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清华之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梅贻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清华原是一所“预备学校”，但很快崛起为中国的旗舰大学和世界级学府。这一质变是在1930年代初实现的，易言之，是在梅贻琦任内实现的。在梅贻琦时期，清华大学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惊人的成长，在软性的制度建设、学科建设和硬件建设上均成就斐然，基本建成了一所杰出的近代化大学。杰出大学的建成，不仅需要充裕的经费和坚实的人才团队，还需强健的大学制度，这都与学校领导者密不可分。因此，校长梅贻琦与清华之关系深值细究。
一、人脉、理念与时势的耦合
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势力扎入清华，清华与南京方面的新兴力量联手，一举摆脱了北洋旧部的控制，为其学术建设的猛进扫清了道路。罗家伦是清华“学术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但他同时也推行了“纪律化”，试图用管军人之法来管文人，这难免有“党化”、行政化之嫌，故在清华受挫。北方政局变幻，罗被迫离开清华，学校陷入长达一年多的风潮，学校教授会的力量却因此大为增强。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南京当局重新稳定了对北方的统治。蒋介石亲自兼理教育部部长职务。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校务会议多次催促教育部尽速解决，①蒋对此亦多所措意。有人向他推荐人选，蒋表示：“周诒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②3月17日，蒋接见了清华学生代表。当日，行政院发表了罗家伦辞职的消息。19日，蒋表示罗“奉命主持中央政治学校，不能北上，所请辞职，应予照准”。③罗原本属意于翁文灏，但陈果夫任命了其嫡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继续强化CC派对北平知识界的渗透。④吴受命后，表示：“将恪遵蒋主席饬整学风的意旨”，加强清华的“精神建设”与“心理建设”。吴以治党校之法来办大学，欲在清华加强党化教育，极力扩张权限，触动了此前的人事布局及权力架构，对多年来逐步形成的教授治校形成了威胁。这造成了强烈反弹，“驱吴”运动爆发。
5月16日，蒋介石在发给清华的教育部指令中为吴南轩撑腰。其新改的章程，事实上剥夺了教授会的职权，将教授会经过艰难斗争从原清华董事会手中夺回的权力剥夺，转交于校长一人。这不仅挫伤教授参与校务的积极性，更容易使大学沦为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官僚机构。
5月28日，清华召开教授会，发表声明，并致电蒋介石：吴新改清华大学规程，“于学校前途，诸多危险，同人等应呈请教育部，斟酌清华特殊情形”，重行筹划；吴“到校以来，惟务大权独揽”，“视教授如雇员，同人等忍无可忍”，故“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来长清华”。⑤这无异于对南京方面权威的挑战，因后者半年前刚强调“反对校长即反对政府”。⑥蒋震怒，并表示必要时解散清华亦在所不惜。二陈也极力怂恿解散清华。当局命于学忠、胡若愚“维持该校秩序，至不得已时，可派兵镇压或解散”，⑦后经次长陈布雷极力劝谏才作罢。⑧
6月14日，冯友兰、吴有训、张奚若代表教授会，赴教育部向蒋介石等陈明清华风潮的真相，并建议改派梅贻琦任校长；蒋依然震怒并打了吴，⑨也未接受三人的建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6月19日特任李书华为署理教育部长，蒋不再兼理部务。
蒋暗中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去北平查办此事。关于新继任校长人选，丁文江、陶孟和向钱昌照推荐了翁文灏，钱随即电告蒋，复电照办。⑩直到7月3日，署理部长李书华发表训令，任命翁文灏为国立清华大学代理校务。翁是清华旧人，深知幕后势力极多，校内实权操诸叶企孙、冯友兰等手中，自己难以驾驭局面，故多次向教育部呈请“速派正式校长接任”。(11)
按时人的判断，合格的校长人选，至少须获师生、美使馆、教育部同时认可。易言之，其条件是：清华“土著”，有人脉和器局；有美国背景，善于与美使馆打交道；南京方面不反对，政治上无问题。当时大致能满足上述的人选屈指可数。学界中人翁推荐的是梅贻琦，而政界中人李宗仁推荐的也是梅贻琦。梅贻琦“原系清华同学，又在母校服务”，在1916年至1926年间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务，与清华师生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曹云祥时期成为少壮派的核心及“清华五霸”之一。他与清华“关系最深”，论人脉之旺、根基之深，他的确“无可伦比”。(12)梅缺乏南京方面的背景，但与北洋旧人多有交谊，在京(平)津教育界乃至政界也多有根基。他不仅留美有年，而且长期活跃在教育第一线，深明大学的办学方略，特别是在留美监督任上了解了欧美大学的前沿进展。更重要的是，梅是“清华人的老前辈”，(13)在清华任教多年，任留美监督期间又与众多青年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青年在中国政治、文化、工程等各界日渐崛起，在清华校内更已成为各级骨干。显然，梅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对翁的推荐，李书华颇为认可，“觉得他是个很诚实而肯负责任的人”。(14)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稳定校内秩序的需要越发迫切。10月13日，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与南京方面电函往返中都话里有话，但没有挑明一个事实，即CC派要插手清华，但清华不希望政治势力介入。双方围绕着这一关节点反复博弈，结果是南京方面暂时妥协，梅贻琦从幕后走向前台。
蒋深谙“谁得青年，谁得未来”，把教育视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之根本大计”，(15)故在大学中力行党化教育。而清华学人则不赞成大学卷入政争，希望大学保持学术本位，集中精力“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因此，梅对外主张“超然于政潮之外”，对内则提倡学术自由。(16)至此，清华教授会已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较强势的力量，这是日后该校任何领导者和主管部门都不能不正视的事实。南京当局也因此大致探明了清华的心理底线，并确立了双方的职权边界。双方达成了暂时妥协，这为日后的一系列合作创造了条件，并换来了梅贻琦任内较长时期的安定。
梅的出长，意味着清华在与CC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也深知“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为“保留清华这块净土”，(17)他必须与全校师生紧密团结，才能避免政治势力染指清华。当然，他也不能不争取南京方面最低限度的认可。梅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这使他在与外间、特别是南京方面打交道时缺乏政治资源。面对纷繁芜杂的乱局，仅仅以“知识人”的性情和资源是难以应对裕如的，梅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体制的力量。也正因此，梅与罗一样，不可避免地与“党国”的权力核心日渐接近。
二、制度建设：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之分权与联盟
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需要相当的经费、优秀的师资和稳定的环境，也需要强健、高效的制度体系。只有合理的制度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组织持续地包容性发展。
罗家伦自赴任伊始，即极为高调、强势，特别是其“纪律化”太过刚性，缺乏文人惯有的怀柔，这激起了校内师生(包括其亲信)中的反罗暗流。1929年4月8日，评议会趁罗在南方辞职之机，通过了“实行教授治校及校长由教授会推举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的议案，(18)校长独断的可能性在事实上已被排除。同年6月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第七条明确规定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在实际操作中，则由教授会票选二名院长候选人，由校长择其一，教授会职权实现了大尺度的突破。(19)经过改隶废董的斗争，诸多障碍均已廓清，“教授治校”开始成为学校的主导性治理模式。清华教授会力量由此不断加强，从而形成了新的权力架构。梅上任后，接受了这种既成的权力布局和治理结构，进而发展了这一制度以防范外界力量的行政化干预。这就逐步形成了较健全的近代大学制度，也为其学科建设的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
梅上任后不动声色地逐步进行了人事调整。他担任评议会主席后又引进了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在各重要岗位上都任命了合适的人选。完成一系列人事布局后，梅的根基日渐巩固，在评议会中具有了驾驭全局的影响力。有“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20)之称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是梅贻琦当年的学生和下属，潘光旦也是梅早年的学生，二人是梅左右手，共同辅佐他维持校务。此外，沈履、杨公兆、傅任敢等是梅贻琦麾下的重要职员，而顾毓琇也是梅的弟子。这样，在评议会中，半数以上成员与梅有着极深的关系，他对评议会自然有较大影响力。他在人事上的布局与理念上的更新，稳健地推动了清华的纵深变革。
