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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联模式
技术形态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社会形态则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是认知社会发展的不同视野。社会是复杂的和多层面的，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可以而且必然是多视角的。任何社会都混含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任何角度观察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不能以社会形态否定和取代技术形态，更不能以技术形态否定和取代社会形态。实践中，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即使同一个学者也能从多个视角认识社会。中国过去一直遵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技术视野观察社会形态。
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内在的关联。首先，无论是技术形态还是社会形态的划分，两者所指的社会对象是同一的。它们的不同，是同一社会的不同侧面，而不是不同的社会。社会是整体的和系统的，不同侧面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次，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都是依照历史发展排列的。如丹尼尔·贝尔就是“前”“后”逻辑，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马克思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历史顺序，而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也是一种历史顺序。如果仿照贝尔的逻辑，则也可以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可见，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划分的历史向度是相同的，因而可以比较。第三，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P37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使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突飞猛进的增长，而且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这种关联，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比如说，某个技术形态如农业形态，就只能对应某种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事实上，在各个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这既表现为一个技术形态对应于几个社会形态，比如工业时代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甚至还有封建主义遗留；也表现为一个社会形态可以存在于几个技术形态，如社会主义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但在工业不发展的农业社会也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丹尼尔·贝尔曾用美国、苏联、印尼、中国来说明社会制度和生产力之间的交错关系。他认为，从技术层面，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都不是；而从社会层面，美国和印尼都是资本主义，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2](P7-8)。出现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从技术形态上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划分具有模糊性，并没有明晰的时间分期，而且也难以作出这样的分期。任何社会在技术上都具有复杂性，都不会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比如，在工业时代中既有农业时代的遗留，也有信息时代的萌芽。技术形态的社会发展是递进的关系，而不是取代的关系，后一种形态中总是包容着前一种形态。比如，工业时代不是没有农业，信息时代也不是没有工业。从社会形态看，虽然从政权角度可以认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但社会转变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是很复杂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并不一定在社会革命方面就走在后面。社会形态也不是纯而又纯的，每一个社会也有前一个社会的遗留和后一个社会的萌芽。所谓社会形态的历史顺序，只是一般性而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要严格经过这样的顺序，也不排除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跳跃。两种形态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相互关联的间接性，使得不能将具体的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的理解简单化。
鉴于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即每一个具体的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适应关系，与其说是定性式的“是”或“否”，即或者是“适应”，或者是“不适应”；不如说是定量式的“强”、“中”或“弱”，即适应程度上有所差别。以下是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对应关系的图表。为简化起见，图中的社会形态只截取了当今还有意义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图表假设有两个隐含的前提，一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二是每一个社会形态对技术形态的适应性都有一个从弱到强并再到弱的过程。
图表：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联模式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封建社会
强
中
弱
资本主义社会 中
强
中
社会主义社会 弱
中
强
显然，这个图表的假设还有许多需要推敲的地方。但这个假设对认知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提供了一些新的也是简明的见解。
第一，每个具体的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多重对应关系。比如说，农业社会可以是封建社会，但也不排除农业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农业社会基础建立社会主义也有可能的。20世纪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就是在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发生的。又如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一些封建或带有封建性质的国家，也能够实现一定的工业化。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能够超出工业化的阶段。信息社会还是未来的设想。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即是说，工业时代的前半段是资本主义的，后半段也就是大工业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没有经历、甚至没有预计到信息时代的来临，所以他的展望只是工业社会。如果将马克思所言的大工业时代转换成信息时代，马克思的设想也正好符合图表中的假设。信息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最相关，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率先进入信息时代。如果有的国家在信息时代依然保留带有封建标志的国王的话，也是一种可能。
图表中这个多重对应关系的假设，在理论上突破了“单线论”。单线论将每个技术形态对应于一种社会制度。而一旦在一种技术形态中出现多种社会形态，就将其中的一些社会形态看成是例外。甚至将之看作是缺乏合法性的，或是作为新的“早产”的社会，或是作为灭亡社会的“残余”。多重对应关系则认为，每个技术形态能对应多个社会形态。这多个社会形态都是正常的，都具有自身的适应性，虽然在适应性的程度上有所区别。
