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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6）04—0016—08
本文探寻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本文认为以厦门、广州、昆明和南宁等区域性研究中心的重建为标志，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已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逐步得以恢复。东南亚研究主要刊物上的论文由重点研究国别与经济议题转变到涉猎更为广泛的课题。目前出版的论文涉及到该地区相关各种议题和跨学科议题的研究。学者们对英语的使用看起来更为娴熟，这将有助于其更加了解该地区。但即便如此，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需增加理论深度、拓展经验广度，进而对该地区和各国形成广泛细致的概览。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中国学者在馆藏书目、研究资金、与海外研究机构交流的频度、语言水平和学术严谨性等方面继续改进完善。
本文对中国内地主要东南亚研究机构的现状、研究重心、人员和设施进行了回顾，并勾画出中国东南亚研究重心的转变。文章以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的概览（包括其简要历史、概况、人员、研究兴趣点和出版物）为起点，进而分析了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两至三种重要刊物的内容，并指出其研究重心和兴趣的转变。最后，文章还指出了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们所面临的诸多学术挑战。笔者的此项研究借助了对以上研究机构的电话及电子邮件采访①，并依托相关研究机构及其网站或出版物所提供的信息，当然也得益于我们对重要刊物的相关分析。
笔者的研究还得益于对早些时候中国若干东南亚研究项目的简要述评②，这些述评为我们了解该领域所涉及的相关国家重要的出版物和研究机构等提供了有益的和系统性的概览。然而其中的信息却颇显陈旧，例如，在刘宏关于东南亚研究的简明概述中，作者概括了2000年为止中国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发展的学科人文背景，并对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止的全部期刊所载论文按学科分类的情况进行了述评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过去五年间中国与东南亚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对步入21世纪的中国主要研究机构和地区研究重要刊物所进行的更细致探析还是有相当价值的。与此同时，尽管不易对中国学者在改进地区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展开讨论，这一努力还是大有裨益的。本文的宗旨就是探讨现有文献严重忽略的以上问题。
一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简要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成立后，一批东南亚研究的地区性中心于1956至1963年期间相继建立起来，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1956年成立的云南历史研究所、1959年中山大学成立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196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华南分院。与此同时，遍及全国的各高校也开设了东南亚方面的相关课程。然而以上研究机构及其学术活动却在1966至1976年期间大多瘫痪了。
中国东南亚研究在改革时期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重塑自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研究机构得以重整旗鼓，新的机构也纷纷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大学还开设了东南亚研究的相关本科课程，到1990年为止，已培养有50名硕士。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也组建起来，其会员总数至1994年已达500名。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止，与东南亚地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增长到12个④。
二 主要研究机构
本文第一部分着眼于对中国成立最早的四个重要研究机构进行历史回顾和情况简介。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地区性研究中心是在1956至1963年期间建立起来的。然而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既有的研究中心停止了有效运作。从70年代末开始，这些中心机构又得以复兴，另外三个新的研究中心也得以建立。
（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可能是中国东南亚研究方面成立最早的重要机构。该机构设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而南洋研究院的前身——南洋研究所则是由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于1956年组建的，南洋研究所在当时是研究东南亚和华人华侨的首要机构⑤。起初该机构致力于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开始，其拓展了自身研究领域，主要着眼于对东南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深入研究以及该地区社会、文化、教育、宗教和民族的广泛研究。1996年其得以扩展并被更名为南洋研究院。此外，厦门大学的其他院系也拥有了研究东南亚的学者，这包括：历史系、经济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⑥。
