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三种研究模式及发展趋势_心理学论文

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三种研究模式及发展趋势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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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9;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 )03—0001—05

文化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建构性范畴,对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早期接受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心理学家由于强调研究的可实证性,因而大多在研究中无视或漠视文化的存在与影响。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文化与心理学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它以理解人类的心理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为起点,突出了文化脉络、社会生活、历史背景等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1]。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是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三种主要的研究模式。它们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却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发起根源。在心理学的研究发展中,它们既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又有一些局限。本文拟对这三种研究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并试图对它们的发展趋势做一些论述。

一、三种研究模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内涵

科学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自然科学取向,力求以自然科学的精确、客观来确立自己的科学形象。这给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超越或无视文化的倾向,二是导致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流心理学家日益意识到这种“文化荒漠”和西方文化种族中心主义造成了许多研究上的偏差,从而开始重视文化问题,导致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跨文化心理学探讨人类行为变化的原因,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考察其所受到的影响方式。《跨文化心理学手册》第二卷(1997年)把它进一步界定为:一种系统的研究,关注文化范畴内的人类发展与在特殊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所产生的行为之间的关系[2]。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比较。例如,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国和希腊儿童人格结构的跨文化一致性和文化特异性[4]。

文化心理学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科学心理学创建之初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文化心理学,却是20世纪80年代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其合理内核,力求克服它的西方文化和种族中心主义,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的。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用分析和研究语言、艺术、宗教、神话、社会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产生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是对文化心理学的一个巨大贡献。但作为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却抛弃了冯特的这种文化心理学传统。1982年,卡克最先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心理学”一词。他认为:文化心理学即一门研究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学科[4]。例如,有的学者研究了为什么印度人认为愤怒不同于羞怯与快乐,而美国人却认为羞怯与愤怒在意义上相近,但它们却不同于快乐[5]。因为对印度人来说, 愤怒破坏关系,而羞怯与快乐则加强关系;对美国人来说,快乐这个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其他两个概念则具有消极的意义。

19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的心理学家认识到,由西方心理学家采用他们本国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通过使用在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有意义的资料发展出来的测量工具所产生的心理学一般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目标和问题,不能类化到其他的国家。因此,开始发起一场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运动。在非西方国家出现的这场本土化运动同时也受到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精神的激发。在这种学术与社会背景下,本土心理学应运而生,不同的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什么是本土心理学。Ho把本土心理学界定为“在某一文化背景中,依靠被考察的特定的种族或文化群体的本土的价值观、概念、信念系统、方法论及其他资源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过程”[6]。例如,近年来,中国香港和大陆的学者研究了在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脸面观、孝道与中庸之道。以类似的语气,杨国枢给出了下面的他关于本土兼容性的定义:“一种从事研究的方式,通过这种研究方式,研究者的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和研究结果充分或准确地表达、反映或揭示了所研究的心理或行为现象中的自然因素、模式、结构、机制和过程,这些心理或行为现象中的自然因素、模式、结构、机制和过程受到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生态、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影响。”[7] 他还断定:“不管心理学家怎样界定本土心理学,所有的定义都表达了同一个基本目标,即发展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有效地反映、描述、解释或理解了在它们的本土背景中的心理与行为活动,这些心理与行为活动根据的是与文化相关的参考框架和从文化中派生出来的范畴与理论。”[8]

二、三种研究模式之比较

从研究的目标、范围和关注点来看,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目标是通过比较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然后检验、拓宽及整合这些心理学理论,以产生具有全人类效度的更接近普适的心理学。它是从主流心理学中演变产生的一门心理学分支学科,主要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文化心理学试图通过发展关于各种特定文化及跨各种特定文化的理论,以产生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它是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相交叉的学科,主要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本土心理学试图首先通过建立单一文化及跨文化的本土心理学,然后通过整合这些低层次的本土心理学,建立一种最高水平的普适的心理学。根据杨国枢的观点,按照本土心理学的本土化范围,它既可以把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包括在内,又可以把主流与非主流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包括在内[9]。

从研究的理论倾向来看,跨文化心理学主要采取主流心理学一直沿袭的自然科学模式,认为行为表现的背后是普遍的心理过程。它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定义,把文化作为自变量,把行为(或心理)作为因变量,认为二者可以彼此区分开来。它还认为心理过程与行为过程及它们的结构是分离的、具体的,甚至是孤立的实体,倾向于对心理与行为的概念进行与背景无关的定义,坚持对心理与行为的普遍化解释比本土化解释更为重要。文化心理学则主要采取非主流心理学所沿袭的人文或社会科学模式,认为行为表现是自我存在的,文化与行为(或心理)是相互建构、彼此不可区分的。它还认为心理过程与行为过程及它们的结构不是分离的、具体的,而是一个群集,倾向于对心理与行为的概念进行与背景有关的定义,坚持对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解释比普遍化解释更为重要。而本土心理学则对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这两种研究的理论倾向兼收并蓄。

