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毛诗》学与元代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毛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3)05-0005-06
在中国漫长的经学传承、阐释历史上，元代是一个“不被看好”的时代。清季学者皮锡瑞曾将经学的发展划分为十个历史时期，而元明两代“处在经学的积衰时期”①，也即此时为经学发展的低谷。尤其是元代。随着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并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封建帝国，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冲击，经学也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甚至被割断。从此种意义上讲，元代确实是中国经学发展的衰微时期。然而传统文化又是不容易割断的。有元一代，在统治者积极调整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在在朝在野儒者、文人对经学传统的不懈坚持下，元代经学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进步着。元代《诗经》学的发展就是其中典型一例。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元代的《诗经》学基本表现出朱《传》一枝独秀的局面，之外的其他著述多数仅仅是为“羽翼”、“附和”朱《传》而作。但在具体的《诗经》阐释学系统中还是有一些新鲜因素在不断荡涤着朱子的理学解《诗》，参与着时代的文化建设，并开启了新的解《诗》风尚。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元代《诗经》学及其进入元代社会诸方面的情况。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还要事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元代《诗经》学与元代《毛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当下《诗经》研究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习惯了讲中国《诗经》学、中国《诗经》学史，而没有仔细分辨实际上在《诗经》四家传承的过程中，官方的三家诗已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淡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诗》之唯一完整文本只有《毛诗》。不论是唐代《毛诗正义》还是宋代朱《传》②，这些在《诗经》学史上占据过重要里程碑地位的《诗经》注疏之作，它们之间的差别更多表现为或偏重于训诂或偏重于义理，其使用的经典文本无一不是《毛诗》，包括《毛诗》的大、小《序》以及《故训传》。从这个角度讲，除数量极少的三家《诗》遗著③之外，中国的《诗经》学史更像一部中国《毛诗》学史。则讨论元代《诗经》学毋宁定义为元代《毛诗》学显得更为妥贴。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带来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大碰撞。在这个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蒙古人主动选择了先进的中原儒家文化作为政治统治的辅助工具，并积极采用了“以儒治国”的统治方略。不管是开国时期的成吉思汗还是壮大帝国版图的忽必烈，他们都积极推行汉法，适当任用儒生。这些政策直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也使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毛诗》学获得迅速发展，并渗入到元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统治集团的崇《诗》与引《诗》
元代统治者重视儒学，儒家思想及经学著作在其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五年(1268年)载：“(十月)庚寅，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1](P214)元世祖至元五年即宋度宗咸淳四年，正值宋与蒙古交战正酣之时，世祖于此时命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反映出世祖等蒙古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儒家思想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并试图借此引导蒙古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为国家未来的统一和巩固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正如《元史·世祖本纪》对其的评价：“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1](P357)而命从臣录《毛诗》也正是其“以夏变夷”诸多步骤中的重要一环。
同时，元代科举更是明确《诗》作为科考诸科中的一门，并将朱子《诗集传》作为唯一的诠释蓝本：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1](P2019)