此时清华的行政组织有校、院、系三级，但院一级组织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事实上校内教学研究的基本单元还是系，科学研究、人事安排、人才培养等也都以系为单位，系主任都有相当的决定权。在最关键的人事权方面，乃由系主任建议于聘任委员会，最后由校长综理。因此，院长是虚职，而系主任才是实职，院长一般都兼任某系主任。这表明清华的实体组织是校、系两级，它们构成了一种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凸显了“系科本位”或学术本位的理念。这种结构层级较少但有其核心，故效率较高。
校务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评议会。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校务会议由职员构成(院长兼具教员、职员双重角色)，偏重于行政性参与。而大学本质上是学术机构，仅有行政活动是不够的，故需要吸收有学术地位的教研骨干以组成评议会，因此评议会有地位重要。评议会的成员除校长(有时还有秘书长)外都是专任教授，属教员序列。在罗家伦时期，评议会有“三长”(校长、教务长、秘书长)、三位院长(文、理、法)及4位教授，合计10人，其中教授至少占8人；在梅贻琦时期，评议会为“三长”、4位院长、7位教授，其中教员至少占12人。院长本身就兼某系主任，另外7位教授均为历任或现任系主任(或原“三长”之一)。因此，评议会近似于各系主任的联合体。梅贻琦时期的教授特别是系主任的影响力已超过罗时期，从而出现了“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的局面，高级职员们也自甘为教授们“抬轿子”。“三会”之中，“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21)这正是“教授治校”在清华的具体实现形式。这种“自订制度”和当时政府的法令和规定是有差异的，(22)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特地针对清华易长风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23)实际上校长一职很容易为教育部属吏所窃取。即或由本校推选出的校长来治校，单靠校长之力亦难抗衡当局对大学的行政化侵蚀，故清华只能以这种体制来捍卫自身传统和学术自由。这种治校模式在清华是比较有效率的，也比较合乎校情，使全校教职员有更强的归属感，清华的教研团队长期稳定，与此密不可分。
经罗家伦时代的大改组，清华已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近代大学制度。在这种“学术本位、研究导向”的办学取向中，各系是具有较大自主权的办学实体，评议会是核心决策机构，系主任则是执行环节中实权人物。系主任群体的影响力与校长的领导力并不必然地互为消长，清华柔性化的制度构架，较好地解决了校长(行政权威)与系主任(学术权威)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分权、制衡及合作。在这一制度体系下，校长是行政骨干，是管理核心；而系主任是学术权威，是教研核心。因此，这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制衡协作的治理结构，是“内行领导内行”的运行模式，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导向相适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
梅贻琦确实低调谦抑，但低调不等于弱势，在名流济济的清华驾驭群雄并获得长期的支持，足证其不乏过人之处。这与梅的办学智慧和人格魅力密不可分。曾与梅长期共事并长期处于清华核心决策层的冯友兰说：“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但“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种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但梅“跟教授相处很好”，并反复强调大学的关键是大师，而校长只是“王帽”。(24)冯友兰深知梅在校务中的作用，乃称其为“清华学派的第一号人物”，而“第二号人物”叶企孙及施嘉炀、陈岱孙、顾毓琇、潘光旦等重要人物都是其弟子。他们大都是学术权威，兼任院长或系主任等要职，若他们悦服梅的领导，则整个教授群体也基本上服膺梅的领导。这样，在校长与教授之间，已结成其他力量难以抗衡的牢固的隐形联盟。在清华，校政决策的中枢在评议会，而中枢的中枢又在校长。评议会“在学校行政上固然是重要的一环”，但实质上“最终决定权”操诸校长一人之手，“教授总是帮他的忙”，“在大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一致的”。(25)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校长似弱实强，因校长与教授融为一体，也就把教授的力量转化成了校长的能量。他们对内可以共同引导学生，对外则可以应对其他势力的行政干预。更多的时候，乃是校长与师生三股势力联手，一起应对外界的渗透。CC派控制高教阵地的野心众所周知，但清华这种体制使当局不得不掂量：当时“各方面都缺人才”，若徒为一时意气，撤换校长，使全校伤筋动骨，势将得不偿失。当然，校长不仅须对校内教职员工负责，也须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故这一职位势必兼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梅以学者气质淡化了他的官方背景，并在校长与教授会的权能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协调：一方面营造出民主的氛围，增强其民意基础和代表性；另一方在必要时能有所决断和担当，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因此，梅贻琦的风格是以无为有、以弱为强、以柔为刚、兼收并蓄，所以颇受各方信赖。清华的“教授治校”在梅时期亦日臻成熟。
这一制度，对内可激发各学系各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外可应对政治力量干扰校务运作和教学科研。这种优良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日渐强健，有效地整合了各种资源，推动了学校持续高效发展；也较好地实现了校长与教授之间的适度分权，使校长能较好地协调“政治人”与“知识人”两种角色，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这一制度体系的成型得益于多种因素，校长在其中作用尤为重要。
三、学科建设：多科型综合性大学的建成
在梅贻琦时期，清华获得长足进展，除了软性的大学制度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外，硬件建设、特别是学科建设方面也实现了惊人的进展，使清华完成了从一般文理科大学向高水平多科型综合性大学的转轨。此间，清华的学科布局多有变化，其中不仅有着学科建设本身的考量，更有极为繁复的政治的、社会的、人事关系的互动，其中工学院的成长是此间清华猛进的缩影，也是中国学术生态嬗变的缩影。
梅贻琦曾撰文指出，现今社会所需之工程人才，“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凡工程学之基本知识”，无论机械、电机还是土木，“使学生皆有相当之了解，及运用之能力”，以备将来自如地应对各种情形。(26)“巧合”的是，5年后清华创建工学院时，恰恰是就土木、机械、电机这三学科设系。
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通过确定实施教育设施趋向案，其中第6条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是年，教育部命令有关学校增设实科院系，其中清华、中山和岭南三校增设了工学院。(27)经过一系列筹备，清华于1932年9月正式增设工学院。该院在清华是后来者，但其发展态势最强劲，不仅很快在校内赢得了认可，在外间亦日益强势。也正是这一雄厚的基础，使之日后受到军方的倚重，其航空工程组乃是佼佼者。
基础研究与应用型研究本无高下，前者首在“求真”，而后者重在“致用”。为了赢得大学的国际地位、真正实现学术独立，首要地依赖于基础研究；但为了应对当下的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国防近代化的需要，则需重视应用型研究。若不顾及长远，则终难实现民族独立；若不回应现实，则民族存亡堪虞，教育也将失去其本身的依凭。对此清华内部不同院系的师生各有看法。理工学院、特别是工学院学人往往倾向于优先发展实用科学，如顾毓绣就觉得“‘纯粹’‘科学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大学在国难之际须“利用科学来做物质建设”。(28)
当局“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政策使清华和其他名校一样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固守既有的文理科大学的格局，使文法科“小”而更“精”；要么抓住此机遇顺势扩张，使学校相对“大而强”。当时文法科、特别是法政学科继续扩张已日渐困难；而理工科的扩张则意味着更好的生源、更多的经费、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也意味着能够改善与当局的关系，以得到南京方面更好的扶持。显然，后一种抉择是合情合理的，否则很有可能失去一次崛起的良机。清华能在新兴大学中异军突起，与最好的老牌大学并驾齐驱，是与抓住了这次机遇不无关系的。清华工学院的创建，凸显了梅贻琦的远见和决断力。正是工学院的强势崛起，使清华超越了一般文理科大学，牢牢奠定了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这点上，梅贻琦与罗家伦一脉相承，罗数年前在清华的就职演说就开宗明义地讲，在中国办教育应“先问民族之需要……实际问题，甚为重要”。(29)对此，顾毓琇也有同感：科学本无责任要救中国，甚至也不必要“有用”，因为它自有价值；但中国需要科学，需要“科学救国”，即“利用科学家来使国家科学化、现代化”。(30)这也大致代表了梅的理念。正因理念上的契合，梅在院长人选上选择了得票少于施嘉炀的顾毓琇。(31)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对国家命运的承担，是当时中国大学必须兼顾的两种责任。梅认为作为中国领先的大学，清华不仅要“为学术而学术”，也要“为救国而学术”，既要有长远的追求，也需有对当下的承担，相衡之下，纯粹科学乃“‘象牙塔’的研究，离救国实太远”，不能不“注意应用方面。”(32)