从研究的方法论来看,跨文化心理学主要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以概念、建构或测量的假定的跨文化等价作为比较的基础;主张文化普遍性策略;更倾向于量化的(尤其是实验的和心理测量的)研究方法;认为最适合的分析水平是分离的变量及研究者的观察对被观察的现象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影响。跨文化心理学的概念主要由研究者作为专家从他们自己的学术观点出发来界定。它抽取被试或回答者的代表样本作为测量或评估的目标个体,并把他们作为信息源。文化心理学主要进行单一文化和跨文化分析。它并不采取跨文化心理学的假定;主张文化特殊性策略;更倾向于质化的和解释的(尤其是描述的、叙述的、推论的和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最适合的分析水平是行为在其中发生的文化体系及研究者的观察影响被观察的现象。文化心理学的概念主要由作为有意向的中介者从本土的观点出发来界定。它主要依靠典型的个案或知识渊博的信息提供者作为访谈和观察的目标个体,并把他们作为友好的交互作用和观察的对象。而本土心理学也主要进行单一文化和跨文化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土心理学有时候采取跨文化心理学的假定,有时候不采取跨文化心理学的假定,这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与方法论观点。它既主张单一文化的文化特殊性策略又主张跨文化的文化普遍性策略;采用量化的与质化的、解释的研究方法;赞同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水平及它们所持有的关于观察者对被观察的对象有无影响的观点。本土心理学的概念或者由研究者界定或者由行为者界定。它还采用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目标个体,及它们对目标个体的态度。

三、三种研究模式对心理科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局限性

跨文化心理学对心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能够提供关于哪些心理现象是普遍的及哪些心理现象是有特定的文化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它能够在一般建构与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建构之间做出比较,因此,既提供了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比较,又为文化的比较提供了方法。它能够识别某些既具有文化普遍性又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文化模式,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此,它既能够识别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特殊性的方面,还能够表明在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观察到的现象也能够在另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观察到。关于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使用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非常有用。此外,跨文化心理学家所使用的许多方法能够经受得住各种信度和效度检验,并且可以用来预测某一评判的标准。其局限性在于当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文化和被研究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距离时,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就会受到限制。还有,许多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会产生反应性。所使用的建构可能在意义上在各种文化中不是严格等价的。指导语不可能被同样的理解。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在真实与完整的作答动机的水平方面不可能是等价的。参与者对实验者的反应也可能极其不同。测验情境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的方法在某些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友好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可能被认为是不友好的或不适当的,反应定势有时候使得测量的等价不可信。此外,在各种文化中不可能获得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等价的被试。研究方法的伦理可接受性在不同文化中也不可能是等价的[9]。 当然,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也有克服它们的方法。但总会存在一些问题,即这些补救措施的适合性与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

本土心理学使得研究者通过分析某一文化的成员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关键词与范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该文化的核心。研究者可以发现仅在某一文化中存在的而来自其他文化的研究者完全不知道和想不到的现象。本土心理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研究文化和心理学关系的一般理论者可以把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用作基本资料,以支持关于一般研究成果的论点。但是,本土心理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难以使主流心理学家相信他们应该注意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而且,从这种研究取向出发,可能会产生许多研究结果,如此多的研究结果难以使主流心理学家都去注意到。此外,研究结果的丰富性会使人疑惑哪些研究结果“确实”是重要的。这就需要某一个能够评价这些研究结果重要性的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研究结果之间可能不一致。例如,当出现两个特殊的文化价值观,而且它们分别预测非常不同的行为,这时就难以确定哪一个研究结果更可信、更真实与更具有预测性。总之,主流心理学家更可能注意跨文化心理学家的而不是本土或文化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

文化心理学除了对心理科学做出了与本土心理学同样的贡献,它还对心理科学做出了其他一些独特的贡献。例如,在某一研究中,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距离时,这种研究模式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当研究者对所要研究的文化了解不多的时候,这种研究模式也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此外,它是开始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最好的研究途径。当然,文化心理学也具有本土心理学的局限性,其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尤其成问题,除非存在评价它们的外部标准。还有,这种研究取向只能提供理解,几乎不能提供预测。

四、三种研究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在理论建构方面继续整合文化的影响

在理论方面,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者将继续沿着挑战主流心理学,把对文化的思考整合为理论的方向前进。只有能够挑战普遍理论的资料才会有助于把文化整合进入主流的心理学之中。但仅仅研究出关于群体差异的资料是不能把文化整合进入主流心理学的,无论这些差异可能是多么令人兴奋或激动人心。Greenfield[10] 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寻找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语言的深层结构具有产生性,文化的深层结构原理也会在无限多的领域中解释人类的行为。他认为隐藏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独立型与互依型、关系导向与个体导向等概念后面的是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的原理就是所有的文化都必须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有两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优先考虑个体或优先考虑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体利益隶属于群体利益,或相反,而指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关于最大化还是最小化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文化的水平上,最小化策略被认为是个体主义,最大化策略被认为是集体主义。

