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和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保守主义者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该传统坚持至今。最初批判资本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成为捍卫资本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保守主义阵营的中坚分子。新保守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外交政策的阐释对美国30多年来的政治争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主要关注新保守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观点的演变，亦即新保守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的右翼批判者到资本主义最热心的辩护者之一的思想历程。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文化未能维护经济体制和国家安全。对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消除资本主义文化对国家毒性影响的良方是供给经济学和美利坚帝国两方面。新保守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著对理解过去30年经济、福利国家及外交政策方面话语体系的转变至关重要。 在新保守主义批评家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堕落、颓废和及时行乐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已威胁到新教伦理和自我牺牲的爱国英雄主义美德。在英雄主义帮助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权的同时，新教伦理使资本积累和不平等合法化。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使两者重新合法化，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为其最狂热的代言人之一。 新保守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两种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批判。第一种批判由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提出，其核心是资本主义如何破坏了勤劳、节俭和新教伦理的禁欲等“资产阶级的美德”。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于资本主义的非道德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如何导致了文化虚无主义，从而威胁到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需要拒绝那种强调自私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文化，重新恢复为资本积累和不平等辩护并赋予其道德目的的新教伦理的道德基础。 新保守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批判更为持久，即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是否是导致美国不愿重塑世界的原因。1991年的苏联解体导致单极世界的出现，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新保守主义者将这种国际局势视为美国建立一种以民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契机。新保守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新秩序的全球吸引力信心百倍，有人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然而，随着美国不愿参与这样一个全球变革计划的事实逐渐变得清晰，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想知道是否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是导致美国不愿重塑世界的原因。对于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和大卫·布鲁克斯而言，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颓废的、民众只关注个人所有的社会。结果，美国只是断断续续地尝试实现其称霸全球的使命。 当代新保守主义者将美帝国的前景视为良方，以消除由福利依赖和资本主义的自私消费主义造成的萎靡。新保守主义者希望将美国消费者改造成为“乐善好施的全球霸权”拥护者，并通过美帝国计划将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从颓废、堕落和利己主义中拯救出来。 本文按时间顺序展开，核心主题是两代新保守主义者如何批判但最终与资本主义和解。 新保守主义者 在保守主义的旗帜下，有新保守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者、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传统保守主义者(如帕特里克·布坎南)和许多其他激进右翼分子小团体。因为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外交政策看法的改变与美国公共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本文重点探讨新保守主义。 与其他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主张改革而非根除福利国家。事实上，乔治·布什的税收和外交政策，以及他的标志性社会福利政策[包括《有教无类法案》(2001)、《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良和现代化法案》(2003)]是新保守主义“大政府”的案例。为了更好地分析新保守主义者偏好的福利政策，首先要了解新保守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观点的演化。本文首先论述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最初批判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对于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来说，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以及遭受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在于，它脱离了新教伦理的文化规范和道德戒律。继马克斯·韦伯之后，贝尔主张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禁欲主义。从新教伦理中衍生出克里斯托尔所谓的“资产阶级美德”，如节俭、自立、勤劳、禁欲和自律。只要资本主义受到这些宗教和伦理的约束，个人的挥霍和贪婪就会受到抑制，而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不平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美德已难觅踪迹。尽管资本主义和大财团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给更多的人带来了物质享受和生活富足，人们对一个成功的企业高管最普遍的认知仍然是贪婪、残酷和唯利是图。 