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体系论文,历史进程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告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事件是不够的。现在的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代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救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它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植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做强大后盾。
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面的政策转向。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它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起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政策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结构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于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面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相联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纳、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性服务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货币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仍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
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到60年代初，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民经济原则在其它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始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趋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它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来“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年代，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全救“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得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力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特兰·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这些决策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在这30年的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的斩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特点在于：对由不断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为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贷款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它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府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成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重地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联盟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仅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做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它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贷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总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据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的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全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计划”，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转折点五：“里根复兴”，日本泡沫经济的兴起和世界毒品贸易的增长
鉴于“利率冲击”给美国带来的破坏性打击，美国迫切需要将信贷和投资重新导入工农业，复兴核技术和其它高技术部门，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1981年末，拉鲁什开始创定一项旨在发起一次基于防核打击武器系统的技术和战略革命的全面计划。拉鲁什建议利用这些军事技术的民用“副产品”和以月球、火星为目的地的载人空间技术发展计划，完成一次美国经济整体的现代化和转型。1983年3月，里根采纳了拉鲁什计划中的关键部分，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SDI，即战略防御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在结束冷战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然而拉鲁什的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却没有被采纳。事实上，在英裔美国权势集团的影响下（以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为代表），里根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里根复兴”的战略就是为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膨胀打开闸门。这是由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的：①增加两倍的债务，从1981年的9980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30,000亿美元；②大幅度解除对金融和银行系统的管制；③制造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在1986-1990年间增长了几乎一倍；④允许投机者使用“垃圾债券”和“杠杆买空交易”等手段接管和疯狂掠夺美国工农业企业的财产；⑤通过偿债、第三世界流动资本流入和日欧基金的流入，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资本流入。