2000年9月， 教育部将南洋研究院评定为“全国百个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这使得其在中国东南亚学术研究领域身居显位。现在它拥有了四个研究室——东南亚经济与政治、东南亚华人华侨、东南亚国际关系以及东南亚宗教、历史与文化。该机构着眼于东南亚近海地区的研究，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南中国海，东南亚国际政治，华人华侨，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商业联系，台湾与东南亚的关系，东南亚国家联盟⑦。
该中心现有35名研究人员和3名翻译，其中包括了30名核心研究人员，其中有24名资质颇深的研究人员。他们包括6名教授、4名博士生导师和11名副教授（副研究员）。全部研究人员中有10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占到核心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另外有14名研究人员从海外学成或进修归来⑧。
该中心现拥有中外关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三个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三个方向均属国家二级学科，国际关系是该中心新近增设的学位项目。自2002年起，中心已开始为研究生开设印尼语和泰国语培训课程，到2002年为止，已开设过五门双语课程。2003年该中心培养全日制研究生88名（包括52名硕士研究生和36名博士研究生），这是1999年的2.7倍。到2003年为止有103名研究生（包括90名硕士研究生和13名博士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学业。中心培养的研究生已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有14篇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或核心刊物上。
该中心称其所藏东南亚方面的书目在全国范围内数量最多、门类最齐全且质量最高。其图书馆也为有关东南亚的藏书配备了全国最大的架位空间。 经过47 年（1956—2003）的不懈努力，该图书馆已收录了42,000册书目，其中包括10,000余册外文图书、1630种报纸和期刊（半数以上为外文读物），以及近10,000种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在2000至2003年间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作为主要调研者共承担研究项目33项，其中省级和省级以上研究项目就达27项。中心的个人和整个机构的研究经费达300多万元人民币。研究人员已经出版或发表了19部专著，两部译著和447篇论文， 其中有87篇论文发表在全国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上。该中心还获得省部级的社会科学类奖6项。仅在2000至2002三年期间， 其研究人员就承担由国家和当地政府主持的研究项目10项，并先后向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福建省政府WTO事务协调办公室以及各类军事安全机构和当地政府递交有关东南亚政治、 经济和华人华侨的各类研究报告共16篇⑨。
中心现出版有《南洋问题研究》和《南洋资料译丛》两份季刊。《南洋问题研究》最初由当时的南洋研究所于1974年出版，其可谓中国在东南亚和华人华侨研究方面发行最早的刊物，亦被认为是国际事务研究方面发行最早的刊物之一。该刊已被收录进“中国社会科学类引文索引”，并堪称中国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之一⑩。
2002年起中心又开始出版《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丛书包括三个系列：东南亚与华人华侨研究系列、东南亚研究名著译介系列、档案与资料系列，该系列丛书已经为海内外所瞩目。
该中心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也异常活跃，仅在2000至2003年间其人员就以学术访问、学术合作与国际会议等形式出国考察70多次。从2002年初开始，中心启动了一项旨在支持中青年学者在东南亚学习当地语言的计划。2003年起，中心又启动了一项旨在资助中青年学者到东南亚国家进行学术考察与田野考察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心还接待中国内地以外学者来访120次，并组建了国际华人华侨研究会中国分会（ISSCO）和中国东南亚研究学会总部(11)。
（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该所对东南亚研究的历史有可能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其前身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由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于1959年组建，这比当时厦门大学成立的南洋研究所迟了三年。1978年该室得以扩建为东南亚历史研究所。随后，经国家教委批准，该所设置了“地区与国别历史研究”硕士学位培养方案，然而当时主要着眼于华人华侨和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该所也逐渐吸纳了对地区国际关系的研究。1998年，该所更名为东南亚研究所，2002年该所重组为东南亚研究所并下设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它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生设置了与东南亚相关的研究计划，同时该所还成为东南亚研究人员组织会议和开展其它活动的一个平台(12)。
研究所现拥有16名来自其他院系的成员，其中包括9名高级研究员（均为副教授职称以上）、6名讲师级研究员和1名助理研究员。
该所研究范围涉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和菲律宾，现有研究着眼于四个关键领域——东南亚国别史及各国对华关系、东南亚国别政治及国家关系、东南亚经济与文化、东南亚华人华侨。
该所正力求保持其在地区和国别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该所还筹划使未来的研究着眼于以下地区议题和领域——国际关系与地区一体化、中国与地区关系、地区中的美日因素、地区史、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边界议题、伊斯兰在地区文化与政治中的角色、教育(13)，其中特别着眼于加强地区组织与地区治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14)。
