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的自尊——基于中国大学生的研究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生论文,证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5
1 引言
自尊（Self-esteem）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肯定[1]。西方心理学在传统上一直认为人类普遍具有追求自尊的需要或动机[2,3]。然而近十多年的跨文化研究却对此观点提出了挑战。许多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下个体的自尊存在显著的差异，东方人的自尊水平显著地低于西方人[4,5]。于是，有研究者对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对自尊的需要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北美个人主义文化下特有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缺乏追求自尊的动机或需要[4,5]。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Heine,Markus,Kitayama等。
然而，以Brown和Sedikides等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传统观点并没有错[6,3]。他们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自尊需要本身的缺失，而是表达水平或方式的差异，是由文化导致的自我展现的结果。因为，以北美文化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独立、独特性、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表达等，鼓励自我促进；而以东亚文化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通常崇尚关系、和谐等，因而特别强调谦虚。这样，当以外显的自我报告量表来测量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个体时，受社会期许的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由于社会对谦虚的崇尚而表现出低的自我评价。
很显然，争论的焦点在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的低自尊到底是由于自尊需要的缺失还是由于特定文化下的自我展现的结果。继续采用传统的自陈式测量是很难突破现有格局的。首先，传统的自尊研究中通常要求个体对自我进行主观评价，无法避免由社会期许导致的自我展现的影响。比如，由于中国文化非常崇尚谦虚，当用自陈式量表要求个体对自我进行评价时，即使个体心底里自视很高，但是在谦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很难真的这么评价自己，通常会给自己一个谦虚地评价。其次，新近的研究表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动地发生，这种内隐的自我评价，即内隐自尊，是很难通过内省提取的，因而外显的自陈式量表很难测量得到[7,8]。这样，基于自陈式测量所得到的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的低自尊很难归结于自尊需要本身的缺失，完全有可能是谦虚的结果；还有可能，人们无意识中的自尊水平不低，只是自陈式测量对此无法捕捉到。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的低自尊，很可能是由于测量方法的不足导致的，而不是由于自尊需要的缺失。因此要想突破现有争议，借助新的、能不受自我展现影响、并且能触及内隐自尊的测量手段就显得非常重要。
过去十多年来由于内隐社会认知的迅猛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内隐测量恰好能弥补传统自陈式测量的不足，为彻底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相对于外显的自陈式测量手段，内隐测量主要有两大优点：（1）可以测量人们所不愿意报告的，即使自我展现或社会期许的影响最小化。因为内隐测量通常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某一结构进行测量，受测的个体很难猜测得到所要测量的结构，因而无法按社会期许的方向做答。许多内隐测量还要求被试非常快速的做答，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期许的影响就非常小。（2）可以测量人们所不可能报告的，即可以测量某些通过外显的测量所不能触及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内省不能提取的或处于无意识之中的结构[9,10]。这样，按照上述第一种观点，如果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真的缺乏自尊的需要，那么个体在内隐测量上应该同样不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反过来，如果个体在自尊的内隐测量上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即内隐自尊，则后一种观点将得到支持，表明个体的自尊可以在无意识中或在社会期许的影响被最小化后表现出来，从而表明东方个体对自我进行积极评价的需要和动机是存在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只是个体自尊的表达方式，一旦由文化导致的自我展现的影响被最小化，并且无意中的自我评价能够得以显现，个体自尊就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将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采用内隐测量对中国人的自尊进行研究，以探讨中国人是否存在自尊的需要，继而回答自尊是否是泛文化的。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也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中国人的自尊，迄今基于外显的自陈式测量所得到的结果基本都表明，中国人的自尊总体上低于西方人[11～13]。如果按照Heine等的观点，中国人是缺乏自尊的需要的，至少要比西方人弱。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假如用内隐的测量，结果将会是怎样呢？对此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中国人具有显著的内隐自尊[14～17]。