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渐进式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改革的性质与改革的方式
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析都是围绕着过渡的方式而展开的，他们把改革定义为市场化，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两种改革模式之间在过渡方式上的差别。例如，把激进与渐进归结为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单项突进、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改革的实质、特征、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这些看法虽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过渡经济的某些重要特点，但似乎都难以真正揭示经济转型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
改革的方式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离开了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改革的成本、收益和路线的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社会制度的变迁绝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在明确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寻求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问题，相反，它是在无数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整体的和动态的过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特征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双重转型。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完成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稳定与发展中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的、革命性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滞与下降。这才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差别，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二、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在苏东发生剧变之后，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资本主义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构成了激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具有了明确的经济利益，预算约束硬度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有了明显的改善，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许多关键性部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证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社会负担过重、产品结构落后、技术创新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行为短期化、资本结构僵化等问题还比较普遍，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社会自觉的有计划的发展等。这些目标的实现既不能脱离开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脱离开市场机制，不仅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获得应有的效率，而且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把公有制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自发的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则会使公有制、劳动的平等、社会的理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种有条件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使社会主义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或者使市场经济完全失去自己的特点，而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又必须超越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通过广泛的社会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使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市场机制的长处充分结合起来。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制度经济学家们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即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或者说是自下而上；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或者说是自上而下。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和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单纯的强制性，而在于强制性与诱致性的结合，在自上而下强制推进改革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自发性改革和基层单位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在：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各种各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有意识地允许、特许或默许局部的“犯规”或“越轨”行为，并在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加以普遍推广；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了空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却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使保守主义观点开始流行起来，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人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只有自发的诱致性变迁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却可能由于信息不足、不确定性和风险过大而陷入困境，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意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也就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或历史性灾难。保守主义的这种理论值得人们重视，但事实是，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政府的调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持续迅速发展的事实和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经验证明：虽然社会是复杂的，但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社会的进化是有序的，但不是不可以干预的；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组织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及自上而下的协调和组织，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政府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对于自发秩序的完全否定或过分崇拜，都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
四、局部推进与整体协调
国外的许多学者把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概括为部分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差别。赞成激进式改革的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其要素不可能一个一个分步引入，只有在它的核心内容，如自由企业、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环境及宏观调控等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起作用，部分改革只能导致部分成功，只有全面的、整体性的改革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因而，他们主张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这种理论同时假定，市场化改革存在着一个最大速度，这种最大速度决定了改革的可能性边界，改革的速度愈接近这一边界，改革效率愈高，否则就是无效率的，因而主张尽快减少管制，推进经济自由化。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是在政府的整体协调下进行的，但这种整体协调是通过分领域、分部门、分地区、分企业等一个个局部性的变化实现的，不同部分之间在改革的进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从而形成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增量到存量，最后实现经济体制整体转换的独特道路。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方式是符合经济体制变化的内在逻辑的。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也不一样，因而整体均衡推进的改革战略必然会面临巨大障碍，付出巨大的成本。相反，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很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例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入手，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值，获得了巨大成功；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入手，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引入了市场机制，解决了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同时，一些部门率先改革还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推动其他部门改革的深入。例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推动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带动了内地的改革与发展。
当然，局部改革与整体推进各有短长，局部改革不能代替整体协调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必然要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单纯的局部改革不仅会彻底破坏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失控，而且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政府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的规划、组织、协调，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解决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防止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控；可以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选择比较有利的制度模式和改革路线，尽可能少走弯路，从而弥补了局部改革的不足。
五、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本质是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国有经济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国有体制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某些重要特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有经济在市场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不是仅仅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得的，而是靠体制外推进与体制内改革相互结合，两条腿走路。这一经验首先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事求是地承认非国有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单纯从国有制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会面临许多障碍，如企业难破产、工人难失业、政企难分离、历史包袱过重等问题，而从体制外入手进行市场化改革则可以绕过这些难题，减少改革的阻力。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和“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端，因而，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对于推进市场化的进程显然具有非常直接和根本性的作用。非国有经济的大量存在，还可以对市场竞争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的形成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迫使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改革内部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市场化。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值得肯定。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下降。国有经济比重的这种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从总体上看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但是，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消解转轨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仍然在资产结构中占优势，并在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还应当承认，国有企业不仅对于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与传统的国有经济体制相比，经过改革后的国有制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方面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的结合，保证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进行。
六、改革、发展与稳定