该所的研究资金来源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基金会，主要资金供应方包括广东省政府、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5)。1983年起研究所开始出版一份名为《东南亚历史学刊》的刊物，1998年更名为《东南亚学刊》，2000年又更名为《亚太研究》(16)。
研究所拥有12,000册藏书（其中有半数为东南亚各国语种图书），还拥有350种中外文期刊和50种中外文报纸。同时该所还获得了大量由海外机构和个人捐赠的珍贵资料，与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香港等地的重要大学及研究机构也保持着密切联系(17)。
（三）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该研究所最早可以追溯到暨南大学1927年成立的“南洋文化与教育学系”，该系吸收人才，对东南亚和华人华侨进行系统性研究。该所出版过名为《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期刊以及地区研究专著，还培养过许多东南亚领域的研究人员。以此而论，该所对于东南亚研究的历史渊源在全国最为久远。然而，其前身却离我们并不遥远，即隶属于中科院华南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港澳华人华侨及东南亚经济研究室。该研究室始建于1958年，并出版季刊《东南亚研究资料汇编》。
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东南亚研究所于1960年得以成立。其隶属于中科院华南分院，暨南大学被授权对其实施管理，该所成为在中国第三个成立的研究东南亚的中心机构。在1960至1966年期间，曾拥有40名研究人员和逾30,000册多语种图书，该所原出版物也更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然而研究所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停办。
随着暨南大学于1978年的重建，东南亚研究所也得以重整旗鼓。1987年该所刊物又更名为《东南亚研究》，并于1988年开始成为公开发行的季刊，1992年变为双月刊。在过去的40年里，该刊已发行150期，平均每期内容达120,000字。该刊还被收入由教育部编排的“中国社会科学类引文索引”（CSSCI）， 并被认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该认定体系由北京大学发起确立）。王缉思、王逸舟、张蕴岭等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成为该刊的学术顾问。该刊物称采用了双匿名制的评审程序。
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教育部（二者为暨南大学的主管机构）批准，该所于2002年得以开始授予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学位，并开始招生。同年，东南亚研究所与新近成立的国际关系学系重组为“二合一”的研究与教学系统(18)。
2005年，该所在中国内地内外共拥有了26名全职和50名兼职的研究人员。半数的教师队伍与研究人员均为教授和副教授，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已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由于拥有70人的强大教师队伍（专、兼职），该所规模在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堪称中心之最(19)。
截至2005年7月，共有17名博士和117名硕士从该所获得学位，同时还有45名博士生和逾100名硕士生在读。另外在2002年至2005年9月期间，该所（系）已招收100多名本科生。
该所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中心，着眼于亚太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华人华侨研究。拥有四个研究方向：经济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与教育、海外华人华侨，此外还拥有一个资料室和一个《东南亚研究》期刊编辑部[20]。
该所现有研究项目包括：国家级社会科学类项目4项、 由国务院相关机构和部门资助的项目9项。其科研和教学人员已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13部，编写教科书8部，并出版译著1部，每年研究所还会向许多政府机构提交旨在服务政策制定的研究报告。
除了期刊，该所还出版了两套东南亚系列丛书——“华南国际关系研究系列丛书”和“东盟研究系列丛书”。据称两者均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四）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该所位于云南省省会昆明，作为一个研究东南亚的机构，起步于1963年的南洋社会科学院。1981年它在云南社会科学院之下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由于在地理上毗邻东南亚大陆，研究所主要着眼于对该地区的研究，并对以下论题兴趣甚浓——湄公河研究、东南亚的伊斯兰因素、云南与东南亚大陆的文化联系与边界贸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该所现有研究人员20名，包括中、 高级研究员各8名和初级兼职研究员4名。1983 年起该所开始出版刊物《东南亚》(21)。
（五）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该所是从1979年建立的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之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印度支那研究所为中国内地研究印支三国（即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仅有的研究所。然而它主要着眼于越南研究，并出版有一本名为《印度支那》的刊物。1989年重组为东南亚研究所，所出刊物也于1990年更名为《东南亚纵横》。
