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古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136-05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文体，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种文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封建、保守、愚昧和僵化的代名词。而古文就大为不同，提起古文，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归有光，想起《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古文观止》，觉得它是古代文学遗产的优秀代表。古文与八股文，一好一坏，似乎是永远不搭界的。然而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我们发觉两者并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时有交集，甚至重合，由此构成了明清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不一样的八股，不一样的古文
一般认为，明代八股文是成化年间在李东阳、丘濬、吴宽、王鏊这些台阁文人的手中定型的。在八股文文体标准的形成过程中，丘濬等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化十一年丘濬担任会试副主考，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的会元，所以有人说“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1]晚明八股名家钱禧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濬）、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王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政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2](P57)从此，纯雅通畅成为制义的典型风格，“成化、弘治文体”也就成为历来官方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
就明代的古文而言，依然是台阁文人在主导。黄宗羲认为这些人就是明代的文统之所在，他说：“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濂）、方（孝孺），东里（杨士奇）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李东阳），南归震泽（王鏊）、匏庵（吴宽）。”[3]（卷二，王守仁《谏迎佛疏》评语）而这些台阁词臣大致是属于韩、欧以来的古文谱系，其文以典则正大为风尚，主要以欧阳修、苏轼和曾巩为师法对象。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云：“当代名相之业，莫著于楚石首杨文定，值缔建之初，补天浴日，策勋亡两，于是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与世向风。其后权散而不收，学士大夫各挟其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收于台阁。”[4]这一段文字说明以台阁重臣而兼文坛领袖的杨溥、李东阳等人，论文是以韩、欧为宗的。至于吴宽的文章，王鏊评论说：“纡馀有欧之态，老成有韩之格”，[5]（卷十三，匏翁家藏集序）表明他也是学宗韩欧的。而王鏊自己呢？霍韬序其文集云：“先生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中于程朱”，[5]（卷首，震泽集序）也属于韩欧一系。这些台阁文人在正、嘉之前不但被视为古文正宗，也是八股文的奠基者，他们主导了成化以至正、嘉的古文和八股文的发展。
但这种局面在正、嘉之后开始受到挑战。唐宋派及归有光等人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这个主张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台阁文人所写的八股文不够好，需要援引古文来改造。事实上，俞长城在康熙年间编选的《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中对成化时期制义大家吴宽、王鏊等人的八股文已经许以“古文”的评语了，也就是做到了“以古文为时文”。唐宋派之所以旧事重提，说明他们对“古文”的理解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古文”谱系。由此看来，唐宋派所提倡的“古文”是他们自己绍述的唐宋古文，决不是台阁文人所绍述的唐宋古文。李东阳、王鏊等人虽然也是师法韩欧的古文，但他们的古文确实与韩欧有着不同之处。韩欧为文强调与道合一，正如欧阳修所谓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东坡《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而明代自宋濂以至吴宽、王鏊等台阁诸人皆崇尚博雅，道学气息不甚浓厚，与韩欧诸人不尽相同；他们绍述的唐宋古文在风格上偏重平易雍容之致，结果却流于肤廓空泛，进而影响及制艺。正是如此，才引起归有光等人的不满，试图重建他们认为已经失落的文统。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越过台阁诸人，以唐宋派直接上承唐宋八大家。这一策略在启、祯之后得到艾南英、吕留良等人的积极响应，影响日重，终于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台阁体的新文统。