梅不仅在建制上将工程学系扩大为工学院，而且在办学布局上也将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精髓熔于一炉，将高水平的工学院寓于综合性大学中，将理工教育与人文教育合为一体，实现了真正优质的通才教育。梅认同并借鉴了麻省理工的理念，认为工程教育“也要培养学生宽厚的理论基础，不应搞得太窄……理工要结合，甚至文、理、工要结合”。(33)梅贻琦认为理想的工程人才须能兼顾“科学”、“技术”与“组织”三种素质，唯此才能成为领袖人才。(34)因此，尽管清华偏重理工，但与一般理工院校不同的是，该校以理养工，以深厚的理论根底(尤其是数理与人文基础)来滋养工程教育，避免把工程教育变成一种纯技术的训练。清华除了要求工学院学生必修人文课程外，还鼓励其选读第二外语；始终保持较高的淘汰率，以充裕的资源重点培养反复淘汰后剩下的精英；对资质较好的学生实行个性化培养，助其尽早展开科研。通过以理养工的训练，工学院学子具备了扎实的理学基础和较好的通才修养，这就超过了一般工科名校的培养水平，而能培养出技术、研究、管理兼胜的高端复合型人才。这使清华工学院突飞猛进，建成了国内领先的工程教研中心，优质的工程教育在综合性大学由此成为现实。这在中国高教界是一大创举。
正在清华筹建和扩张工学院的关键时刻，向来经费优裕的清华遭遇了经费停付风波(1932—1933年)，后来由梅出面联合朱家骅向宋子文求援才得以解决。(35)度过危机后，清华的硬件建设继续推进，“图书馆体育馆之富丽堂皇。礼堂斋舍之庄严伟大，皆是国内一般大学所望尘莫及”。(36)就连来北大求学的日本留学生也不由慨叹，清华的“房子太好了，同学们的生活也太丰富了”。(37)
清华理工学院发展过程中，相继建成了一系列达到国际标准的实验室，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些新兴学科。这与清华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当时社会的需求有关。
一战后，日本迅速崛起，军国主义日渐抬头，其高等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军工化转型，而中国各方面均未上轨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日寇之手，许多东北学子迁入关内。“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众多院校被毁，很多南方学子北上求学。但数月后，北平又爆发长城抗战。1933年春，北平城一片混乱，许多院校不得不将贵重图书设备暗中转移到津、沪等地，学生纷纷离校南下。5月17日，北大、清华、平大、师大的校领导谒见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商讨“学生安全问题”。(38)不日，诸校长又拟南下向教育部请示对策。(39)直到7月，华北稍定，各校图书设备才开始陆续运回。(40)未久，华北事变又告爆发。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北平院校的办学秩序，清华亦然。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空军已初试锋芒，“一二八”事变中日渐强势的日本空军更是狂轰滥炸。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蒋坚忍(校长为蒋介石)直言：“现在日本对于中国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加紧，国际间的形势也一天一天的险恶……在军事上是竞造军舰，建成机械化的日军，扩充大量的空军……世界大战之爆发，终是免不了的。”(41)这种焦虑感弥散全国，“航空救国”成为当时震撼全国的呼声。国民政府痛定思痛，开始积极推进空军建设和航空教育科研。清华作为中国科学界之翘楚，自然义不容辞。1932年初，梅贻琦说：“中国的大问题，不是仅到前线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短时期所能结果的，我们要运用智力，振作精神，去作长时期的准备。”(42)
1933年长城抗战后不久，蒋介石长年驻扎在洛阳，(43)1934年11月，他北上召见梅贻琦“询本校情形，并嘱对于学生，应能使吃苦耐劳，将来方为有用之材”。(44)当时清华为配合国防建设，已承担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其中包括防毒面具的研制、核物理、射线研究，以及航天工程、无线电、弹道设计等，另有不少清华人则直接参与到资委会和兵工署的工作中。有识者都已意识到对日战争难以避免，重工业的发展已迫不及待。从中央决策层到军方、教育部再到清华校方，对理工学科的重视日渐突出，其投入和收效也相当显著。
1934年开始，大量政府经费投入到高端科技的研发上，其中最显著的是航空工程。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政首长会商时局问题，通过空军建设三年计划。罗家伦提议设立航空工程基本科学科系，他认为航空工程依赖于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来帮助，故在大学里设置此项学科为宜。当时，有关部门决定在中央大学、清华、武大、交大四个基础较好的学校设立。(45)清华的基础当然最突出，但清华和交大处地较暴露，故中枢被定位于中大。中大的经费最多，建制最大，但成绩最突出的是清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优势，特别是优越的数理基础的支撑，使其工学研究事半功倍。
在空前的国难之中，易长风潮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已有所纾缓，南京方面也逐步容忍了清华的一系列“土政策”。清华主张教育救国，南京方面强调以党救国，二者在“救国”这一点上达成共识，(46)清华也有意识地加强了与军政机关的合作。1932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重点讨论了迁校等问题，还特地议决，校长与北平军事当局接洽，询问需何种人才，本校酌量供给；理工各教授与北平理工科专门人才联络，以便需要时为政府出力。(47)这是清华方面首次直接表明要与当局进行军政合作。1933年2月27日，梅贻琦表示：“我们当此时艰，更应努力准备……我对日作战，非忠勇之气不能过人，徒以科学逊色、武器不及为未能克敌制胜之主因。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48)他预见到了抗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已有意识地做了一系列的应对工作。在清华，各系均主动与国防部门合作，化学系增设了国防化学和防毒面具的研制，物理系则加强了材料学、核物理、光学等研究，工学院则受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之托，代制防毒面具五千具。(49)素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吴有训，也自觉地偏向于应用型研究，他在1933年赴美考察时即深切意识到，“我国前途，端赖发展工业，为大众谋生计。国内理化及工程科学研究者之责任，亦应大部在此”。(50)
此时，学校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增设了航空工程组。1933年12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一致表示拟与清华合设航空讲座，(51)清华迅速作出了回应。清华工学院1932年建院后，为尽速接近世界前沿，聘请了一批世界级学者，包括有“航空之父”之称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美国科学家华敦德、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其中，冯·卡门、华敦德师徒对清华航空事业贡献尤著。(52)从1933年8月起，清华已经开始筹建航空馆与飞机库房，自制实验风洞，购买实习用飞机，计划从机械工程系第一班(1936届)学生中分出航空机械工程组，在第四年级添教航空工程专门课程。是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开始具体实施协助大学办航空工程系的计划。1934年1月，梅贻琦致函国防设计委员会及翁文灏、钱昌照，表示清华决定开办航空讲座。8月，在原机械系飞机与汽车工程组的基础上，清华筹备建立航空工程组，成为全国最早的航空工程专业。1934年暑期前，清华函聘冯·卡门来任教，并筹备设计风洞等事项。开学后，清华同时致函美国前航空部次长Wanna、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科主任Hwnsaku及冯·卡门教授，请推荐人才。1935年秋，航空机械工程组正式成立，并开班上课。
