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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经济下没有企业家
我对企业家的定义是比较严格的。严格在哪里？就是我不把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都当作企业家。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连国有企业都很难说是真正的企业，它们只不过是一个个生产单位。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在中国视察后说，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蒋一苇同志说，中国的企业不过是一块砖头，推一推动一动，而不像细胞，可以自行繁殖。最近我又听一位同志说，中国那时的企业像植物人。既然连企业都算不上，怎么能有企业家呢？那时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严格说是政府官员，他们是很有来头的，是政府任命的管家人，是政府任命来管人的，只要完成国家计划就是好的，他们根本不经营企业。
只有在市场经济下，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才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而我国现实中的企业家，其主体，真正可以称为企业家的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出现以后，才出现和形成的。因为这类企业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市场转的。他们必须开拓创新，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
（二）要把经营和管理当作两个概念
什么是管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多数人在一起的共同劳动，必然要有指挥，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乐队指挥一样。按照我的理解，指挥就是管理，使多数人在一起的活动，协调起来，形成为一个整体、一支力量，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管理既要管人，也要管物。由于人是中心、主体，管物也要通过管人来实现。而人是有思想的、能动的，因而管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人有主动和被动、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如何管理，在实践中自然形成许多管理学派，指导思想。
经营则是与资本的运营相联系的，要通过资本的筹集、开拓、运营，实现资本的增值。如果说管理主要是管企业内部人财物的、管质量和效率的话，那么经营则主要是管企业对外的、管市场开拓的、管资本、管供产销衔接的，要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本的高效益、利润的最大化。经营必须围着市场转，经营必须实现创新。
做为企业家，必须具备诚信意识，创新开拓意识，市场意识，自律意识，敬业精神，合作精神。
能具备这六种意识和精神的企业家，才能成为懂管理、会经营的企业家，才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包括与上面的关系、下面的关系、周围同事的关系），才能把他的企业运作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但企业家里面能够具备这六种意识和精神的人很少。有些只具备其中三种、四种。例如，只有创新开拓意识，缺乏合作精神，你就不能团结人，不能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你的企业就办不好。
所以，企业家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种资源。中国要想富，中国经济要想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培养出千万个好的企业家。
我非常同意于光远同志说的一句话：社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企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家，企业家进步的精神靠创新开拓和合作精神。
（三）企业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多更大，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甚至可以是几十倍、几百倍的倍加。
企业家劳动的内涵，包括这样四种：创业劳动，管理劳动，经营劳动，技术劳动。在这四种劳动中，创业劳动最为重要。创业是有风险的。我不赞成风险能成为收入。风险收入来源于风险所失。创业包括创业、立业、守业，包括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三次、四次、五次创业。因为只有不断地创业，企业才能做强做大，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才能常胜不衰。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当前更要提倡。
（四）中国企业家的素质有待提高
如前所说，我国现实中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民营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等，而从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大多来源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有不少来自于普通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农民中间真有人才啊，少部分来自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关的下海人员。总的来说，他们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高的也有，像海尔的张瑞敏，万向的鲁冠球，四通的段永基，联想的柳传志，以及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刘永行等等。但素质不高的也有，像牟其中、杨斌等，这种人普遍缺乏诚信意识，不遵纪守法，自我膨胀，狂得要命，所以必然摔跤。我对投机是充分肯定的，但企业家不能依靠投机取功取胜，只能依靠诚实、服务取胜。
企业家绝对不能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那样必然受到社会的抵制，国家的惩处。
民营企业家这些年来出问题的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牟其中、杨斌之外，还有周正毅、孙大午等人。但企业家出问题如此之多，并不全赖企业家素质不高，有些是由于环境不公造成的。像行贿，我认为主要是经济转轨之时环境不好造成的。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浙江省个私大会评选出的浙江非公企业１００强的调查，９０％左右民企精英出身寒微，除了后来培训深造外，多数在创业初期为初高中文化，其中，鲁冠球———打铁匠，徐文荣———农民，南存辉———修鞋匠，胡成中———裁缝，楼忠福———建筑工人，李如成———农民，郑坚江———汽车修理工，汪力成———丝厂临时工……
不独这些为世人所熟知的富商，就是那些麾下企业年销售额在１０亿元左右的老板们，其出身同样极其平凡。浙江００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项青松，出身是个“农机工”；星星集团有限公司老板叶仙玉，出身农民；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老板王振滔和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老板李水容，出身皆为“木匠”……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坦言，浙江老板大都出身寒微，补皮鞋、弹棉花、挑货郎担就是创业的起点。但他认为，“浙江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爱惜民力，善小而为。毕竟，发展经济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动群众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
此间，专家还尝试解读过浙商的财富“密码”：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一些农民或者工人具备的品质也有所体现，比如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从宏观面上分析，浙商大多发达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刚刚赶上国有企业逐渐转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转轨期隐含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的人，就成了今天的英豪；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也屡屡被研究者提到。以鲁冠球为例，他的身份演进过程是这样的：农民———打铁匠———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负责人（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９年）———承包了当时已更名为万向节厂的萧山公社宁围农机修配厂（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鲁冠球以１５００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股权（１９８８年）———创建万向集团公司（１９９０年）。鲁冠球这样的农民成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老板，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身份不断变化，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却贯穿至今———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
（五）怎样提高企业家的素质
提高企业家素质的方法，一是他们要重视自学，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用，在实践中提高；二是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研修班；三是总结和交流经验教训，包括失败的和成功的。像巨人集团的教训就值得重视。因此，办企业家大学等很有必要。
企业家自己要强化自律意识，欢迎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不要稍有点成绩就晕晕乎乎，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批评、监督应看成对自己的帮助。现在北京刚刚成立了一个叫做“北京世纪英才高等研修学院”，就是专门培训企业家的。希望各有关部门，如工商联、工商局、社会团体、学校等都关注这件事，把它作为世纪工程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