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办事处论文,人事论文,时代论文,孔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2)03－078－08
1940年代，国民政府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仍然积极着手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制度建构。其中，作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驻拉萨的机构，驻藏办事处是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自其1940年4月成立至1949年7月8日暂时被迫撤离的近10年间，驻藏办事处代表着中央政府贯彻及实施治藏策略及政策，对藏宣传三民主义之精义，以及内地、西藏之间的情谊，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高层直接联系的唯一官方机构，也是中央政府处理西藏地方事务以及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渠道。这一直属于中央的特派机构，先后历经了孔庆宗(1895－1981)、沈宗濂(1898－1978)、陈锡璋(1891－1963)三任处长，其内部人员之间关系如何？人际关系对于藏事成效的影响怎样？西藏地方政府如何认知、利用办事处的人际纷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已见有专文探讨[1]，故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2]，根据台湾新公布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成都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拉萨日记》，结合西藏自治区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对于孔庆宗在任处长时期(1940年4月－1944年7月)办事处内部人事为中心的几个问题，略作论述，尝试以此个案，认识驻藏办事处三位处长在职期间处内事务与人事生态的某些特征。
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成立及其人事设置
(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成立
1939年夏季，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884－1959)受命，筹备入藏主持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宜，在入藏交涉中，吴忠信感觉到藏务繁多，有成立专门机构之必要。
1940年2月，吴忠信主持完成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 )的坐床典礼。之后，积极谋划在拉萨成立办事机构。吴忠信于1940年2月正式电呈重庆行政院，请示设立驻藏办事处机构，并与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第五世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1912－1947)商议，热振摄政表示支持设置驻藏机构；行政院也回电称“在拉萨设置长官公署一时既难办到”，转而同意按照“设置行辕或办事处办法与藏方商洽”再报告[3]。藉此，吴忠信在离藏前决定“对藏取通知方式而不取商洽方式”[4]，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3月24日，吴忠信、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秘书处，分别致函噶厦、摄政第五世热振活佛，指出，“由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办理”，以后接洽办理中央与西藏间的事宜[5]。3月25日，吴忠信在拉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发表的《委任令》，任命办事处正、副处长，并宣布“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于4月1日成立并正式办公。