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南文化——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闽南论文,几点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5-0079-06
一、作为讨论前提的几点认识
闽南文化是衍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经由移民的携带，南徙入闽后形成的闽文 化在闽南地区发展的一种亚文化形态。闽南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下位文化， 可用下面的图示简略表明其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位置：
中华文化——汉民族文化——闽文化——闽南文化
因此，在进一步探讨闽南文化的类型、形态和特征之前，有必要就闽南文化的形成提 出几点认识，以作为讨论的前提和基础。鉴于这些认识大都已为学界所多次论述，这里 只略加说明而不作展开。
1、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它基于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古代福建是南方百越族之 一支——闽越的活动地区。秦汉之际，中原地区已进入以汉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封建 社会，而福建尚是以闽越文化为基础和表征的部族社会。自永嘉以后直至两宋，因北方 战乱等原因而不断南徙入闽的中原汉族移民，在把闽越族及其文化融入其中的历史发展 中，逐渐成为社会的人口主体；同时，随同移民携带而来的中原汉族文化，也成为福建 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随着中原移民由闽北逐渐进入闽南，也把中原文化带入闽南。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无论闽南社会和文化，还是包括闽南在内的福建社会和文化，在历 史上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社会和文化。对闽南和包括闽南在内的福建社会和文化这 一性质的认定，是我们认识和分析闽南文化的历史出发点。
2、闽南文化的形成，是漫长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中原移民入闽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一般以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开始，至12世纪的宋室南迁达到饱和。800年间经历 了东西晋、南北朝、隋、唐和两宋，出现过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唐代初期的陈元光入 闽，唐末五代的王审之治闽和靖康之难的宋室南渡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不同朝代 的中原移民，带来了不同时期发展的中原文化，如年轮一般地沉积在包括闽南文化在内 的福建文化之中。这也就是说，闽南文化不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的植入，而是反 映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原文化的历时性积累，如地质考古中的文化层一样，是一层层堆积 起来的。这从闽方言及其各个次方言与中原古语关系的追溯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原 移民在从晋末到南宋长达8个世纪的持续性迁徙，赋予了闽南文化贮存和承传中原文化 的历史丰富性。另一方面，闽南文化又是闽南社会发展的结果。两宋以来，福建作为中 原汉族的移民社会，已进入了成熟的定居社会阶段，有着近千年的自身发展历史。特别 在明清及近代以来，福建——尤其是闽南，处于外来殖民势力挟带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 冲击，和封建王朝为抗御外来侵扰而坚持文化守成的反复“禁海”与“开海”中。来自 内外的两股压力，既唤醒了闽南社会强烈反弹的民族文化意识，也激活了闽南文化的海 洋人文精神。因此可以说，闽南文化不是静态地接受中原文化的移入，而是动态地经历 着自己的特殊发展。概而言之，闽南文化是渊源于汉晋，成熟于两宋，发展于明清，在 近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以中原文化为基础，涵化和发扬海洋人文精神，从而逐渐形成 的区域性文化。
3、闽南文化是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大凡移民社会都有两种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是移民 社会向中心社会看齐的文治化(或曰内地化)进程；一是中心文化与移入地的文化因素互 相融合和涵化的本土化进程。所谓“文治化”，是以移出地的中心文化作为移入地社会 建构的基础，以使移民社会与中心社会同质和同步发展；而所谓“本土化”，是随着移 民后裔的逐渐土著化，移出地的中心文化受到移入地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而呈现出新 的本土形态。影响中原文化移入闽南之后发生本土化变异的因素主要是：一、闽南迥异 于中原的海洋地理环境；二、以海洋文化为特征的闽越土著文化的遗留；三、闽南地区 涉海的历史发展与遭遇。三者共同指向了闽南的海洋文化精神。因此，一方面，以儒家 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闽南社会的建构，使闽南文化纳入在汉民族文化的中心体系之 中，这是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共性；而另一方面，融入在来自中原汉文化之中的海洋 文化精神，突出了闽南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形成了闽南文化的个性。
以上三点应当成为我们深入讨论闽南文化的认识前提。
二、关于闽南文化的类型
闽南文化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化?论者纷纭，然却缺乏深入讨论。概而言之，大致可以 归纳为两种意见：
1、闽南社会是源之于中原的移民社会，闽南文化在本质上是随同移民携带而南播的中 原文化。中原移民不仅成为闽南社会的人口主体，中原文化还成为闽南社会建构的基础 和发展的主导。因此，无论从文化的本体还是文化的功能上看，闽南文化应和中原文化 一样，属于大陆性的文化。
2、闽南为濒海地区，中原移民到来之前是海洋民族闽越族活动的区域。闽越族虽在汉 武帝以后逐渐融入于汉族，但其在固有区域上遗留下的海洋文化传统，仍深刻影响着闽 南地区的发展。宋元以后闽南迅疾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贸易大港和海外移 民的主要迁出地，便是对这一海洋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原文化播入闽南后出现的 本土化形态，主要也体现在对海洋文化的涵化，其迥异于中原的海洋环境所形成的海洋 文化精神，是闽南文化特有的品质。因此，闽南文化应当是海洋性的文化。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其理。但是在辨析上述两种意见时，我认为：首先必须弄 清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个概念从何而来?所指为何?论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 概念?