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虽然内隐联系测验的创始人Greeenwald认为，内隐联系测验可以通过测量概念间评价性联系的相对强度来实现对内隐结构的测量[18,19]，然而，迄今已有不少研究质疑这种评价性联系作用的大小[20～24]，有的甚至彻底否定该方法[25]。其中，不少研究就质疑内隐联系测验是否能测量所谓的内隐自尊。比如，Bosson等研究发现，不同的内隐自尊的测量之间相关几乎为零，这不仅让人怀疑包括内隐联系测验在内的内隐测量测量的到底是什么[26]。还有，由于用内隐联系测验测量自尊时，通常要选取一个参照对象，这样，测验效应的大小不仅和自尊有关系，还和个体对他人的评价有关系，Karpinski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27]。因此，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人的内隐自尊进行研究以寻求多方面的证据就显得非常必要。目前内隐社会认知领域在对于态度的测量上，除了内隐联系测验外，最常用的便是评价性启动（Evaluative Priming）任务[28]。评价性启动任务与内隐联系测验有着诸多的不同。评价性启动测量主要是基于刺激本身的特性，而不是直接基于类别本身；并且，评价性启动敏感的主要是态度的通达性（Accessibility），而不是态度的极性（Extremity）[29]；更为重要的是，评价性启动比内隐联系测验更能避免自我展现或社会期许的影响，如果是阈下启动，则能完全避免这类影响[30]。从这个意义上讲，采用阈下评价性启动方法测量自尊不仅能从不同的侧面触及自尊，而且能更好地避免外显测量的不足，最好地满足目前研究的需要。
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阈下评价性启动程序，对中国人的内隐自尊进行研究。研究中以“我”作为启动刺激，同时以非我的“他”作为对比启动刺激，分别启动积极和消极的目标刺激。Fazio等研究表明，当以态度对象为启动刺激时，与态度刺激相连的评价将会被激活，从而促进对相关的目标刺激的判断。如果个体对态度对象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与消极目标词相比，态度对象的呈现将会促进对积极目标词的反应[31,32]。此外，本研究中的启动刺激都将在阈下水平呈现，也就是说，研究过程中，被试根本不会知道态度的对象，这样就可确保测量中由社会期许导致的自我展现的影响最小化。
根据Greenwald等的定义，内隐自尊在表征上表现为自我与积极属性或积极事物之间的联系[10]。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两种不同的目标词，一种是积极或消极的属性词（或评价性词语），一种是积极或消极的非属性词（或情感性词语），以寻求中国人的自尊在内隐测量上的聚合证据。
2 方法
2.1 被试
华东师范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在校大学生123人，都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2.2 实验设计
研究中采用的启动词为“我”和“他”，其中“他”为对比控制刺激；目标词有两类，一类是和自我相关的属性词，另一类是和自我不相关的极性词；每一类目标词都有两种：积极和消极的，故研究将采用2×2×2的重复测量的三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分别为：启动词的类型（“我”或“他”）、目标词的类型（自我属性词或非自我属性词自我不相关的）以及目标词的词性（“积极的”或“消极的”），被试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判断目标词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愉快，反应时即为因变量，积极词应判断为令人愉快，消极词应判断为令人不愉快，否则为错误反应。
2.3 实验仪器
PⅢ系列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分辨率为800×600，刷新频率为每秒72帧，每帧显示时间为13.9ms。实验用的计算机程序采用美国专业心理软件开发公司Inquisite提供的标准阈下语义启动程序，对界面汉化后用于本研究，计时精确到毫秒。
2.4 阈下启动程序设计
2.4.1 刺激材料 实验中启动词有两个；我和他，其中“他”为对比控制启动词。掩蔽刺激为随机生成的无意义字符串，如：KQHYTPDQFPBYL和PYLDQFBYTQKPH。本研究中的采用的目标刺激词共40个，每一种情况10个，所有词均源自Anthony G.Greenwald用来测量内隐自尊的内隐联测验（英文原文请参见文献）[5,8]。其中一类与为属性词，涉及个体的自我，其中，积极的有聪明、成功、漂亮、高尚、强壮等；消极的有愚蠢、丑陋、讨厌、无能、卑鄙；另一类为非属性词、主要是积极的事物或消极的事物的代表，不涉及个体的自我，其中，积极的有和平、真理、热情、爱抚、黄金等；消极的有尸体、死亡、折磨、呕吐、杀人等。
2.4.2 组合设计以及呈现程序 每一启动词分别与不同的目标刺激词配对，每一词对和掩蔽刺激一起组成一个刺激序列，共80个刺激序列，每一刺激序列的呈现顺序是：先呈现前行掩蔽刺激55.6ms（4帧），以消除被试预存网膜影像；接着呈现阈下启动刺激55.6ms（3帧）（“我”或“他”）；随后再呈现后继掩蔽刺激52.6ms（4帧），以消除阈下启动词的网膜影像；最后呈现目标刺激（如，聪明、丑陋等），要求被试尽快地判断其是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并按相应的键反应（如“A”键或“K”键）。刺激呈现顺序可以图1。
图1 刺激呈现顺序示意图
实验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练习，共40个刺激序列，刺激词和掩蔽词分别从上述相应部分随机抽取，对被试的每一次错误判断反应均给出反馈。第二部分为数据收集部分，共160个刺激序列，序列顺序由计算机随机给出，每一个序列呈现两次。练习部分后面给出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计算机自动记录全部详细反应结果，包括对、错情况和反应时等信息。
2.5 实验实施
每个被试都在一单独的隔音的小房间接受实验，照明适中，主试先给被试讲明实验要求并启动程序后退出房间，被试根据指导语的提示进行试验。所有被试实验后均不能报告两掩蔽刺激之间的启动刺激词是什么，表明被试对启动刺激的知觉是阈下的。
3 结果
3.1 数据的预处理
首先，对于反应时大于1500ms的以1500计，小于200ms的以200计，对于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予以剔除，错误反应的反应时也予以剔除。再对两个实验的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故以下结果分析将以反应时为基础进行。计算所有部分中各种组合情况下的平均反应时，作为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最后有效被试为120人。
3.2 结果分析
