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托苗文音系及标准音点研究论文

胡托苗文音系及标准音点研究

石德富,吴 泉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胡托苗文是20世纪初以当时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使用于黔东南当地基督教徒中的一种苗文,翻译出版了一些宗教典籍,如《苗族诗歌》和《使徒行传》等,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讨论了胡托苗文的创制背景、语音系统、文字系统等,认为胡托苗文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调整发展,但仍然不完备,指出胡托苗文的标准音点应为贵州凯里旁海镇大溪村和联拱村片苗语。

关键词: 胡托苗文;语音系统;标准音点

20世纪初传教士在今黔东南地区创制了一种以当时流行的“国语”注音字母① 以章太炎的记音字母为蓝本,1913由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 作为书写符号的苗文,在苗族信徒中推广使用。该种文字称为“胡托苗文”或“黔东老苗文”,曾一度被认为已经中断使用,但据王贵生(2010)的考察,它仍然在小范围内使用。2015年夏,笔者探访了贵州凯里市和雷山县交界的巴拉河流域为中心的苗族村寨,发现凯里境的南花苗寨、大乌烧、小乌烧及雷山县的桃子寨等村寨的信徒依然在做礼拜等宗教活动时使用这种苗文经书来唱诗诵经。

在平时积极学习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预防及抢救准备工作;定期请从事急性中毒研究方面的专家,为相关医护人员讲课,使其不断提高有关中毒药品、危害性、处理方法的理论水平;另外,亦应制定突发性职业中毒危机处理方案,并开展学习,掌握危机处理方案中的具体方法,确保能够在急救护理工作中熟练运用;最后,平时应做好抢救演练工作,提高应急能力,有利于促进抢救效率的提高[3] 。

胡托苗文在苗族文字史和少数民族文字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传播研究中具有独特地位,但相关研究尚不深入全面,瑞典学者阎幽磬(Joakim Enwall)(1995)、中国学者陈其光(1990:217-219、2013:418-422)、吴春兰(2010)、王贵生(2010、2011)、王贵生和张佑忠(2012)、蒙昌配和龙宇晓(2014)对胡托苗文的创制和使用作了基本介绍,但均未涉及文字音系这一基本问题。本文试在田野调查和相关胡托苗文文献基础上,探索胡托苗文的读音系统、书写符号的调整发展以及标准音的选择地点。

在表1方案中,每一类机床是统一利用和安排的,这从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对生产设备的管理和调度,但是也降低了对每一类设备中单台机床的利用率,设备管理的灵活性不强.通过对每类设备的可用生产时间进行拆分和最优分配,间接地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但同时也增加了生产流程的复杂性.因为每类设备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可能在生产零件B1与生产零件B2之间切换.

一、胡托苗文的创制背景

胡托苗文的创制和基督教的传教相关,其创制人为Maurice H Hutton,中文名为“胡致中”(人们又据其姓称为“胡托”),1888年出生于悉尼,1905年成为传教士,于1911年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在1912年被委派到今贵州凯里市旁海镇传教,开始多年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创制苗文、翻译宗教经书的工作。

胡托在苗族地区开始传教和创制文字之前,Samuel R Clarke早在1895年就开始与苗族基督教徒潘秀山合作探索将经书翻译成罗马注音苗语,之后Webb夫妇、M.S.Fleming等人先后来到旁海传教但都没有进行经书的苗语翻译。直到1909年1月份Robert Powell和他的妻子从澳大利亚来到旁海传教才开始研究苗语,之后胡托加入,他们与Samuel R Clarke一道在1913年用罗马字母出版了包含19首赞美诗和2首合唱诗的苗文译本① 但不幸的是这些译本已经不可能找到了,好在这些都被Milton T Stauffer在1922年所证实。 。1915年5月,Crofts被委派来旁海传教也关注和学习了苗语,但用的是汉字来记录翻译。