解除银行管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美国3000多家储贷银行中制造了灾难性的泡沫。这些银行的经营活动以前主要限于以法定的低利息向购房等长期购买活动提供支付手段。1982年的一项新法令取消了种种限制。为了争夺投资者和存款人，加上一些其它因素，这些银行开始了疯狂的投机。在80年代后半期，房地产泡沫破灭，储贷银行体系事实上已破产。到1989年，超过400家银行宣布无清偿能力，其余银行也仅靠紧急合并和3000亿美元的政府基金的注入才得以幸存。
这些还只是疯狂投机中涨涨落落的一部分，这种投机在一步步走向1987年10月大崩溃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整个80年代，在解除管制和税法改革的刺激下，华尔街沉醉于以“垃圾证券”和“杠杆买空”为特点的投机和掠夺迷狂之中。
美国政府没有设法切除正在毁掉仍然健康的美国工业公司的投机毒瘤，反而积极鼓励投机者，并采取措施向海外输出泡沫。日本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一个流行的神话，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惊人增长是日本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结果。但真正的原因是卡特、里根和布什政府治下美国自“利率冲击”以来一系列反工业政策所导致的美国工业基础的倾圮。美国经济早已绝对依赖于日本和德国工业设备的大量供应。
日本面临要它将上千亿的美元注入美国金融市场以支持美国“复兴”的巨大的压力，为了同一目的日本还必须在亚洲吹起一个新的金融泡沫，即所谓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一过程的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继英国之后，日本成为美国第二大的金融和资本支持国。
与此同时，传统上是实物贸易和工业导向的日本银行体系，开始越来越深地被吸入日本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泡沫中去。1985年至1990年，日本银行的贷款总规模增长了三倍，但流入生产性部门的贷款比例从38%缩减至25%（1965年，日本最大的150家银行的63%的贷款都投向生产性部门）。这为1990年日本的银行危机做好了准备。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起飞”的政策转向，自然对东南亚国家和其它国家有负面影响。在80年代，长期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投资被削弱了，这有利于通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和新兴证券市场来快速赚钱的政策。这一点在泰国相对较早地显露了出来。曾经从石油出口中赢得了巨利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在1986年的油价大跌中遭受重创。到1990年初，东南亚的经济小虎都已被完全吸入了全球性“新兴证券市场”泡沫中。
这一时期另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是全球毒品贸易令人吃惊的增长。根据粗略的估计数字，毒品贸易的销售额从1977的1750亿美元涨至1989年的5580亿美元。这也表明了为什么来自毒品贸易的钱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说明某些重要银行和金融家族深深地卷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毒品贸易资金的“管理”，他们是在延续一条自英中鸦片战争以来绵延不断的黑线。
毫无疑问，美国及别国政府没能在80年代拿出制止毒品贸易扩张的有效措施，是同其保护和支持金融体系中的投机泡沫这一政策分不开的。一些美国金融专家甚至在新闻访谈节目中公开宣称：采取措施制止一些大银行参与“洗钱”将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
美国经济早已绝对依赖于日本和德国工业设备的大量供应。
在拉美国家，以下诸因素之间发展起了密切的联系：①债务危机；②毒品生产和各地大毒枭势力的增长；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暴动的增长。十分丑恶的事实是：美国毒品消费的增长，特别是80年代至90年代可卡因的流行，为哥伦比亚、秘鲁和其它拉美国家的毒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这些国家从毒品出口赚得的钱又间接地为偿还债务提供了资金。1980年至1988年，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毒品生产提高了30%至50%。
与此同时，IMF的“结构调整”政策和债权银行强加的其它各种政策，大大削弱了各债务国的政府，降低了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因而有利于贩毒组织和恐怖主义暴乱的生长。贩毒组织与拉美国家某些所谓的左翼暴乱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这些活动加在一起削弱甚至毁灭了政府等国家组织对IMF掠夺政策的抵制。
那些帮助制定和实施IMF在拉美的政策的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些事实。哈佛大家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曾实行过治愈通货膨胀的“休克疗法”。萨克斯的政策在降低通胀率方面的确很成功，但却导致生产和就业的大滑坡——除了在毒品领域。萨克斯自己写道，他的关闭大量国有矿山的建议帮助建立了所谓“毒品经济”：由于没有其它收入来源，许多矿工只得加入到古柯生产中去。这个真实故事表明了全球“金融癌症”的一个普遍特点：癌变的产生是靠社会道德和物质基础的自我毁灭，或曰“自食”(autocannibal-ization)来喂养的。