分别对“我”启动和“他”启动情况下对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反应时进行初步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接着对数据进行了2（启动词：我或他）×2（词性：积极或消极）×2（刺激词类别：属性词或非属性词）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见表2）。根据假设，我们预期不管目标词是属性词还是非属性词，相对于‘他’启动，‘我’启动条件下，个体对积极词的反应都要快于消极词的反应。方差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启动词和词性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见表2），F（1，119）＝24.16，P＜0.001。‘我’启动条件下，个体对积极目标词地反应显著快于对消极词的反应，t（1，119）＝6.92，p＜0.001，M[,1]＝534.59，M[,2]＝516.64；但是，‘他’启动条件下，个体对积极目标词的反应和对消极词的反应速度没有显著性差异，t（1，119）＝－1.08，p＝0.28，M[,1]＝531.79，M[2]＝535.32。这就表明，相对于他人而言，个体对自我存在着积极的自我评价，表现出内隐自尊；但是，启动词、词性及刺激词的类别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又不显著，F（1，119）＝2.50，p＝0.12，表明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是不依赖刺激词的类别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不管刺激词是否为属性词，个体都把自我和积极的特性或事物联系更为紧密，都显现出对自我的积极评价，表明个体的自尊需要是存在的。
方差分析结果还发现，词性和目标刺激词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1，119）＝9.29，p＜0.01，可以看出，相对于与非属性词，属性词的词性效应要大。这可能是因为与自我相关的目标刺激词直接存在于自我图式中，与个体的自我评价直接相关，因而个体对积极词和消极词反应速度差别大。此外，方差分析结果还显示，目标刺激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19）＝39.90，p＜0.001，个体对非属性词反应要显著快。启动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和‘他’启动条件相比，‘我’启动条件下，被试反应显著要快，F（1，119）＝20.42，p＜0.001；词性效应显著，个体对积极词的反应比对消极词的反应显著地快，F（1，119）＝13.41，p＜0.001。不过这些与本研究主旨无关，这里就不予讨论。
4 讨论
鉴于自尊研究中传统的自陈式外显测量的不足，即难以避免社会期许的影响和不能测量无意识中的自我评价，本研究克服上述局限性，运用阈下评价启动程序，以“我”和“他”作为阈下启动刺激，以“属性词”和“非属性词”作为目标刺激，对中国大学生的内隐自尊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阈下呈现的“我”可以激活自我的相关表征，相对于消极信息而言，被试对随后呈现的积极信息的知觉判断表现出显著的启动效应；而阈下呈现的“他”却对两类目标词未显示出类似的效应。并且，这种现象不以目标刺激词是否为属性词为转移，即使目标刺激词并非属性词，但只要是积极的，个体就更倾向于把自我与之相联。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结果提供的聚合证据表明，当社会期许的影响被排除、个体无意识中的自我评价得以表现，中国个体就自动地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
前文已经谈过，目前对于人类是否普遍存在自尊的需要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国际跨文化心理学权威刊物《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于2003年9月份在当年第5期专刊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迄今尚未有定论。本研究结果显然支持Brown[6,7] 和Sedikides[3] 等的观点，即自尊是人类的普遍需要，是泛文化的（Pancultural），文化影响的只是自尊的表达水平和方式。尽管基于外显的自陈式测量的研究结果基本显示，中国人的总体自尊比西方人低，中国人倾向于自我贬抑和自我批评[11～13,34]，按照Heine等人的观点，这是由中国人没有自尊的需要导致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崇尚谦虚，缺乏鼓励自我促进的因子，生活在这种文化下的中国人自然只会有谦虚的需要，而不会产生自我促进的需要。但是，本研究无可辩驳地表明，当社会期许的影响被排除、个体无意识中的自我评价得以表现，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就显示出来，可见中国人的自尊需要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只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中国人更倾向于以比较含蓄、甚至内隐地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己的积极评价。
这一结果和采用内隐联系测验对中国人的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但是本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并且完全排除了社会赞许的影响，揭示中国人存在显著的内隐自尊。这一发现和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起[14～17]，聚合地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人对自我有着相当积极、肯定的评价，中国人是有自尊的需要的。不仅在内隐测量上，即使是单纯地使用外显测量，也发现中国人在某些领域或方面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一个包括农村、城市，以及不同年龄的4000名在校学生的大样本的调查发现，中国学生喜欢用积极的词语描述他们自己和他的同学，并且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要高，显示出典型的自我促进偏差[34]。在另一个研究中，研究者对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自我评价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人的自评不比和英国人低[35]。还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只是在某些方面自我评价较低，在其他的方面则较高[36]。最近，蔡华俭等在一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低自尊主要来源于对自我的能力（Self-competence）方面的评价，对自己的喜爱（Self-liking）方面和美国人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中国人低的总体自尊主要是由对自我能力的谦虚评价导致的[12]。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不缺自尊的需要，只是表达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中国人的自尊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中国文化下的个体是有自尊需要的。