1920年,胡托推出了以当时的“国语”注音字母(这套注音字母基于汉字部首和日文片假名)为基础和以旁海地区苗语土语为标准音而创制的苗文,称为“注音字母苗文”(NPS),用来取代之前使用的罗马文字。之后胡托在《没有福音传教士的赐福》(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Absence of Missionary,Pastor,or Evangelist)一文中提倡用注音字母苗文去书写黔东方言② M.H.Hutton.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Absence of Missionary,Pastor,or Evangelist[J].CMA,Aug.1922. 。

不要 胡 乱叫 皇 天 的名字

二、胡托苗文的语音系统

(一)早期苗文

胡托苗文分为早期和后期两种形式,早期是指在1913年用罗马字母书写、没有标声调的苗文,拼读比较困难,局限性很大,但是为后期的胡托苗文打下了基础。早期苗文保留下来的书面文字只有1928年以注音字母出版的《苗族诗歌》的前言罗马字书名及其基督十戒.原文抄录如下(汉文直译为本文作者所加):

2)虚拟与实际融合、教学与科研结合。通过虚拟仿真方法与实际测量有效结合,增强了学生快速理解,留下深刻印象;另外,取得的科研成果与教材内容有效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并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前言记录为:Ca Neo Llei-Dsan Mei Vang-Vai Bie Sha 黑苗赞美上帝的歌。Prc Neo黑 赞 美 皇-天 的歌曲基督十戒记录如下:Giu ki kai ming

十 样(戒 命)

不要杀人

当赡养母父

(7)a ki ki li.不能奸淫。

除了 皇 天 去 外,没 有 什么 皇 天

(2)a ki baica shi bie yiang.不准做什么坏事。

不要说谎 话

实验中,设计了一种大尺寸的SiO2楔形谐振腔结构,通过HF缓冲液(BHF)对SiO2腐蚀,改变参数抑制光刻胶的脱落现象;去除侧壁多余凸角;调节温度控制反应速率;SF6对硅基干法刻蚀,缓解刻蚀中产生应力对SiO2边缘平整度的影响,制作了大尺寸硅基SiO2楔形谐振腔,其直径D达到8 mm,原子力显微镜测试表面粗糙度小于1 nm,同锥型光纤耦合测试结果表明Q值达到2.4×106,可实现达到 55 °/h 陀螺极限灵敏度,满足商业级应用的需求,为芯片级、集成化的新型谐振式微光学陀螺的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

(3)a ki lue lue kau vang vai bie ni bie.不能乱议论神的名字。

胡托于1927年5月来到山东烟台,在那里花了两年时间监督《苗族诗歌》的印刷工作,最后得以出版。1930年胡托夫妇在旁海对《新约全书》进行了大量的苗文翻译并且于1934年8月在烟台印刷出来,最后在1935年的下半年运送到了旁海。1936年1月,胡托暂时离开了旁海,但之后便回到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一直想回来但都没有成行。③ 参见 J.Enwall(1995volume1:117-121&146-157)

(4)dang zwo ki bai ntai,vai li bai ntai diau shio zwo bie ntai.

当 做 祭拜天 为礼拜 天 是 休息 的日/天

因为星期天是休息日,应该来祭拜上帝。

(5)dang k’eo ma ba.应该孝敬父母。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利用班会课给大家公布了“先锋车站”的行事原则,也任命了小刘的职务,最后,由小刘宣布“车站”正式成立。先锋车站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6)a kima nai.不能杀人。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进而我国以税收收入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量增长受到制约。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显著特点为政府补贴和社会福利等转移性支出不断加大,我国财政支出需求呈持续增长态势。这构成了财政领域的显著矛盾,该问题解决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挖掘一定经济存量水平下的税收收入潜力,当然这以不显著增加税收负担为前提。这就要求加强税收征管水平,有效缩减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差距。

(1)chiu niau vang vai mung keo,a mai ca shi vang vai.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神。

不要轻佻

(8)a ki ai nie.不能偷盗。

不要偷盗

(9)a ki lli s’ei.不能说谎。

不要准许 什么的 坏

(10)a ki se hi.不能贪心。

不要贪婪 心

通过运用巩固所学的知识。语言的学习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并不是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运用自如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来巩固其知识结构。