转折点六：1987年的大崩溃，全球化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对于前苏联，“休克疗法”事实上等于经济自杀。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纽约股指暴跌508点，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跌幅。这个事件本应成为一个信号：停止导致投机泡沫的政策，恢复1966年前对实物经济的重视，实施全球性的金融和货币改革。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措施被采取，金融癌症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一种新的投机形式，即“衍生金融手段”开始在全球金融交易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对于用来支撑泡沫的资本的追求也越来越狂热。
事实上，通过“垃圾债券”和“杠杆买空交易”掠夺美国及其它国家工业财富的白热化表明，现有的货币利润流入已不足以支撑越来越大的泡沫。尽管美联储不断降息以求增加流通，崩溃的过程仍然毫不衰减地进行。至1990年，一些美国最著名的公司纷纷破产。另一方面，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房地产价格大跌，这导致了银行体系整体的一系列危机。
寻求更多资金以支撑泡沫的压力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①日本被要求向美国金融市场注入更多的钱。1987年10月的大崩盘之后，日本中央银行继续降息，刺激资金流入美国财政部债券和其它对美投资。这对于保持美元在1988竞选之年的稳定有大的贡献。
②对于不断增加的来自泡沫的压力的另一个反应是，尽可能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推动货币、资本和商品市场的自由化。这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得以成功的主要动力。
③另一个措施是对于国有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迅速“私有化”。拉美国家从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中所得到的收入，从1989年的14亿美元飞升至1990年的73亿美元，再升至1991年的180亿美元。尽管私有化的收入同拉美国家的外债相比较仍嫌太小，它却有助于在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之时保持“债务泡沫”的稳定。
然而，对于全球金融泡沫而言，一个大得多的资本来源由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市场的开放提供。这些国家里采取的经济政策，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
1988年10月，拉鲁什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他强调了统一后的德国在东欧经济重建中所应起的决定性作用。随后的一年里，拉鲁什和他的伙伴一道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在东欧创造经济奇迹的“生产三角方案”，它以对高技术的交通、能源、水利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为基础。拉鲁什强调，实现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按照他1978～1979年对欧洲货币体系所提出的建议进行欧洲银行和金融政策的改革。拉鲁什警告说：“迄今为止，欧洲和日本仍设法使自己避开了在过去25年中统治着美国和英国金融政策的那种无理性。但是这样一个临界点已即将到来了：届时英美和国际性的金融体系都将崩溃，苏联体系也面临危机，而前二者又将给日本、欧洲和其它地区带来不可避的衰退。如果日本人和欧洲人仍坚持目前的银行和金融政策，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稳定的岛屿了。”
在1989至1991年这段关键日子里，东西欧都潜在着对于“生产三角”方案的可观的支持力量。
然而，存在着对这项政策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在英国。像拉鲁什所强调的那样，欧亚大陆上一轮新的、工业性的发展高潮将意味着与目前主导性的英美政策的决裂；它不仅将影响资本流入金融泡沫，同样重要的是，它所要导致的德、俄、东欧经济联盟被认为是英国的战略利益所不能接受的。在1989-1990年，这一点不断地为撒切尔首相和其它英国发言人所阐述。英国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手段，来破坏“生产三角”计划并将所谓的“全球化”强加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
完成这一企图的主要工具就是IMF和所谓的“休克疗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撒切尔、布什政府的压力下，休克疗法被以不同的方式在俄国和所有东欧国家实行，其始点就是著名的“波兰模式”。
对于前苏联，“休克疗法”事实上等于经济自杀。从1991年起，它已导致了如下后果：①超级通货膨胀，它事实上在极短时期内毁掉了人民的全部存款，做为此种通胀结果的、迅速的经济“美元化”；②外国产品充斥国内市场，国内生产者遭到灭顶之灾；③食品供应的60%以上依赖进口；④伴随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一大部分国家财富流入了少数俄国新贵和外国利益集团手中；⑤教育、科研和医疗保健水平大幅下滑，犯罪率和人口因病死亡率大幅上升；⑥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实物生产和投资跌至只有改革前的30%～40%；⑦大部分技术上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受到破坏；⑧大规模的物质财富储备（特别是原料和初加工品）变现，许多东西在世界市场上以远低于其生产成本的价格被出售；⑨俄罗斯外债大量增加。
从生产和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俄国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灾难性失败，不能仅用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来解释。真正不幸的是，这些国家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撒切尔、布什政府以及英美金融势力的控制，被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用来支撑其金融泡沫。很难找到可信赖的估计，但毫无疑问，过去7年中从前苏联集团流向西方的财富其净值超过2000亿美元。
转折点七：德国经济危机，“衍生金融工具”以及金融癌症迅速的全面扩散
