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政治———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苏论文,论战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结盟曾对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一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影响显而易见，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普通民众都有切身感受，很多学者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到过，但学术界、理论界却未能认真系统地作过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此作一番探讨。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就最重要的方面进行研究，而本文所论述的，则主要是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中苏论战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终于完全恶化的中苏关系，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政治，即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之前，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新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强调，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应以苏联为榜样，并为此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政治思想方面当然也是如此。从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如何建立新政权的各种机构，从基本原则到各种具体制度，新中国的领导人无不考虑苏联的经验，很多方面甚至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内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与苏联相同，它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和弊病，也和苏联差不多。
然而，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之间开始在政治上产生分歧。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对苏联的经验进行“反思”，目的当然是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正是这种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而开始的、此后又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断继续进行的“反思”，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的发展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初的“反思”面很广，包括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仅就政治思想方面而言，“反思”是围绕着斯大林问题逐渐展开的。
苏共二十大以前，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心目中，斯大林是被“神化”了的，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的“圣人”。因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不仅在全世界掀起了“千层浪”，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不过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心情是矛盾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注：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表明苏共、苏联和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有助于各国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又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会造成混乱。（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正是从上述基本看法出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造成赫鲁晓夫的做法，并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在“反思”的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得比较多的，首先是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指出，现在应当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了，应当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注：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他还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其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常常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注：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谈到斯大林另一个左倾错误时还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社会主义法制”，（注：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此等等。
总之，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要反对款条主义，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的一套，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外民主，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了开展党的整风运动的决定，以期通过发扬党内外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中共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显然，毛泽东在“反思”中所提出的上述看法和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意义的，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反思”中，毛泽东等还涉及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明确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曰“全盘否定”的做法。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所犯错误则是次要的：“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他虽然犯有错误，却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将斯大林“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必然引起混乱。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借斯大林问题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南斯拉夫的铁托等人公开批评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此事的看法又有所发展，认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帮助了对于马克思想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因此，毛泽东等在1956年底正式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修正主义”指的是以批判斯大林和苏联的错误为借口，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1页。）
应当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反修正主义的问题，此后又多次强调这一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它对国际共运和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极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尽管一开始反对修正主义的提法并没有立即掀起大的波浪，它的影响是随着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形势的演变而逐渐显示出来的，但它的影响之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反思”中，毛泽东还谈到与“反修”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问题。尤其是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多次讲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诚然，毛泽东曾经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比较重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搞得比较好，在中国反革命分子虽然还有，但已经不多了。此间召开的中共八大甚至明确地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搞阶级斗争也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了。因此当时毛泽东所谈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批评东欧和苏联，并不涉及中国。而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并非到此为止。
在苏共二十大开过之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虽然也开始考虑“反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但他关注的重点却是中国应如何吸取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也就是破除迷信，摒弃教条主义，扩大民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等等。他所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发动了党的整风运动。必须指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整风运动的初衷，并非如后来有人所说，是为了“引蛇出洞”，而是为了吸取苏联的教训，通过扩大党内外民主的办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党的作风。为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还反复地动员和号召社会各界畅所欲言，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正是在整风过程中出了问题。由于各界，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部分人的意见甚至涉及到中共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毛泽东等人认为，很多人，即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右派们，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跳了出来，猖狂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如同1956年在波兰、匈牙利发生过的事情也在中国出现了。面对着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为了不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于是，原本旨在发扬民主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大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右斗争。这一转向不仅使毛泽东等人从此中止了“扩大民主”的试验，而且把毛泽东等人的主要注意力完全转到了所谓的“阶级斗争”方面来。“反右”斗争尚未完全结束，毛泽东便在实践和理论这两个方面得出了新的结论，认为中共八大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不符合实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然是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的主要矛盾；在中国，不仅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修正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或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是资产阶级最好的助手。
