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或达数千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转移支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样的提法是“以前几次想写进文件、都没写进去的”
■有专家预测，整个转移支付的数字可能达到4000亿元，预计比2002年翻一番
句子背后的“含金量”
2月14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参加研讨班的，都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市）长，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一共200多人。
研讨班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共历时7天。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开班式，温家宝总理主持结业——这种规格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春节刚过，各种知识界的研讨会即先后在北京及各地举行，温铁军、孙立平等教授在一周内两次“赶场”。短短几个月，“新农村”在政学两界热气腾腾。
而就在党校研讨班结束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新年的第一个文件，主题同样是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4年农业新政以来，这是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出现早已不是悬念，但经过前两个一号文件的铺垫，人们对这一次的实质内容，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一位学者如是说。
刚刚公布的“一号文件”，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的话来说就是：“很多句子背后都是‘含金量’”。
已经明确的是：财政用于新增加对农业的支出要高出上一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比重要比上一年提高，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绝对额要比上一年增加。
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样的提法是“以前几次想写进文件、都没写进去的”。一位政策人士说：“这就是明确的政治信号，财政投入不但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更意味着分配格局结构性的调整。”
另一个重要的口头表述，还是在党校专题研讨班的闭幕式上，温家宝总理说：“要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
“这是前所未有的。”谢扬指出。
而财政转移支付的整体数量到底会有多少，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具体增加多少钱，可能要到下个月，人民代表大会开完，真正的预算报告出来之后才能知道。”
“千亿”，是人们作出估量的单位。
“一号文件”中提到的至少7个方面，均需要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例如粮食直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治理、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农村文化设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无一不是字字“含金”的语句。
有专家预测，根据目前的政策信号来估量，整个转移支付的数字可能达到4000亿元，预计比2002年翻一番。
对于这些财政投入，要看其“概念、口径怎么界定，比如：人员分流的转移支付是否包括在内？这方面现在已经转移支付800到1000个亿，以后几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谢扬表示。
如此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由谁来花？如何花？如何监管？与会专家对此已展开争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直言，“有些人早已蹲在旁边，等着呢！”
孙教授认为，应该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的配置、使用，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制度，不然其使用效果很难保证。
谢扬则认为，这笔钱的使用，一要靠政府来主导，二是要发育农业合作组织，要改变现在的财政投资体制。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康晓光教授认为：政府不能在农村还没找到承接体前，就拨款下去。要使不同性质的组织形成互补，例如扶贫款，总体上由扶贫办等部门承担，小群体的需求由NGO来承担。
“新”在哪里？
“不仅看讲了什么，更要看他加了什么。”贺雪峰一语道破解读文件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这样总结：第一，“新”在农民的国民待遇将有所提高，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第二，“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将会根本改观；第三，“新”在农村将出现全面综合改革的新趋势。
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写入“十一五”规划之中至今，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新农村建设”怎么个建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研究员崔晓黎说：“总的说来还在不断明晰之中。”
此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个字的建设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些内容，在以往的中央文件中也均可找到。
有专家认为，首先“新”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待农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思路来解决农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动农村的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认为：“新”就新在这一次，是承认了城乡基本结构，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而以往，人们早已习惯的是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思路之下寻求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贺教授认为：从文件的具体表述中不难看出：原来的提法永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次提出的“五个建设”中，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都被提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谢扬也提出：“原来只是收入问题、经济问题、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建都在里面了。”
中国社科院的房宁教授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中国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出发。小农经济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是共识。”
从现实的政策走向来看，“首先是以工补农，拿钱——这是最实质的‘新’。”谢扬说。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看法则是：1950年和1984年都提过“新农村建设”，但一直是局部性的、就农村谈农村，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一次，“新”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战略思路发生了转变。“我们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但留下了两个反差鲜明的社会，现在是要重新构造社会的统一性。”
其背后的意义是：这不再单单是农村内部、农民自己的事，而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共同的事，城市要成为其中一支重要的拉动力量。
转变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20世纪中叶以来，国家的中心目标是工业化，通过采取内部积累，成就了一个工业化，现在走到了工业化中期，已经实现了以农立国到以工立国的转变，农业比重和工业比重正好实现了数字上的对调。
这意味着：现在国家有能力，也需要“国家出场”了。“靠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实现城乡的自动平衡。”
“突出的主题是城乡统筹。”谢扬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他还对“一号文件”提出这样的解读：“原来的政策表述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历史任务’，一号文件在有关段落里明确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谢扬认为：这是“时间区间的界定更清晰了。”
“十五年要有个根本变化”，谢扬认为：这是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透露出来的一致信息。
徐勇教授也提到一个时间概念：“现在，这个重新构造社会统一性的转变还只是刚刚开始，如同中央文件和领导同志所谈到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
从“一号文件”的文本来看，徐勇教授认为：“公共品”的提出值得注意。“农村公共品过去是农村社区自我供给的，不涉及到国家财政。把公共品概念引入农村，其背后是给农民树立公民的概念。”
对于这个“新”字，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石小敏更多地从背景来解读：“它与我们这些年的取向、背景有关联。不光是免税，在港台关系、国际关系等其他很多问题上多可以看出：政策的空间弹性增大了。”
再看“一号文件”的文本，第一次出现了“新型农民”的提法，并将其与“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归纳在一个要点里；明确以“乡村治理机制”来承载“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再成为惟一的民主政治制度表述；明确提出“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
这些变化背后的实质意义，引人关注。
8个“一号文件”的历史脉胳
200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发出信号，农民受益451亿元，被誉为“含金量最高”的文件；2005年，这一桂冠旋即易主，这一年的“一号文件”，宣布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全面取消牧业税，并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
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数千亿元的转移支付，看来又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共颁发过8个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一号文件”，此前的5个“一号文件”，发布于1982年至1986年，内容基本上都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8个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高层求解农村问题的大逻辑。
“农村稳，则社稷稳，农村固，则江山固”，当年主持起草1982年“一号文件”的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曾总结，中国的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问题是土地问题。5个一号文件正是解决了当时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这5个文件堪称一个连续的冲破体制、解放农民的过程，先后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
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凋敝的中国农村开始繁荣。
转折出现在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急转直下，1996—2000年年均增幅仅为2.89％。包产到户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潜力基本释放殆尽，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大幅增加。
相伴而生的，乡镇机构普遍膨胀，财政开支攀升，在“开发”名目下对土地的大规模征占等现象。
多重矛盾之下，中央高层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三农”问题，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引述“黄宗羲定律”，誓言“共产党人一定走出这一怪圈”。
此后的2004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应该支持农村。
媒体认为，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高层已从根本上转变方式，从输血入手，开始探求“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毫无疑问，“新农村建设”已成政策热点和社会热点，但“最近两年，还将处于摸索、发动的阶段”。谢扬认为，“但曙光已经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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