另外，元代统治者还在诏书中引用《诗》之义，充分表明了其对于《诗》义的认知与熟悉。如元仁宗皇庆三年三月诏曰：“《易》述家人，《诗》美关雎，故帝王受命，必建置后妃，所以顺天地之义，重人伦之本也。宏吉刺氏夙由世戚，来嫁我家，事皇太后有孝恭之懿，辅朕躬着淑慎之善。于二月十六日授以册宝，立为皇后。”[1](P245)其中“《诗》美关雎，故帝王受命，必建置后妃，所以顺天地之义，重人伦之本也”的依据显然来自《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P4，10)尽管元代诏书等公文中涉及《毛诗》的内容并不多见，但我们据上述三例，还是大体可以想见《毛诗》经典化的解释在元代统治阶层中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二)儒生吏士的阐《诗》与疏《诗》
元代的儒生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一方面他们积极进谏统治者崇尚儒教、以儒治国，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进行经义的注疏、传播，或著书立说，或广开书院，从而使元代经学、元代《毛诗》学迅速发展开来。
元代的《诗》著述，据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统计共有七十七种，这无疑是元代儒生吏士对《诗》学的重要贡献。这些著述，有的绍述朱子，为朱《传》之重要注本，如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有的辅翼朱《传》，从补充名物注释、考订礼法、史实方面对朱《传》进行增补，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还有的独具一格，不认同朱熹的说法，对《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认识，如马端临。④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儒生吏士对于《诗》的阐释与传播。
(三)下层民众的熟《诗》与用《诗》
儒生吏士的推崇与传播促进了广大民众对《诗》的熟悉。与上层统治集团极为有限地使用《毛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元代下层民众对《毛诗》的使用却非常之广泛。此处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新元史·吴直方列传》载吴直方子吴莱：“年四岁，其母盛氏口授《孝经》、《论语》、《春秋》、《谷粱传》，即能成诵。七岁能赋诗。同县方凤，有文学重名，见而叹曰：‘明敏如吴莱，虽汝南应世叔不是过也。’悉以所学授之。莱本名来凤，取《毛诗》‘北山有莱’之义，为易今名。”[3](P347)吴氏父子生活在元代中后期，为避老师名讳，遂以《毛诗·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为吴来凤重新起名，而《毛诗故训传》云：“莱，草也。”，又《笺》云：“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2](P614)显然，方凤以“莱”字为学生命名包含了其对学生的极大期待。由此我们可见元代社会下层民众对《毛诗》的熟悉。
(四)元杂剧中的引《诗》及其特征
作为元代“一代之文学”，其时元杂剧盛行，最初流行于今之山西、河北一带。山西地区至今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金元时代的杂剧壁画和戏台。就现有元代杂剧引《诗》资料来看，元代杂剧作品引《毛诗》的数量以及形式相对比较丰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元代杂剧作家将《毛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作品中直接引用其名称。如无名氏《龙济山野猿听经》：“我将《周易》讲诵，《毛诗》、《礼记》贯胸中。《春秋》讨论，《史记》研通。”[4](P949)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他讲不得《毛诗》，念不得《孟子》，无非是温习下坑人状本儿，动不动掐人的嗓子。”[5](P461)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5](P1568)等等。
其次，元代杂剧作家引用《毛诗》能够利用和发挥《毛诗序》等注疏的思想。如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毛诗》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焉敢忘恩人之大德也！”[4](P32)“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出自《卫风·木瓜》，原诗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2](P246～247)。很明显，关汉卿在这里用的是《序》意。
又如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曾把《毛诗》来讲论，那《关雎》为首正人伦，因此上儿求了媳妇，女聘了郎村。”[5](P1495)《毛诗大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石君宝也是用了《大序》“(《关雎》)厚人伦”之意。
又如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自古来整齐风化，必须自男女帏房。但只看《关雎》为首，诗人意便可参详。”[5](P2304)亦用《大序》意。再如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正末唱)毛诗共几章？(普云)夫诗者，古人吟咏性情之大节。有风、雅、颂三经，赋、比、兴三纬。诗有三千，夫子删为三百十一篇，善以为劝，恶以为戒。”[4]这里罗贯中除了利用《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外，还吸收了司马迁《史记》“孔子删诗”的观点，以及孔颖达《毛诗正义》关于《诗经》“六义”、“三经三纬”的观点。
综上可见，《毛诗》普遍流行于元代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在儒生吏士之中，在当时还不甚入流的元代杂剧之中，《毛诗》的阐释与使用更具有今人难以想象的普遍性。
