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矛盾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11-0034-11 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这是20世纪初叶俄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对待和处理农民问题，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前后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列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原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俄国国情的分析，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工业资本主义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广大农村仍保存了许多农奴制残余，俄国依然是一个小农国家，2000多万户农民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的社会地位、特性、作用及其未来命运的论述，无疑也对列宁产生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的政治生涯中，尽管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有不少摇摆不定的认识和决策，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同盟军”还是“同路人” 众所周知，列宁登上政治舞台后，就开始了与民粹派的斗争。民粹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认为生活在村社的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俄国有可能不去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无需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农民就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时，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尽管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他同时认识到，在俄国，小生产并没有发展到“造成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的程度，俄国仍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推翻沙皇统治，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要取得这一阶段革命的领导权，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里，列宁从分析农民的社会地位出发，认为在农村，党的纲领有两个要点：第一，承认小生产者是一个落后的没有前途的社会阶层，坚持土地国有化的政治主张，不给农民许诺永久保存个人私有土地，以免使小土地所有制固化，增加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第二，从俄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因而具有革命性一面，工人政党应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联合农民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俄国革命离不开农民这支重要力量，因此在策略上必须注意把农民群众吸收到民主革命的队伍中来，成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同盟军。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坚持对革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只要其自私的狭隘的利益得到满足，它就会离开革命，转到反革命方面去。剩下的革命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农民虽然是小资产阶级，有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性与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根本不同，因此只有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农民才能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列宁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指“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使农民“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以便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政治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①。由此，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②。 列宁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只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阶段，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当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要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以自耕农(中农)为代表的农民阶层就不再是革命力量，而是必须加以“麻痹”即孤立的社会力量。这样，农民只是在某个阶段上的“革命同路人”。这种看法，不只是列宁才有，而是当时俄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看法。在他们看来，农民的小生产者生产方式，会被先进的大生产所淘汰，而其小私有者的地位，又必然会与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革命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因此，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就将成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对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06年狱中所著的《不断革命》一书中也有清楚的概述，他认为，俄国革命是由三个互相联系的不断革命思想构成的，即：第一，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具体说来，“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③。可见，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同样只是把农民看作革命第一阶段的同路人。 既然农民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理应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第一阶段的强大同盟军。可是，在革命进程的很长一段时期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走向农村去组织和发动农民，这也许与漠视农民革命性的传统观念有关，而自称为代表广大农村群众的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④。 俄国二月革命后，各个政党都提出各自的纲领。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将土地平分给农民，4月代表会议决议仍强调“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即把土地分给农户写进自己的党纲，以取得更多农村居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然而，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各派政治力量争论不休，8月底，布尔什维克把社会革命党的这个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于是，“和平、土地、面包”三者联结在一起，成为布尔什维克动员广大民众强有力的策略口号，对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十月革命仅是俄国首都的一次城市起义，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革命运动。起义发生时，只有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士兵参与其间，广大农民却充当“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角色。直到1918年春，农村掀起土地改革浪潮，全国上下包括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才实现了“农村的十月革命”。 二、征粮：与农民间的一场“战争” 在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报告中，确认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承诺⑤。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是苏维埃政权为争取农民支持、巩固工农联盟作出的让步。分得土地的农民使俄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新变化，无地、少地的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贫农)迅速变为自耕农，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在政治上，广大农民对新政权表示拥护，愿意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保障他们已经得到的权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有所减弱。 可是，1918年春夏之交，国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武装叛乱，直接威胁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存亡，全党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放在第一位，“把全国变成军营”，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转入战时轨道。