总之,心理学家只有找出文化的深层结构,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各种文化之间与文化内部的重要差异。这种文化解释和组织的深层结构具有巨大的产生价值。如同语言的语法,它们可以在无限多的情境中产生行为及解释他人的行为。但它们并没有排斥特定的文化习俗;正如特定的语言是一般语言能力在文化上可变的例示,这些习俗只不过是这些结构原理在文化上可变的例示。通过这个深层结构文化框架的观点,就会产生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将在一个更高级的理论框架中把过去与将来的跨文化的、文化的和本土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

(二)对心理学的主流理论进行元理论分析

上面已经间接提到,本土心理学模式意味着这样一个元理论事实,即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如同任何其他心理学理论一样都是本土的。例如,号称普适的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向它的“本土”根源妥协。皮亚杰的认知阶段模型也是西方科学家关于发展的人种理论,以科学的思维作为发展的最高阶段。正如所有的本土心理学一样,主流心理学的理论也是心理学的民族理论的形式化。皮亚杰的理论也不例外;它是科学文化的民族模型。科学文化反过来是个体主义文化的一种表现或成分,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物理与技术世界的操纵优先于人际联结。个体主义文化把技术智力看成是与社会智力相对的,是认知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一个真正的认知发展的普适性理论必须包括某一文化选择点,这个文化选择点要么是把科学认知作为认知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把掌握关于社会交互作用与社会联系的知识作为认知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11]。在这种分析之下,皮亚杰的理论就从普适转向特殊;成为一种本土化理论,反映了已存在的文化差异的结果。因此,需要其他的美国心理学家——美国的本土心理学家——从事更多的这样的分析,尤其是对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主流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在普适和本土理论之间的错误的一分为二。只有通过认识到主流理论的性质也是本土的,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相对于错觉的)普适。

(三)不同研究模式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取向

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相互作用在方法论水平上可能非常有价值。因为“本土心理学取向强调根源于生态背景的理解”[12],所以适合在各种生态中的自然主义情境中研究行为、相互作用和解释过程的方法应该对本土心理学极为重要。但在本土心理学繁荣的大多数国家,这些还没有看到。因此,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以一种在理论上有意义的方式,扩充本土心理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来自文化心理学的既能考察文化行为又能考察文化解释的一个例子就是使用录像机。把在不同文化中的行为的录像出示给每一种文化中的成员看。通过每一其他文化中的观察者,就有机会得到每一种文化对行为的分析(根据永久的可以重复播放的录像带)与解释。因此,这种方法会获得关于被试的文化解释的资料、反映他们的本土文化模型的资料和关于文化行为本身(录像带的内容)的资料。最近数字录像分析技术的发展,增加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为了对文化解释过程和文化行为过程进行量化分析,这种技术使它在从每一种文化那里获得大样本的录像观察者及被录像行为方面,变得更为简单和实用。

(四)趋向经验整合

将来最终的取向是从根据一种研究模式的单一方法进行研究,发展到根据两种甚至全部三种研究模式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Greenfield[13] 进行了一项研究, 整合了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元素和理论元素。他这样做,是通过把根据标准跨文化评价的标志性分数和在一个真实的人际过程中的冲突和误解的建构联系起来。他还把主流心理学的预测观念与文化心理学的描述/解释观念联系了起来。这样一种方法的整合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使研究者对个体的实验室评价怎样在真实的文化背景中展开进行评价。同时,它让文化与心理学的关系研究从实验室评价走向真实的生态背景。当真实的背景在本质上是特殊的,行为的原理也可能是普适的。这有待于在其他文化和跨文化情境中的其他背景中把它们充分检验出来。

五、结语

来自跨文化、文化和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的整合将会通过一种深层结构理论得以实现。这种深层结构理论,即一种普适性理论,将会产生许多文化过程的表层结构形式和特定的本土概念和理论。把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整合进入一个普适的理论框架必须发生在理论的水平上——通过比较用不同理论模型和不同经验方法获得的结果的概念意义。同样,研究结果的整合也不能发生在跨文化心理学所使用的资料分析的水平上。因为,所使用的概念、程序与从文化到文化所产生的资料,在数学的意义上,永远是不可比较的;但是,它们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却既是有意义的又是可比较的。

跨文化心理学在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支持普遍主义[14],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却通过解构现时的普适心理学来促成它。以前,在普适理论和本土理论之间会进行一种对比。但是,由于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所谓的普适的心理学理论,只不过是另一种与其他本土理论具有同样的基础,但却属于一个更高级的理论框架的本土理论。这个更高级的理论框架将具有真正的普遍主义特征。

收稿日期:2007—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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