正像拉鲁什所预计的那样，“生产三角”计划若不能实施必然会在西欧导致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德法两国正经历着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部分人，包括一些专家，声称：德国的危机是两德重新统一的结果，特别归因于重建东德经济的高昂费用。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如果在不同的国际局势下，统一来是能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下：①首要的是，英国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削弱德国，并竭力阻止德国将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欧洲重建和现代化进程；②在英美集团的压力下，德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以长期工业和基建项目来促进发展的方法，转而拥护激烈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对苏东地区的“休克疗法”；③由于这种“休克疗法”，苏东地区的投资水平大降，导致了对德国订货的减少；④东德工业失去了以前东欧和苏联的订货，传统的贸易关系被打破；⑤在英美的压力下，德国放弃了其银行体系以工业为导向的传统，转而采取了英国模式。德国最大的银行的首脑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于1989年11月被暗杀，这大大加速了银行体系的转向。赫氏是坚决反对将德国银行牵扯进英美的金融泡沫中去的。
德国快速地衰落，日本工业结构也在“泡沫经济”的影响下不断劣化。这样，世界上最后两个相对健康的工业经济也终于身染沉疴了。同时，由于“全球化”的胜利和苏东地区市场的开放，“金融癌症”进入了新的高速扩散的阶段。
过去7年中从前苏联集团流向西方的财富其净值超过2000亿美元。
此一新阶段特点是：①通过在东欧、前苏联、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市场”上吹起泡沫，“金融癌症”制造了新的癌变转移；②作为激烈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结果，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③由于海盗式的“套头基金”等金融投机的快速孽生，以乔治·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者已强大到足以挑战一国政府；④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投机形式——“衍生金融市场”迅速生长，它的规模已比全世界总的GNP还要大。
像乔治·索罗斯这种“超级投机者”的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是全球“金融癌症”在此新阶段的典型症状之一。
尽管索罗斯经常被描绘为一个“美国大投机商”，他的“奇迹般”的金融力量——能在投机性攻击中调动起数百亿美元——以及他能挑战和玩弄一国政府而不受惩罚，却清楚地表明索罗斯是英美金融寡头的高级工具。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索罗斯本人并不是金融癌症的起因或根源。他倒更像一个在病人的免疫系统被削弱后对其进行攻击的病毒。对索罗斯和其它与大规模国际货币投机有关的“套头基金”而言，要问他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制造了条件能够让他们的活动毁坏整个国家的经济？在激烈的金融、货币和商品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与消除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政策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如果中国政府屈服于让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压力，则下一步中国会发生什么？那些推动中国这么做的国际组织和专家又会如何呢？如果中国做出其他让步以换取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它会无力抵御索罗斯及支持者的金融和经济进攻吗？
起初，作为一种防止货币和利率波动带来的损失的手段，“衍生合同”开始广泛流行。在80年后半期，衍生合同自身成为一种主要的投机工具完全被解除了管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同普通的远期合同相反，衍生合同不牵涉任何实物；它是纯粹的金融合同，在此之下合同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个时间进行某种金融交易。根据衍生合同的不同性质，交易的结果可能取决于特定一天的汇率、股票价格指数及理论上任何其它参数。大量的衍生合同与汇市有关。
就其本质而言，衍生合同基本上是一种复杂的赌博。典型的情况是，一个“玩家”会签定多份衍生合同以平衡投机行动的风险。为此目的，人们编制了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这使得衍生合同的数量、规模和复杂性以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大大发展。
许多主要欧美日银行所拥有的衍生合同都5～10倍于它们的资产，100～500倍于它们的净值。
1987年以来，衍生交易市场大概每两年翻一翻。不受控制的衍生交易所达到的规模在金融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在11个国家的67家银行和12家证券公司所进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合同总值在1995年末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NP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商业银行就持有名义价值为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许多主要欧美日银行所拥有的衍生合同都5～10倍于它们的资产，100～500倍于它们的净值。
这是否意味着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已经事实上破产了？那些为衍生工具的使用辩护的人常常争辩说，市场本质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全球范围内。“玩家”们的得失是平衡的。这种纯粹抽象的说法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①衍生交易泡沫的巨大规模和快速增长是基于高比例“金融杠杆”的力量。后者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②抽象的“零和”并不存在于单个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中。像巴林银行等机构的破产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玩家”很可能因为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因此，在这个微妙地平衡着的衍生合同市场上，即使一点点脱节或错位也会引起连锁反应，并迅速达到任何国家和国家联盟也无法控制的地步。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将毁于一旦。
转折点八：拉鲁什的“第九次预报”