我在《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注：《闽南文化的地域特征》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 6期。)一文中曾经说过：所谓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其提出源之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黑格尔在该书“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 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 ；二、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三、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 代表。他们漂泊的放牧，不以土地为财富，每年越冬宰杀半数牲畜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财 富，除了“显示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外”，“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 存在”，因此他们常如洪水一般泛滥到文明国土 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本性。第二种类 型以农耕民族为代表。巨川大江的灌溉造成肥沃 的土地，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有所依靠 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收获……土地所有权 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换句话 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 了成立的可能”。但他们以海作为陆地 的天限，闭关自守使他们无法分享海洋所赋予的 文明。第三种类型以海洋民族为代表。 当他们“从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 ”，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把人 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 的平凡的土地，走向大海，进行征服、 掠夺和追逐无限利润的商业。毫无疑问，黑格尔 是以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 ，来否定和贬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当地进 一步以这三种地理类分来“观察和世界 历史有关的三大洲”时，这一倾向更暴露无遗。 他认为：“阿非利加洲是以高地作为它 的主要的、古典的特色，亚细亚洲是和高地相对 的大江流域，欧罗巴洲则是这几种区别 的综合。”然而，“非洲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 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因此“它 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和发现可以 表现”；而亚洲，虽然是世界历史的起 点，“精神文明从亚洲升起”，但世界历史是从 “东方”走向“西方”，亚洲是绝对的 “东方”，而欧洲是绝对的“西方”，亚洲“和 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只是由 于其他民族把他们寻找和研究出来”。唯有欧洲 ，才是“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 地是历史的终点”。(注：见黑格尔著《历史哲 学》第132—147页，王造时译，三联书 店1956年版。)
黑格尔的世界体系明显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偏见。因此，建立在黑格尔历史哲 学基础之上的以大陆文化(黄色文明)和海洋文化(蓝色文明)来区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从而认为大陆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 、开放的、竞争的，便是基于这种偏见的言说。尽管黑格尔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在 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区别不同的文明类型上有着合理的内核，但其历史偏见的片面性 和内在逻辑的悖论则常为学界所质疑。因此，当我们为了 说明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 系，而沿用黑格尔关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概念时，许 多学者都倾向于只在人地关系 的本体论意义上，把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作为区分文化类 型的概念来使用，而不先验地 赋予这两种文化带有黑格尔偏见的价值判断。
讨论闽南文化所涉及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概念，亦应作如是观。
