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重构全球传播秩序：历史依据与现实路径 *
龙小农
【内容摘要】 金砖国家(BRICS)崛起及其传媒合作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变量,但全球传播秩序变迁自有其规律和基本遵循。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史揭示：全球传播秩序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映像,政治经济秩序具有决定性影响；新兴国家如果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往往因要摆脱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束缚,成为全球传播新秩序重构的推动者；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技术变量，这都为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从现实路径来看,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必须坚定战略定力和自信,夯实经济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必须主导并合作协调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主导并引领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必须内部加强传媒合作和国际传播理念协调；必须走“BRICS+”道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力量。
【关键词】 金砖国家；全球传播秩序；政治经济秩序；国际传播；技术范式
金砖国家(BRICS)从吉姆·奥尼尔2001年提出的投资术语演化成地缘政治经济话语,再演变成半制度化的政治组织,与全球秩序转型密切关联,是新全球化的引擎和新全球秩序的基石,传播则是影响当前全球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秩序是一种权力结构,一旦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秩序迟早要与之相匹配。作为本世纪初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事件,BRICS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力量之间的均衡：其合作方式被视为跨东西、跨南北、跨文明的全球性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其崛起之路开启全球秩序的转型之路。BRICS崛起及其合作,成为撬动全球秩序变革的重要变量。
全球传播秩序是当今全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BRICS内部及“BRICS+”如何开展媒体合作、协同传播观念,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着公平、公正、民主的方向发展,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急需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今天的全球传播秩序并非一天形成的,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和基本遵循。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同样必须遵循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的规律。根据这一基本逻辑,我们只有揭示全球传播秩序发展变迁的规律,才能探究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历史依据和现实路径。
一、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溯源
传播是信息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流动,国际传播是指信息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广义上,国际传播是指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狭义上,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媒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传播。界定不同,国际传播的发展历史起点也不同。世界历史进入现代,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其标志性事件应是有线电报的发明及广泛使用。在此之前,国家间的信息传播只是偶然发生,而此后,国家间信息传播成为常态,且主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与技术。当然,也有学者将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为国际化、全球化传播的开端①,这与我们从现代传媒的视角出发关照国际传播不同。本文采用狭义的国际传播概念,认为它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大众传媒产生之后的产物。进入到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全球性媒体出现,国际传播迈入全球传播时代。根据这一界定,那么从1835年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成立算起,全球传播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近两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传播秩序
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国际传播秩序的各项要素都已经在酝酿当中：诞生于西欧的民族国家及现代国际体系,逐渐溢出欧洲走向全球化；新兴的信息通讯技术改变既有社会传播方式,有线电报技术使远距离通讯成为可能,各国在国内架设电报线的同时,全球海底电缆已经展开；欧洲各国报刊业迅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讯社这一“媒体中的媒体”。1835年法国哈瓦斯社成立之后,德国沃尔夫社、英国路透社相继成立,三大通讯社很快控制了欧洲的信息采集和分发市场,并开始跨越国界向三国殖民地扩张。1870年,三大通讯社签订《通讯社条约》,规定各自采集和发布新闻的范围,纽约联合新闻社(美联社前身)虽也应邀参加,但不能涉足美国以外的地区,故该协定通常被称为“三社四边协定”。经过几十年的激烈争夺,三大通讯社把世界新闻采集与发布市场分割完毕,形成以西欧为中心的殖民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
在英法德三国中,英国无疑是其中实力最强、起支配作用的国家。18世纪后半叶英国最先完成首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有线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突破,并在国际殖民扩张中发展成“日不落帝国”。同时,英国控制着全球大多数海底有线电报电缆,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信息的聚散地,信息先汇总到伦敦,再分发到世界各地。这一阶段,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传播,主要是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发散式、单向性传播。随后发生的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沃尔夫社先后失去采集信息的优势,以英国为核心的帝国传播秩序再次强化,并持续到二战结束。因此,这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传播秩序,国内也有学者从全球传播发展的历史角度,将其称之为“英式全球化”,英国是这一时期全球秩序的制定者和仲裁者。②