但在唐宋派内部，对台阁文人的看法仍有分歧。在茅坤看来，作为有明一代制艺宗师的王鏊，其时文与古文已经融而为一了。茅坤认为：“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诉六籍，而务得圣贤之精，而不涉世间，不落言诠。本朝独王守溪为最上乘，唐太史辈间亦从而羽翼之。”[6]（卷六，复王进士书）这说明在茅坤生活的嘉、隆时期，王鏊作为制义宗师、古文大家的地位依然无人可以撼动。而其时所谓“以古文为时文”的大家归有光依然寂寞江滨，九上春官，年及六旬，最后才博得一第。由此可见，归有光的“时文”是不怎么入“时”的，他的大家地位要待以后追认。
归有光本来在古文和时文领域里的影响力很有限，在启、祯之后受到学宗程朱、尊崇道学的吕留良等人的追捧，于是才逐渐成为震烁一时的古文、时文大家。对归有光而言，无论是成化时期的台阁词臣，还是同时代的唐顺之诸人，声望皆在他之上。要真正成为明代文坛的祭酒，就必须把以前这些老名家的影响消除掉，当然这项工作是由景仰归有光的后学来做的。吕留良就是这样一位后学，作为明末清初八股文评选大家，他以道学自命，故对于唐宋派提出的“以古文为时文”之说颇不以为然。文即文耳，何古与时之分？他认为：“王守溪、瞿昆湖、邓定宇、李九我、汤睡庵、许锺斗诸公，非时文家所称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无足与太仆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时文故卑也。若太仆则不知有所谓时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谓古文焉，一而已。”[7]王鏊是明代的八股圣人、制艺之祖，而吕留良却来个釜底抽薪，干脆否定他在八股文上的崇高地位。在吕留良看来，以王、瞿等历科会元为代表的时文正宗，其地位已远不能与归有光相比了，他们八股文的体格过于卑弱，不能做到古文与时文合而为一。虽然王鏊等人也是学宗韩欧的，但在吕氏等人的眼里，他们不配做韩欧的嫡传，归有光才是时文与古文一身而兼之的大师，才是韩欧的真正嫡传。明代八股文和古文的不同谱系以此为分野。
唐顺之作为唐宋派的主将，又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中坚，本来他的地位是高于归有光的，但后来也逐渐让位于归有光。吕留良的一段评论也许可使我们明白其中的原委：“荆川之学，初时根柢于程朱，甚正。第所得浅耳，亦自知其浅也，而求上焉。虽为王畿、李贽之徒所惑，而骎骎于良知之说，于是乎，荆川之学遂无成。然其制义，虽晚年游戏宦稿，未尝敢窜入异旨，流露离叛之意。此犹入门时从正之功也。其文超诣剪剔，写无形之境于眼前，道难尽之词于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汉不传之妙。惟震川先生熟于经，故其文广渊；荆川先生熟于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余诸公，则不过时文而已矣，于古人实未深得也。”[7]短短一段话，已将唐不如归之处和盘托出。自宋代以来文统与道统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试图消弭这种紧张关系，以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故谈文必论道。盖唐氏于程朱之学不甚纯正，中途又误入良知之说，况且唐精于史，而归精于经，四部之中，经高于史，故唐只能居归之次。
在吕留良等人之后，桐城派也不断提升归有光的地位，终于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归有光在明代古文与八股文历史上的地位也随之确立了，且逐渐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如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谕：“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制义丛话》卷九引）归有光文学史地位的崛起，标志着明代台阁词臣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谱系逐渐式微。
八股文和古文本来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就明代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化、治以至隆、万，以王鏊、钱福等为时文大家的时期，这是明代八股文的正统所在，也是明代八股文发展的自足自然阶段，大音希声，谈无可谈；一是启、祯以后，经吕留良诸人的努力，突出了归有光等人的地位，人为的因素显著增加，援古文入时文，此一趋势肇始于正、嘉，而大兴于启、祯之后，清代以后被视为八股文的正宗。后人谈八股与古文一般偏重后一阶段，即突出唐宋派及归有光的影响，进而上溯唐宋八大家，下及桐城派，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叙述。
二、古文对八股文的影响
