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十一届论文,妇女论文,理论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5－0018－05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运动和理论的发展，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现实妇女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有的是历史的积淀，有的则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去研究、解释这些妇女问题十分迫切。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给路德维希·库格罗的信》，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类学方面，在起源问题上考察妇女问题和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特点的，在论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目标时，他们是在探讨人类解放这一历史课题中，将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来论述的。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以来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改变了世界上众多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里，妇女的解放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在中国，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新的观念和方法观察妇女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思想武器，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化和具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宏观把握，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指出，中国妇女除了与男子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在这四种权力之中，政权是其他三权的支柱。所以，首先要进行政治斗争，随即开始经济斗争，至于“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1]。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把妇女解放作为革命的一部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出妇女运动的具体任务，使妇女解放事业与革命的发展同步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为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马克思关于“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的论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千百万妇女走出家门，投身于国家建设。
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中国存在的妇女问题与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妇女问题相去甚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一些新的妇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解答，考察解析这些新的妇女问题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必须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性质至关重要。当前，对中国妇女发展的基本状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中国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程度已经很高，应该满足了；一些人则认为，妇女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之改革开放前倒退了。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如果看不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容易悲观失望，丧失前进的信心；如果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就会盲目乐观，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2]。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既是历史的延续，同时又存在以下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但从总体上讲，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表明，中国男女两性社会地位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在业率降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依旧偏低；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妇女享有健康服务仍有差距；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妇女承担；传统性别观念仍有较大影响；等等。可以说，现阶段男女不平等的存在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
第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封建思想的影响特别深远，以致在当代中国仍然还影响着人们，比较突出地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还被许多人所接受。此外，“改革开放以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的男女平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挑战。在大众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众传媒不经意地普遍地复制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定型，夸大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以‘现代时尚’为名鼓励妇女适闲消费甚至靠男性供养……在这种背景下，‘男尊女卑’的旧传统、旧观念有所回潮”[3]。调查显示：对“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有34.1％的人赞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尤其引人注意的问题是，2000年，在18岁～34岁的青年女性中，42％的人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年龄是影响性别观念的主要因素，不同年龄人群的特征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特征。1990年性别观念与年龄普遍正相关，老年人的性别观念是在改革开放前“妇女顶着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氛围中形成的，中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成长的，他们之间平等观念差别不大，都落后于老年人。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间，男尊女卑的观念已经低龄化。①
第三，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还较普遍地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除了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社会的原因。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是制约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妇女教育、妇女健康、妇女摆脱贫困等问题都必须依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倾斜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权益，缩小了男女不平等的差距。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家干预的减弱，妇女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时因缺乏国家和政府政策方针的支持更显得力不从心。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妇女在教育、培训、劳动力、资金、闲暇、稀缺资源占有量等方面与男性相比相对不足”[4]。
事实上，以“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总是排斥妇女的，所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有时也可能恰恰相反。此外，“全球化过程日益渗入我国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我国现阶段男女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5]。有统计表明，“中国知识层次高的所谓白领女性选择不婚不孕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知识女性面临的家庭、事业双重矛盾冲突在不断加剧”[6]。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妇女来说，全球化给她们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人们也注意到，“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不仅在于日益增加的女性劳动力上，而且在于他们劳动条件的质量”，“全球生产的组织由于使用新技术越来越变得复杂化的同时，亚洲妇女的劳动条件则倒退到19世纪的欧洲血汗工厂那样的地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进一步的对妇女的剥削与她们的贫困化，而不是妇女解放”[7]。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歧视、侮辱、残害妇女的现象很严重。比如，重男轻女，虐待生女孩的母亲；家庭暴力，妇女受虐待；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诱骗、拐卖妇女、儿童；嫖娼、卖淫活动，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国法律规定是明确的，各级政府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行动也是有效的，但不可否认，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二
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途径。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是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虽都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但追寻近些年来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其中的色彩纷繁、派系林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都各有其广泛的影响。
在如何对待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当然，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两者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其历史演变，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和目标。而西方女性主义是借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西方社会出现过多少种社会思潮，也就产生过多少种女性主义理论，理论渊源上的多元化致使西方女性主义复杂纷呈。但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即两者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关注妇女问题、探讨妇女解放的条件和目的，都是为妇女解放服务，因此两者之间又互相渗透。