著名历史学者杨国桢在论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时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 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 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以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 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 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 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 的基因。”(注：杨国祯《明清中国沿海与海外移民》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一段论述恰好说明了闽南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由移民携带来自中原 的大陆文化，与闽南当地的海洋文化因素互相涵化的过程，也就是闽南社会与文化形成 与发展的过程。闽南从中原移民南来之前的蛮荒之地，走向与内地一体的社会建构，其 文治化的实质是中原化。因此，中原文化对闽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的和主导的 作用。但同时，中原文化进入闽南之后必然出现的本土化转变，其核心是对闽南海洋文 化因素的吸收。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互相涵化的过程，在这里，闽南文化不仅包含了大 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两种因素，而且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互相交融的产物。这种现象恰 如内陆河流奔向大海而在大陆与海洋交界的出海口所形成的三角洲。因此，我们可否用 闽南文化是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的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来予以概括。
所谓“海口”，本来是一个地理学的名词，它通常用来说明内陆河流与大洋交汇的地 方。在海口的周围，从内陆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往往是土地最为肥沃、物种 最为繁富，也是人口最为稠密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以“海口”来说明闽南文化的类 型，一方面是对闽南地理环境所作的概括。闽南位于福建东南部的濒海地区，是晋江、 九龙江的出海口，面对台湾海峡这一沟通北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黄金海道，北上可抵日 韩，南下直达东南亚诸国，以此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是典型的“海口型”的地理区位 。另一方面，闽南地理环境的海口型，也带来了闽南文化的“海口性”。所谓闽南文化 的“海口性”，其涵义有二：一、从中华文化的内部看，闽南文化是中原文化南播之后 接受闽南海洋地理环境和海洋人文精神的影响，出现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互相吸收、 融合与涵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内部的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汇。 二、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看，闽南是中国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交会、碰撞、融摄和 对峙的前沿地带和先发地区。外来的异质文化，在晚近400多年来，无论来自西方或来 自东洋，也无论是以和平的传播方式，还是以血腥的殖民方式，都是最先在祖国东南海 疆的闽粤两省(闽南是其最敏感的前沿地带)发生，而后才逐渐北上进入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地区。闽南地区这一特殊遭遇的历史契机，使闽南文化包容了不同文化的 多元交汇，它正负值俱存地赋予了闽南文化特殊的形态。无论在中华文化的内部还是外 部，闽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位，都犹如泥沙俱下、龙虫并存的海口，汇百水而成 淤，其本身就是一种形态独特而包蕴丰富的文化景象。
三、关于闽南文化的形态
文化的俗、雅之分，只是就文化的表现形态所作的一种大致的区别。闽南文化常常被 视为是一种俗民文化，这当然不是闽南文化的全部涵义，而只是就其所呈现的独特地域 色彩和个性而言。
所谓俗民文化(或称俗文化、常俗文化)，是指以俗民为主要载体和对象，建立在他们 生活传统、信仰传统、社区组织传统和经验传统基础之上，比较朴素、粗糙，因而带有 一定自发性、非理性和传承性的那一部分文化现象。比如我们常说的方言、俗谚、民间 习俗、民间信仰、饮食习惯、口传文学、民间谣曲、戏剧、歌舞等等。这是一种带有很 大民间性的常俗文化，是体现文化地域色彩和个性的最主要代表。它不尽相同于与之相 对应的士人文化。所谓士人文化(或称雅文化、精英文化)，一般是以士人(士和士大夫) 为主要载体和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对前人实践和经验(包括俗民实践 和经验)进行整理概括，扬弃提升，从而成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富于理性色彩的知 识谱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比如我们常说的社会制度、法律规约、道德伦理、价值观念， 以及各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等等。它常常由文化的表层进入文化的深层， 从社会的基层进入社会的上层，成为统治阶级倡导和支配，并用来制导和推动社会发展 的文化力量。因此，相对于俗民文化的下层性和民间性，士人文化带有浓厚的上层色彩 和官方色彩。二者既互相依赖和渗透，又互相对立和排斥。一方面，士人文化是对俗民 文化的综合概括、扬弃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士人文化源之于俗民文化。另一