随着程朱思想的深入及朱《传》被确定为科举唯一指定“参考文献”，元代《毛诗》学逐渐进入朱子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6](P564)可见元明两代《诗》学都是以朱熹《诗集传》为准则的。今天更有学者认为：“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7]。的确，元代的《毛诗》学较汉、唐、宋、清各朝来讲确实有些薄弱，而且从表面看来也似乎是在围绕着朱《传》进行阐释或再阐释。但深入分析这些解《传》解《诗》的著作，我们却发现元代《毛诗》学实际上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是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为了充分展示这一并非一目了然的状态，下面我们将元代《毛诗》学传承情况分类述之：
(一)宗朱一派，专门阐释朱《传》
由于理学的兴起与广泛传播，朱熹以理学释《诗》的理念逐渐渗入学者的视野和观念之中。元代统治者的推崇又加速了两者的结合。我们知道，元代的儒生一方面承载着儒家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遵循元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由此而促成了一批学者尊崇朱熹，积极为《诗集传》作注，传播和弘扬朱熹《诗》学。如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下面以刘瑾《诗传通释》为例展现该著作对朱《传》的阐释。
《诗传通释》，刘瑾著。该书从题目上即可看出与《诗集传》的关系，是一部全面阐释朱《传》的作品。该书以朱《传》为宗，具体、详尽地对朱《传》进行了系统释义，不仅逐字逐句对朱《传》进行了解释，还细致地对朱《传》文意进行疏通，尤其是它极力回护《诗集传》中一些较为明显的错误，堪称《诗集传》的最忠实注脚。值得肯定的是，《诗传通释》在对朱《传》详加解释的同时也引入了自己的理解，尤其是其对于某些诗句加入了文学性解读，实际上推进了《毛诗》的文学理解和文学研究。
(二)辅朱一派，具体补充朱《传》
元代《毛诗》研究中，还有许多学者在遵循追随朱《传》的同时，对其中涉及的一些名物、历法等进行补充以使学人能更加深入了解《诗集传》、了解《诗》。主要代表有许谦《诗集传名物钞》。
《诗集传名物钞》，许谦著。该书也是以朱《传》为蓝本，且多以理学释诗，但该书重点则在于其借助于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集传》进行了大量的名物训诂，对朱《传》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朱《传》以义理解《诗》的藩篱，对于扩大名物训诂之风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三)订朱一派，广采考订朱《传》
在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元代《诗》学的研究对象总体为朱《传》。但也有学者不满足于对朱《传》的完全照搬，他们在尊崇朱《传》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前代学者说法，并结合个人的涵咏、理解，对朱《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订。其中代表性著述为梁益《诗传旁通》。
《诗传旁通》，梁益撰。该书多为朱《传》中提到的名物、训诂作诠释，可视为《诗》的再阐释之作。但其阐释并不完全采信朱子之说，往往是博取众说而取其优者。应该说其对《诗集传》之训诂大有考订之功，一定程度上成为开启清代实证考据的先行者。
(四)反朱一派，坚持《毛诗》正宗
在元代《诗》学朱《传》“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有学者能够不为时代左右，勇于质疑，直接批判，坚持回归《毛诗》正宗。这就是下面我们要稍加详细论述的元代经学家、文献学家马端临。
马端临(约1254-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亡，隐居不仕，历20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本为文献学著作，其《经籍考》卷五、卷六为《诗经》，其中马端临统计了自汉至宋历代官藏书目有关《诗经》的著述情况，还对所收的三十多部《诗》学著述做了简短的解题。马端临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其中。
1.马端临对郑樵、朱熹的批驳
《毛诗》尤其是《毛诗序》自南宋以后就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如郑樵《诗辨妄》、朱熹《诗集传》、王质《诗总闻》等。郑樵认为《毛诗序》乃“村野妄人所作”，否定《毛诗序》的经典地位，这一观点对朱熹《诗》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其由尊《序》转向了对《毛诗序》的否定和改造。有元一代，在朱子《诗》学思想的影响下，学者对《毛诗序》也多不甚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马端临却坚持尊崇《毛诗序》，并对朱熹《诗集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
马端临对疑《序》派学者的观点多有反驳，如《文献通考·夹漈诗传·辨妄》一条引陈振孙评云：
辨妄者，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已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
借陈振孙之口，马端临批评郑樵“专指毛、郑之妄”削去《小序》是“师心自是”、“不知而作”。同时他在按语中进一步指出：
夹漈专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马端临认为，《毛诗》在汉代四家诗中是唯一一部保存完整的《诗经》著述，这本身已经足以说明《毛诗》的存在价值，郑樵否定《毛诗序》完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因而朱熹信从其说也必然会存在一些错误之处。
2.马端临对《毛诗》的回护