其实，这种渗透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上看出，西方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许多观点都加以接受和吸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之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探讨妇女受压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应该采取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使其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一个思想资源。当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吸收，还应该通过自己的理论眼光和思维来进行滤汰与选择，既不能全盘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进行推演和运用，而要取其所需，用其所长。那种将中西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绝对化并加以对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8]。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譬如，对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本质根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私有制不能完全解释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因此还应从文化、生理、种族等其他方面加以分析，而这样的探讨无疑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缺乏的方面。在家务劳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家务劳动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产生了家庭和私有制，家务劳动就变成了妇女在家庭内的工作。从历史和现实看，女性始终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劳动却得不到分配上应该有的回报，从而抹杀了家务劳动的贡献。一旦社会就业出现某些问题，就有人提出“妇女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家务劳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西方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给予新的评价，认为家务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而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就等于为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为男女平分家务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在《正义、性与家庭》（1989）中，把罗尔斯的正义论应用到家庭或私人领域之中，认为“为公共领域制定的正义原则应该在家庭内部有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像照料、抚养孩子一类的劳动应该有男女共同平等分担”[9]。
关于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具有两个方面，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并认为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物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女性主义理论在分析再生产的性质、作用、意义后，提出妇女所进行的这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种补充。另外，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的，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具体研究则正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已经为中国学界所经常使用。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对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方女性主义运用的诸如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人类结构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三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与中国的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内涵进行完整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对妇女解放运动指导思想的认识有过一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问题上[10]。
当时，由于苏东剧变，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组织纷纷解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陷入低谷。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至关重要。为此，1990年，江泽民在庆祝三八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了新的概括，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五个方面：（1）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公有制的建立，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会逐步解决；（2）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在某种社会所处的地位，反映了这一社会的文明程度；（3）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4）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男女平等的实现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程度的制约，因此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5）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等等。
第二，妇女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妇女理论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逐步深入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的妇女理论研究基本属于起步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阐述、宣传、教育得多，研究得少，关于党和国家维护妇女权益的路线、方针、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妇女权利方面具有优越性问题的宣传、教育是成果的主要部分，“文化大革命”时基本上是教条化、极端化的宣传。
妇女理论研究的高潮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研究不仅具有突破性而且影响广泛，并对国家的重要决策产生了影响。当时针对“妇女回家去”的就业问题大讨论，针对“生育价值补偿”的讨论研究，关于是否保证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参政问题，关于男女平等退休的可行性讨论等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讨论，对于西方妇女理论介绍和研究，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妇女解放的标志、程度、道路、条件，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与实质等问题，学术界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的问题。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妇女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还不能系统地分析和深刻地回答当代中国妇女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的性质、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加强妇女理论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能否坚持这个原则，决定着妇女基本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水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科学。它必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善于吸取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11]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男女平等成为中国基本国策。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男女不平等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而妇女问题的核心就是男女平等问题，即女性是否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价值，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与责任[12]。新中国成立后，把男女平等写入了宪法，但是，法律平等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的提出，既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国内外各方面力量推动的结果。
可以看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推进男女平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世界妇女大会就是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政府间的世界性大会，继1975年、1980年、1985年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近4万人云集北京，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代表。大会确认了维也纳大会提出的“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第一次提出了“让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一批经济发达程度各异的国家成立专门处理妇女事务的政府机构，制定有关政策和计划并开展工作；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给未来妇女解放制定了实现目标，并要求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对此作出承诺，使得这一目标化为全球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自觉行动。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全新提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关于如何实现男女平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有助于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实现男女平等问题的进一步关注，而且有益于引导、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妇女工作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思考，并为实现男女平等作出新的努力。
男女不平等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存在于男人之间、女人之间，当然，后两者的表现形式较第一种有所不同。因此，男女不平等只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之中的一个表现方面。但是，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不同，中国现阶段男女不平等的存在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广大妇女的努力下，中国妇女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完全有能力调适男女不平等的关系，从而推进男女平等的进程。《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说：“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妇女发展必须有更高的目标和更快的前进步伐。”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携起手来勇敢地迎接挑战，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男女和谐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8－06－10
注释：
① 参见《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载《妇女研究论从》2001年第5期；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237、470、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