综上所述，由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引起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反思”，最初还包括解放思想，扩大民主和强调阶级斗争，反对修正主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毛泽东等人一开始更关注前者，觉得后者在中国问题并不大。但是，整风运动变为“反右斗争”之后，毛泽东却越来重视后者，不仅认为在国际共运中开展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十分重要，而且更加注意用阶级斗争和“反修”的目光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政治。不过，在1959年以前，除了在国内开展“反右”斗争和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联手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阶级斗争和反修问题上尚无更大的举措，毛泽东的认识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上极端，对中国政治的负面影响也还不是非常严重。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演变，这种情况也在迅速改变。
（二）
在中苏关系史上，1958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虽然使中苏之间出现了裂痕，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尚未根本改变。然而，从1958年春开始，由于相继发生了长波电台事件、共同舰队事件和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事件，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第二年，中苏之间又因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之间的争论已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迅速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事实上，到1959年底，两党两国关系的逆转，已无法挽回了。
面对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形势，双方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评估中苏关系，并弄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苏方如何想，因这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可撇开不谈。笔者要分析的，是毛泽东和中国方面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从中苏双方一开始产生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认定，问题出在赫鲁晓夫身上，是由于赫鲁晓夫未能正确地对待斯大林，并提出了诸如“和平过渡”等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错误观点。而中国方面为了坚持原则，不得不对苏方的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以帮助他们改正。总之，中国党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而苏联党和赫鲁晓夫却是错误的，尽管错误尚属于局部性质。在毛泽东看来，1958年以后的变化，不仅表明苏共和赫鲁晓夫未能接受中共的正确批评，反而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莫斯科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终于得出了结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也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中苏之间，国际共运中所出现的问题，根子全在这里。
众所周知，毛泽东判定赫鲁晓夫走了修正主义道路，对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和中国政治，影响都是很大的。首先，它导致了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大论战”。既然已经认定赫鲁晓夫搞的是修正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挺身而出，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1960年4月，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为由，中共中央组织撰写了总题目为《列宁主义万岁》的3篇文章，全面批判各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文章虽然把铁托作为“靶子”，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其矛头所向实际上很清楚，赫鲁晓夫当然看得出来，且不会善罢甘休。为了进行报复，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下令撤走所有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中苏之间几乎所有的合作协议等等。此后，双方关系不仅进一步恶化，而且两党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方面的争论和冲突也日趋白热化。
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更重要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认定苏联已经变修，中共必须在国际共运中高举“反修”的大旗，而且也开始对苏联出现修正主义这一“事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始考虑中国如何“防修”的问题。
如前所述，鉴于波匈事件发生和南斯拉夫铁托等人提出的批判“斯大林主义”，毛泽东就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警惕修正主义，甚至还把中国出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叫做“修正主义”。但在1950年以前，毛泽东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然而，当他认定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的看法便逐渐发生变化，正如“九评”后来所说：“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纂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3页。）
在对“苏联变修”进行“反思”时，首先涉及的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等问题。1960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对此讨论较多。与会者一致赞同中央的观点，即认为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原因，而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在分析国内原因时，与会者普遍认为，在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长期以来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没有彻底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提倡物质刺激，追求享受，对资产阶级法权甘之如饴，逐渐形成了一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彻底，个体经济比重很大，还保存甚至发展着一个富裕农民阶层；文艺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等等，总之，“修正主义有客观的基础，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页。）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专门分析中国国内的情况，但也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刘少奇在报告中就曾特别指出：“如果中国搞不好，也会产生修正主义。所以我们提倡干部要参加劳动，每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页。）据笔者所知，这大概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要在中国“防修”的最初设想吧！
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共运中和中国国内又出现了新的情况。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人霍查等发起攻击，同时再一次集中地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等不仅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而且将苏共二十二大看成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完全形成并且系统化的标志。在中国，则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了要求“改革”的苗头，如在农村中很多干部和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促使他更加关注如何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问题。
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相继在北戴河和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把它同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此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将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并亲自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上写道：“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38页。）
在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上，以重提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算得上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不仅使毛泽东本来已经“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大大升级，变得更“左”和更加系统化，而且成为毛泽东将国际的反修斗争与国内“反修防修”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标志。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方面，在国际上，以彻底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主旨的中苏大论战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被称为“九评”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猛烈进攻；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则在各个领域，狠抓阶级斗争，开展大批判，既打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又向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开战，而目的都是一个，即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铲除修正主义孳生的土壤，防止出修正主义。从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和“五反”，到批判各种“反动的”电影、戏剧、小说；从讨伐学术界理论界的各种修正主义观点，到大搞所谓的“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等等，总之，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场斗争接一场斗争，其结果是，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从城乡的基层干部群众，到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精英，很多人遭受打击，无数的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敌我关系颠倒，是非界限被混淆。诚然，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相比，1962年以后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还不算十分严重，且因为当时的矛头主要指向下层，对上层领导干部只是偶然触及，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也远不如“文革”，但它实际上成了“文革”的预演，其影响之深远，同样不能忽视。正是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更加系统化了。1964年发表的“九评”将毛泽东关于如何反修防修，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且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在城乡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绝对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必须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等等。“九评”还根据不久前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特别强调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到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九评”还阐述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规定的5个重要条件，其中每一条均以赫鲁晓夫为反面教员，反复强调绝不能让赫鲁晓夫那样的坏人接班。（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5～442页。）
