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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2-0068-06
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各国成功的中小企业，可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即它们大都不是零星地存在，而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例如，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美国硅谷的信息业中小企业群、台湾新竹工业园电子业中小企业群和意大利萨索洛的陶瓷业中小企业群等。
中小企业群（注：美国西拉季(A.D.Sziliagy)等人在1983年出版的《组织行为与绩效》一书中定义的群体是：“两个或多个的个人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相依赖和互相作用的集合体”。用“中小企业”取代上述定义中的“个人”就得到本文所指的中小企业群。）指的是许多的中小企业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和目标而形成的互相依赖和互相作用的集合体，在现实经济中，它们通常集中于同一或相邻的的区域，互相分离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利益与外在经济的好处。中小企业群按照其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划分为卫星式结构和网状式结构[1]。卫星式企业群是指一大批中小企业以一个或多个大企业为中心，成为大企业的卫星式企业，按照大企业的需要，为其加工生产某一产品或零部件、提供原材料与资料或提供其它服务。网状式企业群则是指，在没有大企业作为龙头的情况下，由精于经营之道的中小企业牵头，通过专业化分工与相互协作来获得经济效益的模式。
一、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原因形成中小企业群
某一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是形成中小企业群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作用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马歇尔是最先注意到中小企业群这一经济现象的学者。通过对当时英国原生态的工业区Yorkshire和Lancashire中中小企业群的考察研究，马歇尔认为，企业群的形成是由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造成的：当地消费者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刺激出当地的生产者。譬如，从事采煤业的中小企业往往集中在煤矿丰富的地区，而在一个大型铝厂的周围往往集中一大批中小型企业从事铝矿的开采。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交通通讯相当落后，企业围绕其主要的原材料、燃料产地，供应商们围绕其最大的消费者，上游产业紧临着下游产业无疑是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模式。
以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为基础原因形成中小企业群的最典型代表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33万家企业中，就业人口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仅有625家，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2%。并且，中小企业在意大利的地域分布也异常广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占到90%以上。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大量的企业群，其中不乏闻名世界者。艾米利省的萨索洛是意大利的陶瓷制造中心，按照1999年的统计资料，这个中小企业群拥有199家公司，雇用人数达22,000人，总的营业额达到7万亿里拉，产量的48%供出口。在199家公司中，几乎所有都是私营公司，其中多数都是家庭拥有的公司。由于生产厂家和设备厂家的集中，萨索洛周围又出现了不少为瓷砖业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如模具和包装材料的生产厂家和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彼此分工协作，经营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陶瓷业。再如，意大利三大毛纺中心之一的普拉托市，集中有8,481家毛纺企业与服务公司，从业人员达4.4万人，其中一半在雇员人数不足10人的小企业中工作，另一半在雇员不足200人的企业中工作。有的企业只负责购进原材料，有的只负责毛纺生产的一两道工序，有的只负责半成品或成品，有的只负责经销，有的只负责运输，有的只负责机器设备的维修。这些企业各司其职，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形成无形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产品的66%供出口，年营业额达6.9万亿里拉。
意大利中小企业群的出现主要是由它的国土以及历史特殊性等自然禀赋所决定的。有两大历史事件影响了意大利产业结构与中小企业群的出现。其一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形成的战略、生产、联系和商业组织形式。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群都带有明显的古罗马的痕迹。譬如，艾米利省的萨索洛陶瓷制造中心，在历史上曾经是伊托拉斯人向亚平宁半岛北扩的地区，后来成为古罗马人统治国家并与北欧、东南欧进行贸易的据点。再如，现在的法布里阿奴，位于艾仙奴谷口，是当今欧洲重要的家庭用品制造中心，这个中心在古代名叫法布—杰纳斯，地名的意思就是在杰纳斯河畔打铁的铁匠。另一个事件是自治城邦科幕尼(Comuni)的自治、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的经验。科幕尼为了保护自己，抵御外国敌人的入侵，筑了一道城墙来保护自己。在城墙以内，人们必须对生产活动进行整体上的协调和控制，形成团结一致的精神，正是这种科幕尼精神鼓舞人们自发地组织生产，形成专业化分工，有机地把各个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使得中小企业群形成的工业区恍若一个大型的、组织严密的“无形大工厂”。[2]
意大利的历史固然推进了中小企业群的出现，但全球化中经济竞争的压力也是意大利中小企业群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的原因。在竞争压力面前，家具、毛纺等行业必须依靠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在50年代后期，随着意大利本国经济与周边国家经济的好转，家具的需求非常旺盛，刺激了佩扎罗地区家具行业的发展。到了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家具企业独立发展的模式已经变得没有竞争力了。在这种竞争压力面前，半成品加工企业出现了。半成品加工企业的出现有力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促使家具行业变得更加专业化，也使得中小企业群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强盛。同样的事实就是意大利普拉托地区的毛纺企业。在50年代以前，意大利普拉托地区的毛纺业是以产供销一条龙的大中型毛纺企业为特色。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变化等原因使毛纺品出口锐减，意大利的毛纺企业遇到了很大的难题。于是，普拉托地区的全工序的大中型毛纺企业开始了分散化经营战略，将部分工序交给家庭承包生产。这些中小企业专业化程度高、应变迅速，行业竞争力迅速提高。这一战略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挽救了意大利的毛纺业，也使毛纺行业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形成了普拉托地区毛纺业的中小企业群。
当然，意大利中小企业群的兴旺也离不开意大利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许多有利政策，包括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不过，这些政策的存在不能推翻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对中小企业群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二、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中小企业群