新教的辩护并不是确认资本主义及其不平等性的唯一依据。克里斯托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受到多种理论的支持。有些思想家将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视为自身的内在价值或价值属性，另一些人则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捍卫不平等。后面这些对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解释背离了宗教引领下的新教精神。克里斯托尔认为，这些解释使新教伦理黯然失色，并且导致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脱离它的道德基础，其被称赞仅仅是因为相比其他的体制，它所信奉的享乐主义和物质利益至上可以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根据克里斯托尔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捍卫者们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有助于创造一个文化贫瘠的社会，消费者只关注个人的即时满足。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确实提供了更多食物、更好的住房、更完善的健康保障，且不说各种便利……那些天真地相信这就是全部并认为这足以使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合法化的人，对人的内心和灵魂所知甚少。在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人们可能会学会鄙视这样一个体系。因此，克里斯托尔认为，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要求彻底改革经济结构的社会正义运动并不是剥削和一种不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产物，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的道德败坏和知识分子支持的缺乏。克里斯托尔指出，通过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将个人的贪婪转化为社会利益，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社会道德理念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当遭遇资本主义的世俗的、自由主义的传统时，我们将无计可施。在克里斯托尔看来，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自由意志主义的保守主义都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克里斯托尔同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个体自由、个体自我实现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但他同时也相信，通过将个人自由置于资产阶级美德之上，自由意志主义者未能正确评价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柱。 没有道德约束和道德准则的资本主义自由使资本家能投资和兜售任何能带来利润的东西。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问题是这也包括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的思想。资本主义的非道德主义导致了一种危险的文化虚无主义，并从中获利。这其中所包含的色情、淫秽、毒品侵蚀了公民好品质，威胁到西方文明自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通过推广并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即贬低经济体系发源并发展作为资产阶级美德的伦理道德基础，资本主义促成了这一道德危机。那些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的价值观，从个人角度而言是一种文化压制。这种对文化价值观的重估给资本主义的生存提出了问题，即“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自我’是一种鄙视自由资本主义并利用其自由去颠覆和破坏一个自由的社会的自我”。 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担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克里斯托尔认为，“建立在曾经似乎牢不可破的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文明，急需一种道德的视野来弥补精神上的贫瘠”。资本主义要想存续，有必要回到新教伦理的文化根基。对克里斯托尔和许多其他新保守主义者而言，供给经济学是恢复新教伦理进而使资本主义合法的有效手段。 供给经济学和新教伦理的复苏 在克里斯托尔看来，恢复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计划有两方面。其一，美国企业需要大力改进公共关系；其二，需要改变公共政策以为使资本主义合法化的资产阶级美德创造动机。 除企业公共关系调整运动外，供给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美德复苏的发动机。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自身创造需求，导致经济增长。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出现，该理论受到质疑。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猛增，在凯恩斯主义的逻辑里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局面，政府对此似乎也是无计可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经济学以“拉弗曲线”的方式重获青睐。供给学派认为，降低营业税可以促进私人部门增加就业，同时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 对像克里斯托尔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而言，供给经济学能够带来价值观重估和潜在经济利益，但其对后者的重要性远大于前者。供给学派迎接克里斯托尔的挑战，重新从意识形态上融合资本主义与勤奋、诚实和努力工作的新教精神，这些新教精神在美国的消费资本主义中正慢慢消失。供给经济学之所以让克里斯托尔印象深刻，原因在于他认为该学派为重拾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机制。克里斯托尔认为，“伟大的社会”给工作设置了许多阻碍，而供给经济学则鼓励创新，奖励生产，从而激发了一种创业精神。根据供给经济学理论，对高收入者制定高税率，将打击他们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的积极性。相反，对富人制定的税率应该降低，这样他们才会更努力工作，投入更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和额外投资将不会以税收的形式被政府征收。供给学派的倡导者认为，这种税收政策提供了大量社会福利，比如更多的私人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纳税人的数量，进而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对于克里斯托尔而言，更重要的是，供给经济学奖励努力工作和审慎投资的价值观，从而为文化转型提供了机制。 