清华虽已应教育部要求在机械工程学系增设航空工程组，在名义上也有教育部的支持，但事实上没有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持。这一尖端科技的发展耗资巨大，清华本身无力承担。1935年2月6日，梅贻琦在其住宅召开茶会，有人就建议“最好搞一二项用于军事目的之特殊项目，这样可以与蒋介石打交道……受蒋支配可能比受CC支配强些……南方的大学就是这样干的，因此，他们通过蒋得到很多钱，并大手大脚地花掉了”。(53)此时航空委员会已委托中央大学举办航空研究班，并补助武大、交大设航空工程讲座，而清华的航空工程学科“成立虽早，因地理关系，未获补助”。(54)清华始终受到CC派钳制，在教育部亦多次受到掣肘，梅贻琦等乃直接与军方接洽。是时，校友翁文灏、钱昌祚等都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任职，翁为秘书长，而委员长便是蒋介石。钱是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中国航空学会会长，且是南昌航空机械学校校长，而该校教育长是清华教授王士倬。于是梅贻琦及顾毓琇与钱商议，由清华在南昌与该校合作设立航空工程研究所，由航委补助经费。
1936年5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介绍，蒋介石接见了梅贻琦、顾毓瑗及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梅贻琦等根据华敦德的建议，提出航空发展新计划——在南昌建造第二航空风洞。蒋首肯此计划，并手谕钱昌祚与清华合作办理。(55)梅与南京最高当局蒋介石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就为学校发展大幅地拓宽了其生存空间。11月，清华成立南昌航空研究所，所长由工学院院长兼任，又邀美国专家前来指导，在短短两三年间得到了突飞猛进。清华的这一学科所获经费始终远远少于中央大学等校，更只有稍后成立的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之经费的1/300。该所经费“实在是微小得可怜，恐怕是全国任何与国防研究工作有关的机构中经费最少的一个，而工作却未尝稍懈”。正因其基础雄厚且“未尝稍懈”，该所成绩仍远远超过其同行，即便是南昌航校，也主要是由清华师生及校友支撑和维持运营的。
清华在1934年8月开始筹备航空工程组，翌年1月才得到当局的实际经费支持，同年秋才正式成立并开班上课。(56)清华完全靠自身的能力在1936年建成了五呎风洞。稍后，仅在一位外国专家指导下，经过半年多即造出十五呎口径的空洞航空风洞。这不仅是远东最大的风洞(东京大学的为十呎)，也是全球最大的风洞之一。冯·卡门本人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也仅有十呎。(57)创建这一学科时，东京帝国大学已有近50年的办学积累，清华则只有短短24年，在资助力度上前者也远远超过清华，更何况清华地处抗敌前线，环境并不安宁。因此可以说，清华在条件远为艰苦的情况下，取得了接近亚洲最好大学的研究成绩。
1936年2月12日华敦德抵达清华时，就对建成的五呎风洞感叹道：“没想到在中国能建造风洞如此精确，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作了很好的研究准备。”(58)1937年初，华敦德邀冯·卡门访问清华，视察其航空风洞。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冯·卡门经苏联抵平，与华敦德、清华大学主要领导以及军方高级将领开会，会后马上参观清华。翌日，顾毓琇等陪冯·卡门等到南京，与冯桂连等人草拟了全国航空研究计划。冯·卡门抵达南昌视察清华的风洞时发现，基地设计“以欧洲标准衡量，显得相当简陋，机棚只有基础”，但风洞本身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只有三寸厚的薄壳，是当地人用混凝土灌浆施工的，这种技术在比较先进的很多国家，也不过刚刚开始”。(59)
由于时间仓促，这一研究项目技术未臻完备，兼之制造业基础极为薄弱，故无法自主研发具有实战能力的航空力量，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清华航空工程组在抗战爆发不久即发展为独立的航空工程学系，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成绩。
由于办学理念上的差异，清华与CC派始终存在分歧，而此时清华承担了航空工程研发方面的重要使命，颇受当局关注。1934年12月蒋介石来北平与张学良等密谈时，特地首次会晤了梅贻琦，宗仰自由主义的教育家与服膺三民主义的军政人物，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蒋介石1937年7月召集的庐山谈话会中，梅贻琦、顾毓琇等均在其中。7月14日，华敦德、梅贻琦、顾毓琇等陪同冯·卡门前往庐山见蒋介石，共商创建中国航空事业的大计。(60)很可能正是从此时开始，梅、蒋之间出现了日渐密切的“私谊”。清华学人与蒋介石的正面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校方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联系，为学校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后来，不少清华学人被委以重任，顾也受到蒋的关注，数月后即出任教育部次长，后又任中大校长及中央政大校长(后者是蒋介石、陈果夫、罗家伦、吴南轩等都曾任职过地方)。梅本人后来也在1949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这也使抗战时期联大在一定程度上对CC派及朱家骅派等有所制衡。
在当时的政策导向下，大学的理工化转型日渐凸显。清华创办工学院后，“注重实用”的社会风气与“提倡理工”的政策导向，使理工学院在规模上对文法学院构成了压倒性优势。文法学院的教师也不无“烦言”，抱怨“学校只要理工不要文法”。(61)
此时，在学科布局方面较重要的事件还有法律学系的反复及一系列特种研究所的增设。1932年在教育部的同意之下，清华正式增设了法律学系。但翌年教育部出尔反尔，强令清华裁撤该系，清华几次与朱家骅等交涉均被拒绝。由于教育部为“北大派”所垄断，更由于CC派头目陈果夫的干预，该系终被取消，这使清华的文法学科被明显压缩。1933年，教育部指令清华增设农学院，清华对此不无微词，但还是基本服从了命令。约在1935年11月，梅贻琦拟定在长沙设立农业特种研究所，后来部分新购的图书、仪器等也转运到该处。梅一面公开表示“决不南迁”，一面暗中铺设南迁的退路。学校果断地停建了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省下来的40万元基建款转投长沙，秘密购买岳麓山土地筹建清华分校，若非如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后恐怕难以栖身。(62)
统上可知，清华在抗战前的十年取得了长足进展，至1934年其学科布局已基本定型，作为国内顶尖大学和国际知名学府的地位业已奠定，其理工科尤为强势。但这绝不意味着该校仅以理工见长，由于该校有着上乘的学术环境和极强的师资阵容，其文法科规模虽然较小，但学人们在各自领域属全国领先，故其文法科各系在学界亦有相当地位。学校因此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多学科的全盛，“当时一些人认为清华是中国的剑桥大学，是中国的剑桥学派”。(63)
尽管时人都公认当时的清华已达到较高水平，后人也欣羡梅贻琦治下的“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深究其在内涵及体制上的原因，特别是工学院崛起的关键性意义。梅惨淡经营工学院，“使清华成为综合了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64)直到1920年代，美国一线大学的领导者才开始系统地考虑对本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综合创新，探讨通才教育与学术自由、文理学科与应用型学科交融等重大问题，(65)打造新的教育体系；其中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等。当时正在美国任职的梅贻琦对此当不陌生。而梅归国长校之际，又特赴欧考察，重点考察当时最强盛的德国大学。一回清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前沿探索。他已“看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故加大力度引进大师，且在办学体制上“非常强调且尽了很大力量去建立和加强清华的工科教育”。(66)因此梅的这一探索，不仅在国内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与美国一批顶尖名校几乎同步。罗时期的清华虽已开启高速近代化进程，但在总体办学体制上还是个文理科大学，与同期国内绝大部分名校大同小异。而梅则审时度势，考虑到国家战略需求，顺应时势增设了工学院。在1932年以前，中国的高水平工程教育主要由极少数工科名校而不是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承担，这就意味着中国优质的工程教育，与文、法、理等学科之间处于相对隔阂的状态。这导致中国发展工程教育达30余年后，仍难以持续批量培养兼备多种才能的高端人才。清华工学院的崛起，使这一现象逐步大为改观。
罗家伦、梅贻琦两任校长虽在政治上各有所宗，但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底色。这使他们在办学鹄的上一脉相传，即建成近代化研究型大学，以学术独立促成民族独立和复兴。作为继任者，梅治校更怀柔、更包容，效果也更理想，他对罗的治校方法有所发展：在制度建设上，使教授治校体制更健全，激发各级组织、社团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学科布局上，使工程学系发展为工学院，并增设了农科，使清华从“小而精”成长为“大而强”；建成了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工程教育基地，从而使清华从一般性的文理科大学发展为世界级多科性综合大学。清华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引领国人自办的新兴大学迅速崛起，对教会学校形成压倒性优势，为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办学成绩：国际能见度的显著跃升
