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绩效评价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11-0058-08
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要转向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经济发展的源泉来看，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要求转变实现经济增长量的变化和速度快慢的途径，而且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由依赖要素投入增加转向依赖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关注如何转变的问题，而很少去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如何。事实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合理评价，对于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外相关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马克思[1]的地租理论中，由于农产品生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可耕荒地减少，资本由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级差地租也就采取第Ⅱ种形式。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东欧学者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效率提高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还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观点。钱纳里等(1995)[2]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传统观点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变化和部门间资源流动相对不重要。第二种也是影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2000)[3]则提出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模型表明在一个经济体中，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度不同会导致技术变迁的有效路径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的转变。
20世纪60至80年代，国内学者刘国光(1983)[4]228-242指出：决不可再追求数量指标，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是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自然资源的消耗日益巨大，环境污染问题逐渐突出。研究文献开始关注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郑玉歆(1999)[5]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发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转变的主要标志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提高；对于经济增长来讲，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最重要的，不论是依靠要素扩张，还是依靠技术进步，都要表现为投资的收益及质量的提高。刘溶沧、赵京兴(1999)[6]则从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出发，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组合利用方式，制度和经济开放因素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产生重要影响。刘少武(2000)[7]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进行创新。金碚(2006)[8]指出，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理论、技术、制度和管理的不断创新。杨文进、杨柳青(2007)[9]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化，就必须改变企业获得利润的方式；同时，要素的相对短缺与价格上升产生的成本压力和技术变革的巨大潜在利益也会迫使企业变革。林毅夫、苏剑(2007)[10]认为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出发，中国应当采用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而不是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11]则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发现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和和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行政管理成本膨胀和持续降低的最终消费率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杨淑华(2009)[12]从经济驱动力视角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运用价格、税收机制等经济杠杆来迫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相应解决途径。上述文献从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状况、制度安排、经济开放因素、经济驱动力等方面定性的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和条件，而没有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及其原因进行经验分析。
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评价，相关的研究则较少。顾海兵、沈继楼(2006)[13]通过量化测定，认为投资体制改革滞后、投资效益提高缓慢、教育与科研投入明显不足都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难度逐渐加大。但他们的研究却没有体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总而言之，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研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出发，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为主要指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评价的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评价，意味着度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随着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加速变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开始占据主要位置。中国所要推进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就是由要素推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要素使用效率推动型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除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之外，还取决于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人力资本、规模效益等，那么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则由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组成，而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重要指标。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很多。Chow(1993)[14]认为1952-1978年中国的TFP保持不变，1978年以后大约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其中1978-1998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8%。Young(2003)[15]的研究发现，若使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TFP在1978-1998年年均增长率为3.0%；若用他自己调整的数据，则对应值为1.4%。Hu和Khan(1997)[16]、Borensztein和Ostry(1996)[17]、张军和施少华(2003)[18]等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生产函数形式、不同的要素产出弹性设定、不同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测度，以及测算方法的差别。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增长核算法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主要是索罗残差法，又称生产函数法。虽然简明直观，便于计算，但是该方法建立在新古典假设，即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基础上，与现实不符，难以确定资本弹性系数。此外，该方法无法剔除测算误差的影响。
经济计量法主要包括随机前沿面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an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等。根据本研究的特点，这里采用非参数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其优点在于：不需要提供要素价格的信息；适用于多个对象的面板数据分析。根据本项研究特点，我们把全国每一个省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运用由Fare等(1994)[19]改造的DEA方法来构造每个时期西部地区的生产最佳实践前沿面。运用面向产出的方法来测度各决策单元的效率。根据Shephard(1970)[20]和Fare(1994)的方法，距离函数是Farrell技术效率的倒数。时期产出指标变量的距离函数如下：
我们首先根据DEA方法测算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建立多投入单产出指标体系。依据生产函数的定义，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现有统计年鉴中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因此，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在计算过程中需要确定基期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的平减指数和折旧率。由于固定资产的平减指数不全，这里采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代替，折算成真实的全社会固定投资额。再根据林勇(2009)，[21]的计算方法，本文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并确定折旧率为5%。
劳动力投入采用各省三大产业就业人数。
