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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4-0028-08
对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科学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弼时逝世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志于任弼时研究的人们默默于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报刊发表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共有200多篇，出版的研究专著、论文集、回忆录等20余本。对任弼时的研究从无到有，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一、研究情况简说
任弼时研究始于1950年他的逝世，至今已半个多世纪。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集中回忆生平，80年代渐入研究，到90年代逐步展开几个阶段。
（一）对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起于任弼时逝世
任弼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参加党中央领导层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小，起点高。他21岁任团中央总书记，23岁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年仅41岁，是当时五位书记处书记中最年轻的；二是他的全部革命生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但非常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造成个人历史的过早结束。
任弼时去世后，北京和全国各大区，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各大区负责领导分别致哀辞，集中回忆任弼时革命的一生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卓越贡献。1951年8月，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编辑的《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公开发行，但是，却为我们留下了从朱德到任弼时的秘书等七八十位战友、同志、部下撰写的回忆文章，成为第一部研究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文集。
当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讣告、1950年10月30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和1950年11月18日周恩来的题词。
讣告和刘少奇的讲话侧重于对任弼时的政治评价和概括地介绍他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讣告说：“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团的工作中、在1927年“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职业革命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任弼时同志所作出的成绩是伟大的，特别是在青年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等方面，更有特殊的贡献。
讣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因形式所限，不可能作出更加具体详细的评价，但是，关于任弼时革命生涯中最具特点的关键内容已基本涵盖。讣告明确指出任弼时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主席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是中共的组织家，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讲话指出“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之一”。这些评价使任弼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鲜明地凸现出来。
周恩来题词则归纳出任弼时具备的三种精神：“三十年奋斗不已、致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这三种精神的集中表述，既是对任弼时革命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任弼时精神境界的褒奖与张扬。
这一时期围绕着任弼时逝世形成的研究，除中央与地方悼念的讲话、文章外，绝大多数则是与任弼时共同战斗、工作、生活过，或有过接触、交往的人们，在一种强烈的怀念情绪下产生的回忆文章，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论文几乎没有。但是由于讣告、讲话与题词相当于一种“盖棺论定”式的定性评价，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对任弼时生平思想研究的基础，并且至今仍是对任弼时综合评论的基本指导思想。而那些回忆文章又为研究任弼时生平与思想，撰写学术文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纪念任弼时诞辰80周年与《任弼时选集》出版前后，研究工作正式开始，并形成一个小高潮
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任弼时研究小组于1983年遵照杨尚昆、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的批示，与着手编辑《任弼时选集》同步，组建机构，开始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1984年4月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等联合举行纪念任弼时诞辰80周年座谈会；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和公开发表了任弼时4篇文章；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任弼时的战友、亲属等撰写的纪念回忆文章。研究任弼时生平思想的文章始见报端，如秦浩的《增强党性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吕梁的《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等，文章涉及了任弼时的党建思想、经济建设思想，但严格意义上说还属于对任弼时著作的研究。
1985年8月，《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出版。该书收入的文章有一半属于研究性质，涉及青年团、党建、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等内容。如军事方面有萧克撰写的《战略转移善运筹》；青年运动方面，有蒋南翔的《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等。
1987年《任弼时选集》出版。选集收入了任弼时从1925年到1950年间47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在32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任弼时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的讲演和发言，有为党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有与其他重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就某些问题提出的重要意见的信函，也有极具珍贵史料价值的记事手稿等。基本上反映出任弼时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推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一生，凝聚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任弼时选集》出版，为宣传与研究任弼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即，掀起一个研究任弼时生平思想的小高潮。198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编辑的《任弼时研究文集》。这一段的研究文章，内容多以叙述历史，讲清过程为主，偏于生平方面的阐释性文章。文集较任弼时逝世初期单纯回忆生平的学术含量增加了，但是对任弼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并且研究人员也极少。
（三）90年代，以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为内容，将任弼时研究推进一步
这期间，报刊上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出版了《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及《缅怀与研究》文集。1994年4月为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北京组织了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入选论文29篇。这期间，任弼时家乡湖南汨罗也举办了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一阶段形成任弼时研究的一个高潮，研究范围与深度都有不同程度发展，涉及了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各个方面，并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取得一定成果。1993年12月出版了学术性与资料性相结合的编年体传记《任弼时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为依据，记述了任弼时的生平业绩、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1994年4月出版了《任弼时传》。这是一部在编撰年谱的基础上撰写的政治传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任弼时的一生，对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重大党史事件中任弼时的作用与贡献，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作了必要的补白。另外，这一时期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档案，包括任弼时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对任弼时的评价。