在不同的改革方式下，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激进式改革把市场机制运行当作了一种静态的无摩擦的过程，试图通过紧缩货币，一步放开价格，经过短期内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所引起的阵痛，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是以经济发展的暂时停滞和下降为代价的。由于这种激烈的货币紧缩是与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动、经济机制的严重断裂和经济行为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收缩，而是形成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的衰退”，它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甚至超过了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此不同，中国渐进式改革则始终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当作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循环。在双轨过渡的条件下，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的反应更迅速。它可以避免由于垄断、不确定性和结构调整而引起的效率损失，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中国实行的政策是非货币主义的，努力实现总量政策、结构政策和体制政策的结合，把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滑坡当作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中国在宏观政策制定上多数采用“软着陆”的方法，运用紧缩需求、调整结构、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加以治理，是温和的而非激烈的稳定措施。实行这种将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国民收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各经济主体对改革的承受力，防止因破产、失业和收入下降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为改革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这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改革和稳定。而改革的逐步推进又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保证。
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苏东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注意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并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以西方式的多元政治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对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有利于防止社会的失控和解体，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减少改革中由于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而政治的多元化则可能加剧和扩大各种矛盾与冲突，破坏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2.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阶层、各地区、各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改革措施往往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可能使另一部分人受损；还有一些改革措施能使部分人受益，却使整个社会受损，或者可以使社会受益，而使部分人受损。所有这些矛盾如果都通过协商谈判或货币交换的方式来解决，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的动员强制和政治上的劝导，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的阻力，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3.权威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资源，它的行使在特殊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作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而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渐进式改革充分利用了党和政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治权威，有效地协调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组织实施各项改革措施。
4.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使政府可以对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等重大的全局性问题进行统一的协调、合理的安排，排除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各种干扰，组织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调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5.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而不是根据政治体制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要求来决定经济改革的战略，这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也符合政治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和良好的政治秩序。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强制推行某种政治制度和模式，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强调政治上的稳定和适当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机构改革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同时表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助长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定条件下会使改革陷入困境，甚至会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八、文化传统与改革的路径
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改革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保守主义的进化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往往把文化传统当作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常常完全忽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改革首先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事事拘泥于传统，就不可能表现出任何伟大的首创精神，就不可能成功地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但是，传统与现代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所有的传统中都有着现代的要素。反之，即使是最现代的社会也不是没有传统的东西，紧随着国家发展而来的文化架构常常是新与旧的综合，传统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结构变迁的障碍，反而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决定性的要素，使落后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这种恰当的平衡，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因而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矛盾，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因素如契约观念淡薄、小生产意识、官本位思想和保守僵化等都阻碍着市场化进程，这就要求市场化改革只有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才比较容易推进。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推动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实现。例如，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节俭、适中、反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念和权威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集中，还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动力，等等。这些因素对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化传统的这种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经济和政治结构相互联系的整体结构中发生作用的。因而，脱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九、小政府还是强政府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化过程，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本否定。但是，在否定传统集权体制的时候，有不少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广泛的政府调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思路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在早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完全是一种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既不害怕外部的压力，也不需担忧内部的解体。因而，政府的强弱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后进的国家来讲，这一点却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程度各不相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没有更多的社会纪律，发展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拖延。因此，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必须努力加强和硬化其政权，使它们的法律更具有效力，使它们的行政更具效率，特别是更少腐败，否则社会的现代化将没有希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使经济繁荣、政治通达、社会稳定、法制严明、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会使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法制松驰、国家孱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抑制个别集团和个别地区利益的过分膨胀，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阻止个别集团和个别地区利益的过分膨胀，以至于他们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现代化的事业中途夭折；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保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会使国家内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外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2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而且也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只有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十、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对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意义，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如落后的半工业化的经济结构、独特的文化传统、松散的以横向联系为基础的传统体制、政治上的相对稳定等。这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可以按照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因而中国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同时，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而一些支持渐进主义观点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的道路，它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可以使“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成为现实，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摩擦成本和社会动荡，因而迄今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两种观点都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恰当地对立起来了。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的产物，正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中国改革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分地区推进的改革方式在苏联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分裂主义力量；中国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目标则是向西方模式靠拢；权威主义和秩序观念可以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而同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相联系的俄罗斯却格格不入；双轨过渡、增量改革和局部推进的改革方式在经济政治危机极其严重的、政府权威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可能性，等等。但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中国改革的特殊经验也同时必然包含着普遍性的意义。如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自觉性与自发性、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而应当从各国的实际出发，等等。反过来说，激进式改革首先也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演化的产物，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但是，在这种改革方式中同样也包含了转型过程中的普遍因素，如宏观的稳定化、微观的自由化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而且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又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约束中进行的，因此，仅仅从市场化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是无法全面认识中国的改革经验的，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才能比较深入全面地把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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