由于罗家伦以来的改革，清华养成了优秀的浓厚的学风和高效、柔性的制度，这一切造就了一流的研究环境。从1931年前后起，清华已日渐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大量学术资源主动往该校汇集，其中包括优秀的教师和优质的生源，而师生进入清华后往往都能取得较理想的成效。
名教授的去留，是一校学术环境水准及其变化的风向标。清华不仅能吸引大批头等学者前来加盟，而且能促成这批教授在黄金工作期潜心教研，尽速做出成绩，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罗家伦的助手、曾在中央大学任要职的郭廷以认为，南京当局极力扶持的中大“赶不上清华，清华安定、条件好”。(67)清华不少教授均为国内头等学者，而有些人的学术地位主要是在清华期间奠定的。比如，冯友兰归国后曾辗转南北多校，但皆不长久，到清华后他意识到已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乃先后谢绝了多方邀请(如河南大学邀其出长)，潜心在清华做“学阀”。(68)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邀冯南下任教育部司长时，冯仍然拒绝，因为“当一个司长，做不出什么事来。况且，无论从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看，都不及清华一个院长”。(69)随后，他在清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等一系列力作。
民国时期教授流动性非常强，长期在一校任教的名学者极少，相对来说清华的师资团队非常稳定。其他名校及政府机关待遇虽佳，但仍难与清华抢才。头等学者们持续涌入清华，其中不少人不仅原是各校的学术骨干，且是行政大员。如南开大学连续两任文科主任李济、蒋廷黻都先后加盟清华，原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辗转来清华后终身服务于此，另有不少曾任行政要职的人物亦加盟清华，足见清华教职的吸引力大、含金量高。从1930年代开始，在国内的评议会、部聘教授、院士等遴选中，清华学人的表现日渐突出，国际交流也较为活跃，师资和学生的国际化程度始终居全国前列。
改大之初，清华生源不佳，但经罗家伦的大改组，清华迅速步入正轨，报考该校的学生日增。至于其培养质量，从学生的在校表现、毕业去向和中长期成就看，均极为出色。1934年清华的考生数(3537人)超过北大，从此长期冠居全国，特优的本科生源助成了清华国际顶尖的本科教育。
除了高中升学入清华的，还有不少外校学生通过转学进入清华。在这批转学生中，较突出的葛庭燧、俞国华、夏鼐、王铁崖、张龙翔、于光远、郑天翔等。钱三强、李长之和何炳棣原分别就读于北大预科和山东大学，后来都考入清华。1933年后，北平已成为抗日最前线，但此时仍有相当多学子不顾危难来到清华，更印证了其吸引力和在知识界的地位。
由于学校师资、设备、环境等方面的优秀，各类学生进入清华后，也大都得到了较好的训练，成材率极高。除钱钟书、曹禺、吴组缃、吴晗等为人所熟知的典型之外，在读书期间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学生还大有人在。经济学系伍启元主攻财经理论，但于人文学术颇有造诣，在大学时就已经完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等高水平作品，后来考取了留英庚款生，获得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后回清华任教。(70)物理学系龚祖同在本科期间与赵忠尧教授开始合作研究，在Nature等国际名刊上发表了论文。1931级物理学系的学生彭桓武，后来成为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与他同屋的三人中，徐贤修和张明哲后来都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并先后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而李长之在校时已是知名评论家。(71)其时，中山大学已派其研究生来清华研究院学习，不少欧美名校的留学生亦前来深造，如牛津大学博士生费正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R.O.Swter。
清华学生的毕业去向也颇为可观。胡适1932年6月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说：“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72)在当时“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环境中，这已足证“清华在社会上现已拥有相当之声誉”。(73)随着办学水准的提升，清华的国际影响力亦日渐跃升，欧美最好的若干所大学也都较为看重清华的学历。巴黎大学便承认清华的学士学位，拥有者可直接攻读法国国家博士学位。(74)钱思亮从清华毕业后，一年后即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二年后又获博士学位。Adams教授读到清华研究生马祖圣的论文后，对清华“化学系发展之速，极致钦佩”。Adams为美国化学会会长，得此推许实非易事。德国著名化学家Max Bergmann也表示“清华化学系可与任何国际好化学系相颉颃”。(75)不久后，有人就发现：“清华人在国内各大学……都是各大学的中坚分子……假如说国内大学教育还有一点谈得上教育的话，清华人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当然其“工作范围不止是在国内，他们是誉满全球的”。(76)
在当时竞争最惨烈的留英庚款考试中，清华学子的水准得到极佳表现。该考试先后举行了9届(1933—1946)，选拔了193位优秀学子，已知身份的168位中有36位出自清华，数量遥遥领先。这168人中当选中国院士及外籍院士者为34名，其中清华师生有15人。(77)这批学子中有不少人还在三年内获得博士学位，“有第一年去就可以开始做研究，第二或第三年就有几篇研究报告去取得学位的……外国大学有好几位教授，向中国教育当局，表示称赞”。(78)钱钟书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至于物理学系毕业生彭桓武，则以其杰出成就，在33岁荣膺院士。而许宝騄也和彭桓武等一样，在学生时代已获得国际声誉。
从中长期看，这一时期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为政学界头面人物。自1930年代起，清华毕业生中少壮派高端人才持续涌现，在1948年之后国内的遴选中，这批学人都占显著的分量。在1948年的院士遴选中，仅有的3位30余岁的学者均出自清华算学系。此间培养的学生，日后在国际上也有一定能见度。物理学系毕业生林家翘在1951年获选美国院士，年仅35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仅有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杨振宁5人，除吴之外的4人均为清华(联大)理学院毕业，其中3人出自物理学系，而吴则是清华物理学系毕业生施士元在中大的学生。
清华办学的成功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低迷有年的北大自1931年起也开始“奋起直追”。(79)一些清华人掌管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后，有意识地借鉴和推行清华的经验而获得成功：熊庆来被云南大学聘为校长后，使该校很快“由一个未入流的简陋学校，跃变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大学”；(80)而萨本栋长厦大后，则致力于将该校办成“南方的清华”；吴有训以其在清华出色的教研、管理工作而被选为中央大学校长；清华校友竺可桢则借鉴清华的办学经验，融合中大的人才团队，把浙江大学办成了一所后起的名校。叶企孙、萨本栋还被先后推选为中研院总干事，领导全国的学术工作。这些无疑都印证了清华在全国知识界的核心地位。
“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81)一批国立大学的崛起，对中国的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新兴大学之翘楚，清华在短短几年间就赢得了国际声誉，“具国际文化之空气，当中外学术之枢机”。(82)当时在“国外提清华(大家)都知道”，(83)外国学人也往往通过清华来了解中国的学术水准。1930年代中叶，有人发现国立大学“不像从前那样，只要吃过洋面包回国的都可做教授”，在清华，“刚回国的博士，也得从专任教师做起”。(84)聘任标准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教职的含金量日渐增高。有一位教授“在北平某私立大学当正教授做系主任，他不仅是留英的，并且还是清华毕业的校友，而想在母校清华兼两点钟课，清华连副教授都不考虑，硬是压低身份，续级为讲师，足见其漠视其他学校身份之一斑”。(85)1941年，雷海宗问何炳棣：“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86)年仅廿四、毕业未久的助教，已可考虑到外校任讲师甚至副教授，也足见清华教职的含金量。事实上，当时清华毕业的少壮派学人在其他名校获得教职者比比皆是，在西方名校任教的情形也逐步出现。
清华学校曾一度视圣约翰大学为榜样，而到抗战时期，在梅贻琦看来，曾红极一时的教会名校只是不成功的“试验品”了。教会学校的领导者也不得不叹息：“强大的国立大学已经崛起……除非我们在一个学术高水准之外以培养基督化品格为特色，教会大学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87)而美国吴士脱学院对清华的赞誉则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88)
