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苏州词坛的构成与祈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0）06－0064－04
一、浙派“主潮”：吴翌凤之“峻峭”与郭麐之“性灵”
清初顺康二朝，苏州专以词名者数量不多，且与当时阳羡、浙西两大词派较少瓜葛。雍乾以降，苏州一带（含今上海、嘉定、青浦等）则渐渐成为“浙派”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以过春山、吴翌凤、郭麐、陶梁、“后吴中七子”等为代表的大批名词人堪称“浙派”中后期的骨干中坚。而太仓诸王的“小山词社”、张埙、彭兆荪、宋翔凤等，则或反拨时风，或戛戛独造，或折中“浙”、“常”二派而自出面目，都各自有所树建，使姑苏词界呈现了百派争流的多元局面，其瓣香遗韵直接影响了与新文学接轨的“南社”诸子。陶梁、“后吴中七子”、宋翔凤等行辈较晚，于晚近词坛关系较大，拟另文再述，本篇仅就乾嘉时期作一简略梳理。
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吴县人，诸生，青年时客游楚南，垂老始返，筑室曰“归云舫”，是时文人多从其游。博雅工诗文，著有《与稽斋丛稿》、《国朝诗文征》，而以《吴梅村诗集笺注》最为有名，词集名《曼香词》，二卷，又有《红沫词》。
翌凤自序其词有“大抵文生于情，不觉哀多于乐”之语，这是就基调而言，其风格其实颇为密丽峻峭而富于情韵，短调如《苏幕遮》：
片帆张，孤棹拥，渺渺长波，只有青山送。衣上花枝钗上凤。
月冷香销，都付秋衾梦。养鱼苗，量鹤俸，生怕相思，红豆休轻种。
借酒浇愁开宿瓮。一掬西风，泪洒颇黎冻。
又如《临江仙》：
客睡厌听深夜雨，潇潇彻夜偏闻。晨红太早鸟喧群。霁痕才着树，山意未离云。
梅粉堆阶慵不扫，等闲过却初春。谢桥新涨碧粼粼。茜衫毡笠子，已有听泉人。
前阕向不为选家所重，然用语皱折而颇见流利，襟怀脱略而不乏深情，同时，不大有人能具此手笔；后阕则是名作，精彩处在末二语，清怀雅致，举重若轻，即谭献所称“高朗”是也。前人论乾嘉词界，于翌凤许为“功力独深”，其实是真气贯穿，深于言情，故平凡语乃能出奇境。如《婆罗门令》云：
看不得、一绳纸雁，听不得、送隔墙鹅管。待较深愁，除得是、长江练。愁无限。只怕长江浅。
芳菲陌，杨柳岸，计当时、那许游情倦。风花纵得红如旧，人别后、奈双鬓千点。
雁书难寄，蝶梦空恋，日近江南偏远。试检春衫泪，已洒春衫遍。
此调应歌功能较强，俚俗絮叨处近于曲子，柳永后几无佳篇，本词可称难得之作，其上片寥寥数语，一韵一转意，尤其自然出奇。
行辈晚于吴翌凤一辈的吴江郭麐本有“浙派殿军”之誉，但自谭献与陈廷焯下了“滑”和“最下乘”的判决之后，一直遭受着种种冷落。他生前清寒，身后又遇不公，思之增人感叹。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迦，因一眉莹白如雪，又自号“白眉生”，年五十号蘧庵，六十号复翁。先世本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中叶移家吴江之芦墟村，至频伽复于嘉庆四年（1799）迁居嘉善之魏塘。郭麐少有“神童”、“异材”之称，及长则一第累踬，长期困于科场，奔走江淮之间多年，坐馆课徒，吟诗著述。他虽地位寒贱，却能领袖一方，为彼时文坛一不可忽略之重镇。今存《灵芬馆全集》中，诗多达三十九卷，四千余首；诗话四部，二十七卷。仅就诗题考见之交游即达四百人，为人作诗词集序跋近六十篇，点定诗集数十种。舒位著《乾嘉诗坛点将录》，点为天巧星浪子燕青之位置，可见其巨大影响[1]。词有《灵芬馆词》四百余首。又有《灵芬馆词话》二卷。