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被任命为兼任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任命驻拉萨的处内职员为办事处处长，是对1930年3月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处专员条例》在拉萨派驻委员会专员、1934年2月蒙藏委员会《派驻蒙藏各地办事处组织规则》在拉萨派办事处并简任处长一人[6]条文规定的具体实施，此举显示了吴忠信对驻藏一处的高度重视。
就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后，孔庆宗为了更好地处理西藏地方事务，完成中央政府及蒙藏委员会交代的事务，尽力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完善驻藏办事处的人事设置。
由于驻藏办事处设立仓促，所以办事处成立后，人手缺乏，职员编制数欠缺。办事处成立当月，到职的职员仅有8人，即：刘桂楠、吴三立、苏大成等科员3人，华寄天、李国霖等秘书2人，高师原、李耀楠等办事员2人，雇员1人，即张旺。
办事处这种组织不健全的状况，不仅对于日常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而且还会给西藏地方政府造成不良印象，进而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威信。对此，孔庆宗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办事处成立伊始，孔庆宗即着手完善办事处的人事配置。
(二)孔庆宗初步完善驻藏办事处之人事设置
孔庆宗首先起草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获准实施。当年7月，孔庆宗完成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的起草，经呈会修订，并报送国民政府核准，准予备案并实施。《组织规程》规定，驻藏办事处下设第一科(掌理文书、印信、出纳、庶务、人事等项)和第二科(掌理政治、宗教、教育、建设、调查、宣传等事项)[7]，每科设科长1人(荐派)。
另外，办事处设科员4人、办事员4人、汉文秘书、藏文秘书、会计员、医师各1人，雇员若干，并分驻扎什伦布、江孜、昌都等藏内的重要地区。这一《组织规程》的制定，基本沿袭了1929年春季《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规则》、《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办事细则》的精神[8]，设置的科属、人员名称也一致。
根据该《组织规程》，结合当时已到职人员看，办事处编制缺口较大，计缺科长2人，科员1人，办事员2人，雇员若干名。
之后，孔庆宗逐步完善处内人事设置。7月，孔庆宗委令意希博真为办事处翻译员，负责翻译、缮写和情报事项。7月5日和13日，孔庆宗又分别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调马先跟、戴新三分任办事处第一、第二科科长。“警局长马先跟，国立警高毕业，老成干练，堪任本处科长”，“调戴主任新三来藏任本处科长”[9]，并得到蒙藏委员会的同意。戴新三到职前，曾因故被蒙藏委员会“免职”，孔庆宗用人孔亟，专电吴忠信，“此间需人，□急敬祈钧座予以宽宥，准暂复其职，赴边自效”[10]。此年7月，戴新三、马先跟到职。
1941年4月，孔庆宗委令西藏籍王德为办事处驻印办事员。5月，孔庆宗将蒙藏委员会驻昌都的西康调查员左仁极调任为办事处科员，仍驻昌都并兼任蒙藏委员会驻西康调查员。8月1日，办事处会计员张济安，办事员潘葛岚到职，雇员张旺升任办事员。1944年春，办事处又雇佣汉僧净因等人[11]。
这样，办事处人事设置基本完善。
根据驻藏办事处的档案记载，1943年办事处还有警卫人员6人，多为拉萨土生汉人，但具体人员情况待考。
对于孔庆宗的人事安排，委员长吴忠信必要时亦予以否定。如1944年1月10日，左仁极呈处长孔庆宗拟聘派巴安人邓仲康为“驻昌都办事员”，认为“查昌都管毂康藏，地位重要”，邓仲康“现闲居昌都，该员品行端庄，兼通汉藏语文，为不可多得之边才”，请求委任[12]，孔庆宗赞成并呈会，吴忠信收到孔庆宗转呈电文后于3月15日电示，孔庆宗所请拟聘派邓仲康为“驻昌都办事员”，“核与该处组织规程不合，未便照准”[13]。此事遂罢。