在对郑樵、朱熹《诗》学思想质疑与批驳的同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毛诗》还多有回护之词，并且不乏新见。针对此前及当时的“废《序》说”，马端临坚持《诗序》不可废立场，极力推崇《诗序》，云：
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8](P1539)
马端临特别强调《国风》的《序》不可废，究其原因在于《雅》、《颂》“其辞易知，其意易明”，而《国风》中“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意者。”由于《国风》诸多诗篇采用比、兴手法，且多有讽喻之意暗含于诗作文字背后，因而如果没有《诗序》的释解，肯定会陷入对诗旨的臆测之中，正如马氏所说：
《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8](P1539)
正是由于《毛诗序》揭示了作《诗》者的创作意图，并且《毛诗》传授渊源有自，脉络清晰，这些决定了《毛诗序》是理解《诗经》尤其是其中《国风》的关键。
综上四派及各自表现出的特征可知，表面上看，元代《毛诗》学为朱熹一家之学，众多的《诗》学作品大致都是为辅翼朱《传》而作；但所谓“宗朱”并不是简单沿袭，没有突破。实际上，元代学者的“宗朱”仅仅是以朱《传》为蓝本，同时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或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或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订，更有甚者则完全放弃朱《传》，重新回归旧说。这些学说不仅深化了朱《传》，更在一定程度由“拨乱反正”而成为开启考据、实证的《诗》“清学”的先导，这才是元代《毛诗》学发展中最有价值的一面，也是元代《毛诗》发展的真实体现。
根据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发现元代《毛诗》学并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它只是《诗》宋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有反思，更与当时及以后的文化构建产生了双向的影响。
(一)《毛诗》学的下移与元代民俗文化精神
作为“一代之文学”，元曲终于在有元一代发展并繁盛起来，当然其中不乏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因素，但《毛诗》学的下移也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毛诗》在元代各社会阶层中都有传播，但是不容置疑，元代的统治者对于《诗》乃至经学仅仅是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并未将其当做真正重要的文化构成来看待。元代统治者对于引《诗》用《诗》也未达到此前汉人政权的重视程度。同时，元代统治者倡导儒学，关注儒生，实际上仅仅是作为笼络汉人维护统治的手段之一，由于其固有的民族政策，儒生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高，更没有受到重用。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九儒十丐”就真实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落魄的儒生进入下层民众序列，因而造成了《毛诗》学的下移。另外，元代科举着重考察的是经义阐释，对于诗赋等文学才能则一概不予重视，如元仁宗时就废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因此诗赋之类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陷于沉默。结合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存需求，元代杂剧应运而生。而元代杂剧中多引《毛诗》亦并非偶然，这其中体现出的是《毛诗》对民众《诗》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杂剧是元代极具代表性的戏曲文学样式，由于现实需求和普通人群的爱好，元杂剧逐渐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此外，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和传奇的兴盛也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农村中也经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在元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知识阶层、文人也发生了分化。特别是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未得到完全恢复，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变窄了，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了。除了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少数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下层民众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下层民众的关系相较于此前朝代显得更加密切。尤其是一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促进了杂剧创作的繁荣，而创作中引用《毛诗》等儒家经典即为其中的显例之一。引用《毛诗》既丰富了杂剧的文化内涵，同时这种引用又是向观众(听众)传播儒家思想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也可见出这些杂剧作家因不能亲身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转而将政治理想、人生理想寄寓于杂剧创作的价值取向。
