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外人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国文艺》（九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略萨先生评卡缪《局外人》的文章。副题是：局外人该死。这篇文章把局外人莫尔索（《局外人》中的主人公）死亡的结局归结为一种必然，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倾向：“……假如他（指莫尔索）的头颅真的从断头台上滚落，我也不会为他哭泣。”他不仅认为局外人该死，也觉得局外人的悲剧不值得同情。
局外人莫尔索该死，这是肯定无疑的结论，因为你是人，而人是不可以杀人的。莫尔索的死亡命运是自己亲手缔造的。
莫尔索是什么样的人？
卡缪的《局外人》短短几万字中，莫尔索却是一个层面丰富，值得人们反复研究的人物。卡缪用“局外人”界定莫尔索这个人物，并不妨碍读者从两方面去想象。首先莫尔索是超脱的人，他是职员，他有自己的住处，他与女人往来，等等。他选择了寻常人的生活方式，这就使他有一个看上去与寻常人一样的外表。然而他并不认可寻常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不愿象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那样扮演自己的角色。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害怕的时候害怕。莫尔索听命自己的内心，活得自由。但他内心深处驱动他的力量却是象略萨先生说的那样：越是不可理解和随心所欲，就越是难以控制。在这种泛滥于莫尔索内心的力量的摆布下，莫尔索最终走向了死亡，彻底地变成一个局外人。
其次，我们可以换种角度去理解莫尔索这个人物为什么总徘徊在局外。社会的存在首先要求人们适应。而莫尔索的生活态度使他在社会这个庞大事物面前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无法就范。而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程度，要求你扮演自己。你尽可以对此表示恶感，但必须扮演。因此社会必然把莫尔索这样的不适者甩出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也没有为莫尔索这样的人准备适宜的位置。允许他存在，好象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他消灭。
无法正常扮演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使莫尔索的性格特征摇摆于英雄和懦夫之间。
外部世界常常是人存在的阻力、人和社会相对立的前提，使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人之间必然地产生种种不适。两者之间的相互状态就是一种斗争状态。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些障碍，妨碍着自身与社会的协调。莫尔索这一人物，触及了人的这一部分。在社会强大的秩序面前，他并不企图改变什么，而是在自己的主观臆念中，把世界变成自己。通过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选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意义。这种自愿的自我孤立使莫尔索走上了歧途，从而不能象多数人那样正常地活着。
其实，人们通常是能面对与社会对立的状态，进而战胜自身对此所存的障碍。社会因此才有如此稳固的基础。战胜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忽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一下，会发现这是由多数人代表着的方式。人们忽视（有意或无意）许多不好应付的生活部分，使自己不致于极度敏感，象莫尔索那样。而且人们也不是总要临近一些非常时刻：死亡或由具体事件所引发的极度痛苦，因此也很难感知自己的状态。人们无师自通地学会这些本领，至少在潜意识中是清晰的，为的是能“正常地”生存下去。
莫尔索恰恰是反行其道的。他的态度明确而且坚定：他无法忽视。因此莫尔索变成了少数人。他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受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打开棺木的老人。“我回答说：‘不了。’他没有去开，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说。过了一会，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呢？’他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想问问。我说：‘也说不上来。’”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因此他说不上来。他爱他的母亲，但又无法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两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不去和女朋友相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子，而后和女朋友做爱。他做不到这些。其实，他把自己过分强调了，进而把自己看成了与社会一样庞大的怪物，这就是把世界变成自己的直接后果。他无法想象，人是一种比社会小得多的动物。对莫尔索而言，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其它的另外的存在。也许他没有主动地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抗衡，但他无法绕开自己，间接地形成了这样对抗。于是，莫尔索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人有时的确无法战胜自己，这为莫尔索这样的人物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无法战胜自己说穿了是让自己同其它的存在妥协。每个人都有对完全自由的渴望，对社会而言，这是一股危险的暗流，因此被阻塞着。社会给予人们的压力相差无几，承受不了的似乎只有莫尔索所代表的少数人。多数人以狡猾的方式回避着与社会的正面冲突，内心依然保留着对社会的不适感。这样的人认为，完全没必要自己首先动手打击自己。而莫尔索却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开枪了。开枪杀死那个阿拉伯人，对于莫尔索这个人物来说别有一番蕴含。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开枪前，他有英雄的特质，这么说没有褒奖的意思，只是强调他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所需的勇气。但开枪却使他变成了一个懦夫。
因为他不是必须开枪的。开枪意味着他无力继续坚持他那过于独特的生活道路。对他来说，这样活下去与死亡两者，无疑后者是更容易的。那么，选择更容易些的道路，使莫尔索染上了浓重的懦夫色彩。