上述几本书的出版，为深入任弼时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对任弼时的历史定位和总体评价更具体、全面。1994年江泽民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任弼时去世后给予其历史定位和评价的最新概括：“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了很大功劳的。”“任弼时有坚强的党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富有政治远见”，“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任弼时“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遵重事实，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上述对任弼时从政治品格、思想作风到工作作风的概括是80年代以来任弼时研究的成果。它表明对任弼时特点的把握逐渐全面；对任弼时的认识，更具体、更深刻；对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明确。
3.为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加强了对任弼时的宣传。任弼时的早逝，使得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他。因此，近20年来，宣传任弼时也成为研究任弼时的一项工作。研究与普及宣传相结合，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如《伟人之初·任弼时》、《名人传记丛书·任弼时》、《开国元勋画传》等。这些读物注重弘扬主旋律的教育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文字通俗，图文并茂，易于为青少年及非专业群体接受。
二、几个较有深度的研究课题和一个补白
80年代中期以来，任弼时的研究较其逝世后的30多年有了质的变化。从当事人的缅怀与讴歌，进入对问题的研究，并逐步拓宽研究领域，涉及生平与思想诸多方面（注：各个专题研究状况另有专文述评，在此不赘述。）。在此仅就几个取得明显进步的课题，作一简略介绍。
（一）关于任弼时与毛泽东核心地位之确立的研究
凡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成员，都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一是他在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前者，散见于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军队建设思想、经济思想等等专题述评中。后者，是任弼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具有独特贡献的问题，也是任弼时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略作归纳。
1.有论者系统地概括了任弼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部分认识与支持到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功绩（注：主要有以下几点：(1)1931年在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时，支持毛泽东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略方针。(2)1935年虽无可能出席纠正王明、博古、李德“左”倾路线的遵义会议，但一经得知会议内容，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3)1938年在共产国际如实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使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路线的正确和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地位。(4)4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呕心沥血支撑延安“家务”，全力协助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肃清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完成延安整风运动，胜利举行“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援引1943年6月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撰写的论文《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及任弼时在“七大”开幕式讲话中阐明的观点：“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的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从而得出结论：任弼时“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1]
2.有论者重点就抗战时期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回延安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两个方面的贡献，并援引抗战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任弼时“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总之，不论从什么角度，论者对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地位确立中的贡献与作用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
（二）关于任弼时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家，关于他党建工作实践，是研究其生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又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关于任弼时的根据地党建工作历史经验、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等都有论述。有对任弼时在党组织早期建设中贡献的探讨，也有对任弼时党建思想的总体研究；有与现实联系较密切的论题，也有与党内错误倾向斗争的历史分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伊始即英年早逝，但对于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有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道：“内容丰富，颇有创建。”[2]归纳学者几个主要观点：
1.把执政党的建设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紧密地结合来论述，是任弼时在1941年2月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直至1949年他反复阐述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思想武装干部和党员，是任弼时对执政党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2.任弼时对转变领导方法和作风的多方面具体阐释，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创造性；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坚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提倡雷厉风行，少发空论多做实事的工作作风等。
3.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阐述，更多地侧重于从执政党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和提出要求。面临全国执政的前夕，他更尖锐地指出：放松党的建设、忘记党务工作，对于将在全国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很危险的。
对任弼时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理论的深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党，今后，面对新世纪全方位的挑战，我们还将继续傲立于东方，领导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断前进，靠的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正是像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积累的“随着任务的转变而转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这种与时俱进的执政党建设精神。
（三）关于任弼时对军队工作历史贡献的研究