到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聚焦于新教伦理的衰落。供给经济学是新保守主义所支持的经济模式。不久，供给经济学成为共和党的官方税收和监管政策的理论依据，并被转换成里根总统放松管制和大量减少对富人征税的政策。此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延续了类似的公共政策。资本主义终于形成了一种机制，该机制能够再生经济制度所基于的性格类型，新保守主义者对此非常满意。当然，资产阶级伦理的文化复苏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是新保守主义者相信，供给经济学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随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激励努力工作的平台得到重新认可，福利国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关于“正确”和“不正确”奖励机制的论争，新保守主义者主张这样一种特殊保守福利国家，即基于对“值得”和“不值得”照顾的穷人作区分的基础上的福利国家。 朝向保守福利国家：特别值得照顾和不值得照顾的穷人 如果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变革是美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再生的一个支柱，那么，福利国家的改革则是另一支柱。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所谓“伟大社会”的自由福利国家。正如迈克尔·哈林顿所指出的，新保守主义对“伟大社会”的批判基于保守主义的前提假设，即认为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拒绝“伟大社会”并不意味着否认福利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在他们对“伟大社会”潜在后果的批判中，新保守主义者规划了一种保守福利国家的愿景，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愿景要求福利国家从由政府补贴到提倡自力更生。 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中很多曾属托洛茨基学派，并成为自由新政的拥护者。但是，随着新政转化为“伟大社会”，他们却成为“伟大社会”最强大的批评者。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尽管“伟大社会”福利国家的意图是好的，但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反对“伟大社会”，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提倡立即、彻底消灭福利国家。对克里斯托尔那样的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矛盾的焦点并不是自由市场和福利国家。新保守主义者们排斥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不正当激励。在20世纪70年代，对福利国家的所有批评，如奖励懒惰、鼓励依赖或者违背市场规律等，都不是特别新的观点。事实上，这些观点在经济繁荣时期普遍存在于保守主义者中，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淡出，包括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市场潜力的崇拜会在美国民众中产生共鸣？ 答案在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特别是民权运动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后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正如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所写的，1973年标志着美国二战后黄金时代的结束。在1945-1973年的黄金时代，美国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无与伦比。这一时期的特点包括：国内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低失业率(白人)，工资随生产力发展上涨(白人)，强大的工业工会，为老年人提供金融安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住房和教育补贴(白人)，以及减缓临时失业困难的公共政策(白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制度化的工业工会(保证了不间断生产，换来工人工资和利益的增长)以及一个少有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确保了一种劳资和谐环境和极大繁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先前处于瘫痪状态的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复苏。二战后近20年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企业不再期望能继续主导国际市场。随着美国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企业斥巨资于大型机械和技术，寻求低成本劳动力市场。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的工业带，尤其是城市里，失业率开始攀升。与凯恩斯理论背道而驰，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持续上升，这一情形被称为滞胀。 政府在越南战争中付出的高额代价、反贫困日益扩大的成本、竞争加剧和新雇主攻击工会给工资水平造成的下降压力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所有这些都危及了美国人的就业，降低了美国人的储蓄和购买力。与限制工业化的错误方案、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持续的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此前受排挤的群体也要求享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且这一群体范围有所增加。虽然向包容和平等迈进了一大步，“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本身无法兑现种族平等的承诺。除了单纯的非歧视或认可，黑人、西班牙裔、妇女和受救济者们开始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他们开始要求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以解决其悲惨的经济困境，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外从而不能分享经济繁荣成果和国家福利的黑人。正是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创造了白人中产阶级。 正如杰斐逊·考伊在《活着》中所作的解释，此前反工业化时期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群体进入劳动市场造成竞争加剧，以向贫困宣战的形式扩张的福利国家，两者结合在一起引发了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国家正在服务于非白种人的利益，而忽略了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安全感。