二、驻藏办事处内部之人事矛盾与纷争及其原因
(一)驻藏办事处内部之人事矛盾与纷争
驻藏办事处内部的人事矛盾，主要表现在以地域观念，划分为边界明显的小团体，被讽刺为“拉帮结派”。
以处长孔庆宗为核心的小团体，自然是最主要的“派别”，形成“孔派”，因孔庆宗是当时四川省长寿县人，故也称为“川帮”。“川帮”主要有苏大成、刘桂楠、张旺、马先跟等人，这些职员与孔庆宗关系密切，负责办理处内的重要公务。另一派，成分相对比较复杂，有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后留下的驻藏工作人员、蒙藏委员会后期派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黄慕松入藏致祭时的留藏人员。这些人因不满孔庆宗，加上多数是吴忠信入藏时的留藏工作人员，吴忠信也有意通过他们了解和牵制孔庆宗，因而形成以吴忠信入藏时的留藏工作人员为主的“安徽帮”(因吴忠信是安徽人)，主要有戴新三、吴三立、华寄天等人。当时的目睹者说，“两帮人马互不买账，办事处内部矛盾重重”[14]。
刘桂楠、苏大成、吴三立，均是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毕业生，是委员长吴忠信、处长孔庆宗的学生辈，其中，苏大成因曾经为孔庆宗授课三年，故到藏后，为孔庆宗“用为心腹，重要公事仅渠一人得闻”[15]，刘桂楠与孔庆宗关系比较密切；吴三立则遭到了孔庆宗的冷落。
1941年7月，戴新三到拉萨后，一直为孔庆宗所冷落，原因不得而知。1943年，苏大成、华寄天先后离藏，马先跟患病之后，办事处无人可以使唤时，戴新三才偶尔被委以重要事务。对于孔庆宗的这种态度，戴新三自然极为不满。
高师原、李耀楠二人，系1934年随从参谋部次长黄慕松进藏的卫士，坚守到办事处正式成立，“孔无故扣其薪之百分之十，因之亦对孔不满”[16]，但从戴新三的日记记载看，高师原、李耀楠与戴新三等人的关系也不太密切。在1942年9月28日，高师原呈孔庆宗等恳以据情转报调会服务[17]。
秘书华寄天在张威白负责办事处时期，一直是重要事务的主要办理者。孔庆宗任处长后，另用新人，华寄天于是“等于闲散”[18]，对孔有所微词，他与命运类似的戴新三、吴三立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发牢骚，或是商量离藏内调，或是共拟电文直发重庆蒙藏委员会，密告孔庆宗。
1943年1月3日，戴新三、吴三立、华寄天等三人拟写电文请求内调，声称“因生活困难，环境恶劣，已电呈吴委座请予内调，自委座莅藏，藏局已好转，不意孔处长偏狭矜骄，不懂政治，藏情恶化，多由彼造成，职等委曲求全，亦未得其谅解”[19]。三人与孔庆宗的关系已经到了“委曲求全，亦难取容”的地步，虽这只是三人的片面之词，但也反映出内部矛盾的深刻。14日，三人收到副委员长赵丕廉回电，要求三人“顾念大体，勉为共难，委曲求全，和衷共济，诸位在藏苦衷，委座深知，一俟情况好转，再作计议”[20]，驳回了3人的内调之请，但3人仍坚持要求内调。18日，3人又拟写回电，在电文中除了进一步透露孔庆宗在藏行为外，言辞也更加激烈，揭露孔庆宗贪污公款，指责他酿成藏事僵局，称不敢与其同流合污，并暗示孔庆宗在藏期间尚存其他问题，请求回会面陈藏事：“庆公贪鄙庸懦，违法失职，且无政治才干，以致酿成中藏僵局，职等站在国家与本会立场，目睹斯壮，痛心焦灼，纵可委曲求全，何敢同流合污，仍恳我公婉达未作，先准内调，以便面陈一切，藏事危迫，亟待衡筹”[21]。同日，吴忠信也就前电回复3人，21日戴等3人收悉，内称：“寒电悉，新密，希仍□照文电办理，为要。忠信巧。”可见，吴忠信对于处内人事的一些复杂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碍于当时“外交局”事件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僵局，以及中印公路交涉失败、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国积极加强在藏活动等形势的变化，只能尽量要求全处职员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
翻译员意希博真是晚清驻藏大臣联豫之女，满族，曾任南京西藏驻京办事处科长，到驻藏办事处后任翻译员，并非蒙藏委员会或办事处委任。1940年5月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致电孔庆宗，称意希博真将到藏，请“多予照拂，如有办法，可以位置”[22]。7月孔庆宗回电，派意希博真为办事处翻译员。许因到藏原因和目的不同，意希博真在处内恪守中立路线，与处内职员的关系都一般化，与孔庆宗的关系也不密切。