除了本研究之外，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不少研究也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下自尊需要是存在的。比如，即使在Heine等人观点的证据主要来源地日本，Kitayama和Karasawa也发现日本大学生对包括在他们名字中的字母以及包含在他们生日中的数字都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偏好，表明日本人存在明显的内隐自尊[37,38]。Kobayashi和Greenwald（2003）采用内隐联系测验发现日本人存在着和美国人同样水平的内隐自尊[40]。Kitayama和Yochida采用改编后的内隐联系测验也发现类似结果[41]。除了日本，在泰国也发现了的内隐自尊的证据[41]。最近，日本东京大学Yamaguchi教授在一个大型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尽管中国、日本的大学生外显自尊的水平不如美国大学生，但是三个国家的大学生有着类似水平的内隐自尊[13]。
再说，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要自我促进，不追求高自尊。迄今西方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自尊和个体的身心健康及生活幸福感、应付等密切相关，高的自尊可以增强个体生活幸福感、缓解焦虑、促进成功应付（Coping）等[42～44]。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在东方和西方有着类似的功能，都能缓解失败后带来的焦虑等消极情绪[45,46]。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讲，高的自尊有利于个体的生存、种族的繁衍等[3,47]。此外，许多自尊理论也表明，自尊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而又积极的意义。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认为，积极的自我评价可以帮助个体更好的应付压力，应对失败、挫折及其他可能的威胁等[48,49]。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认为，对死亡的意识是导致人类焦虑的根本原因之一，自尊是一种普遍的防御机制，人类用它来对付焦虑，高的自尊可以帮助个体缓解焦虑[50,51]。自尊的社会度量计理论（Sociometer Theory）认为，个体普遍需要高的自尊以从他人那里得到尊重和认可，保持和他人良好的关系，最终促进种族的繁衍[52,53]。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尊是超越文化的，是人类的普遍需要。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本研究是基于自尊的内隐测量的，但研究目的却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自尊的文化普遍性问题，正确理解其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把握两点。首先，传统上对自尊的理解并不全面。自尊不但存在于意识之中，而且还可以存在无意识中，二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测量获得。正是如此，虽然许多外显的测量似乎表明自尊不是普遍的，但是，内隐的测量却恰好显示这是不正确的，自尊的差异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不是动机本身的差异。因为如果真的是动机本身的缺失，则中国人在内隐测量上也不应该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其次，更重要的是正确把握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关系。关于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内隐自尊是一种内隐自我态度[9]），以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应的是同一潜在的结构，不同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条件[9,28]。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对应的是二种不同结构，有着不同的功能，能预测不同的行为[54]。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两种观点都不对。Nosek等发现，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相关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自我展现、态度的精加工（Attitude Elaboration）对二者的关系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二者既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共同的潜在结构，同时又相互分离[55]。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尊的内隐测量可能既捕捉到了部分外显测量所测量的东西，同时又触及了一些外显测量所没能捕捉到的结构。比如，最新的研究表明，自尊的内隐测量的触及的主要是自尊的情感侧面[56]，相比之下，外显自尊测量则更多地触及自尊的认知评价。结合本研究结果可以推测，中国人的自尊结构中情感成分更重要，中国人的谦虚更多地影响自尊的评价性成分，而较少影响情感成分。这同样表明中国人不缺自尊的需要，只是更多从情感侧面、更加内隐地表达而已。
5 小结
本研究针对传统自尊研究中自陈式测量的不足，采用一种间接的测量方式——内隐测量，对中国大学生的自尊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当社会期许的影响被排除、个体无意识中的自我表现评价得以表现，个体就对自我表现出显著的积极评价，表明中国人不缺自尊的需要。再结合其他研究获得的证据及相关理论，不难看出，文化影响的只是自尊的表达方式或水平，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自尊需要是存在的，自尊是泛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