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去思索中国的大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独立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1)01-0033-05
2010年1月2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围坐在椭圆形的桌子旁，认真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在谈到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时，许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尖锐的批评。在认真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后，温家宝总理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1]这番耐人寻味的讲话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研究。
一、“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内涵诠释及价值意义
《大学》开篇便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大，在于对大学精神的坚守。如果用时代的尺子来丈量这种精神，可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是之态度。
词典中解释，独立是指不依靠他人；思考，是指开动脑筋想问题。独立思考，即遇到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得到真正答案，形成独到的见解。即不应受外界的左右，信奉遵循的是事物的科学发展规律。
独立思考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所在，是大学发展创新的前提，更是大学保持自身特有文化气质的必然需要。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和研究学问的地方，不仅仅是指专门技术的学问，而且也是学问的精神即自由表达精神诞生的地方。学校能够自主办学，教授能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内自由地进行研究，这个源于中世纪学者行会的惯例是大学存在的“生命线”。有独立思考的大学，才能培养出独立思考的人才；有学术自由的教授，才能培养出创新精神的学生。倘若一个大学失去了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她的灵魂，失去了其作为“精神灯塔”的意义。
最近《新周刊》刊载了几篇报道，掀起了对中国大学现状讨论的热浪，网上随之也有评论说：当今中国的大学是“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资源集权化、排名黑幕化、招生产业化、扩展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对以上评价且不界定他正确与否，但的确值得思索的是，中国的大学是否缺少了“独立思考，学术自由”之精神呢？
“学术自由”源于德语的akademische freheit，英语译为academic freedom，akademische源于柏拉图的学园(akademy)，兼有大学的、学院的、学术的等多种含义。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学术自由是国际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为宝贵的根基。作为一项学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学术自由的形成历经数百年，中世纪中后期学术逐步走出宗教的阴影，1670年荷兰哲学家斯宾洛莎提出“探讨的自由”，认为人“根据最高的自然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2]他的这一主张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经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的宣扬和诠释，日渐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核心大学观之一。
我国传播学术自由思想的主将当推蔡元培，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中，坚持“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昌明学术”、“倚重研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3]几大原则，激励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他认为大学应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实质就是学术自由，这是他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
大学独立之思考，学术之自由自然包容有多元之意，它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宽待各种学术流派，以此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如国际一流的很多大学，不仅弘扬大学的创新精神，更努力倡导批判精神，积极培养学生平等的观念和批判的思想，常有学生与老师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下，吵得面红耳赤，这并不是对师长的不尊重，因为在知识面前并没有老师学生之分。可以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如柏拉图所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只有学会批判，勇于批判，才能确立新的思想，建构新的体系，创造新的世界。在中国的大学，创新精神欠缺，批判精神的缺失让人汗颜。据前不久的新闻报道，中国一位大学教授投书媒体，对国内大学的奢华之风予以批评，结果遭到几所大学的联合抵制，撤销了他的学术讲座，控制了他的自由表达。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批评无自由，赞美还有什么意义？学校思想无独立，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未保障，又何以去培养学生平等的观念和批判的精神？
二、中国大学缺失“独立思考、学术自由”之精神反思
随着国际化加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十多年来，在许多中国高校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亚洲大学排名公布是：“港大第一北大清华未进前十。”[4]尴尬的现实让我们深深地领悟了教育专家们尖锐的批评：中国的大学问题多，形式多，花架子多，看教育部脸色的多，……中国有大楼没大师，有大师没灵魂，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大学成了权力的延伸，成了权力的婢女。大学不是以学术为主导，而是以行政为主导，教授是行政的奴才，成“臣教授”，校长成教育部的奴才，教育部让打狗，校长不敢撵鸡，教育部指东，校长不敢往西，……《孔子家语·六本》中有言：“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专家的批评是善意的提醒，更是明智的警示，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与反思。
（一）行政权左右学术权，导致中国大学独立自由精神之缺失
