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研究热点分析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8)04-0067-06
《红旗谱》在1957年11月出版后，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从出版到1959年底。主要集中在《红旗谱》的时代背景、主题、人物形象、思想意义等方面，以《文艺报》主持召开座谈会，出版《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为标志。第二次研究高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中期。此时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以温超藩、张金池、宋安娜编著的《梁斌作品评论集》为代表。在第一个高潮阶段开拓出来的研究局面的基础上，此时期的研究更为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对于《红旗谱》的版本问题也作了详细的探讨。新世纪伊始，随着各学科的百年回顾，《红旗谱》荣列中国青年出版社“百年百种优秀读物”。人们在经历了一场艰辛的精神之旅的长途跋涉之后才发现原来苦苦追寻的文化之根、文化血脉、精神的栖所就在我们的文学经典之中。在这样的潮流中，《红旗谱》也迎来了它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以2004年《梁斌新论》的出版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审慎，也更加大胆、丰富和精彩。叙事学、比较文学、文化、美学、经济学，甚至借鉴黄宗智、杜赞奇等社会史学家的观点进行研究，成果异彩纷呈[1]。
一、当前研究热点透析
（一）对红色经典的争议和再思考
2004-2005年随着一大批由红色经典改编成的电视剧相继问世，红色经典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以“现今时代还需要红色经典吗”为题组织和刊发了一组对“红色经典”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刘玉凯的《“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认为：“红色经典”是个历史范畴的模糊概念，而不是个科学理论意义上的认定。“红色经典”不过是个泛称。真正属于经典的作品要有人所公认的艺术美，这种美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从艺术美的意义上获得文学艺术的科学评价，并且形成一种永恒的意义。这也就是经典。经典是意蕴丰厚的存在，而不是图解几句口号的概念化的粗制滥造[2]。田建民的《“红色经典”的称谓能否成立》认为：“红色经典”这种称谓是能够成立而且概括得比较恰当的。因为红色是标明了其思想政治性或时代特征，而“经典”则是从其影响和艺术性上来说的。“红色经典”并不是硬把一个政治概念嫁接到一个艺术概念上去。“红色”只不过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学样式的标志[3]。阎浩岗认为，“红色经典”是文学，具有文学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大量印行和风行，与“红色经典”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密不可分[4]。王会也认为“红色经典”蕴藏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饱含有我们现时段所急需的人文精神。“红色经典”应该再度引起青少年读者的重视[5]。上述争论关注了包括《红旗谱》在内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的经历和命运。
张春生的《〈红旗谱〉的经典性》[6]认为：“确定一部小说的经典性，要看作品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归纳与浓缩。《红旗谱》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另外，从其“对笔下人物的典型性塑造”以及“梁斌创作的严整性”方面来看，《红旗谱》是一个时代小说创作的精品，具有“经典”的品质。所谓“红色”是用来说明其鲜明的“历时性”的。张学正、吴培显[7-8]都表达了近乎相同的观点。《古老民族精神在血与火中的现代升华——梁斌〈红旗谱〉（三部曲）新论》[9]、《家族小说的当代转型——梁斌的〈红旗谱〉新论》[10]等文，从表现和传承民族文化特征的角度论证《红旗谱》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
王科认为，《红旗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达到了那个时代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高度，即成功的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的自然结合。正是这两种因素和它们的结合，使得《红旗谱》在印证某种政治理念、皈依主流话语的同时，冷漠了当时小说的流行范式，并通过传统的民间叙事，彰显了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使小说文本生发出历久难销的艺术魅力[11]。金汉也认为，“史诗，对于长篇叙事性文学（包括长篇叙事诗）来说，无疑是一种高规格和高层次的艺术要求。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显示出与一般文学作品的不同……当代长篇小说对于史诗的追求在1954年出版的《保卫延安》中就已初露端倪，到1957年的《红日》已初具了战争史诗的规模。同年出版的《红旗谱》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真正的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英雄化史诗”，它在“思想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一块高高耸立的丰碑。至今尚无出其右者。”[12]