尽管梅贻琦与罗家伦在办学思路上有所出入，但都融合了美国式近代大学与欧洲古典大学的经验。罗主要借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致力于“高深学术研究”，偏重基础研究。梅则主要以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为蓝本，同时融入欧洲大学的经验，建成融合文法理工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新兴大学。以洪堡的理念所衍生出来的德国古典大学强调“学、术”分离，偏重基础研究，强调大学的“自由与寂寞”，(89)但也回应民族国家的政治关怀。而美国式近代大学更注重与社会、市场的互动，与政府、军方、企业等密切合作，尤注重回应市场的现实需求，将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故德国大学的终身教职较常见，而美国大学强调竞争，其终身教职往往更有限，相对而言后者更有效率。梅贻琦在吸收美国注重效率之优点的同时，也吸收了德国大学强调培育民族精神、注重思想教化的一面，将美国大学的效率主义取向(竞争机制)和德国大学的民族主义承担(政治关怀)融为一体。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梅把清华建成了“学、术”并重的、既能扎实地研究“高深学术”又能直接地服务“民族国家”的新型大学。
中国大学曾长期是西方名校的“预备学校”。1928年朱家骅还在感叹：“合全中国的人才办不出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90)1928年底，有清华学生说，在国内“清华的平均程度并不差给谁个”，“可是清华的志气应该放大些，现在国内有几个够得上美国大学的资格？更有几个敢望德国大学的水平线上瞧瞧？”(91)但经短短几年，清华在国际学界的能见度已大幅跃升，中国学人孜孜以求的学术独立也日渐逼近。在1931年4月清华校庆之际，翁文灏说，中国学界已有显著进步，不宜再“把本国大学当做外国大学的预备学校”。(92)冯友兰在1936年清华校庆之际，更表示清华“在中国及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93)
一国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一战前后，日本大学已赢得世界地位，中国大学则未上轨道，这一时期的北大学人也抱怨中国大学“老落在日本岛国的后边”。(94)1931年，东京大学宣称已发展到七大学部，“比之于方今文明诸国的一流大学，我们在发达程度上也毫不逊色”。(95)然而，到抗战前后，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已逼近日本东京大学的水准，在航空工程这一最能体现理工学科综合势力的新兴学科上的表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若将中国大学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较，则有显著的优势。印度国情与中国极为类似，当时工业基础、经济实力等主要指标均略胜于中国，其高等教育的起步更大大地早于中国，(96)且已培养出了诺贝尔奖得主。但竺可桢等中国学人在抗战期间访问印度时，发现其老牌名校加尔各答大学(1857年创校)的硕士生只相当于中国名校学生的“三年级水平”。(97)该校是在校生规模过万的巨型学府，(98)而当时联大等校不过二千余学生。顾毓瑗等考察印度名校后也颇为失望，反倒是印方很渴望中国“科学界第一等人才”。(99)
越来越多的清华学人“走出去”，推动了世界学术发展。在抗战前，能够在国外当选院士或获得名校教职的中国学人中，清华学人占有相当份额：1935年，吴有训获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37岁)，成为首位当选外国院士的中国科学家；同年萨本栋被聘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应邀到耶鲁大学介绍自己国际领先的成果；(100)翌年，袁复礼以其杰出成就被瑞典政府授予北星章；(101)又次年，萨本栋当选为德国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37岁)；1938年，李济荣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1939年，陈寅恪被聘为牛津大学首位华人讲座教授(未就任)；同期，物理学系毕业生张宗燧成为剑桥大学首位授课的华人，年仅20出头。
当时美国专家考察中国之后，断言清华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102)所以“美国人对于中国之科学工作极为注意，较国人为甚”。(103)美国顶尖名校的学人也因中国抗战期间“尚能作如此研究工作大为惊异”。(104)1937年7月，罗家伦即指出，国内培养的优等生“可以比外国大学同级的学生没有愧色……外国大学有好几位教授，向中国教育当局，表示称赞”。(105)李约瑟参观联大等名校后，也深为中国学人的水准所惊讶，并称联大等校“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106)是时中国学者每年持续在英国名刊上发表大量成果，“在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且处于最严重的战时情况下……这些数字应当看作是中国科学水准的相当高的证据”。(107)英国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赞言：“可以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至少就其学术水平而言，除了北美与西欧，中国堪称世界上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地方。”当时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巨大，中国全国教育预算尚不及哥伦比亚大学一年预算，中国大学能够达到这样水准，是难能可贵的。
统上，无论是与日本这样的新兴国家，还是同为不发达国家的印度相比，甚至和欧美的老牌名校相比，清华都并无愧色。
清华的成长与国运息息相关，尽管其始终坚守“学术第一”，竭力避免卷入具体的党派政治，但也始终立足于现实，积极回应民族国家的需求，尽速培养更多的高端人才，推动国家实现工业化，提升本国的军力和综合国力。若非清华审时度势，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该校的发展很可能会是另一景象。
五、小结
清华在抗战前十年的成长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经典个案。这受益于诸多因素，但卓越的大学背后必有卓越的校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清华背后那个“王帽”或“老前辈”。梅贻琦是清华土著，其历练、人脉、胆识、器局均非寻常，这些因素造就了一位可遇不可求的头等教育家。在清华成长的关键期，在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若非此类人物驾驭局面，清华的发展难以逆料。
梅贻琦既有世界眼光，又能扎根中国实情，有为有守，谙熟校情又洞悉国情，既懂学术又懂政治。在治校过程中，他兼顾人事安排、制度建设和学术布局，善于整合国际资源，在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都成就斐然，使清华成为中国顶尖学府，且在国际上能见度跃升。在清华的成长进程中，他的贡献不容低估。在国难危重之际，清华不仅承担了知识精英对学术独立的抱负，也承担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使命。梅贻琦等清华学人，正是以其过人的智慧协调了其中的张力，使学校既超然于具体的党争政争，又服务于国家战略。
通过梅贻琦等人的努力，清华形成了柔性而强健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对内可调动各级组织和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决策的公信力和科学性；对外可有效应对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党化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清华立足校情、国情，瞄准国际前沿，鼓励竞争，注重原创，倚重少壮学人，提倡新兴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学科并重，在国内首创了高水平多科性综合大学，为中国稍后的救亡图存准备了智力基础和技术支持。
梅贻琦圆通怀柔，对内柔性治校，对外则刚柔并济，推动大学猛进，因此可说是梅贻琦成就了清华。但若非在清华，梅也许不会有此成就，就此而言则是清华成就了梅贻琦。“英雄”与“时势”、知识领袖与学术集团之间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是很值得玩味的。
注释：
①参见《教育部回覆校务会议电(3月12日到)》，《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1年3月16日。
②《清华周刊·副刊》第35卷，第8、9合期；转引自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405—406页。
③《教育部指令》第785号(1931年3月19日)，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2－1，宗卷号2：1。
④参见郭廷以口述、张朋园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96页。《教育部训令》第550号，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2－1，卷宗号2：1。吴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罗家伦为该校教育长。因校长蒋介石太忙，实际校务由罗家伦等承担。
⑤教授会呈教育部电文，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2—1，案卷号5：1。
⑥《教育部训令》第1304号，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案卷号222。