大学被称为“知识的加工厂”，最重要的功能是学术功能，最重要的权利应该是学术权利，大学独立是国际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的独立地位正在逐渐丧失，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导致学校领导者自主意识不强。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对政府的依附，这种依附使大学逐渐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成为官本位中的某一利益阶层；另一方面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有关大学的重大决策采取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长官意志”，行政权力的泛化导致了官本位思想等诸多问题在校园的泛滥。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在“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理念的推动下，大学行政组织管理工作是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大学行政组织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整个组织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官本位显现越演越烈，学校的全部办学资源都掌握在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手中，教学科研绝对听命于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指挥棒。行政价值的不断强化，大学教师为学术献身的信念常常学到挑战和动摇，一些德才兼备，不愿意向权贵低头的学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些教授、学者为了争得更多的教学科研资源以及政治地位，无心钻研学术，不得不身在“学营”心在“官”。教授、学者都在官场孜孜钻营、随波逐流，甚至乐此不疲，学术研究焉能不荒芜？
（二）大学的功利化，获得了经济效益却丢失了精神形象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1]这是温家宝总理听了施一公教授的发言后说的话。谈到大学的功利化，学生、家长的抱怨多多；现在的大学，完全像一条生产大学生的链条。从家长交款到学生毕业，再到失业，大学已经不是神圣的学术殿堂，已经没有多年前那种荣耀的光环，家长和学生除了一声叹息，还能怎么样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影响，由于缺乏制度保障，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大学普遍存在功利主义现象。许多大学追求大学排名，急功近利，甚至产生学术腐败现象。学校在文化建设上往往停留在组织有关活动、打造建筑风格等形式，却忽视了内在建设，文化的育人功能未能充分显现。由于大学缺乏人性，千校一面，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制约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别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对市场的依附。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要求“大学应主动的适应社会”以及片面的“大学应当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大学与社会走得越来越近。大学没有去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而是陷入对利益的急切追求。从大学的“扩招”到“圈地”，从“收费教育”到“教育产业化”，一些大学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大学精神焉能不流失？
（三）大学的扩招，普及了高等教育却远离了国际一流大学
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拉动受到了严重影响。扩大内需，通过经济的较快增长来应对缓解日趋严峻的经济社会矛盾，成为政府当年最重要工作。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关人士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这些建议很快被我国政府采纳。
高校扩招使高等教育普及，对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经济发展确实有促进作用。恢复高考33年，中国已经培养出了5438万名大学生，大学生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据有关报道，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高等学校有2300余所，在校大学生总数已超过2300万人，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21%。在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同时，高新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也使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有专家认为：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培养目标的调整，许多高校培养出的毕业生连国内劳动力市场都难以适应，更不可能培养出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人物或受到西方主流承认的大家。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相比，中国高校培养出的创新与拔尖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明显不够，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大学的校风、教风和学风都存在问题，如中国大学的特色不见突出，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听到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越来越少，明亮宽敞的教室里未见几个夜读人。教师把学校当成名利场，甚至当成免费劳动力，把招生当成谋利工具的事时有发生，浮躁的气息在蔓延。为什么大学教师应该坚守的职业操守和责任心没了？为什么许多负面新闻总让高尚的大学教师不堪入目、光环褪尽？为什么大学会面临着诚信的高度危机？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曾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代表了社会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期待。
三、从“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去思索中国的大学精神
高等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而如何处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如何在国家干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保持大学的学术自治、独立思考和自主表达，始终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回避的难题。德国著名教育家卡尔·威廉·冯·洪堡就曾提出：“大学的原则，不是管理和从属，而是自由与独立”；“国家必须彻底放弃对科学的任何干涉，国家的干涉往往会变成科研的障碍”；“国家除了供应必需的物质和选任适当的人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义务”。[5]未来之世界是人才激烈竞争的世界，掌握了教育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必须还大学的学术权，使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一）特色打造国际影响力，让中国大学精神立于世界不败之林
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承、创新的单元，突出个性是其文化质量之一，个性化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战略选择。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地，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通过各个大学来推进。大学只有尊重历史与传统，立足国情与校情，突出重点与优势，勇于改革与创新，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实现个性化发展。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大，快速发展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比如“优势、个性、特色”的问题。千校一面曾是中国大学发展不足的伴生品，中国大学在进入国际竞技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抓特色、比优势的“战略自觉性”，做到“他无我有、他有我优”，走个性化发展道路。如哈佛大学举世闻名的成就是与它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它“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校训，不仅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也揭示了其办学理念的核心价值观，这种理念直接影响着它的发展战略，并形成了其独具特色。倘若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能自觉实践个性化发展的理念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定能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大学迈进世界一流大学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学术权与行政权责权明晰，让中国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乐园
