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问题时，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得失。这既是一个难点问题，也是理论界常有争论的热点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和实质
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在系统、全面占有有关复杂纷繁材料的基础上，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切忌感情用事和片面性、简单化。然而，由于人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异，对它会有不同的评估，从而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并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便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科学评价，关系到对毛泽东从1956—1976年领导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0年的艰辛实践的科学评价；特别是关系到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所以，对此给予正确回答，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把握住“探索”这个词的特定内涵。探索是一个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因此，探索具有正确与错误相交织、成功和挫折相伴随的特点。我们用“探索”这个词来表达毛泽东从1956年到1976 年10 月这20年间的理论与实践是贴切的。把握住这个特点，就为我们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及其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估打开坦途。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即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0年的艰辛探索，积累了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理论遗产，也留下了离开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重要教训。
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要正确认识探索和确立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历史进程，是始于毛泽东，成功于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正确把握世界大局和基本国情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二、毛泽东率先提出探索新道路的任务
在处于国内社会大变动和国际形势新变化的1956年，毛泽东认为，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他和中央领导集体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外关系诸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有的同志问，为什么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开篇之作？我们认为，它作为开篇之作主要有两个根据：
第一，它正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思想建设和正确处理中外关系等。
第二，它贯穿了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和“向外国学习”的正确方针。
三、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为邓小平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奠定了基础
有的人提出毛泽东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是缺乏历史的科学分析的。因为毛泽东进行了20年艰辛的探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概言之，就是为邓小平和党中央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探索中取得三大成果：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在探索中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和严重的挫折，党和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物质技术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培养了一大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作用。
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新的理论建树。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针对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不懂得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矛盾出现时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造成严重错误的历史教训，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并鲜明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针。
二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用100 多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摸索过程。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1953年明确提出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并部署用18年时间实现。1957年3月，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9页）1958年5月，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这个观点。到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接着，1961年9月， 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7—828页）1964年召开的全国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分两步走的部署向全国人民提出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个新认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部署的先声。
三是毛泽东提出并在长期实践中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思考和探索。即使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人民政权、整个社会性质都没有改变”。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毛泽东提出并执行的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是治国兴邦的法宝。
第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五，坚持正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平等政策，实现和维护民族团结。
第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实践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大国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此外，还提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努力。
历史已经证明，上述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大成果，不是什么“乌托邦”。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立的，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的治国兴邦的法宝。今天，这些基本原则，仍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和发展，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
四、毛泽东探索的失误为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提供重要的借鉴
历史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艰难探索所取得的正确经验和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和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
有的同志问，现在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错误、偏差？我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分析，主要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够一贯。有时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有时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分离；有时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实践的失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几乎被抛开了。它直接导致探索建设新道路被引入歧途，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二，对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的判断有偏差。长时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有错误，1958年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过渡时期。这同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较率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估计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造成党内长时间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是完全清楚的。同时，长时间来，对国力的估计也存在很大的偏颇，往往看到其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长时间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向的估计也欠准确，着眼点放在战争与革命，肯定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准备大打、早打等上，直接影响着对国内工作的指导。
第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方面是清楚的，也有些方面不完全清楚，还有些甚至是完全搞错了。例如，盲目追求在生产关系上纯而又纯，造成不间断地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又如，长时间误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再如，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等，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第四，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并实行过一些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长时间内，急于求成，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
第五，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发生了“左”的严重失误。“左”的错误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存在，并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缺乏党内外的监督机制；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不断膨胀，破坏集体领导；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党纪国法抛到九霄云外。这些教训永远不能忘记。
邓小平曾这样说过：“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这是千真万确的。最值得珍爱和敬重的是，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伟大事业继往开来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也由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特别是由于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对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最终得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是我们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应当得出的重要结论。
标签：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文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