办事员潘葛岚，在处内显得特立独行，与处内职员的关系一般，不甚融洽。1943年，潘葛岚请假内返，孔庆宗决定停其职务。“赵文华告余，渠已将潘葛岚种种劣迹告知孔繁绪，据孔繁绪云，孔处长决定将(其)停职，并已电会报告矣”[23]。
孔庆宗与前任副处长张威白也相处不睦，孔庆宗“门户之见太重，一切重要公事，独断专行，概不与张闻。张遂愤而置之不问，亦不办公”[24]，“张威白、马和堂亦常对孔不满”[25]。孔庆宗于是将张威白搁置，晾在一边，并致电国民政府驻印总领事馆进行诬蔑，以致领事馆人员“开口即谓张威白可杀”[26]。
据戴新三日记中的记载，张威白最后接交通部电文离藏，除了重庆方面在藏事大局上的考量外，处内的人事纷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午后，吴三立来庽，谓交通部昨有电来，张伟已免去电台台长职务调部服务。据吴云，渠以此事讯刘桂楠，彼于一月以前，即悉有些变化，故近来未到张庽中谈天。张伟拉萨小学校长兼职免职之后，复有此事，可见係有阴谋之计画(计划)活动。政海倾轧，令人生怖”[27]。
(二)人事矛盾与纷争之原因探析
办事处内部人事问题复杂，矛盾交错，跟处长孔庆宗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跟处内各职员的驻藏理念也有一定的关系。
1.学者型领导，熟悉边疆情况，但缺乏对策，人有“不懂边政”之讥
孔庆宗早年在获得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前往比利时修学，获得布鲁塞尔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堪称是一位学者型的行政长官”[28]。此后，他曾任外交部驻丹麦和比利时使馆主事、随员和副领事。回国后又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再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多年，这些经历并没有让他形成良好的“政治和行政领导”能力，目睹者说孔庆宗“并不擅长政治和行政领导”[29]。吴忠信在入藏前也曾评价孔庆宗说：“孔为人颇忠厚，惜其不懂政治，更不懂边政耳”[30]。
担任驻藏办事处处长期间，孔庆宗对西藏地方事务的处理，对藏事的观念和态度与处内多数人员，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进而引起处内部分职员的不满。戴新三、华寄天等人在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文中，就直接写道：“孔处长偏狭矜骄，不懂政治，外务局成立事前不思对策，美人入藏，媚英失仪，反主为客，司法受贿，予人反对口实，平时言行不检，使藏英轻视，影响威信……藏情恶化，多由彼造成，职等委曲求全，亦未得其谅解”。[31]可见，办事处不止一位科长、科员，其余人员都不满意孔庆宗的所为。
2.处理藏事理念之分歧
孔庆宗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身份兼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秉承中央政府和蒙藏委员会的意旨，坚持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贯彻实施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求增进和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并最终谋求西藏问题的彻底解决。起初，孔庆宗是有意愿大有作为的，但是，他在藏期间，过于僵硬地坚持驻藏大臣的权威，一心想将双方关系恢复到满清时期，在西藏地方问题上，态度强硬，给人“处处以清驻藏大臣自居”的印象，孔庆宗的这种驻藏理念与副处长张威白以及办事处内部其他人员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办事处内部意见产生分歧。