产出指标：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上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1986-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测度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P Version 2.1，对28①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进行基于产出的Malmquist指数测算。由于缺乏投入要素价格信息，不能算出成本效率，只给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及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分解。如下图1：
图1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波动决定，而很少从规模效率中获取，并且规模效率的变化保持相对平稳。在改革开放前期，即1979至1984年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度提高，这与当时农业比重较高、农村改革对生产力有直接关系。在30年中，技术效率分别在1986、1994、1997以及2008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1986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与当时农村改革释放的短期增长效应结束有关，1994年数据反映了人民币贬值达40%的负向冲击，而1997年和2008年中国则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影响，而且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更大，受冲击更加明显。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我们借鉴顾海兵、沈继楼(2006)的计算方法，并根据本文指标特点进行改进，转变绩效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S为转变绩效指标，X为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为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的最低值，X[M]为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的最高值。与生产率指标进行比较，结果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相应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的快速上升[22]。而这一时期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高，也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上升，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较高，但是由于稳定性较差，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波动较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在1992年达到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最高点，但到90年代末，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买方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导致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下降。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3年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以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其对劳动力的排斥导致工资上升缓慢，国内需求减弱，直接阻碍了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稳步提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严峻挑战。
图2 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
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讨论，一个经济体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转变方向和程度，与该经济体自身条件有直接关系，包括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特征和内外部环境。要素特征则是指生产要素相对变化；内部环境主要指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外部环境则指经济开放因素，包括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个方面。
从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特征来看，生产要素相对变化影响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方式，包括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以及生产要素质量，特别是劳动力素质、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和经验的先进程度、资本密集程度，都会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经济发展阶段是经济体选择特定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及转变程度。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禀赋开始变化，简单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上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变迁，这是由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决定的。制度安排包括组织制度、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其中产权制度是关键，它确定在一定社会中经济资源的占有方式与配置方式，从而为刺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必要条件。经济开放因素，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表现在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变得更为重要，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缺乏生产要素的价格体系数据，本文以生产要素的质量即国家财政支出中科研支出所占比重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经济发展阶段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因素之一，具体指标为第三产业产值在三大产业中比重的增长率。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企业根据要素禀赋进行生产的制度环境，可以用市场化改革程度来说明，具体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全国所有工业企业产值中的比重的增长率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则根据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增长率来衡量。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估计模型：
转变绩效、市场化程度、对外贸易、发展阶段、科研支出变量的水平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由单位根的原假设。据此，可以进一步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性。这里采用多变量之间的Johanson检验方法知，以上五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如下：
协整结果括号内数字为估计标准误差。根据以上协整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的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绩效就下降7%，说明国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提高。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会导致转变绩效下降15.031%，表明进出口总额的大量增加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率每提高1%，会带动转变绩效提高15.339%，说明产业结构的梯次转移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提高1.355个百分点。
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绩效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与中国的改革有直接关系，每一轮改革都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显著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动贡献明显，而规模效率几乎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影响，说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能难以为继，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因素来看，国有经济比重增加是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反映了国有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低下。对外贸易的增加也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可能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以廉价劳动力和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扩大出口的方式会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低素质资源的大量投入使得出口越多越不利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从而容易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方面有利于转变绩效的增加，这也表明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考虑经济体发展阶段的限制。科研支出从微观角度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促进企业集约化生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不仅经济增长方式要由传统的粗放型转向现代的集约型，而且应该从经济发展阶段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即协调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刺激国内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另外必须逐渐摆脱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不应仅仅注重进出口总额的增加，而应通过技术创新，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并实现投资、消费、出口的协调发展。
收稿日期：2010-09-20
注释：
①由于数据限制，没有考虑海南、重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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