新保守主义对过度福利的描述与白人被忽略的情感产生共鸣。对穷人的社会救助项目呈现出种族特征，尽管受益于这些项目的白人比黑人更多。克里斯托尔对福利国家所作的阳刚的新政和阴柔的伟大社会的划分，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引起强大的共鸣。他们发现“工作”的自己正背负着日益增多的税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威胁。他们认为，“非工作”人口，即黑人和受救助的妈妈们，是福利国家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新保守主义攻击福利国家，但新保守主义并不想彻底废除福利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不排斥社会福利的国家规定。对于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区别，克里斯托尔写道，“我们都无法忍受‘我们正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式的观点。新保守主义者并不为20世纪国家的发展道路感到担忧、焦虑，他们认为这是一条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克里斯托尔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对即便最小限度的福利国家都反对，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是对保守主义的基准和新政威望的错误领会。尽管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感到，在最理想的状况下，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忽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向贫困宣战的社会项目削弱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对“伟大社会”某些方面的敌视并未转化为对新政和福利国家的整体反对。克里斯托尔写道，“我一直认为，保守主义对社会保障的敌视源自传统的保守主义财政偏见，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和社会政策的破产”。 尽管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发生了这些变化，为改变社会价值，经济和福利政策也就只能做这么多。对克里斯托尔来说，尽管供给经济学和改革后的福利国家促成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复苏，但资本主义仍然无法培养出维持其存续所必需的美德。使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合情合理的同时，资产阶级美德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道德准则”。正在消失的美德包括慈善、勇气和爱国的自我牺牲。这些美德复苏所需要的远远超过经济政策的变化和福利国家的变革。恢复这些美德需要一个全国性政治规划。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里根视苏联为“邪恶帝国”以及后来布什的“反恐战争”为这样一个转型规划提供了契机。 资本主义文化与美式和平 尽管贝尔和克里斯托尔担心资本主义文化正在破坏与新教伦理相关的“平淡价值观”，但当代新保守主义批评家不再认为这些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关于贝尔和克里斯托尔批判淡出的问题，托德·林德伯格评论道，“越来越难找到证据证明资本主义道德的空虚……该体制自我存续的潜力变得更加明显”。相反，当代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控突出其物质的颓废，创造了一个温顺和精神匮乏的公众群体，他们缺乏英雄美德和从事具有宏伟目标计划的政治意志。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新保守主义者们热切地期待美国可以延续罗马和英国的传统，崛起为又一个伟大帝国。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很快就失望了。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20世纪90年代，当选官员在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上表现普通且毫无抱负。布鲁克斯写道：“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几乎不具备当时的美国人梦想获取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国际地位时所具有的全球责任感。在国内，我们有一个总统和国会，然而他们存在的主要目的却是……平衡预算”。 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批判表明，资本主义促成了一种使美国对内分散、对外易遭受攻击威胁的类型。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主流思潮鼓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琐碎事务”。这是一个顺从、拜金、轻浮和狭隘的时代。布鲁克斯抱怨道，“我们已经将过去几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为自己修建私人天堂”，“我们翻修厨房，翻新家庭娱乐系统，投资庭院家具、按摩浴缸和烧烤架。我们退出公共生活，甚至常常不愿费心去投票”。世俗的个性，加上资本主义繁荣创造的物质上的放纵堕落，成为当今美国实现帝国霸业最主要的障碍。 新保守主义者渴望原始美德和奋斗生活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诋毁的徘徊在生与死斗争中的生活)的回归。克里斯托尔写道：“如果你不愿意为你的祖国而死”，“你将很快变得对它漫不经心，并且傲慢无礼将取代礼貌谦恭”。新保守主义者担心外来威胁和资本主义的内部文化对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危害。内部文化催生了无法捍卫资本主义体制的自私的公民。新保守主义者不希望用阳刚的美德来取代平淡的资产阶级美德。正如罗宾在《尾声》里指出的，新保守主义者希望这些政治美德可以更加突显，补充资本主义经济美德，进而使资本主义繁荣和物质富足有一种道德的、历史的和文明的目的，使之更完善。 新保守主义者指出，随着里根淡出政治生活，美国政客和市民帝国霸业政治意愿的缺乏，使美国不仅错失成为温和霸主的机会，也错过了加入古雅典、古罗马和大英帝国这些“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卓越贡献”国家行列的前景。对他们而言，它还关系到如何用一种共同目标从政治和文化上更新国内政体。对新保守主义者而言，帝国的愿景是打造一个共同目的，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的聚集体。用罗宾的话说，“创造一个不仅仅是金钱和市场的世界”。正如西奥多·罗斯福哀悼美国前线阵地的关闭，新保守主义者悼念苏联的解体。克里斯托尔写道：“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真正需要一个存在明显意识形态差异并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人——一个值得我们鼓起勇气的敌人，一个能够使我们团结起来反对的敌人。这难道不是今年最成功的电影《独立日》要告诉我们的吗？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在哪里呢？”新保守主义者怀念苏联，因为它曾引起美国公众的恐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种恐惧化成为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种对共同目标(即消灭共产主义)的信奉。