尽管该所依旧着眼于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研究，但1989年起其研究范围已扩展至东南亚的各个领域。该所的学科强项在于历史研究，即着眼于东南亚史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该所的其他研究领域还包括：当代东南亚经济、政治与法律，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及广西移民，东南亚民族、壮族与傣族、老族交流史，区域经济尤其是边境贸易、“北部湾经济带”、华南经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该所承担的大部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都与中越关系、边境贸易及边界史有关，而由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均涉及越南的改革与发展，同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资助的研究项目又均与广西—东盟的商业纽带、工业、东盟在中国的经济角色、地区中有广西背景的华人有关。
该所拥有6个部门——越南研究室、东盟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 华人华侨研究室、台湾研究中心和编辑部。有关东南亚的书目很多藏于广西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6,000册中文图书和50种外文期刊。该所还拥有一个图书资料室，包括10,000册中文图书、3,000册外文图书和10种外文期刊， 其中大部分外文藏书均为越南语图书。
该所现有成员19名，其中包括高级研究员1名、中级研究员10名、初级研究员5名、期刊编辑两名和电脑技术员1名(22)。作为一个省属研究中心， 该所主要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进行资助。然而，它亦接受私人团体的相关咨询项目，并受资助于国外专项基金(23)。
（六）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该中心的前身是1992年成立的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它在1995年曾更名为东南亚研究中心。2003至2004年前后，随着广西大学的重组，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即中国—东盟研究所也组建起来。时至今日，东南亚研究所与中国—东盟研究所均作为研究中心而在功能上并存。两者拥有相同的研究班底，就地理范围而论，其主要着眼于东南亚大陆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的研究；而就领域而论，其研究涉及东南亚的文化、人类学、经济、农村与农业、教育系统。
随着研究所的组建，该中心开始专注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各成员国法制、经济和商业规则的研究。2001至2003年期间，该中心在大学里开设了民族学的研究生课程，2004年起，中心又开始招收中国—东盟贸易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招收博士研究生。
该中心拥有3个研究所，即：法律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文化与民族研究所。该中心（也即研究所）现有全职成员7名，包括全职研究人员6名和全职行政人员1名，其中教授4位、副教授3位。中心还拥有6名客座助理研究员和16位海外助理研究员，据称其将引进50多名项目研究人员。该中心既接受国家研究资助，显然也接受国外学术支持。
东南亚研究所与中国—东盟研究所共享一个资料室。此外，广西大学图书馆称其已拥有100,000册东南亚方面的相关书籍和资料(24)。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实属外文或东南亚本地语书籍，目前还不得而知。
三 研究重心的不断转变
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重要学术刊物内容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简要了解近年来的研究重心及其变化。由于时间和人力所限，我们仅能分析两种重要的中国刊物，即：1992年至2004年间的《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但绝无贬低其他有关东南亚研究专业性刊物重要作用之意。因图书馆无法查阅1995年《南洋问题研究》，所以其不被计入在内，然而这并不应影响我们得出结论的模式。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两者所载论文的数量总体有所下降， 从1992年的192篇降至2003年的127篇。尽管其在2004年回升至159篇， 但却仍远落后于1992年时的总量。这种下降大概由论文版面的缩减与文章长度的增加而致，但却可能体现出研究严谨性的提升。因此，数量下降本身也许值得人们关注，然而却无需夸大其严重性。
下面让我们依据所涉议题研究论文的分类。我们将发表的论文划分为十类，所用统计方法无所不包且不计文章是否与东南亚有关，这就囊括了两份刊物所刊登的全部论文。统计结果见表1和图1。
表1 1992—2004 年间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所载论文的分类情况（％）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992-2004
论文总数(篇)192
175
135
163
144 146
145
124
138
134
127
159
1782
东盟与东南亚14.1 11.4 8.9
11.0 16.0 19.2 14.5 13.7 13.8 9.7
12.6 18.2 13.6
东南亚国别研究 36.5 44.6 34.8 31.9 33.3 39.0 24.1 25.8 30.4 25.4 17.3 21.4 30.9
东南亚研究 0.5
1.1
0.7
3.1
0.0 2.1
0.7
0.0
0.7
2.2
3.9
3.8
1.6
大中华与东南亚和东盟的 4.7
9.1
10.4 8.6
13.9 6.2
9.0
17.7 10.1 15.7 11.8 13.2 10.5
华人华侨11.5 10.9 16.3 19.6 11.8 12.3 18.6 18.5 16.7 18.7 15.0 18.2 15.5
中国与美国、欧盟和东南 3.1
4.0
5.2
3.1
2.1 2.7
1.4
3.2
3.6
1.5
3.9
5.0
3.3
大中华 15.1 7.4
14.1 12.3 9.0 5.5
14.5 3.2
6.5
7.5
3.9
5.0
8.9
亚太地区13.0 9.1
3.7
8.0
11.1 11.6 12.4 6.5
9.4
11.2 22.8 11.9 10.9
国际关系理论0.0
0.6
0.7
1.8
1.4 0.0
1.4
6.5
8.0
6.0
7.9
3.1
2.9
其它1.6
1.7
5.2
0.6
1.4 1.4
3.4
4.8
0.7
2.2
0.8
0.0
1.9
与东南亚相关的论文所占 63.0 73.1 65.2 67.5 71.5 76.7 58.6 72.6 65.9 63.4 58.3 68.6 67.0