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施莱尔马赫说过：“国家不应把大学视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使其活动服从于自己的，而不是科学本身的目标，这样只会使大学受到损害”。[6]如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成为空话，那么“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那么大学真理的追求，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只能成为梦想。
大学自主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基础在学校，关键在政府，根本在制度。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学术行政化使管理部门繁多、工作人员日趋膨胀、办学成本日益增高，也使得大学的官本位氛围继续蔓延。只有改变大学管理的行政化现状，实现学术权力核心化，大学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才有希望。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政府，应该抓方向性、原则性工作，为大学的个性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如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发挥平衡、规范、引导职责和服务扶持作用，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现，为大学多样化、个性化发展保驾护航。要赋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逐步将学术权力真正下放到大学手中，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及学校的运营和教学实施充分放权，让学校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由发展。
（三）远离功利化，还中国大学高雅学术殿堂的称誉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即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时代标志。中国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在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到了近代，学术自由成为中国大学的灵魂，并使其主动、自觉地走向社会中心。民国时期，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与陈寅恪所燃起的清华薪火，最后都汇聚为中国现代学术自由之精神。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曾在北大宣扬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当时，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自由办学的新思想和新理念，而胡、陈、梁却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正是北大的“标新立异”谱写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荣耀史。大学精神的继承不能依赖遗传，只能通过传递和创新才能发扬光大。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只有远离功利化，大学精神才会永存。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就主张大学应当与社会、特别是工商界保持相对的距离，他认为当大学与企业结合得过于紧密，学术上有过于反映出实用性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逐渐枯竭。在我国，众多大学“重大楼轻大师”、“重数量轻质量”、“重分数轻能力”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浮躁性和功利色彩。因此，在办学目标上，首先应去功利化，才能提高办学质量。质量是一所大学的生命线，是大学根本的责任和永恒的主题。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其次高校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大学要做到：第一，有富有创造性的教师，能够把创造性的思维传递给学生；第二，有良好的课程设计，而且要鼓励良好的教学实践；第三，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使学生使用的学习设施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大学与它所处的城市及政府也是血脉相连，城市性格决定大学性格；另一方面，大学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之地，它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气质又会反过来影响这座城市，尤其是一些积淀深厚的百年学府，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和文化象征。说到清华，人们会很快联想到北京；谈到复旦，我们又会想到上海；而剑桥、哈佛、牛津等一批世界知名大学，更是使它们所处的国度和城市名闻天下。
（四）深化教育改革，让中国大学精神彰显个性和活力
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证实，自由与独立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建构培养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大教育环境，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精神的创新人才，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需要。大学的教育体制必须改革。首先，施行管办分离，政府抓方向性、原则性工作，为学校提供条件保障，让学校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由发展。其次，要切实落实“教育家办校”、“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弱化行政系统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弱化行政主导体制，强化“教授委员会”等组织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专家治校体制。第三，高校领导者要有“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要有明确的办学思想。根据自己对政府的办学方针、有关法律的理解确定办学方向，要洞察社会发展变化的大势，对一定历史时期之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科学分析，作为办学的依据，把握学校定位，升华办学思想。第四，改变现行权力结构，最大限度地扩大教师特别是学有专长而又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教授参与管理的权力。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必须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授的权威作用为先导。这就要求调整传统的权力结构，建立稳定的教授参与决策的专门组织，并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其权力的实施。
收稿日期：201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