李赣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近年来，在新的文史观念的影响下，上述评价（指《红旗谱》出版后评论界的赞誉）在总体上虽有所降温，并且在有的评论研究者那里提出了一些批评，但谁都不否认它（《红旗谱》）在描写的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13]34“尽管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可以明显地感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给它的主题带来的制约，使之出现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僵硬；但是，作为那个时代被人推崇的新的文学范式的经典，《红旗谱》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确实将‘文学’与‘革命历史’之间的关系推到了极致，在自己的文本中，大力弘扬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道路，并通过令人咂舌的发行量，直接影响到亿万人的思想与行动。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是有失公允的，也必将招致虚无主义的文学史观和写作立场。”[14]347王之望也重新肯定了《红旗谱》史诗性品格及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超越的历史地位[15]。
从有意识发起“红色经典”的探讨到秉持公心的学术思索，无论是作品的主题、社会和时代意义，还是其中的人物形象、艺术手法都昭示着《红旗谱》仍然不失为一部红色经典。
（二）比较研究
有关《红旗谱》的比较研究是第三个研究高潮阶段的新成果，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对比研究中比较醒目的是《红旗谱》与同时代作品相比，如与同为红色经典的《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的比较。争议较大的是跨时代的比较，集中在《红旗谱》与《白鹿原》的比较研究上，甚至形成了“抑《红》扬《白》”说。
1.革命历史题材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16]一文认为，《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但三部作品的叙事语言各具特色，有很大的不同。《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是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是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是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也有论者从史诗性的长篇创作规律出发，对比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白鹿原》三部长篇的创作，认为《红旗谱》史诗性创作的缺憾在于“人物塑造的类型化”[17]。
程光炜认为：“虽说政治话语塑造了《红旗谱》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完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使《红旗谱》从一个流传民间的复仇故事变成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叙事性作品的并不只是政治因素，还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学文本之间，不同话语之间交流和摩擦互动的历史。《红旗谱》、《红日》和《红岩》作为革命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与宏大叙事摩擦互动的结果。”[18]还有论者认为，《红旗谱》在继承传统复仇主题模式与结构模式的同时，实现了复仇模式的现代性变革，在复仇与革命的主题与结构里表达了丰富的历史与审美内涵[19]。
2.《红旗谱》与《白鹿原》对比研究。将《红旗谱》与《白鹿原》进行比较是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朱水涌认为《红》、《白》有惊人的可比性，他从家族小说、叙事方法、宗族文化几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如果说《红》是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建构了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斗争历史，那么《白》就是在一个更复杂的文化体中，开掘着民族现代旅程的内在历史，这包含着民族精神生活的恒态与变动，以及民族在现代转型中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命运。”“豪迈与苍凉，构成了《红》与《白》以家族叙述历史在风格上的美学差异。”对于《红》的叙事风格，朱说道：“高亢嘹亮的调子，豪放热烈的叙事，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激情……是50年代、60年代在中国形成的一种时代文艺的共同特征”[20]。张克明认为，《红旗谱》与《白鹿原》分别体现了各自所代表时期小说创作遵循的审美规范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从后者对前者在艺术上的超越可看到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性飞跃[21]。另有论者认为，“《红旗谱》和《白鹿原》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史诗般品格的两部巨著，它们在审视历史，表现民族命运和民族精神、塑造人物形象、探索民族风格方面各尽其妙，各臻其美……”“比较而言，《红》缺少《白》的丰富性，《白》少了些《红》的理想烛照。”“在创作思想上，《红》是单一的政治视角和居高临下地俯视历史，《白》则从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婚姻的、风俗的多个角度以平民的眼光平视历史；创作方法上，《红》是‘两结合’、‘典型化’，《白》则用‘生命体验’、‘艺术体验’，写人的文化心理结构。”[22]
吴培显在文章中指出，《红旗谱》、《古船》、《白鹿原》构成了当代小说对传统家族恩怨叙事模式的三次突破。三部作品在“家庭叙事”方面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也各有瑕疵：《红》在将家族复仇叙事与主导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宏大叙事”话语模式相统一的过程中，在情节冲突、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倾向；《古》的家族复仇叙事中闪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但对一种道德的“内圣”原则的刻意强调，显露了作家人道主义理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白》在家族叙事模式中凸显的是凝聚着本原的文化传统色泽的理想文化人格，但作家所张扬的传统文化对理想文化人格孕育的实质性效应，却是可疑的[23]。