图1 1992—2004 年间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所载论文按研究领域的分类情况
两者在1992年至2004年间共刊登论文1782篇，年均148.5篇。 文章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有关东南亚国别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1％；有关华人华侨的论文约占总数的15.5％；有关东盟和东南亚地区的论文约占总数的13.6％；有关亚太的论文约占总数的10.9％；关于大中华与东南亚、东盟关系的论文约占总数的10.5％，而且有关大中华（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论文也占到总数的8.9％。
近年来，对以上五方面研究的重心亦有变换：其中，东盟与东南亚、大中华与东南亚的联系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比重有了显著增长，而有关东南亚国别研究、大中华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论文却明显减少，华人华侨和亚太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近年来起伏不定，但总体上仍有所增加（见表1和图1）。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者正愈来愈关注东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中国与该地区的交流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议题，而且其对华人华侨研究的兴趣亦有增无减。同时，上面两种刊物均不大热衷于对东南亚的国别研究。此外，两者所载有关大中华与大中华的对外关系（但与东南亚无关）的论文减少，表明中国迈出了对东南亚进行专项研究的正确一步。
两种期刊所载文章的三分之二均与东南亚有关，然而这一比重却在1992 年至2004年期间有所起伏，总体上看，其由1992年的63％微增至2004年的69 ％， 并于1998年达到77％的峰值，这大概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地区复苏的浓厚兴趣。然而，该比重于2003年降至58％的最低值，到2004年其又恢复至69％（见表1）。
那些仅关注于东南亚的论文是值得我们作细致探求的。1992年至2004年期间，两种刊物共登载了1070篇与东南亚相关的论文。总体上看，超过半数的论文着眼于东南亚国别研究，而对另外三个议题或领域的关注则紧随其后，这包括：占东南亚相关论文总数22.7％的东盟与东南亚关系研究；占总数18％的华人华侨研究；亦占总数18％的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与该地区相互关系研究。而两种刊物涉及最少的领域之一即为东南亚研究（包括关于该地区的专著和研究），其仅占论文总数的2.7％（见表2）。
表2 1992—2004 年间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所载与东南亚相关论文按研究领域的分类情况（％）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992-2004
论文总数(篇)114
114
779692100
777983776497 1070
1.东盟与东南亚 23.7 17.5 15.6 18.8 25.0 28.0 27.3 21.5 22.9 16.9 25.0 29.9
22.7
东南亚一体化 0.0
0.0
2.6
3.1
0.0
0.0
1.3
0.0
1.2
2.6
1.6
1.01.1
2.东南亚各国61.4 68.4 61.0 54.2 52.2 57.0 45.5 40.5 50.6 44.2 34.4 34.0
50.3
印尼 13.2 13.2 10.4 4.2
3.3
6.0
7.8
10.8 9.6
7.8
6.3
7.28.3
马来西亚 2.6
6.1
10.4 7.3
5.4
13.3 6.5
7.0
6.0
11.7 6.3
6.77.4
新加坡8.8
8.8
11.7 7.3
4.3
10.0 9.1
7.6
6.0
3.9
6.3
6.27.5
泰国 9.2
9.2
5.2
5.2
9.8
7.0
7.1
5.1
8.4
3.9
4.7
2.16.4
越南 8.8
14.5 13.0 14.6 9.8
9.3
2.6
2.5
9.6
2.6
1.6
2.17.6
菲律宾8.8
7.9
2.6
8.3
8.7
9.3
9.1
6.3
4.8
5.2
4.7
4.66.7
缅甸 5.7
1.3
6.5
2.1
4.3
1.0
3.2
1.3
6.0
9.1
4.7
4.14.1
柬埔寨0.9
3.9
1.3
3.1
4.3
0.0
0.0
0.0
0.0
0.0
0.0
0.01.1
老挝 2.6
3.5
0.0
2.1
2.2
1.0
0.0
0.0
0.0
0.0
0.0
0.00.9
文莱 0.9
0.0
0.0
1.0
1.1
0.0
0.0
0.0
0.0
2.6
0.0
1.00.6
印度支那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
3.东南亚的华人华侨 12.3 10.5 18.2 21.9 13.0 15.0 19.5 24.1 18.1 18.2 25.0 19.6
17.9
4.大中华与东南亚/东盟
7.9
14.0 18.2 14.6 21.7 9.0
16.9 27.8 16.9 27.3 23.4 21.6
18.3
中国与东盟一体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3
12.5 4.11.5
5.东南亚研究0.9
1.8
1.3
5.2
0.0
3.0
1.3
0.0
1.2
3.9
7.8
6.22.7
近年来，与东南亚相关的论文及其关注领域的分布状况已经有所变化。研究东南亚的论文数量已明显由1992年的114篇降至2003年的64篇，其在2004年跃升回至97篇。关于东南亚国别研究论文的数量比重由1992年的61％明显降至2004年的仅34％。另一方面，其他一些领域的比重则有所增加。关于东盟与东南亚的论文比重由1992年的23.7％增至2004年的30％，关于华人华侨的论文比重由12.3％升至19.6％，关于大中华与东南亚关系的论文比重由8％猛增至21.6％，而关于东南亚研究的论文比重亦由以往微乎其微的0.9％显著升至6.2％（见表2）。
