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扭曲下的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及其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果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金字塔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家倒金字塔结构及其内涵
1.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构成。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是德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南鲍姆博士最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特南鲍姆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全部经济金融化（即一国或一地区国民经济中以价值形态方式存在的金融工具总价值与经济产出总量之比值的提高过程和趋势）的价值都可以构成国家倒金字塔结构。该结构分成四个层面。最基础的层面由物质生产构成，第二层面由商品交易和服务贸易构成，第三层面由一般金融资产如债券、股票等构成，顶端层面由完全虚拟的金融衍生品构成。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层面比较丰富，而发展中国家国家倒金字塔构成层面内容则相对单一。
2.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内涵与基本特点。类似于“双面几何体”的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有其严密的构成规则和运行规律。总体而言，国家倒金字塔结构上层部分的增长要远高于底层部分的增长，而且整个国家倒金字塔结构增长呈非线性特征，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比例。迄今为止，人们尽管尚未测定出保持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稳定增长公认的准确性比例，但笔者认为，就目前研究一个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比例是否合理而言，大体上可以用发展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首次使用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同期物质资产总值和对外收支净值之和的比率）作出框架性的度量。一般地，该比率越大，表示经济运行中储蓄与投资分离程度越高，金融资产价值流导向物质流增长的带动力也就越大。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市场金融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并且总是满足资本产出率大于资本投资率的条件，那么，该比率的提高就是真实的，而且全部金融资产的理论价值与物质资产基础价值不相违背，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是合理的，因而能够保持恰当比例的稳定增长。反之，该比率的提高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如果是虚假的就会导致国家倒金字塔形成不合理的结构，从而金融资产价值导向经济增长的牵动力也就很难建立在金融资产能够转换或变现物质经济基础之上，一旦不能顺利转换，就意味着金融资产价值与物质资产价值已形成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存在一定要诱使过高的金融资产价值在某一时点上以突发的形式向物质资产价值回落，继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巨大偏差之下，信用体系的临界值毕竟要遭到破坏，受制于虚拟经济严重侵蚀和掠夺的物质经济自然不能继续向虚拟经济“输血”，反而向萎缩状态发展，并终将导致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扭曲乃至倒塌。
二、造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确保这种活动的有序进行，亦即是促进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不仅有助于提高资本社会化的配置效率和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有助于分散市场微观主体的市场营运风险，同时，也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虚拟经济又具有高度流动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高度不稳定性特点，很容易诱导人们撇开物质经济去盲目追逐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破坏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稳定性。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造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一些国家没有正确认识和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大量统计资料分析表明，进入80年代以来，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一直比较低，大体分别保持在2%和4%左右的水平，而这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和交易则增长25%，总量达到100万亿美元以上，每日国际金融资产交割量约为贸易交易量的80倍，但此间与物质经济交易有关系的却不超过2%。可以说，国际金融交易的加速和规模的空前扩大，为在国际间实现广泛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麦金农和肖等发展金融学家们所倡导的金融深化战略，纷纷放弃采用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做法，转而通过推进经济金融化进程来牵动经济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发展成为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由于没有把握好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次序，实行金融自由化却又放松相应监管，造成了大量资本的非法流出流入，不仅降低了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而且增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受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某些误导，这些国家过分强调虚拟经济的发展，纵容投机商在虚拟经济领域制造无序追棒标的，无视大量无效供给的产生，如果使金融资产的增长过多地游离了物质经济而任意“自我复制”，最终严重侵蚀了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到头来，不得不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是中断经济增长的高昂代价去换取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调整。