频伽述其学词经历云：“予少喜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忧患尠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藉以陶写厄塞，寄托清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夫子自道，其浙派家数甚明。问题在于，他所面对的浙派既非朱彝尊登坛树帜、以卓绝的词创作成就号令天下的前期，也不是厉鹗以清峭幽远绍继姜张宗风、力辟新境的中期[2]，而是“浮词”、“游词”、“鄙词”翕然风靡的后期。对此，郭麐看得很清楚。《灵芬馆词话》卷一论袁通词云：“袁兰村少时喜为侧艳之词，余尝为之序，未敢许也。后见所刻捧月楼词，居然大雅。前所见者十不存一二，因叹其竿头之日进也”。卷二又云：“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此何为者耶？昔人以鼠空鸟即为诗妖，若此者，亦词妖也”。郭麐作为浙派后期的主盟者，他对词坛状况的感知、所持批判的态度、意欲药石其萧飒的企图，与常州词派的创辟者之间都是大体相通的，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只是在如何拯衰救弊这一点上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常派讲“寄托”，讲“意内言外”，郭麐则拈出“通变”二字。这是一个几乎被用滥了的词汇，但郭麐还是有自己的体会，放在乾嘉词坛的大背景下，强调“通变”也别有意趣在。
他说：“能卓然成家者递沿而递变……各自有其规模，此文章流变一定之理”（《与霁青论文书》），又说“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独至”（《与汪楣庵论文书》）。那么，何谓“独至”呢？在他看来，“独至”就是建立在“不欺其志”（《友渔斋诗集序》）基础上的“自己而出”（《刘芙初尚綗堂集序》），也就是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尊重自己的性情所至，以“真”作为一切文艺活动的指归。他强调说：“夫人心不同，所遭亦异。托物造端，惟其所适。但论真赝，不问畛畦”（《江昕香诗引》），“学之者之心思才力，足以与古人相深而自抒其襟灵”（《桃花潭水词序》）。《灵芬馆词自序》从自身落拓飘荡的感受出发，语气颇冷傲：“春鸟之啾啁，秋虫之流喝，自人世之观，似无足以悦耳目者，而虫鸟之怀，亦自其胸臆间出，未肯轻弃也”。应该指出，这些思想既得力于郭麐自身的人生况味与创作实践，又与他师从袁枚，受到“性灵说”的一定影响有关。先师严迪昌先生以为：“郭麐诗属南宋杨万里‘诚斋体’一路，与稍后的同乡江湜是清代最出色的以白描抒性灵的诗人，故在乾嘉之际系‘性灵诗派’行列的作家”，“郭麐作为‘性灵诗派’的成员是力图援性灵入词的”[3]1324。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正因为讲“性情”、“独至”，所以，郭麐虽推崇朱彝尊为“国初之最工者”（《梦绿庵词序》），不废浙西家法，却能旗帜鲜明地表示：“纷纭门户，不足置论也”（《朱铁门文稿序》），对于乾嘉词坛根深蒂固的门派观念，也包括浙派中人的某些习气深致不满。
这是“通变论”的重要基础。具体到词的问题上来，在早年所作的《灵芬馆词话》中，他开宗明义，提出词派有四种，其中姜张为极则，而东坡虽“雄词高唱”，乃“别为一宗”，稼轩则“粗豪太甚”，显然都寓有贬损之意。到后来作《无声诗馆词序》时，他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转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欲离去别见其道而无由，然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为词者，无不同也……进幺弦而笑铁拔，执微旨而訾豪言，岂通论乎？”不难看出，这种“习玩百家，博涉众趣”（《词品序》）的词史观已经相当精辟而理性，不仅不像以保守顽固著称的浙派阵营，甚至还超过了继起的很多常派中人。