尽管国别研究所占的比重总体上稍有增大，但一些国家被关注的频率则相对较高。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被关注得最为频繁，在1992年至2004年间有关印尼的文章平均每年约占地区研究论文总量的8.3％。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组国家亦为人们关注甚多，三者均占到论文总数的约7.5％。第三梯队包括菲律宾和泰国，两者均占到论文总量的6.4％—6.7％。有关缅甸的文章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仅占全部论文4％，而包括柬埔寨、老挝和文莱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更少为人谈及。近年来，有关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的论文显著减少，而有关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文章在数量上略有下降（见表2）。
当我们选择1992至2004年间的三个年份（例如1992年、1998年和2004年）来研究两份刊物上文章按学科分类的情况时，就会清楚地发现这样一种情况：1992年和1998年时有半数论文涉及经济领域，但这一比例却在2004年时急剧降至仅16％。无独有偶，近年来有关军事研究的论文也日趋减少，其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2.6 ％降至2004年的0.6％。相比开来，有关政治、社会、历史、华人华侨等重要研究领域的论文尽管在局部稍有波动，但总体上仍有所增长。尤其是政治研究论文的比重由1992年表现平平的11％倍增至1998年的25％，到2004年时，政治研究类论文的比重又大幅度提升至45％，成为总文章数中比例最大的类别。华人华侨研究方面的论文也持续增加，从1992年的11.6％升至1998年的13％又升至2004年的17％（见图2 ）。
图2 《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所载论文按学科的分类情况
既然大家在各种刊物中对经济议题探讨得最为频繁，我们就值得考察一下经济研究类论文的特点。在此我们借鉴了杨玉华的研究成果(25)。杨回顾了各类刊物特别是1996至2000年间中国学术刊物上所载有关东南亚经济的1169篇论文，其研究可谓全面透彻。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国别、关注议题和论文出处。首先，经济领域。最频繁被探讨的当属经济概况（占全部论文的21％）和包括公共财政在内的金融状况（占20.4％），这大概是由于金融的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凸现了出来。紧随其后为人们所频繁关注的议题包括：海外华商（占11.5％）、国际经济（占9.5％），对外直接投资（FDI）（占7.3％）、农业（占6.8％）和工业（占6％）。其次，以上经济类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在经济方面被研究最为频繁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占全部论文的16.4％）、泰国（占14.5％）、越南（占13.5％）、马来西亚（占9.3％）。再次，最频繁被探讨的经济议题。最受研究者瞩目的议题当属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危机之后的经济重建（分别占全部论文的17.6％和20％），其余经常被考察的议题还包括华人华侨经济（占20％）、农业（占11.6％）、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环境（占11.5％）、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占10.9％）、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占6.9％）。复次，论文的出处。以上论文刊登在140多种刊物上，其中三类刊物就涵盖了以上全部1169篇论文的58％，例如：有关东南亚的刊物占到了38.6％，国际经济类刊物占到了12.1％，有关亚太研究的刊物占到了7.6％。而具体到四种重要的东南亚刊物， 《东南亚研究》上所载的经济类论文达到全部文章的12.7％，《南洋问题研究》达到10.3％，我们在先前的论述中以此二者作为分析对象，看来是有道理的。另外两种刊物所占比例较小，例如《东南亚纵横》上所载经济类论文占到全部文章的8.6％，《东南亚》则仅占到6.9％。
四 结束语：学术研究在中国挑战尚存
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一个主要挑战，即：能否重启被毛泽东时代激进政策所阻断了的学术领域，以此观之，改革时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在过去的27年里进展显著。该学术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重整旗鼓，一批成熟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也投入运作。此外，中国还拥有了许多年富力强的学者，他们擅长于对地区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华人华侨以及中国与地区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一大批刊物涌现出来，所涉及的论题、学科和国家范围都十分广泛，这也丰富了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对于该地区的了解。
即便如此，就信息资源、研究基金、人才数目、语言能力、学术规范等方面来讲，中国对于东南亚的研究还尚未发展为一个成熟的领域。我们凭借自身初步的观察和来自中国学者的报告，将在这一部分简要探讨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所面临的显著挑战。
第一，信息资源。信息是学术研究的基石。近年来，中国学者凭借所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网络订阅，已经能够阅读到许多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类刊物上的文章。即便如此，区域研究也需具备时效性、准确性和系统性的资料，与海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在此方面仍然只能望其项背。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图书馆堪称该地区东南亚研究的中心，其有关东南亚的藏书在全球都很可能首屈一指。该馆拥有超过522,000项多语言、多类型的收藏，主要包括了东南亚应用社会科学类的各种现当代信息资源。其还拥有大量地区研究方面的藏书，分属以下类别，即：一般藏书、工具书籍、统计资料、文献资料、传记档案、剪报、特种藏书、杂志期刊、珍本书籍、私人文件、视听、地图、缩微资料、报纸、图书馆办公书籍。该馆拥有英语和本地语期刊共约2000种，其也是该地区所藏国家统计年鉴最多的图书馆之一。这为学者专业地进行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系统性的宝贵资源。
