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企业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演化路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创新论文,路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技术创新模式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演进过程中，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能力指的是有效获得、利用技术知识并在不断的技术变化中将其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能力，它是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Schacht,1997; Kim,1999)。
研究者们常常用技术学习来描述获得技术能力的动态过程。企业层面的技术学习涉及到四个方面：技术轨迹、吸收能力、技术转移和动态学习(Kim,1999)。
一、技术轨迹
技术轨迹指的是在技术学习过程中技术发展的轨道(Utterback & Suarez,1993)。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创新路径、行业竞争和企业组织时，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把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概念联系起来。根据他们的模型，技术创新轨迹会经历三个阶段：流动阶段、转化阶段和专业化阶段。新技术行业中的企业会表现出创新的一种流动模式，突破性产品创新率高，制造系统也保持流动性，新产品技术常常是粗糙、昂贵且不可靠的，但它满足了某些细分市场的需求(Utterback,1994)。当市场需要被更好地理解、替代产品技术相互汇聚或被放弃时，转化阶段就开始了。这时会出现一种主导产品设计，并采用大规模制造方式，产品性能和价格竞争成为重点。随着产业及其市场的日趋成熟，创新的重点转移为渐进性的工艺改进，以获取更高的效率。当产业到达这一阶段时，新企业可能通过突破性创新进入该行业，并重新开始行业的动态演进过程。
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该技术轨迹模型可能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过程中，它仍然是有用的。
在对韩国电子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Kim(1980)提出了三阶段模型：引进、消化和改进。Lee等人(1988)扩展了Kim的模型，进一步从全球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过程的框架，关注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他们假定之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三阶段技术轨迹不但发生在专业化阶段的成熟技术上，也发生在转化阶段和流动阶段的成长和新兴技术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成功引进、消化外国的成熟技术并作出部分改进后，可能以发达国家转化阶段的较高水平技术为目标，重复这一过程。如果成功，一些本土产业可能最终积累起足够的技术能力，能够开发出处于流动阶段的新兴技术，并挑战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技术获取方式从早期阶段的正式技术转移(如FDI)发展到后期的非正式技术转移(如模仿或反向工程)和本土研发努力。
可以看到，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时，大多数技术导向的文献都强调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和采纳发达国家成熟技术来实现追赶，这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Bae,1997; Lee et al.,1988)。在这一观点下，技术被理解为一个累积的单向性过程，追赶被视为沿着一个固定轨迹赛跑时的相对速度问题。
最近，研究者们发现，在追赶过程中，后发者并不是简单地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它们可能跳跃一些阶段，甚至创造自己的与先行者不同的路径。这一结论与跨越方面的文献是一致的。例如，Hobday(1995)观察到，对于新出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言，每一个国家都是初学者，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跳过过时的技术，避过对以前的技术体系进行大量投资，因此赶上发达国家。
Lee和Lim(2001)提出了技术追赶过程的三种不同模式。假定存在某一技术轨迹或技术发展路径，该轨迹或路径由A、B、C、D四个阶段构成，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轨迹：阶段A→阶段B→阶段C→阶段D那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可能采用三种不同的模式：
路径跟随式追赶：阶段A→阶段B→阶段C→阶段D；
阶段跳跃式追赶：阶段A→阶段C→阶段D；
路径创造式追赶：阶段A→阶段B→阶段C’→阶段D’；
路径跟随式追赶意味着后发企业与先行者采用同样的路径，但后发企业用的时间比先行者要短。阶段跳跃式追赶意味着后发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跟随先行者的技术路径，但会跳过某些阶段，因此可以节约时间。路径创造式追赶意味着后发企业开发了自己的技术发展路径。当后发者在跟随先行者的技术路径后转向一个新的路径时就可能发生这种类型的追赶。
二、吸收能力
企业能否获得并将来源于外部的知识整合进企业能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学习企业的吸收能力(Nicholls-Nixon,1993)。Cohen和Levinthal(1990)最早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价、吸收和运用新知识以实现商业化的能力。Nowery和Oxley(1995)把吸收能力定义为一组应用范围较广的技能，它们主要用来处理从企业外部转移来的新技术中隐含的各种知识，并使其适合于企业应用。Kim(1997，1998)认为吸收能力是组织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Barro和Martin(1995)指出，在国际技术外溢过程中存在技术趋同效应，技术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但Kokko等人(1996)、Inbriani和Reganati(1997)对墨西哥、乌拉圭和意大利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如果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显著高于国内企业，外溢效应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对Verspagen(1992)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支持，Verspagen指出，技术趋同假设的成立依赖于技术落后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能否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Griffith等人(2000)对OECD国家技术趋同假设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