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企业都有着通过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做大的自我冲动，企业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但也可能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当企业规模扩大到由其内部组织生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它排斥市场和其它企业组织资源配置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边界也就确定了。如果在此基础上企业规模再扩大，其经济效益就必然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因此对规模过大的企业进行改造、分拆就成了中小企业群形成的一种方式。
企业规模过大，生产经营效率低下，一向是中央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端。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型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是完全的自给自足，企业不但生产各种日常原材料、消耗品、零部件，而且也制造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品设备。另外，大企业还肩负社会管理职能，维持着如托儿所、学校、职工医院等社会福利设施。在企业内部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国有企业不得不尽量采用更多劳动密集型生产，以吸引内部人员就业，后果是增大了企业的工资成本，降低了企业采用先进设备的动力，难以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益处。所以，东欧解体之后，其中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对原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对其进行私有化，将原来的大企业，按照生产、供应与销售三个环节或生产与服务相区分的原则，形成中小企业群。下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九十年代克罗地亚造船业中小企业群的形成。[3]
前南斯拉夫的造船业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是仅次于日本、韩国的第三大造船业国家，但到八十年代末期，当克罗地亚地区独立时，造船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等原因使得克罗地亚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由一群德国学者组成的专家组考察克罗地亚造船业之后，提出了如下建议：缩小企业规模，减少产量，企业尽量集中于某一领域里实行专业化生产，将引擎的生产从造船业中分离出来，将各种外围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中小企业。
克罗地亚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对造船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造和资产重组，形成了造船业的中小企业群。位于亚德里亚海的“五月三日”船厂(Shipyard Third May)是克罗地亚最大的造船企业，它拥有完全独立地制造一艘现代船只的生产能力，其内部分工，是中央计划经济下典型的垂直型行政分工模式。1990年其员工有6500人，改造后，1996年已降到2600人，并且改造成一个由9个中型企业组成的股份制集团。但是，“五月三日”船厂的改革不能说是成功的，它虽然也在私有化过程中鼓励个人创办中小企业，但它却未给予有希望成功的私人企业以足够融资支持和其他有利措施。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以往同国外的中小供应商不融洽的交往经验，使得“五月三日”船厂害怕当中小企业群强大以后，它们会凭借其垄断地位提高投入品的价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这种遏制大大阻碍了中小企业群的形成和发展，许多具有专业才干和管理经验的员工创办的中小企业大都中途夭折，他们不得不到附近的外资企业中谋生。与“五月三日”船厂的改革失败相反，Viktor Lenac船厂的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小企业群。Viktor Lenac船厂是克罗地亚历史最悠久的船厂之一，它主要从事船舶设计、改造和维修。九十年代以来，为了维持生产与发展，它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大幅裁员，将员工从1988年的1880人削减为1996年底的550人，成为由荷兰、美国和意大利占65%股权，职工股占35%的合资股份有限公司。Viktor Lenac船厂在其改造中进行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最有效的一条措施是鼓励中小企业家的出现，具体表现为：通过提供培训与资金支持直接鼓励那些有意于创业的个人成立新的中小企业，成为大船厂的供应商；为中小企业提供ISO质量认证、技术信息交流和参加各种交易会与博览会的融资支持；有时甚至会给中小企业高出市场价格的定价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启动；免费提供其他的市场机会来帮助其完全开工等。在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下，Viktor Lenac与中小企业供应商、服务商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稳定和互惠互利的良性关系；而这种良性关系反过来对Viktor Lenac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产品灵活性的增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克罗地亚政府改革的一大经验就在于鼓励那些有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员工创办小型私人企业，从事外围的、辅助性零件的生产和从事船舶维修等。这些专业化的私人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大企业形成一种协作关系，导致经济效率大大提高。
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群
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战后资本输出的最主要形式，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对一国的投资往往会集中于一国的某一个地区，特别是那些享有优惠经济政策的经济开发区，在客观上就必然形成大量跨国公司投资成立的企业集中于一固定区域的中小企业群（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大企业，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形成中小企业群有其客观必然性。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外国附属或合资或合作公司集中于某一区域形成企业群对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会带来比分散投资更大的益处。企业群能够比零星分布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价值增值，更具有国际市场导向，更能适应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4]，因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的中小企业群便成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一种重要形式。如，德国和瑞士的机械制造公司在美国投资形成的软件企业群，日、韩汽车制造公司在英国投资形成的专门从事新型车开发的企业群，美国电子通讯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投资而形成的电子元件企业群等。
