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反帝运动彻底性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彻底性论文,再认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党史的传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但笔者在长期的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提法不够实事求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凭借史实，纠正人们头脑中由来已久的偏颇认识。
五四精英对帝国主义尚无理性认识
五四时期的精英有左右翼之分。右翼如胡适等人，是帝国主义文明的崇拜者，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左派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时虽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还谈不上系统地接受，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理性认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没有提出过帝国主义的概念，只有“列强”、“外交团”的概念。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2月1日《国民杂志》一卷二号）一文中提到了帝国主义，说：“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可见，李大钊的帝国主义概念，是吞并弱小民族、和“民族自决主义”对应的“大帝国”主义，而非垄断资本主义的意思。又说：“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李大钊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指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是把欧美列强排除在外的。李大钊的“帝国主义”概念还不是列宁的理论。1919年10月，李大钊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没有提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说明李大钊对帝国主义还没有理性的认识。
青年学生中的精英分子，因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故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有理性认识。邓颖超说：“五四运动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又说：“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邓颖超所言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确在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
当时的运动中还没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仅为肤浅的“列强”、“强权”。所以可以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帝国主义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他们也不可能将这场运动引向彻底的反帝运动。
五四运动只反了日本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只反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吹捧、美化美帝国主义，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陈独秀也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18年11月30日，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美国提出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由五国共管，其实都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而当时的很多学生、很多中国人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寄予希望，希望他们出来主持公道。
1919年5月4日下午的学生运动，原来打算到东交民巷美、英、法、意等使馆去说理，向日本使馆示威，结果不准队伍进入使馆区，学生也不抗议、反对，遂转向赵家楼。1919年5月5日《晨报》报道五四运动时说：“学生之赴东交民巷也，意在面晤英美法意四国公使，面递山东问题之意见书，请望转达各该国在巴黎之代表，冀能为吾国主张公道。”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公使都不在馆，所以只得把意见书交给使馆工作人员，请转交公使。队伍在美国使馆前还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学生致各国公使的意见书都表示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决不能让日本夺去。最后一段如下：“贵国为保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协约国致美国驻法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同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谨请阁下将此意转达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该联合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条：“全国一致抵制日货，令全国商会与日本断绝通商。”“请美国不供给原料与日本。”武汉学生联合会开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条：“通信英国总统，乞主持公论，并北京巴黎公使各一电”。全国和平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留美学生会等11个团体致美英法等各国首脑及和会代表，请求他们“鼎力对于中国合理的要求，力主公道，于相当期内实行有效力之保障”。
从以上这些行动和言论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学生、老百姓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寄予希望的。他们只痛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没有痛恨、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他们激烈地抵制日货，而没有抵制美、英、法等外国货。因此，五四运动显然谈不上是“彻底”、“反帝”的运动。
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够彻底
五四运动期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手段是抵制日货。当时，全国很多地方抵制日货的做法是坚决的，见日货就禁、就烧，毫不留情。但也有地方并不坚决，主要是些商人，他们只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如山东济南是反日的高潮地区，但商会抵制日货的办法是：“凡各号现有之货，数目点清列簿，以售尽为止，不许再添，以示抵制”。天津某些商店也是如此，规定“凡我同业各号旧存日货，尽其所有，造具清册，卖出永不再买。已定之货，交涉日商，契约不为解除，交易暂为停止。一俟青岛、福州交涉解决，再继续交易”。这样抵制日货，显然是不够坚决彻底的。
抵制日货是一种经济制裁手段，这种经济制裁只触及商业贸易，对日本在华经济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触及。如日本在华开的工厂，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打击，没有迫使其关门停业，没有把日本的资本赶出中国。以纱厂为例，日本在华的纱厂、纱绽数，自1918年至1924年仍持续增长。说明五四时期，经济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彻底”的。
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没有采取反日的坚决行动，更没有与日本断交。北洋政府对日本礼遇，老百姓无可奈何。北洋政府对日本在经济上、军事上有畏惧心理，学生、老百姓，也没有对付的良策。
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驻华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各埠，日本驻京陆军进行军事示威。驻京日军的一个排就持枪游行示威，至中南海总统府门前横行而过。中南海门前一般行人是不准通过的，日军的做法是违法的，但守卫总统府的中国陆军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向其行礼。日军的示威，中国政府没有反对，中国的民众也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一个参加过河南抵制日货斗争的学生回忆说：“一个作店主的表兄，曾警告我道：‘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自己心里虽不愿听这话，但瞠目结舌，莫知所对”。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很多学生及老百姓的心态。有这样心态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坚决彻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山东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热点之一。青岛、胶济铁路等直接关系山东人民的切身利益，且长期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掠夺。但这些冲突，基本上是非暴力的。如1919年7月1日，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在商埠纬五路调查粮食，被日人捕去。各界民众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省长等被迫与日方交涉，日方不得不将王志谦从日本宪兵营中放出。诸如此类的非暴力斗争，虽然有声势，也很激烈，但没有发展到坚决的暴力斗争、武装斗争。这样的反日显然是谈不上彻底的。中国彻底的反日，只有进行八年抗战，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彻底反帝”调子是后来拔高的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了五四运动反帝的不彻底。
陈独秀1923年谈五四运动的缺点时指出：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次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张太雷1925年谈到五四运动时指出：“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国民革命的党去领导这运动，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发展民族运动，而反被某个帝国主义所利用。”
陈独秀、张太雷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而以后，由于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才把它越拔越高，以致以定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调子。这种拔高，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是牵强附会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