相比之下，尽管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在中国拥有最多的东南亚方面的藏书，而且过去数十年里其所收录的东南亚报纸资料也十分丰富，但这仍无法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图书馆等量齐观。前者包括专著和学术论文在内拥有52,000种书目，仅约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前者订阅了1630种期刊，其数量比后者少18.5％；同时前者所藏统计资料可能也不如后者那样齐全。
第二，研究资金。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每年将获得约800万新加坡元（合493万美元）的运作经费。然而与之相比，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及其研究人员每年获得的经费约为340万元人民币（合42.5万美元），仅大概相当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十分之一。更为充实的经费自然而然使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能够更积极地完善其馆藏书目，并拥有了更多与地区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可以更频繁地资助自身学者出国考察(26)。
第三，人才数目。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是在改革时期恢复并发展起来的。然而迄今为止，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最令中国研究者热衷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研究吸引了中国的国际研究最好的人才。欧洲和日本的研究对人才的吸引力紧随其后。这一状况也许已经有所改观，但其是否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现在却仍不得而知。然而一些迹象也令人欢欣鼓舞。近年来，中国对于东南亚的兴趣已经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达成而激增，这些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吸纳最优秀人才。
第四，研究人员的语言能力。早在1991年，一项有关东南亚研究学者的调查就显示：接受调查的192名学者中有一半使用英语，仅仅有21％的学者使用东南亚当地语言，主要是印尼语、泰国语、越南语、缅甸语(27)。这一状况在14年后却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对2004年《东南亚研究》上部分论文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学者已经能够使用东南亚本地语言（其中主要是泰国语和印尼语）进行写作，然而这些学者仅仅是寥寥数人，英语仍旧是最频繁被使用的外语。因此中国在东南亚方面的专家仅倾向于说英语这一种外语。于是他们只能研究像东盟、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些以英语为官方工作语言的机构和国家。由于未能掌握当地语言，这些学者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了解裹足不前。
第五，学术规范。一个基于对中国四份重要东南亚期刊自1987年至1991年所载论文的调查显示，80％—91％的文章属于低层次的学术努力，例如对于某一议题或事件之背景、性质、过程、内涵的分析，以及对该事件或议题情况的说明；约1 ％～11％的文章仅仅罗列出议题或事件的基本信息，其学术含量于是就寥寥无几；其中的三种期刊里也仅有5％—10％的文章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能够在研究中发掘出若干全新且至关重要的论据，或是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对重要议题给予探讨论证，并能够全面详尽地表达出新的见解(28)。简要浏览一下2004年的《东南亚研究》杂志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大致依旧。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试图跻身于势头正劲的理论争鸣之中（例如关于亚洲的发展和民主），它们尝试着将现有理论应用于新的议题或是进行经验和个案研究。
在2002年一次有关中国东南亚研究地位的最新讨论中，来自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的学者们均认为：中国的研究由于缺乏理论性、广泛性和经验性（包括缺乏个案研究）而滞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其中一个关键标志是，中国尚未出现本土学者自创的和带理论性的东南亚国别专著或地区历史著作。同时参与讨论的学者还认为：国内外学术交流考察的欠缺、自身理论水平和语言能力的专业局限性、资金匮乏及地区研究专著难于出版等均是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29)。
总之，在过去27年里，中国迅速复兴和发展起了一批区域性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 云南社会科学院和广西社会科学院。1992年广西大学也成立了地区研究中心。此外，这些中心还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批主要智囊机构在内的地区研究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重要东南亚期刊上所载文章均致力于国别研究和经济议题研究。现在其则愈加频繁且均衡地着眼于若干地区研究领域，如：东盟与东南亚、单个国家、大中华与地区的联系、华人华侨、亚太地区。这些文章也力求更多地在社会与人文各重要领域间做好平衡，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华人华侨、历史以及社会。
即便如此，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仍旧需要展开细致入微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个案研究，对该地区和相关国家进行具有理论启发意义的全局性研究。为此，他们需要掌握地区内的各种本土语言，并将其准确地运用于个案研究，还应对现有理论和国外理论进行扬弃以提升自身分析的严谨性。所以中国在馆藏地区书目、研究资金、提供专业会议和学术考察机会等方面还有待于努力改进。对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来说，严峻的挑战和长足的发展机遇是并存的。