此时，新政权面临着另一个严重危机：饥荒，饿殍遍野，城乡居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红军的粮食供应也十分紧缺，这就使新政权陷于危险的境地。 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面包—粮食危机已经出现，临时政府沿袭沙皇政府的做法，实行粮食垄断，由于价格过低，使得农民不愿出售粮食，造成城市和军队粮食供应紧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最初认为，产粮区农民手里有粮食，只要打击投机倒把，用工业品供应农村，就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显然，列宁对农村的粮食状况和农民的生活境遇估计不足。由于连年战祸，青壮年劳动力应征入伍，大量耕地抛荒，不少农村地区也缺粮。这样，粮食问题一开始就成为新政权面临的棘手难题。 由于布尔什维克作出的“和平和面包”承诺无法兑现，农民和士兵的情绪发生急剧变化，一些人直接给列宁写信诉说他们的困境，发泄不满情绪。莫斯科省农民在一封信中说：“我们陷入了绝境，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了……孩子们饿得全身浮肿，娘儿们哭喊着给我们面包!你们太不理解我们默默无闻的农村了。”一封来自前线士兵的信中说：“我们已经四个昼夜没有见到面包了。我们拖着饥饿的身体，光脚行走，而和平还是没有。”一些来信还质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承诺⑥。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不到良策解决这一难题，他和他的同事也在粮食危机下备受煎熬⑦。局势危难，列宁希图凭借政权的力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行政强制的方法去谋求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日趋严峻的粮食危机，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也更加严厉。1918年5月起，苏维埃政权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和政策措施，实行“粮食专政”。 第一，严厉打击粮食投机倒把，实行粮食垄断，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留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所有不交出余粮以及浪费存粮、私自酿酒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要将这些人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处以十年以上徒刑，并驱逐出村社，没收全部粮食⑧。由于饥荒袭来，家有存粮的农户普遍都不愿将粮食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街头巷尾、交通路口常出现一些“背口袋的人”私下买卖粮食，这些人一概被视为投机者和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予以严厉打击。列宁甚至说，“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对于当场捕获的和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检查队可以就地枪决”⑨，其严厉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组建工人征粮队，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两者联手用“十字军讨伐”的方式反对粮食投机商、富农和一切在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⑩。贫农委员会可以代行政府职权，拥有分配粮食、农具和生活用品的权限。工人征粮队下乡后，依靠贫农委员会挨家挨户搜查“余粮”，搜查对象除富农外，主要的矛头指向中农。事实上，农户家中存粮很难分辨哪些是口粮、种子粮还是余粮，所以搜走的几乎是所有存粮。为解决粮食问题，除派遣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外，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军队征粮，在收获季节，还出现武装力量押着农民将刚收下的粮食“交售”给国家。虽然搜来的粮食付给货币，但当时通货膨胀剧烈，纸币很快成为一文不值的“花花绿绿票子”，列宁也承认，付给农民的票子与粮食是“不等值”的，而此时政府“拿得出又只有票子”(11)。这样做，无异于政府无偿掠取农民粮食。 第三，实行余粮征集制。1919年1月11日，列宁签署了以人民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关于在产粮省份中征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后来被称为“余粮征集制”(12)的法令。法令规定按照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征收总数，自上而下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最后落实到相关农户，按固定价格强制征购。未按规定期限交售粮食而又发现其储备者予以没收，严重窝藏粮食者予以严惩，可没收其财产或逮捕法办。不久又颁布补充法令，规定按固定价格征购食盐、砂糖、肉类、海洋鱼类、食油、马铃薯等重要物品。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根据国家需要将粮食征收制“扩大到所有农产品”，列宁要求“更严格更全面地贯彻征收原则”(13)。余粮收集制作为非常时期的应急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却将其看作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用余粮征集制解决粮食问题，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从农民家里无偿掠取粮食，驱使广大农民与苏维埃政权形成尖锐的对立，导致工农联盟产生严重裂痕。列宁后来也说，国内战争时期，出现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抗击国内外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另一场则是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从这一时期列宁的著述、演讲中，我们看到，列宁对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有两面性，作为劳动者，“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但作为小私有者，他们是小商品生产者和持有者，习惯于自由买卖，本能地抗拒国家统制粮食，可能跟着资本家和商人走，成为“半投机者”(14)。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列宁认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新政权的反扑，而思想落后的农民也站到资产者和投机商一边，加剧了粮食危机。因此，在列宁看来，苏维埃处于“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投机、反对粮食自由贸易这一最艰难最猛烈最残酷的殊死斗争之中。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整个命运”(15)。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他声言，“能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售的农民是我们的战友。不肯这样做的农民是我们的敌人，是罪犯，是剥削者和投机者，我们同他们毫无关系”(16)。事实上，蓄意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存粮不多、因固定价格过低而惜售度荒的中农，将这些人都归入“敌人”、“罪犯”、“投机者”的行列，动用专政的手段开展一场“最艰难最猛烈最残酷的殊死斗争”，显然是错误的，把征收粮食看作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场“战争”，布尔什维克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于大多数农民的对立面，这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大失误。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战时非常形势下这样做的难度很大，但固守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滥用专政手段，竭泽而渔，以暴力方法征收粮食，只会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危机更趋严重。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固然与严酷的内外环境有关，但也与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的传统偏见有关。1920年12月，几名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西班牙工人代表在访问苏俄时产生许多疑虑，为了寻求答案，他们得到列宁接见并就关于专政、工会、农民等问题进行交谈。此时，内战即将结束，但战时共产主义的严酷政策仍有增无减，列宁在谈话中依然充满强硬的语词。在讲到农村政策时，列宁说：“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17) 事实上，国内战争期间，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尤其是处在红军与白军反复争夺的拉锯地区，红军占领后要征收粮食，如果被白军占领，不但同样要征收粮食，苏维埃政权也会不复存在，革命胜利后农民获得的土地也将失去保障。所以从根本上说，大多数农民还是倾向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还是注意到农民政治态度的向背对新政权存亡的意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缓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措施之一，强调联合贫农和中农的重要性。一开始，强调要依靠贫农，列宁认为，贫农是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他们最接近城市无产阶级，要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他提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即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村劳动群众结成联盟，才能拯救革命。