从以上样品来看,早期苗文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是翻译问题,文中基本采用汉语式的直译式翻译,不符合苗语的语序,例如休息日正确的语序应该是 ntai shio zwo[n̥hai33ɕhoi11-ɣɦo21](日-休息),而文中译为shio zwo bie ntai(休息-的-日),这种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后期的胡托苗文。其次是声调问题,早期苗文没有标出苗语声调,拼读比较困难。再次是汉语借词比较多,例如kai ming(戒命)直接使用凯里汉语方言。另外是用词不准,例如ki li在苗语的里是“”“轻佻”之意而不是奸淫,造成词不达意。最后是语音错误问题,例如ntai(天)的声母不应该是鼻冠音而是清化送气音,汉借词ki(祭)的声母应该是j,当然这也是照搬罗马字母音系而造成的结果。

(二)后期苗文

后期苗文是在前期的翻译基础上以旁海地区苗语为标准音,利用当时的“国语”注音字母来创制的一种苗文,这种文字的语音系统中有39个语音符号来自当时的“国语”注音字母,另外根据苗语的特点增加了三个符号,其中两个来自拉丁字母的Ζ和L,代表苗语的舌面后音Ɣ和舌尖中音ɬ,写作Ζ和」;另外一个可能从注音字母ー发展而来,写作十,代表苗语舌面前音ʑ,但是ʑ主要是用来标注汉借词,而苗语固有词则用“i”开头的零声母。总共是27个声母和16个韵母,具体如下(图1):

根据上面的声母表图和韵母表图参照现代汉语拼音字母表大致顺序和国际音标转写如下:

图1 胡托苗文的声母表图(左)和韵母表图(右)

在当时“国语”39个语音符号的基础上加上3个苗语声母,在表面上是考虑了苗语的语音系统,但实际上无法满足苗语语音系统的需求,而且忽视了苗语语音系统中一些声母的音位对立现象,导致音位缺失和冗余。对于这些缺点,一些学者(陈其光1990:219、陈其光2013:422、王贵生、张佑忠2012:251)有所提及但缺少系统性。

我们分别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对胡托苗文系统进行分析。

声母方面,胡托苗文采用的21个旧时“国语”注音声母与32个苗语声母相比去之甚远,具体为:

第一,送气与否的区别。苗语有送气声母① 与旧时“国语”注音字母共有的这几组ph/p、th/t、tsh/ts、tɕh/tɕ、kh/k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不例举。 mh、nh、xh、fh、ɕh、ɬh、sh和不送气声母 m、n、x、f、ɕ、ɬ、s等这两类的区别,送气和不送气具有区别意义特征。但在胡托苗文里,声母来自旧时“国语”注音的声母系统,只具有不送气声母ㄇ(m)、ㄈ(f)、ㄏ(h)、ㄋ(n)、ㄒ(x)、」(ɬ)、ㄙ(s)这一组,并未设计与之相对应的送气声母符号,以一组声母符号拼读两组读音,读者只能根据自己的苗语知识来推敲、区分,造成了阅读障碍。

第二,平翘舌与否的问题。苗语和当地的汉语方言平翘舌不分,只有平舌音即舌尖前音ㄗ(ts)、ㄘ(tsh)、ㄙ(s)这一组,而没有翘舌音即舌尖后音ㄓ(tȿ)、ㄔ(tȿh)、ㄕ(ʂ)这一组,但在胡托苗文中强行塞入旧时“国语”注音声母的翘舌音组,造成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冗余。值得注意的是,胡托苗文虽然引入了平翘舌系统,但是在翻译文本的时候往往对于平翘舌系统的使用上比较随意,在苗语的汉借词中并不按照汉语的平翘舌相对应进行翻译。当地信徒在阅读时一般都直接采用平舌音进行拼读。