黄慕松专使行署留藏主理藏事时期，张威白曾以拉萨电台台长的身份升任蒙藏委员会咨议，兼理西藏事务。期间，张威白虽一直坚持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按照蒙藏委员会的旨意积极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但遇到噶厦政府的强硬态度，他又采取回避之态，似有明哲保身之嫌。据邢肃芝的记载，张威白对藏事并无多大了解，而且“个人生活极其腐化”，一切事务“概交华寄天和通译张旺处理”[32]。张威白的此种藏事理念，与孔庆宗在藏事上的强硬态度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正、副处长之间的不和，除了一般所谓的职务争夺外，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处理藏事理念上的差异。
至于处内的其他职员，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虽不能明确了解他们入藏的动机和在处理藏事问题上的理念。但谋求职位的晋升和财富的增加，应是多数职员的共同之处，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职员入藏抱着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但因与孔庆宗的藏事理念相左，再加上孔庆宗在处内拉帮结派，过于强势，将与己政见不一致的人员通通排斥，导致这些人无法接触和处理处内尤其是有关西藏地方的重要事务，空有抱负，无处实施。如戴新三到职前，曾因某种原因被撤职，孔庆宗鉴于处内人员缺乏，电请吴忠信恢复其职位。按理说戴新三应该是感激孔庆宗的这一举动的，孔庆宗也是急于用人的，但是戴新三到藏后，却并没有成为所谓孔派人物之一，在与马先跟谈及争取内调一事时，戴新三说道：“余入藏原抱伟大志愿，现觉政治环境太恶劣，使余不能往大目的方面设想，仅能以个人立场打算，故不能不急于求生。此盖因处长心胸偏狭，不能客人，处处疑余，不能十分信任余，渐渐造成目前情势”[33]。
导致戴新三与孔庆宗不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两人在处理藏事理念上有着较大的分歧。前文提到戴新三曾在电文中说孔庆宗“不懂政治……媚英失败”[34]，指责他对藏事处理的不当；他对孔庆宗的强硬态度和不思谋略也颇有微词。戴新三的这一态度，也与吴三立等处内职员接近。
处内的会计员张济安，与孔庆宗在经济问题上产生矛盾。二人矛盾的具体缘由，据说居然是“走私分赃不均”。详情见下节。
戴新三、马先跟、华寄天等人在报告申请“内调”时，基本上每次必提“生活困难”，根据戴新三的《拉萨日记》，确见他曾先后向孔庆宗、华寄天借款度日的记载。马先跟探询戴新三坚持内调的缘由时，曾说经济困难是处内职员的“共同利害”，经济困难问题，从中可见一般。而在此种情况下，孔庆宗敛财并挪用公款，必然导致处内职员“生活困难”，而“生活困难”反过来成为处内职员表面要求“内调”实质反击孔庆宗的借口。
3.不注意避嫌，使外人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评论
邢肃芝评论孔庆宗治理藏事，说孔庆宗的“一大缺点是任人唯亲，喜欢拉帮结派”[35]，这是导致处内职员形成不同派系的主要原因。
孔庆宗在藏办事，多次率刚成年的儿子孔繁绪一道参与。目睹者回忆道：孔庆宗在拉萨就职期间，“将太太及儿子接来拉萨居住。孔太太是位旧式妇女，小脚、体胖、行动不甚方便。儿子名孔繁绪，尚未接受大学教育”[36]。对于孔庆宗的这一做法，当时升为科长的戴新三颇为不满，在他的《拉萨日记》中有多处记载。
孔庆宗是四川人，他的拉帮结派首先将办事处人员分成两派，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川帮，及吴忠信的安徽帮。这在前文已有所述及，此不赘述。
而与此同时，吴忠信也注意控制处内人事，在人事任用上孔庆宗均需提请蒙藏委员会同意。此外，吴忠信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着令孔庆宗为部分人员安排职位，如意希博真、大纲、密慧等在处内领受职务，从档案记载看，均不乏吴忠信的授意。
吴忠信此举，除了从大局上利用大纲等人的僧人身份，团结宗教，拉近与三大寺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外，借此加强对孔庆宗的了解也应在他的考虑之内。
4.有敛财之实，委员长吴忠信有“只知贪财”之讥
孔庆宗在藏期间，趁职务之便，颇有“收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社会生产日趋紧张，物价上涨猛烈，进口商品日益缺乏。于是，西藏不少商人都到印度采购货物，辗转运到内地销售牟利。孔庆宗自然也没有放过这一发财机会，而且办事处在印度购买的“货物可以在印度北部小城噶伦堡装箱时贴上办事处的封条，过境入藏，既免查，又免税”[37]。孔庆宗利用这种职务之便，聚敛了一笔钱财，从1940年到1944年短短的四五年中，“据说孔已腰缠黄金万两，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了”[38]。所以，有人致他人转述致吴忠信气头上评论孔庆宗，据称有孔庆宗“只知贪财，不会办事”之语[39]。