总之，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大论战的深入，随着中国国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的发展，到1964年秋，毛泽东通过对赫鲁晓夫变修的“反思”和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总结，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并用它来观察分析国内外形势，用它来进一步指导国际的，特别是中国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实践。不过，在1964年秋天以前，毛泽东虽然对国内城乡基层和文化各界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也批评过极少数中高层官员在搞“修正主义”，却并不认为中高层有什么大问题。事实上，在“反修防修”的问题上，当时的中高层领导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一套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所关注的主要在下层，他所重视的主要是“防修”；他的上述理论虽然已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其他方面造成了危害，但问题似乎还不十分严重。
然而，事态的发展关非到此结束，而毛泽东的思想也未就此画上句号。
（三）
1964年10月，苏共党内突然发生一件大事。赫鲁晓夫被他的下属勃列日涅夫等人推翻了。赫鲁晓夫的下台，虽然与中苏争吵和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不无关系，主要是由苏共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决定的。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令中国共产党感到十分高兴，且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成是“反修”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证明了中共中央坚持“反修”斗争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等人一度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至少有希望扭转继续恶化的趋势，并为此作出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双方积怨太深，又都不肯作出大的让步，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过，由于勃列日涅夫等人刚刚上台，一时还无法向中国提出新的挑战，双方的关系暂时还比较平静。这倒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的问题。
如前所述，毛泽东此时已形成了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路线，赫鲁晓夫的下台又证明了他的“正确”，他显然更加自信了。在毛泽东看来，同“苏修”的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取得到了巨大成果，接下去，应当逐步地解决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了。
对国内的问题，毛泽东此前虽然十分注重于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以主要精力抓城乡基层和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也不是毫不关心上层的动态。毕竟，苏联的问题主要出在上层，赫鲁晓夫变修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毛泽东不可能不对中国的上层，尤其是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保持高度的警惕。例如，1964年1月毛泽东就对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说过：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注：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1149～1150页。）同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注：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1148页。）诚然，毛泽东的话当时还只是强调中国高层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并未断定中央肯定会出或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但他对此所表示的严重关切，则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泽东一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中国上层，尤其是中央的情况，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便改变了不久前的看法，认为中央出修正主义不仅“可能”，而且事实上已经出了，其代表就是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是由毛、刘之间对“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包括对“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做法的不同观点引起的。刘少奇不仅不赞成毛泽东的一些提法，而且当着众多与会人员的面，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顶撞”了毛泽东。对此，毛泽东当时十分恼火，多次在会上会下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心里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共党内搞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刘少奇早在中共七大前后，就被毛泽东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了。多年来，毛泽东也一直信任刘少奇。尽管在长期共事的过程中，毛、刘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但一直到1964年夏天为止，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刘少奇的信任。然而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实际上将他看作是中共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虽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这一点，但“文革”发生后，却有很多材料证明这是事实。例如，1970年12月美国友人斯诺来访问时，曾当面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的回答也很干脆：“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注：《毛泽东接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毛泽东所说的1965年1月，正是上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时。又如：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也曾明确地说过：“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看来，中共九大对刘少奇的批判当然有很多是不实之词，但它所说的历史过程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相吻合，因而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变“修”，确实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而此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关键。
笔者以为，弄清这个事实十分重要，它不仅说明了毛泽东究竟在何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这个确定了多年的接班人的态度，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对所谓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又有新的重要发展。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发展自己关于阶段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最初，他从赫鲁晓夫“错误”地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的发生和铁托“攻击”“斯大林主义”等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问题就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出现了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因此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接着，毛泽东以1957年的右派进攻和开展的反右斗争为依据，首次提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并再次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1959年底以后毛泽东又通过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判定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集团已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决定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在反对“苏修”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开始结合中国的情况反思赫鲁晓夫“变修”的教训，提出中国同样存在着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也应注意“反修防修”；此后，鉴于大跃进失败以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日趋严重，遂在1962年夏秋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特别强调要把抓好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以此指导实践，在中国发动了旨在“挖修根”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在着重抓城乡基层和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同时，毛泽东也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上层，特别是中央的动态，一方面不断地点名敲打“犯过错误”的少数高层领导人，如彭德怀、邓子恢，王稼祥等，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出“中央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警告。就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互相促进，到1964年夏天，毛泽东已基本上形成了通过抓阶级斗争和培养接班人等来达到“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套理论与实践。不过，由于此前尚未发现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抓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仍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方法，即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运动的方法。
然而，当毛泽东认定他的接班人和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时，他的“反修防修”，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了新的发展。第一，在中国“反修防修”，起初的重点在“防修”，1965年春天之后，毛泽东显然把“重点”转到了“反修”方面来了。既然中央领导核心中已经出了修正主义，那就不能不首先解决，如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所说，要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第二，斗争的矛头由向下转为“向上”，由社会上转向“党内”。为此，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首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第三，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变修”，这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只是这条路线的代表，党内外还有许多人在实行这条路线，至少受这条路线的影响，因而严重地阻碍正确路线的贯彻。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在全国发动一场大的斗争，而且不能再沿用传统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必须采用新的方式，如毛泽东本人1967年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5月版，第20～21页。）这种方式，就是后来搞的“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方式。由此可见，也正是在判定刘少奇“变修”之后，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总之，经过上述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更加“完备”了，这就是后来被概括成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的，不仅将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综观上述发展过程，人们无疑会看到，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对中国政治特别是“文革”的影响之大。尽管导致“文革”发生的原因很多，但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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