第三,舌根音和小舌音的区别。在苗语声母中有舌根音k、kh和小舌音q、qh两组音的区别,但在旧时“国语”注音声母中只有舌根音k、kh,以致胡托苗文在遇到小舌音时都处理成了舌根音,用ㄍ代表k和q,ㄎ代表kh和qh,造成了音位的缺失,在阅读的时候容易造成混淆。遇到这种情况阅读者也只能自我推敲阅读。

韵母方面,沿用旧时“国语”注音字母的16个韵母② 16个韵母是基本的韵母,并没有囊括用这些韵母组合成的其他复韵母或者是以i、u、y开头组合的韵母。 ,基本满足苗语的韵母系统需求。其中,ㄩ(y)、ㄠ(au)、ㄢ(an)这三个韵母主要是用来拼读汉语借词,以u-为韵头的韵母也常用来拼汉语词汇。传教中不得不使用的汉借词如ʑo7/8han5(约翰)ie1-lu5-sa2-len2(耶路撒冷)及其iu7/8-thai5(犹太)等词则采用当地汉语方言读音。总的来说,按照旧时“国语”注音韵母系统差不多可以满足苗语的韵母系统需求,但是在胡托苗文的韵母系统中也存在缺陷,主要是韵母的不准确和冗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韵母的偏差。主要是前鼻音韵尾“an”和开元音韵“ɛ”的相混,在苗语音系系统中并没有鼻音尾韵母“an”而只有前半低展唇元音“ɛ”,胡托苗文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把开元音韵“ɛ”处理成了汉语前鼻音韵尾“an”。例如来自汉语词汇韵母uan,应该处理为uɛ而胡托苗文处理为uan,属于直接照搬旧时“国语”注音韵母造成苗文韵母的偏差。

综上所述,正常的阴道微环境是阻断阴道炎症及HPV的天然屏障,一旦微生态失衡,就会增加HPV感染机会,进而发展为宫颈病变,因此维持阴道微环境的平衡,对有效预防HPV感染及宫颈病变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前后鼻韵的问题。汉语的前鼻韵和后鼻韵是几组可以区别意义的音位单位,而在苗语的前后鼻音系统里面③ 苗语鼻音结尾的韵母有两个音位变体,前元音之后n,后元音之后是ŋ。 ,只有前鼻音韵en和in而没有后鼻音韵eŋ和iŋ。在胡托苗文里,由于借用旧时“国语”注音字母系统而忽略了苗语的这个音系特点,实际上苗语并不区分前后鼻音韵母。

第三,央元音韵母问题。胡托苗文韵母ㄜ(ə)和ㄦ(ɚ)直接借自旧时“国语”注音字母,但实际上苗语有ㄜ“ə”韵母,而没有翘舌的ㄦ(ɚ)韵。

1.假如周边的环境比仪表、电气设备以及继电器的最低的允许温度还低时,应该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或者是使用加热装置进行加热,尤其是对于积雪严重且覆冰较为严重的地区,更应该注重保温措施,采取一些可以防止冰雪引起的事故的措施,对于隔离开关的破冰厚度,应该注意不应小于设计的最大覆冰的厚度。

在声调方面,胡托苗文处理为6个调(以代表无声调的音节),具体为:第一调标一个点在音节的左下角,,调值是33;第二调标一个点在音节的左上角,,调值是55;第三调两个点标在音节的左边,,调值是35;第四调两个点标在音节的下方,,调值是22;第五调一个点标在音节的右上角,,调值是24;第六调一个点标在音节的右边下方,,调值是42。

这个标调法在《苗族诗歌》里的240篇译文中,只有第113-148篇和第187-240篇使用,而其余的没有标调,阅读难度大。但在1932年的《使徒行传》和1934年的《圣约书》上就全部标调了① J.Enwall(1995volume1:203) 。当地汉语方言是4个调,苗语是8个调,胡托苗文处理为6个调,把6、7、8调归为一个调。其中7、8调合并是有语言基础的,在黄平片区、凯里市境内的舟溪、鸭塘、万潮、炉山、湾水、旁海部分地区、三棵树小部分地区都是7、8调归并。但第六调和第七、八调不能合并为一个调类,这是不合理的。两者具有音位上的区别,不能混为一体。例如:ta的第六调是“死亡”之意,而第七(八)调为“翅膀”之意;na的第六调是“下蛋”之意,而第七(八)调则为“辣”之意。所以胡托苗文把这三个调处理为一个调是错误的。另外在对汉语借词的调类处理上也存在标调不准等问题。