方面，士人文化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又对俗民文化起着制约、规范和改造作用，使俗 民文化不致超越一定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疆域广大的 国家中，士人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整合统一的文化共性，而俗民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出独特 地域的文化个性。二者所形成的正是文化结构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共性与个性对立 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来考察闽南文化，毫无疑问，从文化的构成上看，闽南文化应当全 面包括士人文化和俗民文化两个层面。尤其在闽南社会从边缘向中心靠拢的文治化进程 中，士人文化在思想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如朱熹的“过化”，儒学在闽南的兴盛，以致 于出现了李贽那样富于叛逆性格的大思想家，等等，都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闽南作 为后发展于中原的移民社会，欲了解其文化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则不能不深入闽南的俗 民文化。这是因为：一、俗民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以移民自身为载体，最先进入 闽南，并与闽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发生融合而产生变异，形成源于中原又异于中原 ，具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形态。它奠基于民间，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对而 言，士人文化是后发的，主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于上层，其对民间的影响要薄弱的 多。因此，俗民文化是闽南文化形成的最早、也最基础性的文化因素。二、闽南社会的 形成和发展，经历着中原化(即内地化、文治化)和本土化二个互相涵化的双重过程。如 果说移民社会的本土化进程，所带来的是对移民母体文化分殊化的地域形态，是以俗民 文化为代表的同中之异；那么，与移民社会本土化进程同时发生的文治化(中原化、内 地化)进程，则是移民社会对母体社会与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是通过士人文化将分殊化 的地域文化整合在中华文化统一体之中的一种异中之同。因此可以说，士人文化表现的 是闽南文化与中华文化一体的共同本质，而俗民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出闽南文化自身独特 的色彩与个性。
《大英百科全书》在解释“民俗”一词时认为：“民俗，是普通民众始终保存的、未 受当代知识和宗教影响的、以片断的、变动的或较为稳定的形式存在至今的传统信仰、 迷信、生活方式、习俗及仪式的总称。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及起初被排斥在外的 物质文化的某些方面也属其范围。”在这个解释中，作者强调了民俗的主体(普通民众) 、未受当代知识影响的特征，以及作为生活方式的信仰、习俗和仪式等传统。这是文化 的世俗形态，与本文所称的俗民文化可以互证、互通甚或互名。俗民文化作为闽南文化 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景观，主要表现在以下诸个方面：一、闽南方言与俗谚；二、闽 南民间习俗；三、闽南民间信仰；四、闽南饮食、衣着等行为习惯；五、闽南口传民间 文学；六、闽南方言谣曲、戏剧与歌舞；七、闽南民间工艺与器物。当然还可以列出一 些，但仅上述诸端，就足以展示闽南文化的特殊风貌。一个初抵闽南的外乡人，往往首 先是从充满中原古音的闽南方言，涵化大陆与海洋的风俗礼仪、秉承闽越族信鬼重祀的 众多地方神信仰，以及庄谐相生的民歌、戏曲、歌舞中，走近和认识闽南的。俗民文化 成为闽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态，便是不言而喻的必然。
四、关于闽南文化的特征
文化特征是文化发展中受地理、人文等诸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独特色彩与个性的 表征。它既呈示为一种外在的地域形态，也内化为一种潜隐的文化性格。文化作为社会 内在的构成因素和外化的存在形态，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渗透在文化之中，使其特 征也呈现出多重色调的对立统一关系。