郭麐的“性灵词学”理应还包括他的名作《词品》。《词品》十二则既是幽雅清隽的四言诗，更是基于“通变”观念的词风格论的佳作。十二则的标目是：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其中至少雄放、感慨二品是不见赏于当时的浙派，也很久没有人为之张目的了。试看郭麐的阐释：
雄放海潮东来，气吞江湖。快马斫阵，登高一呼。如波轩然，蛟龙牙须。
如怒鹘起，下盘浮图。千里万里，山奔雷驱。元气不死，乃与之俱。
感慨人生一世，能无感焉。哀来乐往，云浮鸟仙。铜驼巷陌，金人岁年。
铅水迸泪，鹍鸡裂弦。如有万古，入其肺肝。夫子何叹，唯唯不然。
那么，不妨这样说，以《无声诗馆词序》和《词品》为标志，郭麐辛勤建构的“性灵词学”已获大成。至此“完全可以认定，郭麐的词学观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文艺观，是清代中叶以至晚近时期最具开放性的观念”[3]1326，它并非如许多论者定谳的那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常州词派的“先进”理论冰炭不同炉的。频迦是后期“浙派”中卓有识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嘉道之际独具面貌的重要词人。一部《灵芬馆词》无论长短调，无论常用词牌或是僻调，皆能“清折灵转”（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语），触手欲飞，而结撰中慧心别裁，处处可以感知到疏朗而又折叠的美感，《水调歌头·望湖楼》一阕最称典型：
其上天如水，其下水如天。天容水色渌净，楼阁镜中悬。
面面玲珑窗户，更着疏疏帘子，湖影淡于烟。白雨忽吹散，凉到白鸥边。
酌寒泉，荐秋菊，问坡仙。问君何事一去，七百有余年？
又问琼楼玉宇，能否羽衣吹笛，乘醉赋长篇？一笑我狂矣，且放总宜船。
严迪昌师评说此词云：“下片二问，看似清狂之语，其实正是他‘廓落鲜欢’的情怀流露，是对人世间的难以长啸一吐胸臆的愤懑”[4]446。这是抉中频迦深心之言。他命运偃蹇，内怀畸苦，轻倩的笔墨后面时时闪现着痛楚和辛酸。郭氏笔下多罕见的沉痛之作，也是乾嘉词坛不多见的悲凉心音。
二、词坛别调：彭兆荪之“精悍”与张埙之“恢奇”
乾嘉时期，不逐时好而独来独往者还应提到彭兆荪和张埙二人，与郭麐等人一样，他们也是“高才无高第”、声名甚响而实遭埋没的才人。
彭兆荪（1768－1821），字甘亭，一字湘涵，镇洋（今太仓）人，诸生，少神隽有声，年十五应顺天乡试，后屡试不举，遂绝意仕进，专力于诗古文词，其人品耿介拔俗，所云“节目本来多磊坷，况抱冬心恬漠”（《贺新凉·戈小莲科头箕踞长松下图》）适可自为写照。道光元年（1821），与娄县姚椿同被荐孝廉方正科，相约不赴，未几卒。有《小谟觞馆全集》行世，词存一卷，即称《小谟觞馆词》。
甘亭骈文是乾嘉一大家，诗词名与郭麐相埒，声气交通，足称莫逆，然风格多沉厚博丽，有别于频迦的通爽豪隽。其《卖花声·雁门道中》句云：“西风尖似弩牙机。吹过紫崖松一片，卷出红旗。”《台城路》句云：“一握飞云，春波横上酒边脸”、“六月琼疏，日光钗焰闪”都能见出奇横的炼句功夫。《木兰花慢·寄尤二娱金陵》则通首体现他这一特色，词云：
酒边人去也，雁络起，一天凄。有瞰烛饥鼯，吟莎潜蛩，叫树醉鸡。
牢耶石耶满眼，问何人、解唱白铜騠。欲赋郊居传客，愁他读错雌霓。
小姑祠屋水东西，邸舍僦青溪。想桃叶江空，石桥巷小，丁字帘低。
杨家槓家无恙，定翻香、小令脆于梨。记否寒斋风雨，寒花一稜秋畦。