与英语相比,汉语惯于累加虚设、讲究形式上对仗而意义并无增加,因此做汉译英时,我们要注意不必把所有同义词或修饰词都一一译出,这样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此外,指示代词也能使句子更加连贯、流畅。

胡托苗文行文是从右边提行,从右往左写,从上往下写,在页面上面标有小节数,分段不提行,用“o”表示分段。行文中的小停顿用“、”表示,大停顿使用“。”表示,引号则使用“”和“”表示。对于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字之间用小竖符号表示,例如ㄍㄝ-ㄍㄨ(蝗虫)、ㄇㄥ-ㄏㄧ(痛心)和十ㄧ-万ㄞ(因为)等。而对于翻译过来的人名则在右边加竖直线,例如ㄧ-ㄙㄞ-ㄧㄚ(以赛亚)、ㄩㄛ-ㄏㄢ(约翰)等。地名则在右边加双竖直线,例如,ㄧㄝ-ㄌㄨ-ㄙㄚ-ㄌㄣ(耶路撒冷)、ㄩㄛ-ㄉㄢ(约旦)等。胡托苗文行文规则有自己的特点,但略显繁琐,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没必要下加横杠。

三、标准音点问题

对于胡托苗文创制选取的标准音点,目前在公开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多数认为在旁海,但是都没有指出在旁海境内的具体位置,而阎幽磬(Joakim Enwall)(1995)在对胡托苗文的声韵调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以后认为胡托苗文的标准音点应该在黄平县境内。由于苗语方言土语存在着语音上的差异,甚至相邻村寨间都会有大的语音区别,所以有必要讨论标准音点的问题。

根据对胡托苗文文本的分析,我们选取了旁海地区及周边的土语小片进行标准音点讨论,讨论主要依据王辅世(1994)构拟的仓韵“*eŋ”和毛韵“*oi”在各小片的语音反映形式,具体表现如下:

表1 仓韵“*eŋ”在各小片的反映② 选取的各小片土语中,湾水和重安发音相同只标注湾水;渔粮和猴场发音相同只标注渔粮;凯棠和革一发音相同只标注凯棠;旁海和老营寨发音相同只标注旁海;在标调上,由于只有“的”字的调类稍微有差异,其他的调类都相同,所以只标调值不标调类,后面的表2类同。

表2 毛韵“oi”在各小土语点片的反映

根据胡托苗文文本可知仓韵“eŋ”主要读为“ie”,例如“的”读 pie8,“花”读 bie2,“黄”读 fie2,“嫂子、媳妇”读ȵie1。由表1可知仓韵字在养蒿、旁海、凯棠、鱼粮、翁项等地读为“aŋ”或“ɰ”或“e”,只有湾水、谷陇和大溪等地的读为“ie”,符合胡托苗文的读法。由于湾水、黄平谷陇等地区仓韵字都读“ie”以及在这些地区第七第八调不分且和第六调都是降调,所以不难理解有些学者认为胡托苗文的标准音点是黄平境内。但是根据胡托苗文文本又可知毛韵字“oi”主要读为“in”,例如“毛”读 ɬin1,“腹部”读 tɕhin1,“头虱”读 ɕhin3。由表 2 只可知毛韵字只在大溪读为“in”,而在其他小片则读为“u”、“aŋ”、“oŋ”、“iŋ”等音。所以我们认为标准音点应该在靠近黄平、位于凯里境内的旁海镇大溪村地区(包括音系相同的联拱村一带)。

