备市场，培养干部，是正确的。由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力量薄弱，私营商业占优势，同时由于私商顾虑较多，担心“喂肥了再杀”，积极性没有发挥，提出在一个时期内扶持和发展私营商业，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而且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即使提法上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有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解决。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找他谈话的批评是对的，后来几次上纲到路线高度加以批判就失当了。
毛泽东后来对邓子恢的批判，原因是多方面的，即有认识上的不同，也有实践经验乃至思想作风和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值得探讨。
首先是认识上的不同。50年代，我们对工业化建设缺乏经验，受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影响较深。我们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商品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人民公社化后，不少人又认为似乎商品生产越少越好，商品生产的时间越短越好。直到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受挫和“共产风”、“平调风”弊端充分暴露之后，毛泽东才提出要重新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认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的奇谈怪论，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为重要，极为有用。提出商品生产时期还是搞久一点好。
但是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上，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看得比较狭窄。开始认为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还有争论。直到1958年毛泽东指出，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活资料是商品，这行不通。
实现工业化当时认识是一致的，但资金从哪里来，一是靠工商业的自我积累，一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邓子恢显然是赞成前者而主张逐步缩小“剪刀差”的。
邓子恢和党内高层领导人对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有清醒的认识，都主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差异是，多数人对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看得较重，主张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邓子恢主张在引导农民合作化的同时，允许农民适当扩大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陈伯达等人批判邓子恢是代表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的要求，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早在1948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邓子恢给刘少奇的信中就说：“在中国条件下，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是靠美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也不是靠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经营，也不是靠中国式的富农经济；在目前阶段中，发展中国生产力最普遍、最进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中农式的小农经济。”土改后的富裕中农也有两重性，固然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一面，但不是主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基本的方面。他们主要是勤劳致富，而在致富后，既能多给国家作贡献，还能带动、帮助别人致富。
解放前的旧中国，私营商业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有矛盾、有斗争，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人们对它前者看到的少，后者看到的多。解放初期，私商又有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的不良行为。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认为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五种经济成分缺一不可，私营商业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细读邓子恢的有关讲话，他对私人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建国初期，他在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的斗争中并不手软。在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时，大力扶持促进其恢复和发展，也很坚决。这都是正常的，谈不到他站在“依靠商人”的立场上。
中国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根深蒂固。知识界尤为清高。轻商观念，就是在伟大人物身上，有时也有反映。毛泽东熟读经史，知识渊博，但他注意的还是偏重政治、军事、文学、哲学等方面。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最不愿提起、最不愿接触的是金钱，视阿堵为无物。这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认识他对邓子恢“重商”主张会是一个什么想法吗？
邓子恢则不然。他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他在青年时期，曾在江西崇义县经历过8年店员生活。他亲身体验到，商业虽不直接生产产品，但通过交换，可以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变死物为活物，可积累财富。同时也感受到旧社会商人经营的艰辛，能够正确评价他们。参加革命后，邓子恢长期从事财经和后勤工作。他曾担任过中央苏区的财政部长，在那么狭小贫瘠的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活了那么多军队，支援了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政委，注意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等于和敌伪顽作经济斗争，每年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支援物资款项。在任华中分局书记期间，也能向中央提供财力支援。我们访问过和邓子恢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承认邓子恢非常注意市场动向、行情和价格信息，能作市场预测和判断。他注意流通领域，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商品的加工、储存、调运和销售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他的“重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对国内外重大问题非常敏感，能够从总体上指明前进的方向和达到的目标，而对为达到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工作细节，似乎不大感兴趣。邓子恢则不然，他不但积极参予宏观决策，而且注意具体的工作细节。所有和他一块工作的老同志都承认，邓子恢非常精细。比如解放初期他从开封移往武汉，途中发现某地一块银元能换几百元人民币，就预感货币可能贬值，物价上涨，便急筹对策。以后他发现鸡蛋异常便宜，积压严重，他就认为市场停滞，管得过死，及时指示采取灵活措施。
邓子恢调查工作也非常深入具体。战争时期，他除了采取座谈会的方式外，还换上便衣，到群众中体察民情。建国后，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在下边调查。他亲自到农家看囤内有粮无粮，缸内有面无面。当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致使许多农民生活贫困，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总是痛感内疚。通过调查，他扩展了视野，加强了认识深度，所以才敢在毛泽东面前为民请命，据理力争，不稍退让，才能把自己的得失不放在心上，经受了长时间逆境的考验。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他向毛泽东推荐包产到户，有人劝他不要为这冒风险，邓子恢回答说，如果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毛泽东和邓子恢为探索中国建设的路子，都付出了全部心血，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子恢的个人牺牲更大一些。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行者。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注释：
①1949年9月5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