苏联消失后，索马里、伊拉克、塞尔维亚、朝鲜这些新“坏人”都未能激发任何一种宏伟的雄心。 “9·11”事件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创造摩尼教战争世界的机会。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对于说服美国公众支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很必要。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在这样一个危险环境中，美国完全有理由像一个帝国那样行动。它有责任保护自己和自身利益，成为高举人道主义将民主治理传播到中东的幕后力量，确保人民免于恐怖威胁。事实上，改变了的环境让新保守主义者充满希望和热情。新保守主义者希望“9·11”事件会导致一种国内文化的复兴，使长期处于尴尬境地的美国全球霸权得以实现。“9·11”事件之后，林德伯格写道：“经过长期的缺席，美国人从他们的私人花园回到公共广场，并且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搭上了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旗帜。”改变了的全球环境再次使全球成为一个未被征服的和未解决的前沿阵地。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布什政府抓住机遇，改革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支配国际舞台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法规。布什主义的说教使命是传播自由和民主，其先发制人的特权是对二战后国际共识的公然背叛。它极力奉行新保守主义的以道德单边主义为特征的帝国愿景。即使在奥巴马总统任内，除了少了些激进言辞、反恐出现一些战术变化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奥巴马总统所要求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预算，使用无人机进行杀戮，未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再加上他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所说的“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邪恶势力”，这一切表明，美国的政治精英，无论是民主党抑或是共和党，都已经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国例外论。 虽然新保守主义业已在以奥巴马为首的华盛顿决策者甚至保守主义阵营失宠，但其对当代公共政策和政治话语的影响依然显著。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外交政策的描述一直主导着政治辩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看法的改变，对理解当今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担心资本主义遭受政治和文化合法性危机的困扰。克里斯托尔高举资本主义理想的旗帜，呼吁重拾资产阶级美德。这些美德最初赋予资本主义以文化和政治合法性。供给经济学成为复苏这些美德和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机制。 新保守主义继续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文化批判。当代新保守主义者担心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自负和物质主义美国文化，这种文化塑造了一种对崇高的、英雄的抱负不感兴趣的政体。“9·11”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战争和帝国主义作为公众低迷和放纵的消费主义的解毒剂有其局限性。新保守主义势必改变其公共政策和政治话语，然而改变了的公众品质已经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自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寻觅“坏人”——拉登和基地组织、萨达姆、内贾德，来为其激进的外交政策提供理由。但是，未出现一个激进的能使美国远离颓废的消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转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萎靡也并没有削弱资本主义帝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不再受到质疑。新保守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在坚实的文化和政治基础上得以恢复。也许他们的乐观情绪有点为时过早。日益加剧的财富分化、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严重经济危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压垮社会的创纪录的止赎权，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民意调查显示，很多美国人不赞同21世纪新政提出的扩大政府职能，公众对资本主义的质疑情绪高涨。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12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公众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中，只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40%持消极态度。在18～29岁的年龄段中，47%的人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而另有47%的人持负面看法。最令新保守主义者不安的是，自认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中，39%的人对“资本主义”作出消极反应。当前的经济危机及新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很可能为一个新的合法性危机创造条件。在合法性危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政府都受到公众的质疑。此外，这也许是一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或许可以开启对左和右的新思考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正如前新保守主义者福山所认为的，尚未到来。相反，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正处身其中的很可能就是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辩论中所提倡的霸权主义。 原文标题为“The Neoconservative Critiques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Capitalism”，载于美国《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2013年第1期，作者彼得·考劳兹(Peter Kolozi)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布朗克斯社区学院教师。标签：保守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