胡托苗文创制的目的是传教,但客观上促进了苗族文字的发展,在苗族语言文字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尽管它在文字创制方面有很多的不足,例如汉式直译、语法错误、音位混乱、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使之推广使用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作为先行者,为之后1956年创制的拉丁字母黔东新苗文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胡托苗文文献也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

YL82B热轧盘条合格显微组织为索氏体+珠光体,且索氏体在显微组织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不小于85%)才能使YL82B钢具有高的冷拉极限值。因为索氏体的片层间距小,当盘条拉拔变形时,片层多而薄的铁素体相可以使位错运动均匀而分散,抑制位错塞积的提前发生。另外,当索氏体中的渗碳体相为薄片形态时,它在拉拔变形时可以发生弯曲且不易发生折断。但是,如果渗碳体和铁素体片层继续变薄成为屈氏体时,在拉拔变形时渗碳体片之间发生碰撞的概率增大,使塑性变差。

附录:“胡托苗文样品”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胡托苗文行没有写出声调,对于胡托苗文第六调的词汇,作者能够分辨的则标原始调6、7、8,不能分辨的则标6调。

排除标准:需排除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排除合并精神疾病的患者;排除合并其他心脑血管病变患者;排除相关药物过敏史患者[3]。

微课是依据教学和学习理论,以短小精致的学科教学视频为载体,以单一知识点为内容、能应用于多种学习方式的,易于传播的微型优质学习资源[1]。微课具有诸多优点,时间短、内容精、主题明确、易传播、反馈性强等[2],获得了教育界的极大肯定与推广。实验教学作为高校材料专业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及创新精神方面有着其他教学环节无法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各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3]。然而,就目前材料实验教学现状来说,教学还存在着种种问题。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约翰身穿着

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参考文献:

[1]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陈其光.苗瑶语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3]蒙昌配、龙宇晓.百年来海外苗学的苗族文字研究文献述论[J].民族论坛,2014(8).

[4]王贵生.黔东南老苗文的历史及现状的调查和研究[J].凯里学院学报,2010(5).

[5]王贵生.黔东南老苗文圣经翻译文本研究以及“黑苗”属地的考证——兼与王再兴先生商榷[J].宗教学研究,2011(2).

[6]王贵生,张佑忠.胡托苗文及苗语翻译工作问题种种——从《圣经与近代中国》的讨论谈起[J].宗教学研究,2012(4).

[7]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M].东京:日本东京国立亚非语言研所,1994.

[8]吴春兰.黔东南新老苗文和英语语音的对比分析以及苗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分析[J].凯里学院学报,2010(2).

[9]Baller,(Mrs).The New Script[J].CMA,Aug.1919.

[10]J.Enwall.A Myth Become Reality: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ao Written Language[M].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Stockholm University,1995.

[11]M.H.Hutton.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Absence of Missionary,Pastor,or Evangelist[J].CMA,Aug.1922.

A Study on the Phonology of Huutton's Hmu Wrting and Its Pronunciation Site

SHI Defu,WU Quan
(Department of Minority and Literatur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jing 100081)

Abstract: Hutton’s Hmu writing is a writing system which is developed basically from the Chinese phonetic script and which is popular mainly among the Hmu Christians in the last century,in which some of the Christian classic works such as The Hymns,The New Testament,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were translated into Hmu.Based on the field work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the phonology and the system of the writing,and includes that the writing system is not good enough though revised twice,and that the pronunciation site of the writing should be the area between Daxi Village and Liangong Village.

Key words: Hutton's Hmu writing;phonology;pronunciation site

中图分类号: H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1-0054-06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现民族古文字调查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4ZDB105)。

作者简介: 石德富(1963~),贵州凯里人,苗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苗族语言文化;吴泉(1992~),贵州黄平人,苗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苗族语言文化。

注:本文得到李锦芳教授的悉心审阅和加工润色,特此鸣谢。田野调查期间得到凯里市和雷山县的民族宗教局,尤其是凯里市民宗局的顾怀英副局长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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