闽南社会本质上的移民性质，在它同时实现的内地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进程中，给闽南 文化留下深刻烙印。我们在考察闽南文化特征时，无论其海口性、边缘性、开放性和兼 容性等，常会发现这些特征都存在着悖论式的两重性。这些体现着闽南文化内在矛盾的 两重性，恰正是闽南文化源之于闽南社会的重要表征。解读闽南文化特征这种既互相对 立又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是我们深入认识闽南文化的关键。
本文试从以下五个方面再做一点简略分析：
1、“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这是闽南文化的边缘性所带来的特点。宋以前的 古代福建，相对于汉唐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鼎盛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未臻开化的蛮荒之 地。而在福建内部，闽南的开发更后于闽北。包括闽南在内的福建社会这种迟缓发展的 边缘状态，不仅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而且在文化区位上也远离中原的儒 家教化。这种文化上的“远儒性”，使福建(尤其是闽南)文化较少或较晚受到儒家文化 的教化、规范和制约，也比较充分地发育了古代闽越文化遗留的海洋人文精神，从而表 现出更多非儒家正统和规范的叛逆精神和自由性格，也更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 两宋以来福建社会的发展，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在尽其地利发挥海洋经济优势的 同时，努力进行儒家文化建构。积数代的传衍至南宋朱熹的出现，把福建从“远儒”的 蛮荒之地变成“崇儒”的理学之乡。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据傅金星《泉贤 著作述评》统计，唐代泉人著作仅20余种，至宋朝则达412集2200多卷，明朝有1100多 部，清朝有800余部。朱熹盛誉泉州为“满街都是圣人”，由此可见一斑。从“远儒” 到“崇儒”，构成了闽南文化悖论式的两面。“远儒”的边缘性，非正统、非规范的叛 逆性和异质性，形成了闽南文化性格自由、开放的一面。而“崇儒”的文化守成，又把 “远儒”的游离和叛逆规约在一定体制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使闽南文化原生成分的异 质性内涵，包容在与中原一体的儒家文化之中。二者的对立、涵化，制约和反制约，互 相激发，展示了闽南文化丰沛的活力。闽南文化色调丰富的复杂性格，几乎都可从这一 文化辩证中找到它的某些根源。
2、“安土重迁”与“走向大海”的精神涵化。闽南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南播入闽后发 生变异的一种地域形态。农耕文化十分重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是因为土地开发的长期 性和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性，使人不敢轻易离开土地。中国封建社会便是在这种人地关 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血缘的家族制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它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安土重迁 ”的文化观念。然而当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时，人们便走上 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道路。移民文化是一种“人在路上”的文化。从“安土重迁” 到“人在路上”，是一次极大的文化变革，它意味着对固有人地关系和文化观念的解构 。尽管移民的最初目标，大都是通过垦殖建立新的人地关系，最初进入闽南的中原移民 也是如此，因此，中原的农耕文化才可能经由移民的携带而成为闽南社会建构的基础。 然而，闽南濒海的自然环境与早有承传的海洋人文，其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对 困于土地的移民，尤其是逐渐适应了海洋环境的移民后裔，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于是一 部分移民便再度打破这种新建的人地关系，毅然走向大海。从陆地到海洋，即所谓从“ 困守土地”到“以海为田”，有两种方式，一是发展近海养殖和捕捞，它基本上没有摆 脱小生产者的农业经营范式；二是进行海上贸易，这就相对彻底地抛却了以农为本的传 统土地经营范式，走上被农耕文化视为舍本逐末的商业化道路。闽南文化便在重新建立 人地关系和再度打破这种关系的反复与流动中，涵化了大陆和海洋两种人文精神。在“ 安土重迁”与“走向大海”，重农抑商与弃农从商的互动与互补中，实现了对祖根文化 与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解脱了土地羁绊的闽南人，在充满风险的海上商贸和海外移民 中，于飘泊流动中仍然渴望拥有稳定的依靠，于是，原先对土地“安土重迁”的物质性 依赖，便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血缘上敬祖认宗的精神性寄托。它既是对故园故土的眷 顾认同，还是对文化本根上血脉传延的追思溯源。尤其是离开土地远走他邦的海商，表 现出特别强烈的故园情结和念祖情怀。闽南堪称全国之冠的各种宗族活动，以祭祖认宗 和修谱续世为核心，聚合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同族共姓，把对祖根与本土的双重文化认同 ，融而为一，便是典型的例子。