第二，每个具体的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对应的重心。两者之间虽然是多重对应关系，但在强度上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内在联系有强有弱，适应性有大有小。依照图表，农业社会与封建社会相关最强，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关最强，信息社会可能与社会主义相关最强。从一般理论上，工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农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又高于工业社会，因此它们在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也应该是逐步提升的。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农业社会的大部分是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未来的信息社会将最终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图表也说明，封建社会的适应性高峰在农业社会，而今显然处于衰落阶段。资本主义适应性高峰在工业社会，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也在走下坡路。社会主义却处在一个适应性提高的阶段，信息社会比工业社会更适应于社会主义。
图表中对应重心的假设，有别于“平行论”。平行论把同一技术形态中的各种社会形态看成是平行的。比如，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看作是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手段，似乎它们并没有原则差别。“统一工业社会”论的创始人雷蒙·阿隆就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两种途径[3]。贝尔则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社会，它们都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图表的假设虽然承认在同一技术形态下不同社会形态的同时存在，但这些社会形态在适应性上存在着“强”、“中”、“弱”的差别。
二、信息时代两种制度的未来发展
前文的图表中，对信息时代的未来社会发展作了假设。这个假设的逻辑前提是，技术形态和社会形态都在不断进步，而且技术形态依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推进，社会形态依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推进。从这个逻辑出发，信息时代的社会走向有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信息时代的两种甚至是多种制度将长期共存。信息时代既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甚至不能完全排除信息时代的某种封建主义。认为信息时代是单一制度的社会，无论这种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如同认为工业时代是单一社会一样，都是不正确的。两种制度的共存也将是长期的。就资本主义对技术形态的适应来说，完整的过程应当是：弱→中→强→中→弱。依照图表的假设，资本主义对信息社会有“中”度的适应，它就没有完全丧失存在的依据，还有相当的生命力。两种制度的长期竞争将从工业时代延伸到信息时代。
第二，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最终占有优势。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的适应性从“中”上升到“强”。与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减弱相反，社会主义在信息时代的适应性增强。两种制度虽然是并存的，但发展趋势还是不一样。当然，这个发展趋势的体现需要若干条件。首先，这个发展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代表某一个具体阶段的现实。资本主义适应性的减弱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的适应性增强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大趋势中将包含着许多的变数。其次，社会主义强势的出现，还依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快发展。目前，世界发达的国家基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信息革命中具有领先的优势，率先进入信息时代。它们也有机会率先进行相应的调整，试图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实践还限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还处在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比较成熟的信息化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将理论上的强势转化为现实的强势。
以上两种制度的未来走向，只是假设的推导。而今信息时代正在来临，已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着冲击。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试图加以调整，以应对这个新的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与资本主义的初步结合，呈现出两个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对信息化的一定的适应性，信息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的信息化发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信息化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形成了曼纽尔·卡斯特所称“信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4](P22)。卡斯特认为，目前存在的信息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像工业社会那样还有别的主义（如被他称为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4](P24)。当然，他也强调信息化社会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多样性。他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增加利润的四种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力、拓展市场、加速资本周转。就整个资本主义而言，真正的挑战是拓展市场。为了开拓全球市场，连接各个有价值的市场环节，需要提高全球流动的能力。信息化为开拓市场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使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球化[4](P111-113)。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5]。
第二、资本主义与信息化存在矛盾和冲突，信息化固化和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丹·希勒认为，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收入分配持续不均，国际差距日益拉大。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消除、反而强化了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以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信息化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既扩大了原有的社会差距，还造成了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国内阶层之间，数字鸿沟凝固和扩展了两极分化，信息贫穷者更加边缘化。资本主义还与信息技术的内在本质相冲突。资本主义的竞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产生科技成果，但私有制的相互技术封锁和垄断，不仅延长了技术成果产出周期，而且限制技术成果的分享范围。人类共享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是社会发展之要求。作为信息时代核心的知识和信息，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私有的。这将使资本主义赖以为据的私有制最终丧失了存在基础。当代的自由软件运动，就是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自身要求出发，反对软件产品的垄断和占有。而信息时代礼品经济(Gift Economy)的兴起，也是对牟利为基础的经济原则的根本否定。