一些经验研究证明，吸收能力是导致组织间成功的技术知识转移的因素之一(见表1)。
吸收能力有两个重要要素：现有知识基础和努力程度。首先，现有知识是技术学习的关键要素，因为现有的知识会影响学习过程和学习性质，并最终影响到未来可拥有的知识，现有知识的积累会提高对新知识的理解、吸收和使用的能力。组织学习理论对知识产生和变化的过程有着丰富的阐述，认为组织学习和知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组织学习能够不断地获得知识，而知识的积累反过来又会影响后续的组织学习。
其次，努力程度指的是组织成员为了解决问题而付出的能量。仅仅使企业接受外部知识，而不努力将其内部化是不够的。Kim(1999)通过研究韩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技术学习得出教育在成功的技术学习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的结论。很多学者使用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并得出了相当一致的结论。如Teece(1977)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质量是比技术差距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人力资本发展良好，即便国内外两类企业技术差距很大，技术外溢仍然有助于东道国企业的追赶，但如果技术差距大且人力资本匮乏，跨国公司就会压抑当地企业，产生市场挤占效应。Keller(1996)对同样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南美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两类国家技术吸收效果以及最终经济增长率的不同。Bin Xu(2000)对1966年～1994年美国跨国企业在40个国家的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跨国企业的技术转移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却几乎没有作用，因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至少需要达到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获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的要求。
当现有知识和努力程度都很高时，企业的技术能力强，且迅速提高。相反，当二者都低时，企业的技术能力差，并且还会下降。当组织现有的知识基础强但努力程度低时，其技术能力可能高，但会逐渐丧失，因为随着技术沿着其自有轨迹的运动，现有知识会逐渐陈旧。相反，组织的现有知识基础差但努力程度高时，其当前的技术能力可能低，但会通过在学习上的大量投资，进行持续的和间断的学习，从而迅速获得技术能力。简言之，可以认为，对企业的长期学习和竞争力来说，努力程度是更关键的影响因素。
三、技术转移
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新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采用不同机制来获取外国技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许可(FL)和按合约供应的厂房设备是正式技术转移的主要方式。购买资本性商品会转移包含在设备中的技术，外国供应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买方为了保证制造商的产品达到买方的技术要求，通常会向制造商转移关键知识(Kim,1991)。书面信息如销售目录、设计图、技术规范、贸易期刊和其他发行物，以及对外国工厂的观察结合在一起，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新知识的重要非正式来源(Kim & Kim,1985)。另外，反向头脑风暴、在国外接受训练的转移人员回国，以及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兼职也明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学习(Kim,1993)。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吸收能力，他们是能够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以非正式的方式有效获得外国技术的。
在国际技术转移的所有方式中，FDI产生的技术外溢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继Mac Dougall(1960)首次把外资企业的进入引起的技术外部性使东道国企业的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分析之后，众多学者研究了FDI技术外溢的途径问题。Findlay(1974)建立了一个动态内生模型，检验了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变量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发现FDI可以通过蔓延效应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Kokko(1992)认为FDI的进入使得行业内厂商之间争夺市场资源的竞争加剧，推动了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Walz(1997)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中跨国公司的行为会引起对国内研发方面的知识外溢，Glass和Saggi(1998)则认为只有当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实际生产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才可能对先进的技术进行模仿。Kuiyin Cheng(2004)选取了中国26个省、4个直辖市1995年～2000年的有关专利申请、科研人员数量、科研活动支出等数据作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专利申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技术转移中存在的技术外溢效果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存在密切关系。Wang和Blomstream(1992)将技术扩散视为内生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博弈过程，其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决定技术扩散博弈结果的关键因素。Borensztein等人(1995)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结果发现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存在临界水平，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富时，东道国才能吸收到FDI的技术外溢。