对于中农，苏维埃政府最初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由于土地改革后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60％，成为主要产粮户和补充红军的主要兵源，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同中农作斗争，“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明确提出要同中农“结成联盟”。对富农，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态度是将其作为农村资产阶级，对参加白卫分子叛乱以及利用饥荒搞粮食投机的富农予以严厉打击，但与打击地主和资本家有所区别，对富农“不是完全剥夺”(18)。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贯彻阶级原则是必要的，但由于局势紧张，不可能真正落实联合中农的政策，粮食专政很大程度上落在中农的身上。 措施之二，严格工人征粮队纪律，防止胡作非为危害工农联盟。列宁考虑到派遣工人征粮队到农村征粮，会引起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所以要求选派征粮队员必须审慎，每个工厂每25个人推派1人，要“保证每个候选人忠诚老实，能遵守革命纪律”，“不让那些总想浑水摸鱼的流氓和骗子混进派往农村的征粮队”，列宁还强调说，“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在农村里抢劫一切”。此外，列宁还把向农民征收的粮食看作一种借贷，凡是出粮的，要给予纺织品、纱线、日用品和农具的补偿和奖励(19)。看来，列宁预见到以强制手段在农村征收粮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采取一定措施加以防止。 措施之三，推行共耕社、合作社。尽管在战时的严酷条件下，列宁仍没有忘记经典作家关于小农改造的论述，试图以社会主义原则将小农经济推向公有制。1918年11月，列宁就提出在农村建立共耕社的设想，共耕制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化的“农村公社”、保留少量宅旁园地的“劳动组合耕种制”，以及临时性劳动协作。他认为，平分土地将使小生产、小私有制固化，“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列宁意识到，推广共耕制不能靠行政命令，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他强调指出，要使农民懂得，“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20)。此后，苏维埃政权开始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形式的协作社，以图使浩大的小商品农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农业。一年间，即到1919年10月，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3500个，“农业公社”大约有2000个，农业劳动组合约有3700个。然而，由于没有大型农业机械装备，加上农民不习惯于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产，不久，这些新型农庄普遍出现组织涣散、效率低下的状态，列宁也看到在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他说，“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21)，“实践也表明，这种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人们怀着一片好心，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22)。 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列宁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和纠结的状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尤其如此。其一，他知道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农民的力量和重要性，要依靠它提供粮食、支持战争，以保住新政权，他不止一次地对农民说，征收粮食，是你们贷粮给苏维埃国家的，“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军队、拯救工农政权”，农民是有贡献的，他把工农联盟看作苏维埃国家的基础，这个态度是真诚的。然而在战争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保住新政权，他主张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向农民征收粮食，甚至不惜侵害农民的生计，造成农民与苏维埃关系的紧张。其二，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社会生活，推行极其严峻的粮食政策，都是以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为着眼点的。1920年4月，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说，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仅有国际资本的支持，而且还在于小生产的力量，“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3)。这里，列宁把农民(小生产)看作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看作一种“异己力量”，要提防它，强制它为新政权效力，并逐步改造它，最后消灭它。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首先，在前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农民是一个自给自足、相当稳固的社会阶层，有限的小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说过小生产者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们认为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会发生分化，但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成为资产者，大批小生产者只会被大资本吞噬而陷于破产，流落街头，成为产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不能因果颠倒，把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归因于小生产者的分化。最后，更重要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实行严厉的粮食政策，农民手里缺粮少钱，又取消了自由贸易，这样的条件下，要“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可能的，把那些惜售粮食的农民一概称之为富农、投机者，将其划入资产阶级的营垒，决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正确政策。 三、未完成的转变和探索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1920年底，俄国农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地方发生农民暴动，党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建议，废除粮食征收制，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党内许多人特别是领导成员害怕余粮自由买卖会破坏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秩序，他们仍坚信余粮收集制是正确的，列宁虽然也在思考和寻找出路，但此刻他并没有打算改变现行粮食政策。随着战争的结束，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越来越显现它的弊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耕地缩小，牲口减少，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均大幅减产，致使粮食危机继续蔓延，殃及工业也濒临破产状态，顿巴斯的煤矿开采量显著下降，燃料短缺迫使许多工厂停产关闭。燃料危机又引发运输危机，铁路运输陷于瘫痪。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加上越来越多地方的农民暴动，使苏维埃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迫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 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列宁不能不顾及实际面临的困难和危机，适时地调整政策和转变自己的观念。从1920年底前后的著述中，人们不难看到列宁转变的迹象。例如，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记了一次非党农民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发给党中央委员和政府人民委员，请他们注意这些来自基层民众的声音。其中，喀山省的农民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彼得格勒省的代表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拿手枪顶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迫，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不剩”(24)。 1921年初，列宁着手准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探寻新的经济政策。2月8日，他所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以下要点：要满足非党农民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减低粮食税额，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在缴足税款的条件下，农民可获得更大自由来运用和支配纳税以外的余粮(25)，从这一文件中已经可以窥见列宁对改变现行政策的思考。与此同时，列宁对农民的态度也有所变化，2月中旬，在接见坦波夫省农民代表时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26)。 危机继续加剧，政权又一次处于危难中。不同的是，此次危机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主要是蜂起的暴动标志着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对抗和造反，城市工人和士兵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新政权的基础正在动摇，这是列宁最为担心的。2月底，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兵变，兵变组织者打出“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等旗号，吸引国内外各方的强烈关注。