1994年中期，整个世界金融都已处于金融癌症的阴影下。东欧和前苏联实物经济崩溃，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衰败，事实上除了中国和少量其它国家之外，全球的实物经济都在持续衰退。所有这些都表明，榨出更多的资本以支撑金融泡沫的可能性已到了尽头。与此同时，泡沫自身已攀升到几乎无限大的地步。
看看这现实，我们就会知道，以为金融崩溃可以用“更好的监管”、“更好的管理”、“提前预警”或其它任何方式的“安全制度”来避免，是非常可笑的。
事实上，只存在两种可能性：
①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国家联盟，通过宣布现有金融体系破产而代之以新的体系，开始重建世界金融；或者
②现存体制的崩溃将会来临，导致世界经济的毁灭，全球迅速跌入无序和战争之中。
这就是拉鲁什在1994年6月22日发表的“第九次预报”的要点。
自从拉鲁什的第九次预报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遭遇了一系列强度越来越大的金融地震。目前为止（1998年3月），世界各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在下面简略的从1994年6月至1998年初的重要事件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的严重后果。
1994年12月6日，美国最富有的奥兰治县正式宣布破产，原因是在金融衍生投机中损失了大约30亿美元。
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墨西哥货币和金融体系崩溃。而只是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了史无前例的5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后，拒付债务才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
两个月后的1995年2月，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因为在衍生交易中遭受损失而宣告破产。
1995年5月，日本金融体系发生“地震”。1995年夏天，美联储和日本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规定在日本银行崩溃将引发国际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的时候，前者将向后者提供50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这5000亿美元是为了防止以下危险：日本银行在危急中出售它们手中的美国财政债券，导致美国国内的金融恐慌，并有可能引发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美日紧急协定的存在很久以后才被新闻界报道。日本银行体系突然、爆炸性的危机被防止了，但是日本的金融情况仍然一步步地恶化。整个日本银行的坏帐，估计有10,000～12,000亿美元之多。
1995年6月，在西方七国集团的哈里法克斯峰会上，人们讨论了世界金融体系可能的系统性危机。会议没有着手重组金融体系，而是决定继续“充气”：通过大幅度降低利息，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通货。事实上，从1995年夏天以来，各国中央银行的利率都创了历史新低。日本的银行利息甚至降到了0.5%。
同时，“充气”政策导致了此后两年中世界大部分市场上股价狂升。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股票市场的扩张在大众中造成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刺激了许多家庭将其储蓄投入到股票和共同基金中，有的人甚至从银行大笔借贷以投资股市。然而与此同时，许多证据显示一些消息灵通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与英国和欧洲大陆寡头们有密切联系的人，正在悄悄地将资金抽出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而代之以在“硬商品”领域投入资本，比如贵金属和原料。他们预见到了市场未来的崩溃。
在这期间，“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经济小虎”们却继续感染着那种盲目乐观的情绪。1996年末，拉鲁什对此提出了警告，指出东南亚存在着金融崩溃的危险。他指导其合作者编写了该地区真实情况的报告并于1997年初发表。它的结论是，东亚经济小虎的实物经济非常薄弱，其金融市场正被吹起越来越多的气泡。报告警告说，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在东南亚发生。
1997年5月，乔治·索罗斯和其它投机基金向泰铢发起了攻击。6月，拉鲁什发出警告，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1997年夏，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快速破灭。泰铢和印尼盾受到严重的投机打击，大幅贬值。整个8月，亚洲股市持续下滑，纽约股票交易所剧烈动荡。
整个日本银行的坏帐，估计有10,000～12,000亿美元之多。
9月中下旬，拉鲁什的妻子海尔戈·杰普·拉鲁什访问了中国。在向几个重要经济机构提交的报告中，她预测一个极大的金融危机将在亚洲发生。她特别指出了4点：①墨西哥式的危机将可能同时在几个亚洲国家发生；②日本银行危机将进入新阶段，由于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有大量的贷款，这也将造成它们的损失；③在货币危机中，大量的投资基金很可能迅速撤离东南亚市场；④投资者为了弥补在市场上的损失，将在别的市场上将财产强行变现。她警告说，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将导致史无前例的巨大危机，而这个危机很快就会来临，很可能就在10月。
转折点九：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唯一出路
危机真的在10月爆发了。在10月20日（“黑色星期一”）后的几天，各地的人们都多少尝到了一场突发性全球危机的味道。仅仅是由于美联储和美国大公司的大规模介入支持了纽约股市，防止了无法控制的恐慌，世界金融市场的连锁危机才没发生。但东南亚国家都陷入了货币、金融体系、国民经济相继破产的“罪恶的螺旋”之中。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救助资金，这个螺旋运动却仍毫无阻遏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体系的危机持续恶化，1997年11月，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公司相继破产。在同一天，桥本首相宣布了银行史上最大的救助基金——5000亿美元。他说，这项救助的目的在于防止日本银行的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但危机并未停止。一个无底的“黑洞”呈现在日本银行界面前，投进去多少钱也填不满它。