甘亭词集前有自序短短数语云：“填词至近日，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予方心沓舌，无志与诸子争长，而浏览所及，颇不欲囿于时论……”[5]其不情愿搅入“浙派”营垒也明矣。象《满江红·客中寄张子白八首》挥洒狂啸，虽时露粗疏，要非浙派中人能言之语，其八是前七首种种行迹的总结，因而最为沉痛：
仆本恨人，干甚事，泪花扑簌？平历遍，中年哀乐，哀丝苦竹。
最薄断推才子命，难消第一团圞福。怪来年，骑省鬓星星，何其速？
《蓼莪》什，我废读；“渴凤”句，君应续。算两番人事，一般枨触。
开合迟君拏艇至，埋愁共把糟丘筑。故悲歌，和尔七哀诗，同声哭。
历来学者论甘亭词，多取其一部分清雅的小令，比起这样精光干练、令人悚然的篇什来，是有一点不痛不痒了。
最后论张埙。张埙（约1735－1786后），字商言，一字商贤，号瘦铜，又号吟芗，先世居于吴兴（今浙江湖州），门第高华，清初始迁至吴县，乾隆三十年（1766）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竹叶庵文集》，诗二十六卷，《林屋词》七卷，系晚年据平生所作《碧箫词》五卷、《春水词》二卷、《荣宝词》十卷、《瓷青馆悼亡词》二卷删定而成，另有《红榈书屋拟乐府》二卷。
张商言官位甚卑，然才望重一时，与当时文坛名辈如沈德潜、毕沅、翁方纲、钱载、赵翼、吴锡麒、洪亮吉等交好，与蒋士铨尤契，诗风奇肆沉厚亦略同，填词则有“小迦陵”之目，嗣响阳羡词宗陈维崧的风格，在当时苏州词坛是一位琵琶别抱、冷调独弹的名词人。作于早年的《贺新郎·观演（长生殿）院本》不仅步了陈迦陵《虎丘五人之墓》的原韵，其激荡的词情、卓绝的史识乃至冷峻的口气亦都能得这位前贤的精髓。上片云：
雨摆梨花罅。佛堂前，风波平地，可怜人鲊。
未必卿卿能误国，何事六军激射。唐天子、何其懦下。
一世夫妻犹如此，为今生、反使来生怕。双星恨，高高挂。
《沁园春·登丛台放歌》则愈加胆开气盛，恢奇肮脏，魄力似比同时师法阳羡的郑燮、姚椿、蒋士铨等人犹有上之：
高会当年，置酒从台，明灯既张。有五铢一握，烟云幂历；千金双靥，白皙清扬。
妾亦长生，君惟不死，月烂星辉照洞房。又说甚，探些些雀鷇，骨肉仓皇。
我来盱眼都鄣，便屠狗、亲蚕事已忘。
况笙歌珠玉，临风则散；精神魂魄，遇穴则藏。
来者古人，去者明日，此意悲凉孰可商。凭阑久，但乌乌城角，吹入浑漳。
商言在《林屋词自序》中如此评价自己各小集的长短：“大概《碧箫》少作，最不足存，《瓷青》屡境惨毒，词旨哀伤，当非正声。《荣宝》其庶几精华昭灼，有暾然难掩者矣。”其实他所得意的《荣宝词》已经开始敛才就范，清疏敦厚的倾向渐重，可喜之作反不及《碧箫》、《春水》二集为多。其中如《饮酒十首》之四作于其妻殁后七年，耿耿伤悼之情仍可令人动容：沧海明珠不可寻，七年井臼剧伤心。衔杯独自意沉沉。鬼蝶莫胜寒食雨，山花长似美人簪。也曾同醉一楼深。
《瓷青馆悼亡词》删存后尚得六十余首之多，其《洞仙歌·悼亡日近，舟楫杂词十六首》等皆情见乎辞，读之恻恻然，比之纳兰容若虽有距离，亦自有特色，在悼亡词史上可占有一席之地的。与郭麐、彭兆荪等沉沦者比较不同的，张商言因分校四库，得亲禁近，集中“纪恩”、“奉和”之诗作颇累篇牍，似多了些“奴气”。这是大多文士的常态，不能苛责的，但他自顾“马周身世”，常有“蛣腹生涯，蟁眉伎俩，逆旅风光去住难”（《沁园春·十二月二十四日作》）的悲慨，认识毕竟清醒且沉痛。晚年的一阕《念奴娇·次偃师县》不徒自言心境，亦适可为处于“十全王朝”盛景笼盖下一大批才士下一痛切的转语，兹录之以为本文之结末：
阴阳夕路，问道旁逆旅，谁谭元者？入洛才华空叹息，略似鬼谋于社。
膏以香煎，兰宁永馥，鹤唳伤心话。生不五鼎，死而五鼎何也？
何如有视鸡翁，亮风千载，赁屋尸乡下？邻曲忘机差自乐，岂在神仙声价？
物累无涯，吾生有限，智士知真假。龙云蛇雾，不然将为八鲊。
收稿日期：201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