此外，根据时人记载，孔庆宗还曾挪用办事处经费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吴三立1943年估算，孔庆宗“侵挪”了办事处30万两藏银的经费，用以“经营商业之用”[40]。而这成为处内职员经济困难而请求调回内地的借口之一。1943年1月，戴新三、华寄天、吴三立3人以经济困难等为由呈请孔庆宗请自转电吴忠信，准予3人内调。孔庆宗如是批示：“处费欠减，致同仁生活困难，原系实情”[41]。
孔庆宗对办事处经费的挪用，还曾造成1943年办事处的布施经费缺乏，不得不向噶厦政府和在藏的“平商”及北京商人借款布施。办事处经费紧张，影响到办事处正常事务的开展；而职员经济困难，又是造成处内人事矛盾的原因之一。
孔庆宗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而所得在相关人员之间分配又不均，也引起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纷争。
至于他对会计员张济安的所为，来源于他怀疑张济安“搜罗材料，向重庆蒙藏委员会检举”[42]，自然甚为不满。1942年，张济安身患瘟疫，医官魏小春却因“孔暗中作梗”[43]，也不敢前去看病。张济安后来痊愈后便请假，离开拉萨返回了内地。
三、处内纷争影响了藏事之成效
(一)噶厦地方政府眼中的处内人事纷争
噶厦地方政府方面，其翻译官马和堂与戴新三等处内人员走动频繁，而且，拉萨有噶厦官员少与举动，便为得知情况的拉萨民众编为歌谣，对于驻藏办事处的举动，往往也口耳相传很快。因此，噶厦对处内的人事矛盾，通过各种渠道及耳目，也有所了解。
副处长张威白自专使行署时期接任咨议负责处理藏事以后，便极力结纳热振摄政，尽力讨好噶厦政府，双方关系称洽，以致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之前，热振摄政一度通过人传话说：“我们这里有张威白难道还不够吗？还要这么多人来干什么？”[44]。据此推测，噶厦政府对孔庆宗与张威白的关系也定当有所了解，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外交局”事件后，噶厦政府曾积极谋求分化孔庆宗与张威白。“又据渠(吴三立)云：最近曾面晤索康代本，据称，外交局之设立，完全系对付孔处长一人，与西藏对中央之态度无关，中央若能另派一人，比为藏方所欢迎。渠又云：最近藏方宣称，将升张威白以扎萨职衔，当系分化孔张之伎俩”[45]。噶厦民众会议“决议反孔时，到会人员均曾立誓，推倒孔现有之地位，并绝不与之发生关系”[46]。而与此同时，藏方又积极向中央政府推戴张威白。据吴三立分析，交通部电令张威白离职调部服务，与藏方推戴的电文不无关系。
“藏方推戴张成白之电，前确已发出，张奉内调之令，当系此电有以促成”[47]。在张威白调部服务的消息传出后，“藏方有再电中央挽留之意，张虽立予劝阻，但恐难生实效”[48]。噶厦政府利用“外交局”事件针对孔庆宗，并要求撤换孔庆宗，除了孔庆宗在西藏地方事务上的强硬态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利用孔、张二人的矛盾分化办事处。
(二)中央政府眼中的处内人事纷争
蒙藏委员会对于驻藏办事处的内部人事矛盾，从任命孔庆宗之初似就有所预料。
吴忠信一再要求驻藏办事处全体职员，无论是所谓的“安徽帮”还是其他职员，都必须服从处长孔庆宗的领导。吴忠信离藏前，专门对刘桂楠、苏大成、吴三立三位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毕业生训话，明确告诫三人“要精诚团结，站在一条战线，患难相助，疾病相扶”，同时，“要听孔处长训导”[49]。可见，吴忠信注重维护孔庆宗的声威。在1942年7月，英国唆使噶厦非法成立了“外交局”后，蒙藏委员会坚持要求戴新三等人顾全藏事大局，委曲求全，在副委员长赵丕廉去电回复后，吴忠信又亲自回电，予以安抚，乃是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情势考虑。
至于孔庆宗在西藏的敛财之举，重庆方面确实不知情，这也是“外交局”事件后噶厦地方政府要求撤销办事处和调回孔庆宗，中央迟迟不予答复的原因之一。及至重庆方面确切地掌握了孔庆宗在藏账目不清的证据后，加上处内长期存在的人事纷争，才最终决定撤换孔庆宗。“军令部接获各方情报显示，办事处有账目不清、人事纷争等弊端，军令部长徐永昌乃建议蒋介石派员入藏，以查办藏警纠纷案为名，即以之充任办事处处长，稍后再伺机将孔调回，以不失中央威信”[50]。