3、拼搏开拓与冒险犯难的拓植性格。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除了政治原因的战 争移民外，大多是以拓展生存空间为目的而从事土地垦殖的经济性移民。其移民类型是 从国内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向开发迟缓的后进地区的迁徙。比起移出地，移入地的自然 条件虽好但未臻开发的蛮荒状态，迫使在恶劣环境中从事拓垦的移民，必须具有加倍坚 韧、勇毅的勤俭拼搏精神，才能立足。久而久之，环境改变了，而世代相承的这一精神 却更凝定。这是闽南文化性格最值得肯定和弘扬的一面。但同时，未臻开化的环境，还 意味着社会教化和规范的不足，它导致了本来就具有叛逆性格的闽南人养成蔑视中心与 权威而好逞一己之勇的行为习惯；尤其在行政力量难以充分到达的领域，社会问题的解 决往往不靠官方(因为不可靠)，而只好依赖民间力量的争勇斗胜，从而进一步养成了闽 南人的强捍民风和造成社会的失范。而规范不足的行政法规，也常留有疏忽和漏洞，可 供逐利谋私者钻营。闽南社会环境的这些特殊性，使移民面对土地拓植的拼搏精神，在 转向社会后则往往转化为冒险好斗，甚至不惜违法犯难。移民拓植性格的这正负两面， 在社会现代化未臻成熟进程中，迄今仍常常顽强地表露出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充分警 惕的闽南人文精神的一个负面因素。
4、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尊儒重教，是闽南文化的重要传统。儒学教化， 广被各业，成为闽南的一种社会风气。朱子称泉州“满街都是圣人”，当然并非说泉州 全城都是堪以称圣的儒学大师，而是指儒学教化的广泛普及。闽南人的性格向以肝胆尚 义、接物以信、慷慨乐施、好打不平为特征，便是儒家君子之风与侠义精神的衍化。此 风也延及向为农耕文化视为舍本逐末、无商不奸、无奸不富的商贸文化。然而与此有别 ，闽南商风也深受儒学教化的影响，南宋诗人刘克庄曾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 樵便读书；唯有刺桐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原宪为孔子学生，陶朱即商人始祖范 蠡的别称)，生动描绘了闽南亦商亦儒的风气；宋元时期，为了商教结合有利贸易，甚 至“请建蕃学”，即申请为外国商人子弟和中国商人举办专门的语言文化学校。闽南的 商儒之道，以诚信为本，重道思义；在商业经营中，务实求利，一洗所谓“君子言于义 ，小人言于利”的伪道学之分，而是寻求“以义化利”，在获取利润之后通过乐善好施 、回报乡梓来使义利一致。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这是闽南商儒文化的积极一面。然而不 可忽视的是闽南商儒文化还存在的负面局限，如庄国土在《闽南人文精神的特质和局限 》中一针见血指出的，其缺乏坚定政治理念和大团队精神，使闽南商人“勇于冒险开拓 而拙于精明策划，注重眼前利益而疏于长期和群体战略”；虽然“泉州人个个猛”，但 只愿当“头家”而不肯做“伙计”，“都想占山为王而缺乏整合意识”；“惯于在利用 中央政策漏洞或疏于防范中求发展，从而养成对自上而下的法规法令不甚遵从的民俗” 。这种“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冒险主义”的短期意识，使闽南商人在竞争中“注重 实用性，缺少创造性”，“更疏于社会的法制建构和高层次的人文教育。”(注：参阅 庄国土为中国民系<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闽南文化论坛 ”提交的论文《闽南人文精神的特质与局限》。)这些痛彻的针贬，加深了我们对闽南 商儒文化正负两面更深刻的辩证思考。
5、文化守成与开放多元的兼容统一。闽南文化的濒海环境，使其处于外来异质文化不 断交会和碰撞之中。从宋元开始，迄及近代，这种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一是外来商贾的携入，以宋元时期最为典型。彼时泉州已成为与亚历山大齐名的 东方第一大港，世界各国商人的不断东来，并入住定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 仰，延留至今。以宗教为例，彼时泉州不仅有本土佛寺和道观，还有外来的伊斯兰清净 寺、天主教堂、景教庵庙以及印度教寺，使小小泉州成为世界的宗教博物馆；二是闽南 人“过番”，不仅蹈海踏浪远播了中华文化，在回望故园的不断往来中，也带回了色彩 缤纷的南洋文化；三是自明清以降，东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挟持其政治、军事、经 济的强势，进行文化的强行输入。三者无论是用和平传播的方式还是以战争强制的手段 ，在导致闽南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也促使闽南文化为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完整性的 文化守成中走向兼容。尽管各呈特色的外来异质文化，无论是阿拉伯的、东南亚的、日 本的还是西方的，曾长时期大举进入闽南，但都未曾动摇闽南社会的中华文化基础和主 导，而只是将外来异质文化涵化在中华文化的闽南区域形态之中，成为闽南文化的一种 特色。宋元时期多种宗教进入泉州，就为儒家传统的“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 ，殊途共致”所化解和涵纳；而定居泉籍的阿拉伯商人后裔，在漫长的历史传衍中，也 被全部汉化。漂洋过海的东南亚华侨在往返故园和新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民俗，如 “脱草鞋”、“送顺风”等，也都体现着闽南民俗的特色。文化守成和文化兼容是闽南 文化在面临多元异质文化交会、碰撞中的两面，表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 和融吸力，是闽南文化开放多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