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元代杂剧作家引用《毛诗》等儒家经典，其创作背后还暗含着一种价值预设，即普通民众对《毛诗》思想观念一定程度的熟悉。试想，如果观众(听众)不熟悉《毛诗》，杂剧中的这种引用活动就有可能完全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由此也可窥见在元代民间社会中，《毛诗》对普通民众而言也是极为熟悉的，其经典地位进一步下降，而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常识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其融入元曲创作中则进一步加速了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主流的过程。
(二)《毛诗》怀疑精神的减弱与元代较为保守的思想文化
宋代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时代。宋儒疑经改经的风气虽一度为后人所诟病，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它又说明了宋代思想的自由与开放。在那样的环境下，郑樵、朱熹等学者都对《诗》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理解，放弃前代积累过重的训诂阐释，而以理学观念文学观念重新对《诗》进行解读，从《诗》本文出发强调涵咏和体会。其中对于理解不通畅的地方不惜武断地改变其原有文字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解。这种做法在南宋也很流行。关于存序废序、“淫诗说”、“笙诗有无乐辞说”等诸多命题，学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时至元代，这种怀疑精神忽然间衰减，《诗》学者基本放弃了原来治学的大胆怀疑态度，转而开始绍述朱《传》，对《诗》的注本进行再阐释。这无疑与元代的时代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
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靠马上得来政权的游牧民族——蒙古人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并鉴于其统治需要不得不实行一定的汉化政策。但归根究底，元代帝国是为蒙古人的统治而建立的，他要保障的也首先是蒙古人的利益。出于这种考虑，元代曾将各民族的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作为拥有较高文化的汉人与南宋人却地位低下，并在各种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中明显低人等级。政治社会地位的低下严重束缚了儒生的自由，压抑了儒生的自信心和创造精神。同时，元代科举以朱熹《诗集传》作为唯一教科书。在元代要想科考进士必须严格按照朱《传》学习，因此士人要想改变命运、步入仕途就只能认真钻研朱《传》，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学学风的僵化与封闭。
(三)《毛诗》学与元代潜藏的求真务实精神
在整个环境崇尚朱《传》的大背景下，另有一些《毛诗》学者还是坚持了求真精神，广泛搜集、整理前代的种种说法，并取优舍劣，用之于《毛诗》研究中，为朱《传》一统天下的沉闷学术氛围吹入一股新鲜空气。这恰与元代统治者整体上崇尚质直朴实，经义阐发方面注重务实的精神倾向暗合。
另外，随着《毛诗》学的下移，有一部分有“真性情”的儒生逐渐进入元曲的创作队伍中来。这种“真性情”也带给元曲极大的生命力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力量。
综上所述，处于《诗》“宋学”到《诗》“清学”之间的过渡，元代《毛诗》学一方面承继了“宋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诸多说法，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对“宋学”和朱子学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与突破，最终为《诗》“清学”的到来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与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有重要关系，更与元代文化精神建设息息相关。元代《毛诗》学并不是朱子学的重复与附庸，在中国《诗经》学史上应该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①参见(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皮氏将中国经学分为十个时期，分别是经学开辟时代(孔子删定“六诗”)、经学流传时代(先秦诸子时期)、经学昌明时代(西汉时期)、经学极盛时代(汉代元、成二帝至后汉时期)、经学中衰时代(魏晋时期)、经学分立时代(南北朝时期)、经学统一时代(隋唐时期)、经学变古时代(宋代)、经学积衰时代(元明时期)、经学复盛时代(清代)。
②关于朱熹《诗集传》应归入《毛诗》系统，我们有如下的两个理由：一是《诗集传》的底本为《毛诗故训传》，尽管朱子对“小序”颇有微词，对《毛诗》经义的阐释有许多看法(主要是对其中的“淫奔之诗”)，但这些都是属于对《诗》经义的不同理解，而且是在《毛诗》阐述基础上的不同看法。二是朱子自己也认为“如训诂，则当依古注”，也就是说从涵咏诗意的需要出发，朱熹的解《诗》是充分理解“古注”也即《毛传》之解释。因此从训诂的角度讲，朱熹的《诗集传》亦是充分吸取了《毛传》的解释，由此朱《传》当为《毛诗》系统。
③自三家诗逐渐散逸不传以来，实际上也有一些学者在致力于三家诗的辑佚、研究等工作，确实也有一定的收获，但是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毛诗》庞大的注疏系统相匹。
④具体内容见下一节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