⑦《清华大学风潮》，《教育杂志》第23卷第7号，1931年7月22日。
⑧参见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56页。
⑨参见钱伟长：《怀念我的老师吴有训教授》，见钱伟长等：《吴有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当然，以后蒋介石重用吴，力荐其接长他担任过校长的中央大学。
⑩参见宋广波编著：《丁文江年谱》，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6—357页；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11)翁文灏致钱昌照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28全宗第18733卷，转引自李学通：《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12)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90、366、52页。
(1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14)《来宾及校友致辞·李润章(书华)》，《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1940年9月。
(15)申晓云主编：《转型中的民国教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153页。
(16)见梅贻琦1945年11月5日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4页。
(17)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见北京市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
(18)参见《教授会第七次会议预志》，《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4月10日。
(19)参见《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第七条，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页。
(20)见1972年12月9日冯友兰对叶企孙的“揭发”材料，转引自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技大师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2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89页。
(22)梅祖彦：《梅贻琦校长与西南联大》，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庆祝西南联大建立六十五周年特辑》，2002年，第25页。
(23)陈岱孙：《陈序》，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页。
(24)(25)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9页。
(26)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清华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
(27)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73页；《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合刊，第15—16页。
(28)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第45、54页。
(29)严正：《月余校闻录》，《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0月12日。
(30)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华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1期，1935年，第58页。
(31)1932年工学院成立时，梅贻琦自兼院长。1933年2月16日，清华教授会举行常会，投票选举工学院院长人选，产生了施嘉炀(19票)和顾毓琇(15票)两位候选人。3月3日校长办公处宣布聘顾毓琇为工学院院长。参见《教授会常会纪录》，《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6月6日；《教授会二月份常会纪录》，《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2月26日；《校长办公处通告第六二号》，《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3月2日。
(32)《杨武之函梅校长关于陈省身来函所陈各事及陈省身原函》，清华大学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33)毛礼锐：《又序》，见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4)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1、187页。
(35)参见《五月二日总理纪念周纪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5月4日；《总理纪念周纪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4月27口。此事虽不能确定是否与cc派有关，但的确表明清华在南京方面根底稍浅。后来所以能获得支持，也与其遵从了南京方面“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政策，并开始承担国防研发职能等新动向有关。
(36)《本校开学典礼始业式沈秘书长演讲辞》，《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9月18日。
(37)《北大在校各报通信记者与日籍留学生对话录》，《北平晨报》1934年10月23日。
(38)《平各大学校长谒何应钦商学生安全问题》，《申报》1933年5月19日。
(39)参见《国立四大学校长将联袂晋京谒王世杰》，《京报》1933年5月28日。
(40)参见《图书仪器已由津运回》，《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8月31日。
(41)金富军：《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漫话》(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85—286页。
(42)《本大学始业日集会纪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2月16日。
(43)参见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7页。
(44)《总理纪念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4年12月3日。
(45)参见罗家伦：《悲痛的隐蔽——我们是这样在办航空工程》，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党史委员会”，1976年，第417页。
(46)1933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救国与救国的教育》的讲演中说“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1942年蒋介石发起国防科学运动，在演讲中说：“我们处在如此困苦危急的时期，要能负起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非常责任，一定要明了科学的内容，发挥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使一个人能够发生十个人的效能……我们现在这个生存竞争最剧烈的时代，不进则退，不成则败，不兴则亡。”蒋介石：《科学之道与科学精神》，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张仪尊编译：《战时中国的科学》上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
(47)参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48)《二月二十七日总理纪念周纪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3月2日。
(49)参见《庄前鼎教授南下公干消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3月6日。
(50)《节录吴正之先生来信》(十二月七日从纽约发)，《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4年2月1日。
(51)参见《第六十次评议会纪录》，《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4年2月19日。
(52)参见史贵全：《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0—235页。
(53)朱自清1935年2月6日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2页。
(54)(55)钱昌祚：《怀念故梅校长》，《清华校友通讯》新2期，悼念梅校长专号，1962年8月。