2.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
一战后,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传播秩序仍在继续维持,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欧洲主要大国在一战中衰弱,而美国借一战巩固了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地位,在国际政治领域开始提升话语权。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开始掌握世界经济霸权,并着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由于此时美国受孤立主义影响,尚未自觉承担重构国际传播秩序的责任。在无线电技术成熟后,美国为摆脱英国控制的海底电缆,绕过英国这个既有国际传播秩序中心,1919年成立无线电公司并在1920年发起主办战后首次无线电国际传播会议,开始主导无线电通讯的技术标准和话语权。1927年的华盛顿会议制定出第一张频率分配图标。这为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其主导下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技术支撑。
心墙上下游反滤料同堆石料平起填筑（先填反滤料后填堆石料），进行跨缝碾压。各种坝料的填筑部位、尺寸、材料级配、粒径范围均应符合设计规定，每一层填筑经质检合格后，方可进行上一层的填筑。过渡料、反滤料铺料厚度均为60 cm，碾压8遍。
普洱市“十三五”旅游规划中指出，思茅区要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及产业资源优势，引导传统优势产业与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以生态观光、城市休闲和养生度假为核心的多元化产品体系，这对普洱茶养生旅游提供了政策上的极大的支出支持。
3.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传播秩序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为主的国际传播秩序向互联网全球传播秩序转变。依托互联网这一革新性的国际传播技术,美国再次凭借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优势占尽先机。1993年起源于美国的国际互联网正式向公众开放,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宣布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要在2001年使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1998年5月,联合国正式确认互联网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全球传播时代的真正开始。
进入21世纪,各国开始加速互联网宽带建设,国际互联网迅速发展。根据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2018年数字报告显示,全球已有239个国家和地区接入互联网,全球网民数量达到40多亿。③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迭代发展,推动新兴媒体不断涌现、融合发展,社交网站(以Facebook等为代表)、视频网站(以YouTube等为代表)、微博(Twitter)、手机移动媒体等网络新媒体吸引大量用户,急速刷新全球传播格局。尽管新兴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也削弱国家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和垄断,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西方国家仍旧是互联网上信息流的主要源头,无论是网络技术还是网络应用产品,美国依旧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心。
随着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秩序正遭遇“百年未有之的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非西方化并行；新兴国家成为新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第四轮产业革命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兴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④全球传播秩序正处于新一轮变动中,但由于全球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新全球传播秩序有可能是去中心-边缘化的多区域中心并存的新秩序。
4.审视BRICS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维度
回顾过去近两个世纪的全球传播秩序发展史,我们可以管窥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的轨迹,为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和治理完善提供历史理论依据。为揭示BRICS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可能性和路径,本文从三个维度去思考：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维度；二是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的维度；三是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维度。
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维度看,在二战结束前,诞生于欧洲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欧洲继而拓展到全球,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主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1894年,新兴大国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继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已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头并引领其发展。二战成为美国走向世界中心的转折点。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由此开始主导世界,且在接续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如今,随着以BRICS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迎来新一轮变迁,巧合的是同时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如何与既有秩序守成大国互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关键就看新兴大国能否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弯道超车。基于历史,由新兴大国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是全球传播秩序变迁的基础。