2.缺乏建立在高效能技术、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多样化生产体系。可以断言，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失衡是造成一些国家国家倒金字塔结构产生扭曲乃至发生倒塌的重要原因。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仍是表层原因而不是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或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乏建立在具有高效能技术、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多样化生产体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90年代初期就深刻指出，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的确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创造这些经济奇迹无非是靠金融外延增长，亦即是靠大规模缺乏有效率的投入来实现的，因而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低资本生产力的“虚幻性增长”。如果不改变这种增长方式，仍试图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来引致经济持续繁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难以为继的。相反，倒容易陷入经济学所讲的“报酬递减陷阱”，产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诚如一些论者所述，“报酬递减”之所以发生，关键的问题是制度创新乏力，对科技进步因素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避免陷入“报酬递减陷阱”，其根基在于要通过熊彼特早就主张的技术、制度创新，加速结构调整，真实地提高资本产出率，不断扩大物质产品特别是知识经济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恰恰在这一点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很大缺陷。仅粗略地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像泰国、印尼等国，多年来外资结构一直不合理，以同质性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导向模式没有能得到及时转换，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快，现代制造业体系脆弱，经济结构僵化，整个民族经济尚不能从根本上循着技术创新快速升级的方向调整发展，很多重要产业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生产车间的延伸而已，远未逃逸出亚洲“雁行模式”中垂直分工序列最末一环的被动境地。在此情形下，如果硬要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么笔者赞同这种说法，即这种真实的“奇迹”仅仅在于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实际上与实现了以知识经济为深厚背景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正是基于这种基本事实，当这些国家物质经济难于支撑与满足虚拟经济膨胀要求时，金融体系的基础性缺陷才暴露出来，虚拟经济也才会乘势与物质经济严重相脱离，自己去创造“利润”，设计“预期”，堆砌成一系列“高楼景观”，全面推进着带有很大“虚幻”性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最终酿成泡沫经济。
3.政府的过度干预。从政府干预程度上审视，一些国家如韩国等国在政府强力指导下，的确曾迅速迈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长期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受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人们比较注重纵向的社会关系，结果催化和诱使政府不能及时主动地从本应由市场调节的领域中退出，有效解除对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抑制，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亲和性”很强的银企体制。一方面，政府对大企业搞“父爱”保护，形成政府与大企业特殊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即依赖大企业又实行高度垄断，最终制约了企业间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断地插手金融活动，强行推进金融深化战略。突出的表现是，政府一再迫使银行不停地向企业“输血”，于是孳生了寻租性官制金融。更为严重的是，央行与一些经济部门不能及时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调控失衡的宏观经济，结果使经济金融化的推进大大远离整个国家物质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便被迫扮演“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刀把”的悲剧角色，由此被困于政府、企业、银行“一家人”的特殊体制关系，从而不能及时去化解因国家倒金字塔结构严重扭曲所产生的金融动荡。
4.大量国际游资的冲击。国际游资不可改变的本性在于善于规避市场风险，从事高度投机，一刻也不放弃借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金融的迅猛发展，使得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交易都可在瞬间完成，这为国际游资冲击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创造了技术条件。同时，一些投机性很强的基金等也在利用当代先进信息技术，一再光顾新兴工业化国家渗漏的金融系统，其目的之一是引致这些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并趁此攫取暴利。因此，追踪大量国际游资移动轨迹，防范其冲击，是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
三、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后果
适度的虚拟经济增长对物质经济的增长将产生积极的牵动作用，但过度的虚拟经济增长，无论持续时间多长，发展下去都会严重侵蚀国家倒金字塔结构基础，造成多方面后果。
1.形成产业空洞化。经济学上所说的产业空洞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或过度增长破灭后，旧有产业严重衰退，而新的产业没有得到发展并及时弥补旧有产业衰退的影响，从而造成结构缺口迅速扩大，致使经济极度萎缩的现象。有专家指出，在经济呈"S"型发展的轨迹中，两个拐弯处最容易产生产业空洞化。发展中国家往往在下部的弯处（即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陷入产业空洞化，结果抬高了这些国家跨入工业化国家的门槛；发达国家常常在上部的弯处（即奈斯比特所强调的后工业化社会）容易产生产业空洞化。不过，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空洞化形成过程中，不论是正在衰退还是尚未发展起来的产业，其层次一般都比较高。比如，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其产业空洞化在形成过程中，衰退的是重化工业中的一些行业，而没有跟上时代潮流从而得到快速发展起来的是现代信息产业。
2.发生金融危机。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最直接后果，莫过于发生具有传递性强、破坏力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史上记载的金融危机，其周期虽然比较短，但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从“疯狂的郁金香”、“密西西比骗局”到“南海上的泡沫”；从“黑色星期一”、“十月大屠杀”到“这次真的不一样”，每一次金融危机都造成了一些国家倒金字塔结构严重错位，并中断了重要区域经济有效增长，致使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快、新的科技革命勃兴的利好声中，一些人也许逐渐淡忘了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只升不跌，比如对纳斯达克股市只升不跌的崇拜，便是典型的一例。但实际上，世界经济增长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世界经济走势过于依赖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日趋突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得不到及时建立，网络泡沫开始破裂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免不发生区域性甚至是国际性金融危机。在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产业也在加剧衰退，导致金融不良资产比率上升，而与此同时，一些新产业又没有及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阻滞了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能有效循环，企业难以实现“惊险的一跳”。因此，累积的金融风险逐年加大。有资料显示，我国金融风险指数已从1991年的44.6上升到1999年的73.3，升幅达65.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999年仅为5.51%，比《巴塞尔协议》确定的国际警戒线差2.49个百分点。这说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优化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重要任务。