(56)参见金富军：《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漫话》(二)，第287页。
(57)参见冯·卡门：《协助清华创始航空工程研究经过》，见杨舰、戴吾三主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58)金富军：《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漫话》(二)，第290页。
(59)《著名科学家冯·卡门谈：协助清华创始航空工程研究经过》，《清华校友通讯》1996年第4期。
(60)参见冯·卡门：《协助清华创始航空工程研究经过》，见杨舰、戴吾三主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第271页。
(61)《法学院院长陈岱孙致函梅贻琦校长反对教育部令法律学系暂缓招生》(1932年5月12日)，清华大学档案，卷1：2—1：17，第26页。
(62)这一工程原本即预计1938年初完工交付使用。参见《清华长沙校舍被毁情况》(1938年6月)，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第349页。
(63)参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64)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见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65)参见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
(66)《梅祖彦教授的讲话》，见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31页。
(67)郭廷以口述、张朋园等访问整理：《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98—199页。
(6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67—70页。
(69)冯友兰：《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对社会关系(补充材料之二)——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转引自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43页。
(70)参见梁捷：《学术视野开阔的经济学家》，《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12日。
(71)参见王霞：《彭桓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72)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13日。
(73)校友鞠宏颂来信，清华同学会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第4卷第5、6期，1937年7月1日。
(74)参见吴有训：《关于理学院的一些看法》(1940年4月)，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年，第150页。
(75)《本校化学系在国外之好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2月13日。
(76)孔祥瑛：《散处各地的清华人》，《清华周刊》复刊第7期，1947年4月6日。
(77)根据以下文献整理：《戴克光君抵英》，《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年11月30日；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385页；苏云峰编撰：《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第189页；《清华同学录》，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印行，1937年4月，第274页等。
(78)罗家伦：《大学与中学之联系》，见氏著：《文化教育与青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3页。
(79)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87页。
(80)顾建中：《百年诞辰怀念敬爱的熊校长》，云南省纪念熊庆来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熊庆来纪念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81)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见氏著：《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1页。
(82)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5年6月14日。
(83)张维：《熊庆来》，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84)王伏雄：《合并国立大学刍议》，《独立评论》第158号，1935年7月7日。
(85)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23页。
(8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87)转引自王立诚：《美国文化的渗透与中国近代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6—337页。
(88)吴士脱致梅贻琦函，见潘光旦：《宣读美国吴士脱大学授予梅校长名誉工程博士学位来文》，《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1940年9月，第12页。
(89)参见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陈洪捷：《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82页。
(90)《朱家骅启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128号，1928年2月27日。
(91)大众：《提高程度么？增加学额么？》，《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2月26日。
(92)翁文灏：《中国大学教育之一问题》，《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4月。
(93)冯友兰：《清华廿五周年纪念》，《清华周刊·副刊》第44卷第3期，1936年4月26日。
(94)《本会师生茶话会记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1期，1922年10月。
(95)小野塚喜平次：《东京帝国大学紀日に際して》，《帝國大學新聞》三百七十四号，1931年3月2日。
(96)以1931年计，中国共有高校学生44167人，全国人口47478.74万，每万人总学生数不足1人，在世界28个主要国家中，仅略高于印度(0.3)。《民国二十年代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2—245页。当然，当时国内有教员7053人，每百名学生中之教员数为16，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使得1932—1937年间中国大学有望实现长足进展。
(97)参见竺可桢1943年2月8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502页。
(98)据竺可桢观察，“加大制度与英国相仿，分为若干college”。竺可桢1946年11月5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44—245页。
(99)竺可桢1943年12月17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90页。
(100)《萨本栋教授在美讲学》，《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6年2月3日。
(101)参见《瑞典政府收入袁复礼教授勋章》，《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6年6月8日。
(102)参见1933年，美国科学调查团调查中国27所大学之科学师资和设备，在其报告中，清华名列前茅，北大普通，南开拙劣。参见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03,p.418。
(103)竺可桢1943年12月28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699页。
(104)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反应，参见竺可桢1945年7月23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463页。
(105)罗家伦：《大学与中学之联系》，见氏著：《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3页。
(106)竺可桢1944年12月18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25页。
(107)参见李约瑟：《战时中国之科学》，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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