Criscuolo和Narula(2001)也指出，国家层次的最低能力积累对利用外部的知识资源、推动内生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Keller(2001)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他发现在1983～1995年间，G-7国家间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也有学者对FDI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出质疑，Haddad和Harrison(1993)分析了摩洛哥企业层面的数据，证明了FDI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增长。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工厂的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实际上有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是一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初期管制FDI，鼓励通过许可和技术援助实现技术转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则大力引进FDI，许可和国内研发活动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结果这些国家的技术能力一直没有实现飞跃。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技术转移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一方面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努力程度有关。
四、动态学习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被视为技术能力的成长。技术学习学派对外生的外国技术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内生的技术变化相联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该学派发现，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其内生的开发技术能力的努力。因此，在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技术能力被认为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Amsden,1989; Lall,1998; Kim,1999)。
根据Bell等人(1984)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所以无法获得和保持国际竞争力，如无法从婴儿期迈向成熟期，是因为缺乏持续的技术努力，没能获得和利用技术变化所必需的技术能力。Amsden(1989)把韩国工业化的成功与其追求技术独立的积极的技术学习过程联系在一起。在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能力的比较研究中，Lall(1998)得出结论，后发国家的企业必须通过学习发展出技术能力以实现持续增长和技术升级。
从这一角度来看，动态学习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建立技术能力的内生过程(Lee,2002)，也是企业在其显性和隐性资源库的基础上，创造、更新和升级能力的过程(Carayannis,2006)。动态学习涉及三个重要方面：渐进性技术变革、国际技术扩散和国内技术努力。已有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经历了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际技术扩散所触发的渐进性技术变革，这些技术活动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努力。
首先，关于渐进性技术变革，新熊彼特学派可以提供解释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的概念基础。在解释技术变革和经济现象时，新熊彼德学派把技术变革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多样化的技术方案和选择机制代替了在成本优势、技术优越性和进化潜力上次优的技术(Girifalco,1991)。新熊彼德学派认为技术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决定因素之一，虽然在这一点上与熊彼特的观点一致，但新熊彼德学派强调渐进性创新的重要性，而不是熊彼特的根本性创新。也就是说，新熊彼特学派概念中的技术变革不是由于根本性创新的突破而导致的某一重要事件，而是一种进化过程，不完全的原始突破通过一系列产品或过程技术的互补创新得到持续提高(Kim,1994)。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学习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之前积累的技术能力成为现在和未来技术学习的基础(Bell & Pavitt,1993)。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革被认为开始于发达国家技术的国际扩散。技术学习的路径一般认为遵循“反产品生命周期”模式(Hobday,1997; Kim,1999)。发达国家处于产品生命周期较晚阶段的一些技术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的起点相联系。发展中国家逐渐吸收和适应进口技术，并产生新技术。遵循这一反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技术变化从成熟技术到新兴技术，从过程技术到产品技术，而技术轨迹则从生产成本最小化到产品性能最优化。
最后，成功的技术学习要求长期坚持有目的的技术努力。技术努力的重要性与技术的缄默性概念有关。由于不可能完全将技术编码化，因此要从供应商处完全转移并模仿技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Bell & Pavitt,1993; Najmabadi & Lall,1995)。缄默技术的转移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尤其是当该技术涉及相当多的部门和组织流程时就更加如此(Nelson,1987)。当供应商和接受者之间在技术能力、技术环境等方面差异很大时，这些问题会进一步突出。除了最初的技术获取，随后的技术能力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转化不是以自动或无成本的方式来完成的。因此，在技术转移中，只有通过大量的技术努力才能完全理解并掌握引进的技术，并进一步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
企业的动态学习过程非常重要，因为技术变化开始于企业层面(Cooper,1991)。企业通过内部努力发展其技术能力，这种内部努力在与国内外机构的相互交往中得到强化，并受到政府政策的激励。当一个经济体有很多通过有效的技术学习来保持竞争力并因此快速成长的企业时，该经济体就会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实现健康发展。