莫尔索开枪打死了阿拉伯人，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没有聚集起来逼迫他开枪。他当时至少有不开枪的理由和可能。“我想我这时要是转身就走，也就没事了。可是整个海滨全晒在太阳底下，跟火烧的一样在后面烤着我。我朝着水泉又走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莫尔索在这时还没有杀人的企图和准备，他可以象别的男人那样转身走开。卡缪无疑是个绝好的作家，接下来的描写从容不露破绽，缓缓地漫不经心地把莫尔索推向了由偶然延伸出来的死亡之路。“我热得简直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因为往前走一步也是逃不过太阳的。可是我依然往前迈了一步，只一步。这一下子，那个阿拉伯人虽然没有站起来，可是把刀子亮出来了。”这时的莫尔索仍然不是必须开枪的，他可以象胆小鬼那样逃掉或者求饶，他可以象常人那样感到害怕甚至胆怯。但他开枪了，杀死了阿拉伯人，从而也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惩罚。他既是英雄也是懦夫，莫尔索成了英雄和懦夫的二者，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遇。作为英雄和懦夫的二者，莫尔索避免了这二者共同的特点：可笑。英雄是社会造就的怪物，莫尔索是一个男人，但不体现过多的社会属性。他活得与众不同，除了最终消灭自己，别无其它目的。他因此成了特殊的人，而不是可笑的。而在他开枪杀死阿拉伯人，也为自己生活划上句号时，的确体现了胆怯的精神，但他马上变成了死者。而死者也不是可笑的。这一点是莫尔索这一人物悲剧结局的一抹亮色：他至少是严肃的。
基于对活着的不同理解，莫尔索也有让人感到亲切的一面。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也不是生硬的，他是一个活得优美的人。
如果象略萨先生所阐述的那样，莫尔索需要把人动物化或者物化，进而才能与人类保持一种关系，倒不如承认莫尔索是一个自我表演者。在社会舞台上，他陶醉在自己的光芒中，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与人类（具体说是他周围的人群）保持所谓的关系，这也是他最后能轻易开枪杀死别人也杀死自己的另一性格因素。他活得优美，具有观赏性，他也是一个非现实的集大成人物。作者把寻常人不可能表露更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从人们隐匿它的地方挖掘出来，揉在莫尔索的身上，把莫尔索打扮成一个动物园里的珍奇动物。这种不真实性吸引了读者，也在读者的经验中唤起共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某一方面的狭隘经验，去莫尔索那儿寻找回声。比如，一个和女朋友同居甚至也能答应与她结婚的男人，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爱”这个字眼。这样的男人会因为发现莫尔索这一同类（哪怕只是在书中）而感到慰藉。他们共同体会着的这些东西，混乱模糊，但驱使他们去行动，这很可能就是存在于人内心的某种自然力量。
人由婴儿长大成人，是个异化的过程。婴儿于人来说，不过是个可爱的小动物。长大的过程就是逐渐按照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行动的过程，所谓社会异化了人。人们接受这种异化，与社会保持一致的步伐，才会反过来得到社会的“馈赠”。这很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而莫尔索拒绝这种异化，他在长大成人之后，本能地保持着人的自然状态，尊重内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力量，他以局外者的态度获得了局外人的身份。他的生命轨迹仿佛在告诉人们，他长大以后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回到起点。他渺视任何功利的目的，而任何对功利追逐的行为都将是丑陋的。莫尔索的优美也充分体现在这一点。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叛逆者，他超越一切功利，从容优美地走向自己的终点。在他与社会的对立中，没有任何功利因素起作用。他的力量并不来自反对社会的愿望，因此他不是一个斗士。他的力量来自另一种依照本能表现自己的愿望，即使他知道社会秩序是他生活无法顺畅的症结，也无意与之较量。他冷漠的态度似乎形成于对社会实质的参透。社会宛如一个大网，一个偶然的小事件即使能在大网上打出缺口，时间也会把它修补如初。莫尔索开枪的意义在于向自己承认，他死于自己内心无法驾驭的力量。他没有更多的企求，从始至终是一个冷漠的人，无动于衷差不多成了他永久性的面孔。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背叛了这个社会认同的一切价值，活得潇洒，也优美。
也正因为如此，莫尔索的命运悲剧“惩罚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罪行”。正象略萨先生指出的那样，“因为判他有罪的理由不是他杀害了那个阿拉伯人，而是他反社会的行为，他那偏离社会共同体规定的心理和道德。”那么谁惩罚了莫尔索？
如果前面一直在强调的是莫尔索这一人物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尽管他对此保持着冷漠的态度，也避免不了最终被吞噬的结局，那么，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在人这个既成事实面前的软弱无力。杀死莫尔索依据的是法律，但法律不能随便杀死一个人，它依据莫尔索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由莫尔索亲手创下。因此，没有这一事实，便没有任何东西奈何得了他，即使他不为母亲的死哭泣、难过，即使他把女人只当成某种物体，即使他对神圣的事情表示漠然。人可以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高大起来。这也是存在主义文学最有蛊惑力的环节：无论社会呈观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自己。
存在主义一直在强调非正常状态下的人。他们认为人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存在。卡缪是否归属于存在主义作家行列，这里无意讨论。但他笔下的莫尔索这一人物的确非常好地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同时，值得一说的是，无论卡缪本人的政治立场如何局限，作为作家，他在作品中十分注意时代背景的弱化。《局外人》和他的另一部长篇《鼠疫》，分别写于二战前后。许多评论者认为莫尔索这样的人物和一座鼠疫横行的城市反映了二战前后欧洲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但在卡缪作品的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明晰的时代背景。今天，重读《局外人》，说这是写于本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也没有什么不成立的。卡缪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时间总是将时尚、时代变成旧的、运去的，从而被取代，因此一部经住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必须也是超越时代的。这也是重读《局外人》的另一个发现：《局外人》是一本永远不会令人沮丧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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