在上述较有代表性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到，论者在肯定《红》的价值的同时，也大都赞扬《白》在表现历史、叙述历史等方面比《红》更进步、更有可取性，乃至形成了“抑《红》扬《白》”的主流观点。对此，有研究者提出：“指出《红旗谱》个别人物塑造不大成功，一些情节安排不够合理，那还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但是如果脱离历史的实际，非要《红旗谱》‘告别革命’不可，就有些不近情理了。至于从晚近之作《白鹿原》的文化道德视角、民族秘史高度来对比和否定《红旗谱》的革命叙事，那似乎就更远离学理了。”[24]33文学文本的解读应该还原历史，对于作家的评论应该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分析其创作得失才不失公允。
也有一些论述把《红旗谱》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野论证：《静静的顿河》与《红旗谱》都正在经历着不断认识更新和趋向于生命悟性认识的史诗性意念，即以悲剧性格提供的巨大生命悲剧精神的暗示力量，要求回归其用不同的民族情调展示出来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自我求证意识与自由意识[25]。或认为，梁斌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甚至语言的运用诸多方面广采博取，借鉴外国许多经典著作的创作方法并把他们巧妙编织在《红旗谱》中，尤其是苏俄、日本、美国的一些进步作品给他影响甚深[26]。
将《红旗谱》与同时期，甚至新时期中外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使得《红旗谱》研究脱离静态观照，进入到与其他作品的激烈碰撞当中，体现了研究者开阔的视野、冷静客观的思考分析，使人们耳目一新。
（三）交叉学科研究：更加细化、深入的文本解读
《红旗谱》一出版，鲜明独特的冀中普通话语言风格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大家感到作品中的某些方言土语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障碍，但是基本上都认定，这正是梁斌所极力追求的民族化风格之一，是作品乡土品格的体现，对于其语言特色的关注一直是《红旗谱》研究的重点之一。五十年来的研究过程表明：最初的研究是概括的、泛泛的，专注于文学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和语言特色的研究，当前的研究则更多地从语言学、方言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如对《红旗谱》中典型的冀中方言的表达方式，如口语化的虚词和词缀、特殊句式、特殊时间词等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些方言表达具有深化主题、加强人物语言个性化、丰富作品场景描写地方化的作用[27]。或从词彩学角度出发，从地方色彩、形象色彩、感情色彩等方面对《红旗谱》中运用的方言词语进行探讨，认为《红旗谱》中的方言地方色彩浓重，折射出冀中平原特色的地域文化；形象色彩浓郁，叙述、描写形象生动；感情色彩浓重，表达出强烈的爱憎之情[26]。
王之望则从审视经济描写的角度开辟出《红旗谱》研究的新视角[29]。文章以大量实证史料和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时代经济背景与作品经济描写相对照，论述了《红旗谱》经济描写的真实性、科学性、丰富性及艺术成就，甚至认为经济描写在整个作品中具有“立篇之本”这样的价值。
语言学方面的细化、深入的文本解读以及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化视角对《红旗谱》的分析、解读，均意味着《红旗谱》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交叉学科多角度研究层面。
二、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一）“创作理想与文本叙事的错位”引发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陈思和在其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引起了《红旗谱》研究的一个巨大变化①。在陈的影响下，出现了多篇延承或稍作变更其观点的文章[30-31]。并且陈的观点还蕴涵着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叙事文本的真正主角应该是知识分子。受这一观点启发，《红旗谱》中曾经遭到贬斥的、不为人重视的严志孝、贾湘农、冯贵堂等知识分子的形象开始得到关注。
何平认为，“《红旗谱》在讲述农民革命的悲壮历史的同时，书写着现代知识分子和乡土中国的复杂关系，并且从他自己的角度改写了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理解。”“从精神谱系的角度，江涛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冯贵堂、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着渊源关系”，但是“在《红旗谱》中，写作者有意改写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从断裂史而不是因袭史的角度去重写江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他（冯贵堂）对乡村是凌驾的、居高临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江涛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根植于乡村大地，而冯贵堂则注定是乡村的多余人和没落者。”“严知孝的形象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在时代的动荡中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衰退和操守坚持”，他的生活轨迹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宿命”；“冯贵堂和江涛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分野从表面上看是阶级的鸿沟，其内在隐含的却是深刻的文化理想的裂痕。”并进而提出，“在对《红旗谱》的人物形象研究中，除了阶级分析的视角，必须导入文化视角，在现代性背景下审视冯贵堂的形象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32]