唐宋八家古文与科举的关系至深至远。《制义丛话》卷二引胡调德之言曰：“唐以前，无专以文为教者。至韩昌黎《答李翊书》、柳柳州《答韦中立书》、老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书》、苏颖滨《上韩太尉书》，乃定文章指南。”韩、柳、欧、苏为什么能成为古文大家，这一段话道出了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其自身才能有关，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作为老师的地位。以前所谓的老师，主要是教章句之学。抗颜为人师，示人以文章的法度，引领无数后学，使人有规矩可循的，唐有韩愈，宋有欧阳修，这才奠定古文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他们古文宗师的地位。
本来在宋代古文与科举考试之间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选本已为当时应试人说法，开明人之陋习。古文家谈文法，示人以作文的途径，其手段主要就是评点标识。评点标识的好处是直观明白，便于初学。如吕祖谦《古文关键》“论作文法”云：“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这种评选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吕祖谦之后，谢枋得《文章轨范》踵事增华，直至明代唐顺之的《文编》、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无不是沿着这条道路来编选的，其初衷无非是指导初学作文罢了，当然这种作文一般是为科举做准备的。既然为科举而设，难免会以时文的标准来取舍，于是在编选的过程中，自然选取那些与科举考试相近的文章，士子们耳濡目染，在科场里作文自然与文选里的那些古文相接近，这就为古文与时文的合流提供了契机。一般读书人在这选定的古文世界里摸爬滚打，做时艺，求功名，浑然不觉古文之外尚别有天地，这是古文与时文合流的社会背景。正是挟世俗之力，这些选本才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权威地位，也正是与科举的势力相结合，这些选本才在后人的心目中塑造了古文经典的地位。经过千百年的积淀，逐渐塑造出了中国古文的经典系统，即唐宋八大家——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派——桐城派这一谱系。
方苞作为古文名家而兼八股大家，对于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自然十分关心，在《钦定四书文》中不时地发表他的意见。如在《正嘉四书文》卷三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文评语云：“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同卷归氏“先进于礼乐”一章文评语云：“原评拟之史汉，未免太过，方之唐宋八大家中，其欧曾之流亚欤。”在诸多明清八股文选的评语中，“韩欧”、“欧曾”往往并称，在八大家中出现的几率最高，由此也说明此三人的古文对八股文的影响最大。
选家们选古文以资时文，为初学指点迷津，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反开合、虚实照应是所谓“以古文为时文”的惯用法宝，也是唐宋八大家以来所总结的作文经验，唐宋派诸人又将其总结发挥，施之于八股和古文中。如王慎中提出为文要“正反、开阖、抑扬、唱喏、顺逆、周折、骋控、张歙，其变不穷”；[8]茅坤也说，为文要“起伏、呼应、虚实、开阖”，[6]（卷三十一，文诀五条训缙儿辈）这是讲布局谋篇。此外，古文所谓的跌宕之气，则主要体现在节奏上，注意平仄的协调，以及虚字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对八股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锡庚序其父朱筠文集云：“元明以还，迄于本朝，以古文辞自命者，辄以韩、柳、欧、曾、王、苏诸集为宗，号称八大家。似近著作之旨，然不师其意，徒袭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径；初无感发，辄起波澜。不问事之巨细，专以简练为工；无分言之短长，每以诘声为古。遂乃划段为文，模仿蹈袭，雷同剿窃，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为，转相非笑。自是文道榛塞，不绝如线矣！”[9]学古文者如此，学时文者也如此。流风所及，黄茅白苇，弥望皆是矣。
三、八股文对明清古文的影响
唐宋的古文曾经滋养过八股文，八股文知恩图报，又将反哺古文。然而由于它的势力太大，古文势将不堪。前面讲过古文对八股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古文选本来进行的，到了后来八股文对古文的影响也是首先通过古文选本进行的。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初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都是重要的古文选本，然而它们的编选评点也深受八股文的影响。四库提要云：“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10](P1727)王应奎更具体指出了茅坤的评选之法，《柳南续笔》卷三“茅选唐宋八家”条云：“余观此书，颇斤斤于起伏照应、波澜转折之间，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灭之处，却未曾着眼，有识者恒病之。”[11]起伏照应、波澜转折就是他的法宝，也是宋代以来古文和时文共同遵守的律令，这就为古文与时文逐渐合流提供了基础。