这样，驻藏办事处内部的人事纷争，随着孔庆宗的调离，暂时告一段落。
(三)内部纷争影响藏事成效
驻藏办事处内部的拉帮结派，形成事实上的小团体，导致职员之间互不团结，人心涣散，不能在处理藏事上形成合力。
兹以1942年某日的事例，来简要说明办事处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藏事处理。
本来应该成为孔庆宗最主要的助手之一的科长戴新三，早在1941年就多次表示了对孔庆宗的不满。根据戴新三的《拉萨日记》，两人发生过几次当面争执。1942年12月12日上午，戴新三偶然得知，当日孔庆宗率领多人将前往与弗兰克·卢德洛(F Ludlow)见面，商讨前往迎接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I Tolstoy)、布鲁克·多兰(B Dolan)来拉萨“活动”。弗兰克·卢德洛是自称的“英国驻拉萨使团”(The British Mission,Lhasa)负责人(Additional 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in Charge of British Mission,Lhasa)。[51]对此，戴新三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前九时许至办事处，见马匹鞍鞯业已轡好，遇刘桂楠于楼梯上，问之，始知彼等将往迎美人(即美国人)，余签到后，仍照常在办事室外晒太阳，闻孔处长催促轡马，谓英国人约定的时间，我们不应迟到。渠并速瞥余数眼，余只好装作不知。今日同往者，有孔处长、马先跟、刘桂楠、苏大成、周海萍、张旺等六人，皆孔处长之亲信。旋华寄天来处，渠亦不知美人今日到拉萨，可知孔处长除偕往诸人外，余均未予通知也。华寄天谓明年旧历三月间，将偕春回云南侍奉老父，享天伦之乐，不愿过此不痛不痒之生活。余亦谓，余亦决议至明年春暖，如环境仍如故，亦决电会请求内调，以免光阴虚掷于拉萨也。[52]
在戴新三的眼中，“孔处长之亲信”马先跟、刘桂楠、苏大成、周海萍、张旺等人，受到孔庆宗青睐，自己被边缘化，形同外人。可见当时办事处内部诸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及互不团结，因而，戴新三在《日记》中埋怨，不愿意继续“过此不痛不痒之生活”、“光阴虚掷于拉萨”，而考虑“电会请求内调”。
随着处内人事矛盾的激化，同事之间，甚至相互诬告，无心藏事，多人均“电会请求内调”，心思在于离藏内返，以逃避人际关系紧张的现实。
此时，孔庆宗吃力藏事的外部环境，亦日趋紧张。
而人事纷争又与西藏地方事务尤其是西藏地方政府成立所谓“外交局”引发的动荡相交织，噶厦政府要求撤换孔庆宗以及拒不与办事处往来的强硬态度，使孔庆宗看到了藏局的艰难，萌生去志。
1943年，孔庆宗在呈请蒙藏委员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调会服务”[53]，无奈地承认了处内人事矛盾和不团结的事实。
处内人事矛盾，虽不是导致孔庆宗处理藏事成效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成为孔庆宗被迫离藏的重要原因。这以后直到去世，他一直关心西藏事务，以《行宪与西藏及西藏问题》等文章积极建言献策[54]，撰写《中国人民第一次废除中比条约斗争的胜利》、《西藏概览》及多篇有关西藏史的边务资料，在“文化大革命”前，将个人珍藏的孤本《中俄界记》等一万几千册图书和在南京的一幢住宅捐献[55]，力所能及地为国家、民族做了有益的贡献。
驻藏办事处在藏办公期间，开展了各项工作，积极进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政治制度的建构，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孔庆宗时期，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取得了局部进展。[56]但是，驻藏办事处内部的人事矛盾，制约了孔庆宗时期驻藏办事处在处理藏事方面达到最佳结果，最终他本人也凄然离藏内返。有人评论：“孔在拉萨时期，有功有过”[57]，根据以上所述，本文认为，这一评论基本吻合事实。
收稿日期：2012－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