沈杏培著文指出，《红旗谱》中被遮蔽的知识分子群像，不仅关涉到“十七年”主流话语对工农兵话语的激励和对知识分子话语压抑这一写作规范，也包含了作家创作理想、审美意识与主流规范的冲突和化解，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十七年”语境下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33]。在另一篇文章中沈杏培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担当着‘为王者师’和‘弘道’的重任。但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民族解放事业和现代性方案的进行，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先锋成为边缘，由‘审他’沦为‘被审’。至“十七年”，在历史情境与主流规范的双重夹击下，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性呈现出很深的危机。“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不仅面临着书写的合法化问题，而且其自由的人格主体渐趋瓦解。”[34]
上述研究表明，《红旗谱》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已超越传统的英雄形象、农民形象而开辟出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新领域。
（二）宏观历史层面的观照
用黄宗智、杜赞奇等西方学者社会史的观点对现当代文学、红色经典进行解读正成为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如陈思和的文学史、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灰阑”中的叙述》等著述，何平、许子东[35]等人的文章均不同程度的注意、引用了黄、杜等人的学说和观点。刘婷从历史视角介入，以建国后五十年来有代表意义的《红旗谱》、《故乡天下黄花》为参照，来研究《白鹿原》在历史表述方面的独特性[36]。该文认为《红旗谱》和《故乡天下黄花》分别是“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历史观的最典型体现，代表着中国传统史观和新历史主义全然相悖的两种认识历史的观点和态度，《白鹿原》恰好是二者的融合。作者指出中国传统史观一直强调“考信”、“实录”，并十分注重史书的书法，即叙述者在字里行间时时暗藏着褒贬倾向和劝惩意义（历史的隐喻性），以达到资治之“鉴”的目的。中国史学家们大体上不怀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且历史的真实也不会因为主体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站在传统视点上，本着对历史的忠实态度来反映历史，近四十年后出现的《白鹿原》与之相比对传统史观有部分继承，但时代的转变使它比《红旗谱》更为客观、成熟。
另有论者认为，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37]。
南帆在《历史叙事：长篇小说的坐标》[38]中说：人们对长篇小说的期待，往往是为了从中了解历史。该文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记述了历史与叙事，历史观念与小说模式，小说主题与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认为长篇小说必须从历史中发现新的涵义，才能保持“现实主义”的基本活力。
在这种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引进社会史的观点对《红旗谱》进行文本的阐释和解读将是《红旗谱》未来研究的一大趋势。
（三）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解读
前文已提及，不少文章已把《红旗谱》放置在世界文学当中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近期有论作把朱老忠看作是“卡里斯玛化的革命农民英雄典型”②，试图从“神话”的角度对《红旗谱》做另一种解读[39]。《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红旗谱〉的八种译本》[40]对《红旗谱》日、俄、越南语、英、法、西班牙语以及朝鲜、哈萨克语八种译本的介绍也会将《红旗谱》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四）深层、多方位解读将持续不衰
正如王会所说：“尽管红色经典再不会像当年那样大红大紫，可能只是不温不火，但它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是对人类基本价值尺度如和平、进步、正义、友爱、善良、忠诚、诚实、爱等崇高品德的概括，字里行间饱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5]此言足信。作为“十七年”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红色经典”，《红旗谱》的研究也许会“不温不火”，但是人文工作者对《红旗谱》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其研究的方法也必定会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也必定会绽放出新的蓓蕾。
收稿日期：2008-03-22.
注释：
①陈思和认为：“《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79页。
②“卡里斯玛典型”这一术语，指称“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页原作者注。
标签：红旗谱论文; 文学论文; 红色经典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红日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