兵变本质上是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矛盾和对立的集中反映，参加兵变的大多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兵变给执政党敲响警钟，也成了调整政策的契机。此时，正值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开启了政策转变的序幕。报告中说，在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两字出自一个坚强的革命党领袖之口，是值得端详的。列宁认为，工人和农民的需要和诉求是不一样的，做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妥协就是要正视现实危机，立即“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27)，“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28)。农民是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农村不稳定，如果农民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可能稳固的。在历史转折关头，与农民“妥协”，意味着向农民让步，显示了列宁的政治智慧和策略勇气。 政策和策略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取消余粮收集制，就是当时与农民妥协和让步最关键一着。列宁说，“征收农户的余粮是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农民经济处于稍为和平的生存条件下就不再适合了”(29)。针对党内许多人担心农民缴纳粮食税后可自由买卖剩余粮食和农产品而产生资本主义的风险，列宁认为要找到一条既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出路，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他看来，流转自由对农民这种小商品经济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农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否则小农便不能生存”(30)。俄国原先大工业基础薄弱，又遭多年战争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小农业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而且可以促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应当鼓励发展小农业，“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31)。尽管当时列宁认为流转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但他觉得实行粮食税而带来的风险是可控的，有利于大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 我们看到，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不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农村社会状况。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土地法令的实行，农民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富农经济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受到严厉打压，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已经失势，原先的贫农则大部分上升为中农，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成为农村的中心人物。1921年3月，列宁说，“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32)。因此，列宁晚年强调经济上、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已不再提及工人阶级与贫农(即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之间的联盟，而是与整个农民阶级、其主体是中农之间结成联盟，他多次提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找到处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同小农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到与千百万农民和谐共处的形式。而两个阶级联盟的要义，是照顾彼此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失误之一，是用暴力手段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致使工农联盟濒临崩溃，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联盟“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基础的关系；必须建立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它既要满足双方经济上的需要，又要照顾小农利益——在我们还不能供给小农一切大工业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照顾他们的利益”(33)。 然而，政策的转变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党的十大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在决议贯彻中仍遇到不少困难，国家计划征收2.4亿普特粮食税，税负依然偏重，农民隐瞒耕地面积和产量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征税工作拖宕，列宁也十分焦急，在贯彻粮食税政策遇阻时，他想到的仍然是老办法，他说，“采取自愿的办法征税是行不通的，我们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为了迅速地、如数地征齐粮食税……不是靠说服，而只能靠强制”(34)，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更是习惯于战时共产主义那套思维方式和强制手段，所以新经济政策初期征收粮食税时采用强制和暴力手段仍屡见不鲜，直到1923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如果说政策的转变较快带来明显的效果，人们认识的转变则往往是滞后的、有反复的，这在列宁身上也有表现。在这政策转折的重要关头，一方面，实行粮食税，他强调要对农民实行妥协和让步，要照顾农民的利益，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但与此同时，囿于传统观念，他对农民的看法并没有立即改变，总认为小生产、小私有者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决定农民在政治情绪上和本能上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难免要与农民进行一场“最后的斗争”。就在俄共(布)十大宣布实行粮食税政策不久，即1921年3月27日，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对这场“最后的斗争”作了明确的阐释。他分析当时俄国社会存在三种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俄国的前途。第一种力量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社会力量和国家的领导阶级，但在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它何以能取得政权并维持政权三年半之久呢？列宁回答说，因为得到占人口多数农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第二种力量。千百万单个的小业主(农民)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在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以后，“这个阶级便成为唯一能够和无产阶级抗衡的阶级”，他说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他们本身不能联合起来，不能自己领导自己，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在俄国，连年的战祸，年成不好，牲畜死亡，饲料缺乏，还要执行余粮收集制，使广大农民处境艰难，感到绝望，于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力量就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势力，他们用骚动来表达自己的要求，这便是最后斗争中的一次斗争，就其本质而言，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35)。 一年之后，新经济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强制征税的现象得到扼制，有了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恢复，农民暴动几近绝迹，但直到此时，列宁仍坚持认为，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一场“最后的斗争”难以避免(36)。 可见，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列宁经常处于矛盾和纠结的状态：农民是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曾饱受各种苦难，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理解它，帮助它，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是“同盟军”，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的思想深处，由于尚未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所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农民的看法，在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看来，农民归根结底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和深入，会与无产阶级发生“敌对的冲突”，他们同工人之间在发展方向上，总是“两股道上的车”，是“同路人”，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难免要与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进行一场“最后的斗争”。 