3.导致财政风险。IMF规定，一国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国内外债总和超过GDP的60%，就会发生财政风险。理论和实践表明，财政风险滥觞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直接产生于产业空洞化。这是因为，旧产业的衰退和新产业的不能及时形成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经济增长放慢或中断，会使财政收入锐减；二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陡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过快提高债务依存度，强化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迫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4.酿成政治动荡。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客观上要求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众多投机商的加盟，势必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酿成政治动荡。“智利奇迹”和“日本神话”的破灭、菲律宾总统弹劾案的发生、韩国大宇破产和印尼政局持续不稳等等都无不与此有关。
四、应对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重要措施
维持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相对均衡，保持经济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可靠的国家经济安全防火墙，需要科学调控好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
1.正确把握金融深化战略的实质。前已指出，发展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提出了金融深化战略，主张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在信息金融时代，由于金融扮演了现代服务业中主体产业的角色，正以其“万能”的触角渗透、导向和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出刺激消费的“庇右效应”。所以，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支持下，有序发展金融产业，意味着强化市场型融资的作用。正是根据这一点，金融深化战略要求一国要增加金融资产，以动员国内储蓄，通过金融中介把潜在的投资变为现实的投资；主张发展中国家提高金融相关比率，加速金融资产扩张；奉劝发展中国家不要过分依赖外资外援，要进行金融改革，实行包括利率在内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尽管金融深化理论在顾及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做得不够，但它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反对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改革时，不要过多过快地放松管制。因此，运用金融深化理论指导经济的加速增长，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科学的调控措施，避免出台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有理有节地开放金融市场，防止金融深化过程中发生虚拟经济过度增长从而引发国家倒金字塔结构扭曲的问题。
2.把建立具有技术创新根基的多样化生产体系作为促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基本战略依托。十分明显，虽然国家倒金字塔结构严重扭曲集中体现在虚拟经济不成比例地“虚幻”增长上，但根子却蕴含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多样化生产体系。从现实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尽管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总体来看，其生产体系还不是建立在自主技术创新和深刻的结构变革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模仿、移植和学习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是学习、消化和吸纳技术创新的能力差，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一系列适合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开发能力，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初级生产的过剩和低水平产业结构的趋同。同时，也制约了高含税量产业的培育及新经济增长点的激发，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虚拟经济过度增长的危险局面。而此时如果不是通过广泛的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而仍是像亚洲一些国家那样，一味靠增大投入强度来提高竞争力，不仅难以阻挡经济景气度的下降和避免虚拟经济对国家物质经济的侵蚀，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依赖国家金融动员获取了更多的实际资本积累，再延缓资本市场的开放时间，虚拟经济也会从本性出发，主动追逐利润的分享，积极制造一系列“预期陷阱”，金融风险有增无减。因此，我们论及矫正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扭曲，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虚拟经济过度增长这个层面上，就虚拟经济谈虚拟经济，而是更要看到支撑虚拟经济增长的根基即技术创新这一深层次问题。所以，极有必要丰富和完善具有独立技术创新的多样化生产体系特别是现代制造业体系，以此作为促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基本战略依托，不断提升现代需求结构，实现物质经济的集约性增长，及时改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确保国家实现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信誉建立在全部金融资产能够顺利转换为物质经济信念的基础之上，抵御国际游资的冲击，经受住金融动荡的考验，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史上一些国家因过度刺激虚拟经济“虚幻”性增长而致使国家倒金字塔结构发生毁灭性倒塌的覆辙。