任弼时的军旅生涯大约8年左右，其中解放战争的3年，除了协助毛泽东参与战略决策还负责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及各项政策的研究等工作。他军事生涯的辉煌主要表现在土地革命后期的武装斗争中和抗日战争初期。任弼时曾经以中央代表身份作为一个大的战略区党、政、军一把手，独当一面于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他曾率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完成驰名中外的长征。对此，以前大多数人们只是很笼统地概念性地了解。80年代以后，随着党史军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任弼时关于军队工作的历史功绩的研究逐渐深入，成为取得明显进展的研究课题。
1.从中国工农红军撤离各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大背景中考察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会师的目的、意义，明晰了西征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充分肯定任弼时在与贺龙会师后，为发挥两军团的战略作用、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的巨大努力：(1)始终强调两军团的团结和统一，积极支持与配合军团长贺龙的领导和指导；(2)赞同贺龙的主张，正确确定两军团部署与行动方向；(3)彻底纠正夏曦的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建设上的关键问题。特别在中央红军转战黔川滇最艰难危险之际，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进攻和开始长征之时，任弼时等以强烈的战略配合意识，着眼全局，率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积极行动，钳制与吸引敌人20个师，有力地支援了一、四方面军。对此，学者的评价是：任弼时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以他的杰出贡献，堪称红军长征的先锋、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卓越统帅，是实行战略配合的模范。
2.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任弼时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的宗派分裂活动进行一系列曲折的但是卓有成效的斗争。论者从5个方面论述这段历史：(1)以二、四方面军会师为契机，创造团结氛围，为随后的共同北上，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创造条件。(2)抵制张国焘蛊惑人心的反中央宣传，使其分裂企图未能得逞。(3)击破张国焘妄图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宗派阴谋。(4)力促二、四方面军共同北出甘南，创造三军大会师的有利局面。(5)以自己既在党和红军中具有着重要职位，又未参与党中央与张国焘的这场原则争论的特殊地位，积极促进全党全军实现集中统一领导，促成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由此，论者作出这样的结论：“任弼时同志在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他不愧是维护全党全军团结，推动党和红军实现集中统一，促成红军大会师的中坚。”[3]
（四）关于任弼时经济思想的研究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内较早负责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切合实际；他对我国经济基本规律的探索很有现实意义。因此近年来，研究者对任弼时经济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论述：
1.论者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是任弼时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也是贯穿他的经济思想始终的命题[4]。早在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时，任弼时即非常明确地提出经济力量的增长是政治形势转变的基础，他说：时局的好转，归根到底决定于我们力量的增长、最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增长；随着全国政权的逐步取得，他进一步从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上论述，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2.论者紧密联系现实，认识任弼时注重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全方位展开经济工作的思想。第一，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和农业，都有一个大发展。第二，活跃流通，推进对外经济交流。第三搞活金融。第四保护工商业。任弼时认为绝对不能破坏工商业，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第五，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吸收外资。任弼时还强调，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无论公私企业，在规定工资、工时及其他工人权力时，既要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业所有者有利可图。
3.比较系统地归纳了任弼时经济思想中反复强调的必须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培育经济建设的人才队伍的思想。(1)任弼时认为经济工作有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门外汉所能够立即精通的，必须虚地从ABC学起。(2)发扬创造精神，要有远大目光。必须改变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使工作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3)机构设置、干部配备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人员、业务适应发展生产的新任务。
4.挖掘任弼时经济思想中的哲学思辨。论者认为任弼时关于经济一般规律的认识，特别是考虑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辨，至今仍不失为探索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2)牢牢树立经济是基础的思想。(3)抓住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发扬创造精神，开拓经济建设新局面。
（五）一个补白——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的研究
这是一个由补白引发出的重要课题。关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至1940年3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职及其贡献，建国以来无论是逝世时公布的简历，还是各种回忆文章对此都只字未提（注：《讣告》说：1937年8月“随军到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年回延安……”）。在编辑《任弼时选集》时收集到1938年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补充与说明，为研究任弼时生平作了重要的补白。《任弼时选集》随即将这一报告公开发表，披露了任弼时生平中这一非常重要的任职。由此，引发出任弼时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
任弼时是中共领导人中与共产国际有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者之一。从1921年去莫斯科东大学习到1940年卸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20年间三度赴莫，共计5年半，其中3年时间在苏俄接受专门的训练和教育。可以说，任弼时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但是，这并未影响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论者认为任弼时与教条主义者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一接触实际工作马上就感觉到只凭书本知识不通。1925年，刚刚从莫斯科东大回国不久，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的任弼时即撰文强调：从莫斯科回国参加工作的同志“缺少实际经验”，“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而且“空空普遍的理论我们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觉得十分的需要”。这足以说明任弼时在革命初期，就是不满意教条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是注重实际情况，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2](P,300)并且任弼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未改初衷。
论者梳理了在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错误的指导中，任弼时既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影响，又没有惟命是从，并且敢于在关键时刻几次抵制共产国际或它派来人员的错误，维护正确方针的历史（注：1934年9月西征中，李德要红六军团到湘桂边和广西打仗，六军团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转往贵州，与二军团会合；二六军团会合后，李德又令分开，二六军团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剖析其根本原因，指出：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是坚持必须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的”。