按照跨国公司与被投资国中小企业群关系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独立型、依赖型和相互依赖型。由于相互依赖型能够更好地实现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并且能够给被投资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相互依赖是这种中小企业群的发展方向。最具有代表性的相互依赖型的中小企业群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5]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数量众多，平均规模小和跨国公司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在银行方面，截止到1998年6月，香港共有175家持牌银行，65家限制性持牌银行和110家接受存款公司，在这350家机构中，328家(94%)所有权部分或全部是由外国公司拥有的，余下的22家在港岛本土注册的银行，外资也占有其股权的相当比重。全球按资产总计的前100家银行共有81家在香港有业务活动，这一比例仅次于伦敦。除了以上从事银行业务的公司外，国外银行在香港还设有145家地方办事机构。在证券市场方面，在1998年，在香港联交所注册的证券交易商共有1958家，其中，本土券商有1701家，外国交易商的数量有257家。虽然外国券商数量比重仅占21%，但它们却占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成交量。在基金市场方面，香港共有1526家共同基金与信托机构，其中95%是由跨国金融公司经营的。据1997年7月香港投资基金组织(HKIFS)调查，香港基金中的65%的资金来自海外，其中14%来自亚洲，51%来自亚洲以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保险市场方面，世界前10位的保险公司中有六家在香港拥有分支机构，在1998年2月，香港共有214家保险公司，其中113(56%)家是与海外合资的，其最大的投资国是英国与美国。
可见，跨国公司在香港金融企业群中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香港金融企业群的蓬勃发展根源在于跨国金融公司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从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香港金融企业群形成中的重要影响。1841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占领香港后，第一家来到香港的银行是1845年英资的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此后，英资银行和其他外资银行就接踵而来，如1857年英资的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1859英资的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1863法资的巴黎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及1865英、美等合资成立的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Ltd)。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港府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得香港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断地吸引外资在此设立银行。外资银行凭借其垄断地位，也在以后其他金融领域，如证券业、金银业、保险业等行业渐渐确立了支配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外资是形成香港金融企业群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香港金融企业群也决非跨国金融集团简单的外围部分，它在跨国公司的经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对61家在香港金融业进行经营的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28家在香港设有区域性的总部，36家设有区域性的办公室，这些机构管理权限包括香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甚至日本、印度和澳洲。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认为，香港的金融业对它们的区域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和全球经营管理地位非常重要。香港金融业企业群实际上已经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卫星式群集模式，它与其跨国母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模式，这种模式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意义重大。
四、结论
中小企业群的形成方式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看无外乎是内生形成与外生形成。在这二大形成原因中，内生原因的比重会更大。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群的形成主要是由意大利本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原因形成的。克罗地亚分拆大型企业而形成的中业企业群从表面来看是由政府改革这种外在原因造成的，但当我们深层次探讨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发现还是内在原因起了主要作用，具体表现为：完全自给自足的大型企业已经缺乏经济效率，必须有一种更有效率的组织来代替原有的组织，也就是说，内在的力量呼唤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所以，这种中小企业群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左右中小企业群的形成。香港金融企业群的形成从表面来看同样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跨国公司在起作用，但是，在看到这种表面原因后，我们会想，为什么跨国银行会以香港作为驻点？当然，影响跨国银行选择香港作为驻点的原因会很多，但香港的地理优势与开放的政策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地理的优势。所以，从香港金融企业群的形成原因看，地理的优势这种内在变量还是起了主要的作用。
中小企业群由于享受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以很多国家已把中小企业群的形成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改革的一项特殊政策就是成立许多经济特区以及经济开放区，目的其实就是利用群体的优势来扩大经济总量。但是，我国的大大小小的开发区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中小企业群。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群的形成与发展，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1)一个中小企业群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内生的。政府可以对中小企业群的形成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首先应该尊重市场的规律。联想到我国的各种开发区，有一些开发区的确尊重了这种内生性，考虑了开发区周围的各种资源禀赋及其原有的基础。但有一些开发区则没有尊重这种内生性，一味依赖政府的号召力与政策的作用，这样的开发区就算政府花钱建起了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最后能否发挥作用就很难说了。所以，政府应试图巩固现有的或处于萌芽状态的群集区，而不是从头做起。(2)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以后，可以发挥整体大于部份之和的作用，所以，我们搞开发区或工业区时，应尽量搞特色产业，引导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聚集在一起，实行分工协作，发挥群集效应，提高产业竞争力。比如，我国的软件、微电子、生物医药等行业的发展要尽量发挥聚集在一起的群集效应。(3)既然中小企业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是内生的，所以我国中小企业群的形成一定要考虑内生性。比如，高科技产业区的形成一定要靠近大学。据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公司与大学的交往密切程度受到双方之间地理距离的强烈影响。公司与大学的相互距离越远，双方相互作用的强度越小。(4)既然发展中小企业群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促进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边远地区的发展，所以，我国开发中西部也可以借鉴这一思路，通过国家的一些优惠措施，比如低息贷款、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以群体的方式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收稿日期]200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