3.促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必须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勿庸讳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促进虚拟经济增长中明显地融入了虚质成份。象我国，根据专家统计，货币化系数(M[,2]/GDP)从1978年的0.32猛升到1995年的1.05，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从这方面判断，似乎我国虚拟经济增长质量已超过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虚拟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效率的函数，当虚拟经济适度增长时，应当真实地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以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性和真实性。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渐进式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银行商业化转轨均没有实现质的突破，这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虚拟经济的“虚幻”性增长。大量统计资料表明，9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并没有实现止滑回升。从经济学原理上分析，该比率只降不升，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准货币比重小，居民几万个亿的债权大都集中到了银行。乍看上去确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同时有真实性地提高，可是，我国毕竟还没有完全形成市场金融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加上一些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速度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而不能得到完全合意的经济增长结果。在我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集中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替代国家注资于漫长的国有经济战线，因缺乏现代市场体系的支撑，必然弱化国有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动力和国企债务偿还约束机制，使银企不良资产比率和高负债率居高不下。亚洲一些国家众多银行一系列倒闭事件说明，一旦缺乏激励和约束，降低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就一定要形成大量不良金融资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提高金融资产质量的虚拟经济增长，其整体经济增长必然是一种带有水份的“虚幻”性增长，而维持这种增长其代价只能是徒然增大金融风险的刚性。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从储蓄主体已彻底换位到城乡居民的实际出发，用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思路培育金融市场，有计划地开放金融市场，藉以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最基本的举措是实施制度创新，适度推动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强化居民的现代投资理念，引导他们既拥有金融债权，又负有一定债务，二者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为此，应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促动国有企业释开封闭的资本结构，强化其经营、管理的资本人格化。与此同时，还必须进一步解决金融部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个人控制问题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现代投融资体制，加快缩短从借贷经济向社会资本化经济的转型时间，促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经济评价功能能够确保市场微观主体真正形成经营动力，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营运到最富效率的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演化战略中，发挥好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功效。
4.政府必须扮演好适度干预加快虚拟经济增长的角色。必须指出，在旧有体制问题上，我国与亚洲一些国家有相同之处。普遍的问题是政府与企业、银行的接触距离过于紧密，这是造成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形成巨大偏差从而扭曲国家倒金字塔结构的体制性原因。如何改革旧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难题。而要解决好这一大难题，政府当局必须真正完成政企分开的任务，扮演好适度干预的角色。从一定意义上说，适度干预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而能否做到适度干预，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战略的成败。必须记取东亚一些国家政府搞过度干预的深刻教训。政府实施适度干预，其基本前提是各级政府必须理性地与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绝不能随政府偏好任意干预和介入企业的业务活动。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主要是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发展环境。所以，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再也不能对某些所谓的特殊企业一味地搞过多的保护了。当前，我国的体制创新已处在必须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政府加快了重组和收缩国有经济运作战线的步伐。越是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越是应当避免搞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过度干预，比如地方政府要克服搞“口号经济”，又比如要摒弃用“拉郎配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等。以往大量的改革实践反复证明，过度干预带来的结局只能酿就重大决策失误，窒息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累积高位经济运行风险。当然，反对过度干预不等于放弃干预，恰恰相反，确保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发挥其正常功能，离不开政府的适度干预。一方面，要强化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建立健全以防范金融风险为主体的风险控制系统。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我国也在改革传统的计划金融财税体制，这使原处在隐蔽状态的金融、财政风险逐渐暴露了出来，有关领域产权界定成本飙升，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风险系统的建立、运作与推进虚拟经济适度增长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尽早建立与本国物质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不断提高现场监管特别是非现场监管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应从国家层次上制定开放金融市场的次序，前瞻性地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与路径予以研究，并实施正确的对策，以加强国与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宏观调控的协调，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争取主动，从根本上防止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