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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无私、精诚尽责，是中华民族早就总结出来的符合实际的具有科学艺术性的管理方法。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如果以人为本，创新思路，认真汲取前辈们的管理经验和教训，我们就能顺利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一、大公无私、精诚尽责，是成功管理者必须树立的思想
《黄帝经》中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只有出于公心的人才能明智，只有最公心最明智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只有无私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大智慧，只有最无私最正直的大智慧之人，才能成为天下人所景仰的楷模。《吕氏春秋·贵公》中记载说：周公之子伯禽将要去鲁国任职，便向周公请教成功管理的方法。周公回答说：“利而勿利。”就是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多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而不要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天下万事万物的兴盛衰亡都有其规律可循。俗话说：“行行都有窍，各有各的道。”做好管理工作也是这样，也有规律之“道”可循。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正确管理之“道”在哪里？《中庸》里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寻找宇宙的真理即客观规律，要在人自身的思想行为上找，如果远离人的自身活动去寻找道、认识道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中庸》里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可见，管理之“道”就具体体现在尽责于人的五伦言行之中，只要言行认真精诚尽到了自己做君或臣、父或子、夫或妇、兄(姐)或弟(妹)、朋友的五个方面的责任，即《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达到了“道”的标准，也就是完全遵循、实行了“道”。完全遵循、实行了“道”，就称为“有道”。有道就有德，有德就符合道，行道与行德是一回事。所以，具备了五伦全道，必然会在认真精诚尽责的过程中体现出“智、仁、勇”三种美德。老子说：“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所以，只要遵循了道，具有了德，职工群众倾心信服，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距离自己的成功目标就越来越近了。认真精诚完全尽到自己的五伦之责，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国家干部，要认真尽到忠于国家、仁爱群众的责任；作为父母、儿女，要认真尽到抚育子女、孝敬父母的责任；作为夫妻，要认真尽到恩爱情义、关心扶持的责任；作为兄弟姐妹，要认真尽到恭顺友悌、互相帮助的责任；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做朋友，要认真尽到诚信互助、劝恶归善的责任。管理者在实际行动中具备了五伦全道，具有了智、仁、勇三种美德，受到了职工群众的由衷佩服，那谁还去违背他的意志呢？所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指出，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可修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由人道通向天道的阶梯，是事半功倍做好管理工作的一门科学。
《通玄真经·道德》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对话：周平王问文子说：我听说您从老子那里学习掌握了“道”，现在有德行、有才能的帝王虽然想以道德治国，但适逢荒淫无度、争强斗胜的混乱时代，仅凭自己一人的能力，想要教化好那些长期思想混乱、行为不轨的人们，能够做到吗？文子回答说：道德能够使品行不端的人变得正直，能够把混乱的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能够把淫乱腐败的社会风气转变为淳朴，使善良的本性重新回到人民的心中，把天下治理太平，这关键完全在于帝王能否真正实行以道德治国。帝王遵循自然规律实行以道德治国匡正天下，就会给全国人民带来福庆；不以道德治国，就会给国家、人民和自己带来灾难。帝王违背道德与天下人民结为仇敌，虽然主观上想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得到的。尧、舜就是大行道德兴盛起来的光辉典范，桀、纣就是违背道德而使国家灭亡的反面典型。
精诚施行道德，认真以身作则，可以“如示诸掌乎”一样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管理好一个单位，那还不是极其简单容易的事吗？
二、选贤用能、知人善任，是成功管理者必须具有的才能
有人说，领导干部做管理工作主要是用人，只要具有知人善任的用人本领就够了。这话听起来好像过于片面，但事实的确如此。汉高祖刘邦高举义旗，平定天下，登基做皇帝后，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慰劳群臣时总结说：运筹策划于帷帐之内，能够决定胜利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保证运输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正确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的缘故。而项羽只有一个谋士范增还不能信用他，这就是他被我打败的原因。可见，正确用人是做好管理工作、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
《淮南子·人间训》中分析说：“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取得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而要想毁坏掉却是极容易做到的；美好的名声是很难树立起来的，而要想败坏掉也是很容易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如果在关键的岗位用了一个不适当的人，就会给自己造成永远弥补不回来的损害。圣贤明哲用人，就像能工巧匠使用木头一样，物尽其用，不论大小长短，各自都得到合适的用途。规矩方圆，各自都有发挥作用的地方。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要求他干好轻松、小巧的事情；耍小聪明的人，也不能够成就大的功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万物有自己不同的形体。有人负担一事而觉太重，有人负担百事还觉太轻。因此只注意审查毫厘之数，必然失去天下的大数，挑选小物不会失去，对于大事就糊涂了。现在有的人，才能可以平九州，兼并方外，挽救出现危险的国家，延续即将灭绝了的世族；志在行直道，正邪气，解决烦难，整理纷乱，而却要求他掌握皇帝内室的礼节等日常小事；有的佞人有小的才气，献媚取悦于上，追随乡间的卑俗，哗众取宠，而却任之于高官重任，授之以天下大权，掌握治乱的机枢，这就像用斧头来砍毛发、用小刀伐大木，都失去了它的适宜性。
《文始真经·宇》中说：“小人之权归于恶，君子之权归于善，圣人之权归于无所得。”小人手中的权力是用于损人利己，满足嗜欲；君子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做善事、谋利益，同时也为自己青史留名；圣人手中的权力只是为了拯救世人，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丝毫不图个人名利。《文始真经·药》中说：“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在成就任何事业过程中，千万不要轻视小事、小隙、小虫，特别是不能轻视小人，如果轻视其危害性而不慎误用了小人，就会因其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无耻行径而使单位、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使事业半途而废。