企业中的技术学习发生在两个不同层面：个人和组织。学者们从这两个层面分析了学习的重要性(Lei et al.,1996; Miller,1996)。Cyert和March(1963)指出，组织是适应性的理性系统，组织长期行为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学习、忘却和再学习理论。Miller(1996)对组织学习的定义突出了知识和个人同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组织学习是行为者对新知识的获取，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把知识用于制定决策或影响组织中的其他人。也就是说，学习包括对知识的获取和以某些方式运用知识。这些特征意味着有两种类型的组织学习，获取式和实验式。当企业获得外部知识并将其内部化时，就会发生获取式学习(Zahra et al.,1996)。试验式学习大部分发生在企业内部，并会产生组织特有的新知识(Lei et al.,1996)。相对来说，在试验式学习中，个人和团队起着更积极的作用。通过积极的试验和支持程序，个人和团队学会如何利用组织学习来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
动态学习是企业获得、创造和传播新知识的过程。Nonaka(1994)指出，只有同时建设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组织才能创造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两种知识间进行四种不同类型的转化。从缄默知识到缄默知识的转化(称为社会化)发生在通过培训使个人的缄默知识为他人所分享的情况下。当个人把显性知识的不连续片段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时，就会发生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称为结合)。当个人能够清醒地表述其缄默知识时，可以认为就实现了从缄默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外部化)。而从显性知识到缄默知识的转化(内部化)发生在新的显性知识在企业中广泛分享，组织成员开始利用它来扩展、延伸和再构建他们自己的缄默知识的情况下。Nonaka和Takeuchi(1995)以日本为例，清晰说明了组织知识创造的螺旋过程。
五、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化路径
结合发达国家的技术轨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可以用图1来表示。
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演进路径可以用技术生命周期来刻画，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技术演进表现出不一样的技术特征。以技术范式2为例，在范式1的专业化期(即成熟期)，会出现众多新的技术范式，范式2只是其中之一。这些新的技术范式之间相互竞争，但由于没有出现主导技术范式，因此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且新技术的发展缓慢。等到某一新的技术范式(如范式2)成为主导范式，其它竞争性的范式迅速退出，产业的技术竞争由多范式竞争转变为范式2下更激烈的技术创新之争，技术沿着范式2的轨迹开始了快速的发展。当范式2进入成熟期后，该范式下的技术发展逐渐趋于饱和，发展速度放慢，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技术范式纷纷涌现，并开始新一轮的争夺主导范式、新的主导范式从流动期到转换期再到专业化期的过程。
发达国家的技术轨迹：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开始于对发达国家处于专业化期的成熟技术的复制性模仿，在此阶段，技术发展将沿着既定的技术轨迹逐渐接近技术饱和水平，技术变化的速度明显放慢。选择此阶段的技术实施追赶，面临的风险和所需要的吸收能力最小。此时，学习重点是通过反向工程掌握制造技术，并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技术能力逐渐积累起来，开始把目光瞄准发达国家处于转换期的技术，通过创造性模仿，生产具有某些新的性能特征的模仿性产品。在转换期，随着主导技术范式的确立，众多企业纷纷涌入该技术领域，技术在既定范式内的发展速度大幅提升，企业之间在主导技术范式内展开技术开发速度上的竞争。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该阶段进入，必须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善于学习和整合组织内外的知识，并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否则，将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势必陷入技术追赶的能力陷阱，无法进一步缩短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差距。
如果企业在模仿创新阶段能推动有效的技术学习的话，其技术能力会最终实现飞跃，技术创新的重点将从模仿创新转为利用处于流动期的新兴技术进行自主产品和工艺创新。在流动期，旧的技术即将被淘汰，众多新技术相互争夺，技术发展进入混沌状态。企业选择此时进入，将面临投资开发的技术不能成为主导技术的风险。此时，企业需要有相当强的技术能力，可以准确判断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市场需求，否则将可能掉入投资型陷阱，投资进入了因无法成为主导范式而被淘汰的技术。
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决定于企业的学习效果和吸收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动态学习的效果越好，技术能力的积累速度就越快。在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动态学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吸收能力越强，意味着拥有足够知识的组织成员越多，他们将知识在相互间进行交流和转化的努力往往使得企业层面的学习更加迅速且规模更大。反之，知识转化和创造的结果又会提高现有知识基础的水平。另外，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吸收能力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技术转移的结果会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现有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也会影响技术转移的效果。
当然，正如Lee和Lim(2001)所发现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通常都会表现出阶段跳跃特征。在对成熟技术进行模仿，并积累起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个别企业可能选择尚处于混沌期的新兴技术，直接进入技术前沿。利用技术导入期进入成本较小的特点，加快技术创新模式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