但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场亚洲的危机，而是一个世界危机，只不过其症状首先在亚洲爆发而已。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日本的泡沫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与美国的金融泡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断地以近乎零利率的信贷支持世界金融市场泡沫的政策也是如此。洪水般的资本涌入创造了大部分东南亚奇迹的新兴股票市场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金融癌症的转移。
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主要因为中国政府将大量资本投入到长期实物经济发展项目上，而且明智地采取了措施防止其国民经济受到外界金融癌症的侵害。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却仍是当今世上几乎唯一的实物经济真正在增长的国家。考虑到其它国家已失去了加以掠夺来支撑泡沫的吸引力，中国肯定会在未来遭受更多的攻击。既然当全世界都在陷入混乱之时单个国家不可能独力支持很长时间，中国的美好未来也只有在金融癌症得到世界性的治疗之后才有切实保障。
从实物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复兴的关键是实施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基础设施项目。
事实很清楚，现有的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能够防止危机以越来越严重的方式不断爆发。在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政策，正在毁掉这些国家的经济并制造着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根本没有被解决，正向着新一轮的爆发发展。
3月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拉鲁什把IMF现在的政策比作一战后达成的凡尔赛协议，他说：
“今天发生在日本和纽约美联储的事情，是一种彻头彻底的无理性，同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的警告所遇到的一模一样。我们正在回到凡尔赛。新的凡尔赛裁判者是一群被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狂人。很多国家的经济在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走上前来说：‘你必须要做的是，停止你的经济运行以还债。’这就是他们在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所说的一切。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一国的经济能够复原，你找不到能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并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那种金融重组得以成功的基础。这些建议只是凡尔赛式的无理性，它们在历史上不断再现。
“在美国，我们正在通过超级通胀的方法在金融市场上吹起一个气球。大量的印刷钞票并将其注入杠杆交易盛行的金融市场，结果就导致了股票价格的狂升。这就像一个人挂在汽球上，没有带任何氧气设备却已升至60,000英尺的高空，并且还在继续往上升。如果气球不爆的话，他将窒息死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新的危机爆发点正在酝酿，首先是俄国和巴西等地。那里的情况至少将会变得同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严重，到本文发表的时候，主要迹象都已经显露。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相关组织，已经走到了尽头。要求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在美国政府内部，财政部长鲁宾已经发表过倾向于这一点的谈话，他说到建立世界金融体系的“新大厦”。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藏相 原已经直接地谈论过沿着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向制定新的国际金融协议的必要性。在欧洲，一些金融专家和政治家也谈论过这个话题。甚至乔治·索罗斯也捡起了这个思想，试图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罪恶目的。
林顿·拉鲁什清楚地描画了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挽救世界金融危机。在3月18日华盛顿的会议上，他说：
“首先，必须承认现在的危机是全球性和系统性的，而非地区性和周期性的。30年来一步一步导致现存的危机的制度化的政策变迁，特别是自1971年8月以来的政策变迁，必须被明确界定，然后彻底地加以清除。这就是说，英美政府自1966年至1967年以来所做出的政策改变，是今日全球系统性危机的根源。我们要么根除在过去30年中广为流行并变得制度化的政策变化，要么这个世界在现在的形势下将无法生存。
“第二，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的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必须被彻底重组，而不能仅仅加以改革。重组必须由一些关键的政府坚决地加以实行。这一切必须以重组破产的方式进行，在主权政府而不是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实行。
“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a)各国货币阶段性的固定汇率：b)根据需要限制货币的可兑换性；c)交易控制和资本控制；d)建立必要的保护性关税和贸易管制；e)禁止创立对货币进行金融投机的市场。
“第三，以实物而非货币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世界经济正在以一种负自由能的水平运行。这个水平远未达到收支相抵之点。现有的净实物产出水平不足以防止人口和经济陷入加速的实物经济紧缩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实物经济的崩溃。
“如果这种人均实物产出水平下降的趋势不被减缓和最终消除，那么不论设计得多么好的金融和货币体制都无法运行。如果没有一项能迅速接近和达到可持续的、正自由能比例的实物经济复兴计划相配套，任何金融、货币体系都不可能成功。这意味着一个全球规模的罗斯福新政。”
拉鲁什强调，从实物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复兴的关键是实施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拉鲁什提出的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世界各国及其政府能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来实行必要的措施？这是留给我们读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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