八股文对明清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素质”训练，无人不读，无人不做的。其结果当然就成为读书人的一种内在的素质，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唐顺之是唐宋派的首领，也是被后人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将，他的古文应该很醇正了，然而也难免杂有八股的成分。其《答茅鹿门书》一文是因茅坤对自己的责难，“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而作的回复，文章具有明显的八股格式。文末黄百家评曰：“只六股便无限转折。”[3]（卷二十一）如果再加上最后重论秦汉与唐宋存与不存两股文字，则俨然八股矣。黄氏在文章中勾画圈点，纯然八股评点法。在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史上，唐顺之被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大家，而这篇文章说明唐氏也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时文为古文”。这也说明，时文与古文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其实，自唐顺之、归有光开始，八股与古文发展的趋势就是走向融合。
方苞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主将，曾经受到汉学大师钱大昕“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观其古文《原过》中的一段文字，说是制艺中的六股，恐怕也不算为过吧。 《原过》云：
君子之过，值人事之变，而无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观理而不审者十之三；众人之过，无心而蹈之者十之三， 自知而不能胜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过，诚所谓过也，盖仁义之过中者尔；众人之过，非所谓过也，其恶之小者尔！上乎君子而为圣人者，其得过也，必以人事之变，观理而不审者则鲜矣；下乎众人而为小人者，皆不胜其欲，而动于恶，其无心而蹈之者亦鲜矣。[12](P75)
做惯了八股的人，虽然高喊古文义法，试图借此展示自己的博雅，终究难免放脚女人的尴尬，走起路来扭扭捏捏，难以掩饰其自小缠足的真相。明代盛期的八股作者，例如王鏊等人，文章气象博大，裁对整齐，终为一代典范。后来的八股作者，故意在作文中弄些不甚整齐的对偶，以便增加文章的古意，适与方苞此类文章相仿佛，也正好说明两者之间渐行渐近的因缘。
更有甚者，有以截搭题之提挽钓渡之技法来写古文的。清儒李绂《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论》一文，就是将唐代的狄仁杰和明代的李东阳拉在一起做文章。清末范当世《武昌张先生七十寿言》一文本来是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张裕钊做的，竟能拉来李鸿章、黄体芳作陪客，将毫不相关的三个人的祝寿之言天然绾合在一起，极搭题狡狯之伎俩。[13]
四、八股化古文的批判
自明中叶以后，唐宋派和桐城派在古文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自觉地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却不自觉地做到了“以时文为古文”，八股文与古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八股化的古文，成为明清社会最为通行的文体。而清代汉学兴起的文化背景之一就是八股的弥漫四海，造成士子的空疏不学，故汉学家对八股及其近亲唐宋派以来的古文大加挞伐。汉学家与桐城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章太炎之友生如黄侃、刘师培等在北大提倡魏晋六朝以对抗桐城派的古文，周作人更是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桐城古文。
周作人对于古文与八股深有研究，他曾指出：“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14](P669)所以清代学者对八股化古文如桐城派的批判，逐渐又演变为对唐宋八大家的批判，有追根溯源的目的。对于桐城派、归有光与唐宋八大家的关系，朱一新总结说：“桐城名学八家，实则祖欧阳而祢震川，高者兼法《史记》，但法其隽峭者多，雄伟者少，归太仆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难学。次则南丰，源出匡刘，渊懿质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为具体，而稍缓弱。震川兼师欧曾，然不逮南丰之质厚，虽时代为之，亦由经术深浅之异耳。桐城冲淡，乃其佳处。文境惟冲淡最难，但未学雄奇，专学冲淡，易流薄弱。桐城之不能为班、马、韩、柳者，亦以此。”[15](P87)所谓的桐城派，是在姚鼐之时才有意识地建立宗派，上溯至刘大櫆、方苞，再到归有光，再追溯当然就是唐宋八家了。这一统系的古文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与八股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是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凸显也与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本来唐宋八家已不能完全代表唐宋文学的演变，而后来的古文家却连八家也不能全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欧曾，路子越来越狭窄，弊病也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