展望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也有两个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适应信息化。一些左翼学者认为21世纪的信息时代是社会主义。英国左翼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提出了网络共产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信息时代的经济是礼品经济[6]。这个礼品经济以奉献、合作、效率和共享为特征，摆脱和超越了商品经济的一些基本规范。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日益丰裕和闲暇，将出现以礼品经济为基础的赛博共产主义。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认为，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冲击着全世界。社会主义在适应新的后工业时代方面没有原则性困难。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的许多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言完全吻合[7](P3)。信息时代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并且不断创造人们的消费需求。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目标，它正召唤、集合和激励着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信息时代不是人类历史的福山式的终结，而是崭新时代的开始。
第二、现实的社会主义需要进行面向信息化的发展与改革。所谓发展，就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比较落后，还处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甚至还有很多的农业社会的遗留。在信息化发展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还谈不上信息化与社会主义的很好结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赶上信息化的潮流，否则就连谈论信息社会主义的基本资格都没有。所谓改革，就是使社会主义体制适应信息化的需要。当今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建立在工业时代的基础之上，不能不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工业时代的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卡斯特曾详细分析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信息化的冲突，并认为这种体制是苏联在信息时代黎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8]（第一章）。约瑟夫·奈、弗朗西斯·福山都认为，计划经济对大工业有效，但面对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变化就失灵了[9]、[7](P66)。苏联式僵化的社会主义，无法同化、利用信息技术之中的原则，遭到了信息时代的淘汰。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回避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问题。在他们看来，21世纪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各种主义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未来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会不会接替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是把两个不同中轴所建构的不同概念图式进行错误的比较。后工业社会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中的技术层面，而资本主义涉及的是社会中的经济层面，两者不能相提并论[2](P66)。
信息社会的未来是什么，就可以预见的将来来说，既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两制竞争的关键，是看哪种制度更能进行顺应时代的改革。
资本主义在适应技术发展方面有所成效。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电力技术等的普遍应用，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即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被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一个丧失活力的腐朽的和垂死的阶段。然而，资本主义努力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管理，使之更加社会化、国际化，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借助新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和巨大的发展，并且进行了包括福利国家在内的各种社会改良。西方终于赢得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当代资本主义主义更是努力作出面向时代，尤其是面向信息化、全球化的调整和变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变革，还是行政上的新公共管理变革，都与信息时代全球化的大背景相联系。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在信息化发展上处于领先的位置，“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在面向信息时代的变革方面也领先了一步。
社会主义在适应技术变革方面相对迟缓。苏联社会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工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显示了发展的优越。但在二战之后的新科技革命中，苏联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面对新科技革命引发的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形势，苏联经济体制僵化守旧，没有适时抓住机遇进行改革。在政治方面，则没有及时调整和改变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继续维持着长期不变的僵化模式。这些逐渐演变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当今俄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垮台，主要是因为不能根据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科技发展，使自己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使社会主义形成体系的最一般的原则遭到怀疑。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在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和确定未来的任务时，实际上就是以后工业社会作为基本点的[10]。
20世纪的历史上，被认为腐朽的资本主义顺应新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活力；而被寄予希望的苏联社会主义则因保守僵化却走向解体。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变化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根本上改变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这种适应性将受到历史的考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坚守基本制度的同时，要注意适应性变革。当今中国更要未雨绸缪，与时俱进。这个“时”最宏观意义上就是信息时代，与时俱进重要的就是面向信息时代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同步扩张，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信息化与市场化具有内在的联系。中国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顺应信息时代的潮流。当然，这种变革不限于经济体制，各个方面都有适应信息时代变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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