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技术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亚洲国家论文,技术革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于1996年4月出版的《亚洲发展展望（1996 年版）》的预测数字，亚洲地区各国在今后20—30年的长时间内仍将可以保持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由于在劳动力短缺的资本输出地区和资本短缺的经济后进地区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经济互补关系之故（见亚洲开发银行上述报告书的第11页、第13页）；如果，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一预测能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加上亚洲地区各国（或地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长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经济增长率，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实际上就持续有半个世纪以上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经济增长率了。
“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持续取得高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外资直接资本投资以创历史记录的速度与规模的流入及其在亚洲地区区域内的自由流动；这些资本流入与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的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而带动起来的所谓“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模式。 这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P·克鲁格曼提出来的概念，曾经引起了强烈的争论， 但亚洲开发银行也接受并承认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属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之一便是马来西亚，1987—92年期间，外资在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50%以上，其峰值期的1989年， 此项比重竟高达70.6%。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继续流入，失业率下降到3%以下， 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状态，外籍劳动力的流入量（主要流入到建筑业部门）约近达150万人，相当于马来西亚国内劳动力的20%。
在“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当然就很可能会导致高经济增长的减速。为此，从1996年起开始实施的马来西亚第七个五年计划强调了经济增长模式要从“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转变为“生产率驱动型”（Productivity-driven Growth）。
亚洲地区的高经济增长在今后的20—30年的长期内能否持续下去呢？亚洲的经济增长目前正处于强有力增长的时期，在短期内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以下仍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马来西亚为例来加以说明。
在外资投资急剧增长的1986年到1995年期间，马来西亚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5%。从1991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开发计划”的十年期间的年经济增长指标订为7%，从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看， 这一指标是很有可能实现的。马来西亚的2000—20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指标订为8.2%；其后从2010—2020年的年经济增长率指标则降为4%，进入经济增长的减速阶段。也就是说，马来西亚经济从1986年到2010年期间的保持了年平均增长8%的高经济增长水平，其后才进入减速阶段。 有权威性的亚洲开发银行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大致接近于这样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高经济增长，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终归是要进入减速阶段的。关于这一前景，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是目前的高经济增长到什么时候才会趋于减速呢？其二是会减速到何种程度呢？以下根据“经济增长率减半期”理论来探讨这两个问题。
所谓“经济增长率减半期”理论者，指的是某一个发展中国家最近的经济增长率假定为8%，到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降4%（减半）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一般说来，从目前的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到减半为4%，这当中需要费8—15年。以马来西亚为例，到公元2010年之后，从8%的年平均增长率减速为4%，花了15年时间（1996—2010年）， 在这15年时间里，马来西亚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去消除其经济增长的“瓶颈”。但是，如果用8年的时间到达减速一半（1996年—2003年）的话， 那么马来西亚可能会出现一些严峻的经济形势。
亚洲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亚洲地区经济终归将会减速增长到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减速后的经济增长率将是该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50年到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为世界经济的高增长期，在这段期间内，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大概为两位数，在世界上为最高者。西欧的主要国家保持在4%左右， 达到了过去最高水平。但是从1974年到1992年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日本为4.1%，西欧的主要国家为2.1%，均有减半减速，这些水平大致相当于19世纪中叶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段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从1950年到1973年期间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高增长期，而从历史上看，这段期间以前或以后的经济增长水平可以说便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第一表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单位：年平均增长率、%）
1860-1913年
1913-1938年 1950-1960年
德国 3.0 1.3 7.6
英国 2.4 1.0 2.7
法国 1.1 1.1 4.3
三国平均 2.2 1.1 4.9
日本 4.1 4.5 9.5
1960-1973年 1974-1992年
德国4.5
2.3
英国3.1
1.8
法国5.6
2.3
三国平均4.7
2.1
日本
10.4
4.1
注：1950年以后的德国仅指西德。
资料来源：日本出水宏一，《欧洲经济的再发现》，第190页； 1960年以后各国的数字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资料编制。
同样地，从亚洲各国（或地区）的历史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看（请参看第二表），韩国在1911—43年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37%、台湾在1904—1942年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03%，大致相当于同期日本（1913—1938年）的经济增长率4.5%。 但是印率尼西亚在同期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却约在1%以下。此外，从人口增长率看， 同期韩国为1.5%、台湾为1.91%，均低于经济增长率水平，为此， 生活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不断得到改善，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增长率却高于经济增长率，生活水平不得不趋于下降（见A·麦迪逊[A·Maddison]，《1920—1992年世界经济监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年版）。
第二表 亚洲各国（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单位：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国别国内生产单位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期间
印度尼西亚 0.99 1.131820－1915年
0.37 1.211900－1945年
韩国
3.37 1.511911－1943年
台湾
4.03 1.971904－1940年
资料来源：根据A·麦迪逊（A·Maddison），《1920—1992年世界经济监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年版）一书的第c—16e、 A3e表的资料编制。
根据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如果收敛到接近于人口增长率，经济生活就无法得到改善，为了打开这一局面，就只能求助于技术革新与提高生产效率，测示技术革新与提高生产效率能力的指标是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根据A·辛格等人的测算，香港的TFP年平均增长率为2.3%、韩国1.6%、台湾1.9%。亚洲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假设为4%， 人口增长率为2%，那么两者之差便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2%了，这就必须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TFP 增长率的提高乃至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提高来加以实现。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泰国的TFP 增长率却均接近于零，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便是属于克鲁格曼教授所指出的“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了，在这种模式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越是减少，它们的高经济增长便会越是减速。那么这三个国家的TFP 增长率能否提高呢？如果不可能提高的话，那么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便会出现所谓的“两极分化”。在这一地区过去以整个区域作为单位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机能体制便可能出现崩溃的趋势。
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觉醒
亚洲各国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乃是最近的事，与欧洲各国乃至日本相比较，其工业化的历史与经验都是极其短暂和稀少的。亚洲各国要进一步突破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将会遭遇到完全预料不到的困难。实际上，亚洲各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是过快、过高了，为此不仅在人材、技术革新能力方面，而且在能源、公害、环境保护、粮食、人口增长等各个方面均已出现了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此外，亚洲各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诱发起先进工业国家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力感到威胁从而对亚洲各国进行保护主义的“攻击”。
亚洲各国，特别是东盟各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发展起来的，其内容首先是日本、其次是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优位已趋恶化的产业部门的企业向东盟国家转移投资的诱发起来的。即，东盟国家走向面向出口工业化道路乃是成功地引进这些企业的外来投资所引发的，但是却不能说东盟国家通过这种投资引进便已成功地培育、发展起自己的健全的产业部门。不要说成功地培育自己的产业部门，就连将来能否维持目前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也是很难断定的。
亚洲各国要名符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首先当然得消除世界市场对它们的经济增长的制约条件，即它们需要具有能够生产、出口许多下一轮世界市场侧需要的商品的技术革新及其能力，这也就是《亚洲华尔街报》所说的“技术领域的增长”（TechnologicalFrontier Growth）。这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但这条道路却决不是平坦的；亚洲各国正在获得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机遇，这无疑地需要亚洲各国去觉醒地、自觉地迎接这一机遇与挑战。
（原文载于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信息》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