《论语·为政》中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只有提拔任用道德仁义正直之人，才能调动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才能激发出他们的冲天干劲和无限创造力。
主要管理者选贤用能切不可偏听偏信，要亲自考察，以事实为依据。《孟子·梁惠王下》中说：选拔人才时，不能偏听偏信，要广泛听取意见，亲自进行考察了解。以事实为根据深入考察，如果真是一个贤能人才，才可以提拔任用他。这样任用后，就要相信不疑，放手使用。杜绝行贿受贿、拉帮结派、造谣中伤、拉票贿选的污浊用人之风。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谁不懂得“得贤者安存，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的道理，那为什么历史一直是治世少而乱世多？其原因《通玄真经·下德》中已经明确说明：“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选贤用能任用君子的错误，而仍然是选贤不够、善任没有做好的结果。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永远是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三、纳谏如流、知错就改，是成功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勇气
人非神圣，孰能无过，关键是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无相颂》中告诉人们：“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贤明善良的成功之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知错就改；心胸狭窄的愚蠢邪恶之人讳疾忌医、心存侥幸、明知故犯，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见棺材不掉泪，直至失败才后悔莫及、懊恼不已。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很好的意见建议。有一次，皇帝问魏征，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智，犯什么错误会导致昏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智，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并以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作为正反面典型，说明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下情就能上达，就能发现为政的过失。古时，“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就是为了极力避免偏听偏信。
唐太宗刚即位与大臣们议政时曾经感叹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可能难以治理。魏征却认为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像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圣贤明哲治理国家，理应像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魏征的意见遭到资深大臣封德彝的坚决反对。两人谈古论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唐太宗完全接受魏征的意见而精心治理国家。及到唐太宗即位的第四年，天下太平，米价每斗才三钱，全国一年中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边地异族首领受中华文明道德仁义礼教的熏陶，带刀到宫中担任警卫。东到大海，南过五岭，全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充足的饮食，到处是一片繁荣和谐景象。太宗便对群臣说：这都是因为魏征劝我行仁义啊，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彝已经去世，不能让他见到了！
人民领袖毛泽东也是纳谏如流，对待群众不满的激烈言行他也毫不怪罪于人，而只是通过反思从自己身上找错误。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把他抓了起来，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自己通过认真思考调研才知，原来是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致使群众出现了不满情绪。弄清事情的原委后，便采取了自己动手、生产自救的措施，消除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的博大胸怀和诚心尽责于人民群众的非凡勇气。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曾犯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及时指出：我们要按辩证法办事。而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辩证法，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这一知错就改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就是一个成功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仁、勇”美德。
四、勤俭节约、仁义施财，是成功管理者的成功诀窍
还有一种极易做到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成功秘诀，那就是杜绝奢侈浪费，注意勤俭节约，做到仁义施舍钱财。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九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治理人民、敬奉天地，再没有比勤俭节约、仁义施舍钱财的方法更为有效了。原来勤俭节用、仁义施财的行为，就是顺应“道”这个客观规律做事，顺应客观规律做事就能使人信服。什么叫啬？啬与吝、爱财有什么区别？《晏子春秋·第二十三》是这样解释的：钱财虽然很多，自己少取俭用，但能够慷慨地拿出来救济那些急需的人，再富贵也不收藏金银宝物，贫穷时也不向别人借贷，希望外援并不依靠外援，这样就叫“啬”；钱财积聚再多，也不分给急需的人，而只留自己挥霍浪费、纵欲奢侈享用，这样就叫“吝”。“啬”，是道德君子的处事原则和一贯做法；“吝”是小人的行为表现。
所以，古人将“惜食，惜衣，不单惜财，尤惜福；求名，求利，只须求己，莫求人”刻入碑石，以教育后人。毛泽东谆谆教导说：“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载誉青史的明朝宰相张居正说：“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蒙牛”在自己的工厂里醒目地插着“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标语牌。因此，毛泽东很快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成功，张居正最终青史流芳，“蒙牛”一步步发展壮大。
虽然“管理”一词是管束、治理的意思，但如果一味凭靠法律制度去约束惩治，不管其愿望多么良好，结果都是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应该面对现实，正视问题，以人为本，拓宽思路，吸取前辈们的一切经验、教训，继续探索成功管理的新道路，在以身作则推行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当的法律制度约束手段，才能成为卓越的领导者和成功的管理者，使所领导和管理的事业不断做大做强，一步步走向辉煌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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