［收稿日期］2006—05—22
注释：
① 相关采访工作由卓少杰（Tok Sow Keat）先生负责，当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助理）。
② 刘永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广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乔之、黄滋生、陈森海：《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梁志明、张锡镇、杨保筠：《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3月第1期（总第109期），第86—93页；Liu Hong（刘宏），“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Greater China,”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March 2003.其他现有参考文献还包括：Wang Gungwu（王赓武），“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on Oversa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uary 1985,pp.69—84; Melissa Curley and Liu Hong（刘宏）,“Introduction,”in Curely and Liu,ed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Changing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Hong Kong:Center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2,pp.1—10.
③ Liu Hong（刘宏）,“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Greater China,”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March 2003.
④ 刘永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广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41页。
⑤ 参见厦门大学东南亚中心网站http://nanyang.xmu.edu.cn/
⑥ 同③。
⑦ 依据2005年10月对厦门大学东南亚中心研究人员的采访。
⑧ 参见厦门大学东南亚中心网站。
⑨ “厦门大学东南亚中心简介”参见http://nanyang.xmu.edu.cn/
⑩ “东南亚研究简介”参见http://nanyang.xmu.edu.cn/
(11) “东南亚研究中心简介”和“成立后三年里成就显著”，参见http://nanyang.xmu.edu.cn/
(12) “东南亚研究所”参见http://gms.sysu.edu.cn/xyqk/xszx/s_dny.htm.
(13) 依据2005年9月28日对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采访。
(14) “东南亚研究所”参见http://gms.sysu.edu.cn/xyqk/xszx/s_dny.htm
(15) 依据2005年9月28日对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采访。
(16) 同③。
(17) “东南亚研究所”参见http://gms.sysu.edu.cn/xyqk/xszx/s_dny.htm
(18)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学系）”依据2005年10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简介”，《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5／6期，第1页。
(19) 同(18)；依据2005年9月28日对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采访。
(20)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学系）”依据2005年10 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提供的信息。
(21) 依据2005年9月18日对该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采访。
(22) 依据2005年10月18日对该所一位研究人员的采访。
(23) 依据2005年10月18 日对该研究所一位教授的采访以及“东南亚研究所”网站http://www.gxi.gov.cn/economy/zgydny/zggxkxy.htm
(24) 依据2005年10月1日对该中心一位教授的采访以及中心网站http://www.gxucseas.com/zxl.asp.上的相关信息。
(25) 杨玉华：《近年国内东南亚经济研究的分布与特点》，《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9月第3期（总第111期），第96—100页。
(26) 关于该馆藏书情况和东南亚研究所的资金投入情况，请参见该图书馆网站http://www.iseas.edu.sg/collection.htm的相关信息， 同时可以参考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图书馆的年度报告（2004—2005）见http://www.iseas.edu.sg/an-nreprt html
(27) 同④，第2—8页。
(28) 刘永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广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6—161页；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东南亚研究地位的相关重要评价与探讨，请参见陈乔之、黄滋生、陈森海：《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29) 粱志明、张锡镇、杨保筠：《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109期），第8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