列宁的这个看法，是同他对商品流转、货币、市场、合作社等经济范畴的认识有联系的，在共产党人的传统意识里，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这种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并推向极端。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把合作社看作商品交换的驿站，“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37)。列宁最初设想，通过合作社先将小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一个“变种”，即“合作制资本主义”，至于后面的路怎么走，如何由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是不清晰的，他对汪洋大海般小农改造的根本出路，仍处在苦苦的探寻之中。 直到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口授的一组文章，特别是《论合作社》一文，他才从整体上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文中不但不再提及小生产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也不再提及要与农民作“最后的斗争”。在列宁看来，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了联盟，靠什么使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保证，在于给农民指出了一条根本出路——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实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强调说，过去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现在成了无产阶级引领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成为苏维埃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需的而且是足够的一切”(3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此时列宁已经认识到，可以通过合作社这种“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带领农民过渡到新制度去。这样，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市场以及合作社等过去都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列宁心目中，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接受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9)。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列宁认为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和方法，无产阶级可以领导农民共同走向未来，农民已经是无产阶级长期的同盟者，而不是某个阶段的“同路人”，这一观念的改变具有深远的意义；二是列宁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商品货币的关系、对合作社的性质和前途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可是，由于列宁晚年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理论阐述，就溘然去世了。列宁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但作为一位伟人，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因时度势，在时代前进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党的政策，探寻一条适合小农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遗憾的是，列宁的认识转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也没有成为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形成一套新政策的思想基础，他逝世以后，俄共党内许多领导人依然固守传统观点，仍把农民看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相容的。特别是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废止了新经济政策，用行政强制的方法消灭富裕农民，用政治动员方式迫使千百万小农加入集体农庄，继续对农民进行政治权利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榨取，使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平等状况继续存在，农民始终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致使苏联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破解这个难题进行不懈的探索，研究列宁处理农民问题上的思想遗产，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5-07-18 注释： ①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4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 ③《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 ④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在小农国家，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政党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可是，在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没有做到这一点，倒是早期民粹派发动过“到民间去”的活动，转变为社会革命党后，仍把活动重点放在广大农村，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⑥参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536页。 ⑦此时党和政府领导人同样经受着饥荒的磨难，有这样一个事例：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本人因饥饿而晕倒在一次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 ⑧参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62～263页；《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297页。 ⑨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⑩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 (1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12)俄语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一词本身没有“余粮”的意思，但相关法令均称征购农户除种子、口粮以外的粮食，故我国出版的列宁著述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也有学者译作“粮食征集制”。 (1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14)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3～825页。另外，列宁曾在《论饥荒》一文中举例说，家有存粮的富农或者囤积居奇，或者收买贫苦农民，1普特粮食按固定价格6卢布，他只收3卢布，而让贫农到黑市以150卢布的投机价格出卖，并让这些“被腐蚀了的贫农”大喊大叫“去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15)《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1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17)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15日，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64年第11期。 (18)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19)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 (20)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357页。 (21)《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这句语录曾在我国广泛流行，作为对农民进行改造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不再使用，但未对此作深入的剖析。 (24)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399页。 (25)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在该卷注释中，这篇初稿被称为“规划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具体转变的第一份文件”。 (26)[苏]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2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29)《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447页。 (33)《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3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334页。 (35)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30页。 (36)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3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标签：农民论文; 苏维埃论文; 列宁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矛盾处理论文; 战争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