三、问题与建议
10多年来，任弼时研究从纪念回忆到开始生平与思想研究，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但是，同任弼时长期作为党的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相比较，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研究相比较，任弼时研究还远远不够。
（一）主要问题：
1.研究整体上仍显薄弱。统观任弼时研究文章，包括回忆生平和研究思想两类文章，总数不过200多篇。其中，除一部分重复发表的有关任弼时生平及思想风范的文章外，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中研究思想理论的占一半强一点。其中质量高、影响大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形成这种状况原因很多，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未能参与共产党的执政，未能经历建国以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与现实距离较大，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局限；同时，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中，尽管任弼时也曾有过个别失错，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早已得到纠正，任弼时成为我党历史上口碑颇好的党的领导人（注：胡耀邦曾说：现在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我还没有听到一个。）。凡此种种，使任弼时研究既不可能集中历史热点话题，更不可能有现实热点而言。无庸讳言，任弼时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第一个坐冷板凳的研究对象。因此，严格地说研究队伍始终未能形成。但是，要与时俱进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断代史，探索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研究任弼时仍是十分必要的。
2.理论深度不够、研究思路不够开阔。目前基本上是从讲清历史，叙述历史中去研究任弼时的生平多，对他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就事论事，而从总体上作综合分析似显薄弱；对任弼时思想理论的研究，多停留在观点介绍阐释上，或将任弼时若干言论加以归纳分类结合，作一些一般性的议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还不够，这同样影响了研究思路的开拓。比如，对他的思想体系理论性研究尚未展开，对任弼时与毛泽东等的比较研究尚未开始等。
（二）意见与建议：
任弼时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拓展余地，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拓宽思路，提出几点意见与建议：
1.将任弼时置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大背景和他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任弼时的生活时代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任弼时的整个革命活动融入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建立全国政权的全过程；任弼时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任弼时需要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他所面对的复杂的实际问题，同中国国情及中共发展的曲折历程联系起来，放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不仅要研究任弼时提出过什么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什么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他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揭示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任弼时全部认识和实际活动不可能超过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受到党内认识的局限。因此，在任弼时研究中不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相反，要研究他是怎样对待这些曲折与失误，给后人提供哪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2.把任弼时研究放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代中央领袖群体中，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作比较研究。任弼时是这一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特别在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过程中起过特殊作用。因此，要深入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研究他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在一代中央领袖群体中的地位与作用。要研究任弼时的思想、理论的个性特色；了解任弼时怎样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并将其与毛、周、刘、朱等的思想作横向比较。从而，进一步深刻认识任弼时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决策的全过程，加深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
3.加强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的研究。
任弼时研究薄弱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已经开始研究的课题普遍理论深度不够。例如，任弼时作为党内著名的组织家，以往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他的组织工作实践贡献的探讨，对于体现在他组织工作中的思想方法、策略运用及领导艺术等方面基本没有综合深入探讨，需整体加强。又如，对任弼时在军队工作方面进行过一些专题研究，对其“在红军长征时，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人”在功绩上论证、分析比较详细，但是，对这一变化的主客观因素的研究有待深入。再如：抗日战争初期任弼时在山西抗战前线半年，是八路军第一任首席政治首长，在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中他的作用与贡献已有大的脉络，还需要挖掘细节。第二，有些命题尚待开拓。例如，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很具特色的，在其历史功绩中，多方面反映出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独到之处，散见于其他问题的研究中，需要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又如，对任弼时的干部路线、政策和策略思想、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等，尚无专题研究。另外，对任弼时的政治品格、人格风范与魅力等的研究也有系统开拓的余地。
任弼时研究的难点问题：第一，关于宁都会议涉及的一些问题是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中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的问题。在《任弼时传》中已经从正面给予了反映。但是如何从更广阔的政治的、历史的背景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进一步客观地认识历史，总结教训，寻找某些规律性的经验，特别是对任弼时比较搞民主集中制，不主张党内轻易地用路线斗争这类问题，今天究竟应当怎样看？第二，任弼时的许多思想，如经济思想、执政党建设思想、政权建设思想等都是很有见地的，遗憾的是他的许多想法都没有来得及实践，这就影响了这些思想的发展，同样，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4.加大力度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这是进一步开拓研究的基础。随着任弼时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仍然是一项亟待加紧进行的工作。目前，有的课题资料相当欠缺，如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文献资料，除了任弼时1938年的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补充说明，以及在《真理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外，就是个别有关人员的个人回忆，其余如当时任弼时与中共往来函电等文献始终未能找到。
5.研究工作要努力面向社会，辩证地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促使研究工作细水长流，巩固研究队伍；提倡各种研究形式，专题研究、理论探讨、专著撰写，以及深入浅出地化研究成果为普及读物，以满足社会各层次读者需求等。
总之，对任弼时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为上个世纪改写中国历史的伟人群体中的一员，任弼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对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任弼时不但应当继续坚持，更应发展、扩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