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的维度看,根据国际传播技术更新及媒体形态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归纳出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的基本规律：国际传播新技术诞生并成熟,出现以新传播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且影响力日增,各个国际传播行为体竞相使用；因为新传播技术跨国界、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为协调标准、减少冲突,出现相应国际协调组织；为使新传播技术广为接受,新技术范式引领国往往会提出推动范式转移的新价值理念；国际传播技术范式转移并非一蹴而就、界限分明,而是在交融互补中积累,然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戏剧性地改变国际传播竞争的格局,迫使所有的国际行为体采用新技术以追求最佳效果；在范式转移过程中,新技术范式引领国通常在技术普及过程中成为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心国。⑤国际传播技术范式的转移,是以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为先导的。
三是以开放包容为重点，强化传播中的时代观念。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不仅改变着人类的交流方式，也使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出现新的转变。要适应形势发展，对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有效整合，就需要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不断在自身内容形式上丰富创新，从而为尽可能广泛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撑，赢得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的认同和支持。
从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维度来看,在新兴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和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的双重驱动下,作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映射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变迁重构是缓慢和渐进的,它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和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既有重叠交叉之处,又往往滞后于它们的变迁。通常是在两者变迁完成后,全球传播新秩序才得以正式确立。从全球传播秩序演变的历史来看,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主导大国或国际传播技术范式的引领者,往往是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主导者,前两者如合二为一,则必然成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主导者。迄今为止,全球传播秩序经历了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帝国传播时代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时代和全球传播时代,目前全球传播秩序正处于新一轮重构过程中。
二、 BRICS与当今全球传播秩序的关系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实力或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BRICS的经济总量、国土幅员、人口规模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决定了它们在当今国际体系结构处于基本一致的位置,因此也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对外政策。这意味着它们之间既会因为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和合作,也会因为同质的诉求而存在竞争。就全球信息传播而言,基于现有全球传播秩序,BRICS在国际话语权分配和国际信息流动中处于被界定、被输入的地位,与其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贡献度不相匹配,有重构传播秩序的动力和合作的意向。但BRICS因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各异,与当今全球传播秩序的张力关系各有差别,影响到BRICS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态度和动力。
1.巴西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⑤ 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苏：我们跳舞时，人数不限，男女老少手拉着手，把火塘或场院围一圈，沿逆时针方向边歌边舞。舞蹈开始时，男子在前，女子在后，呈弧形排开，连臂踏歌。先由男女轮唱一遍舞曲，然后共同起舞，速度由缓慢逐渐加快。舞至激动时，领舞的男女加快舞步，带头变换动作，时而双腿交替着地，时而左右旋转，男女相互竞争，气氛十分热烈。舞至高潮时，众人会齐声高歌，以吼声助兴。当年，我在北川教舞蹈的时候，整条街都被我们吼起来了，歌一唱，舞一跳，屋子都要被抬起的感觉。现在我还在想那种感觉，好安逸啊！
出于追求地区大国地位、谋求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目的,巴西近年来十分重视国际传播,除在国际重大事件报道上下功夫外,其对外传播主要是扩大对国际葡语人群的影响力。巴西国内各主要电视台(网)都建立有面向葡语世界的国际频道,受众是巴西、葡萄牙民众和超过500万散居在全球各大洲的葡语人口。⑧巴西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环球电视集团早在1996年就开办了环球国际有线电视频道,为世界各地葡萄牙语人群提供新闻信息和娱乐节目,可在全球五大洲上百个国家收看。2010年5月,巴西推出官方国际频道,旨在宣传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非洲葡语国家是其传播的重点国家。这些努力的确扩展了巴西媒体的区域国际影响力,但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全球传播秩序中,其国际传播能力依然孱弱,影响力亟待提高。
2.俄罗斯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在世界传媒发展史上的两极格局对峙时期,前苏联曾经占有重要席位,与美国共享世界话语权,但随后因解体进入低谷期。进入21世纪,俄罗斯国力有所恢复,但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地位却没有显著提高,其国际话题和媒介呈现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是美国主导下全球传播秩序的受害者。直到2005年,俄罗斯整合组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简称RT)才逐渐改观。目前RT发展为拥有6种语言、8个电视频道的全球性、全天候新闻平台,覆盖五大洲100多个国家。根据2017年益普索(Ipsos)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47个国家中,RT在欧洲15国每周观众有4300万,美国每周观众人数为1100万,中东和北非15国每周观众人数达1100万,拉丁美洲每周观众人数有1800万。另根据谷歌分析,每天有超过300万独立访问者访问RT新闻网,同时在YouTube视频平台上,RT也是排名第一的电视新闻网,它每个频道的观看次数超过50亿,订户数量高达600万。⑨
近年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参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在部分独联体国家先后发生颜色革命,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外宣旗舰媒体建设,提升其国际传播能力,其外宣媒体旗舰RT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媒体,在乌克兰危机等众多涉俄国际事件中打破欧美国家媒体对全球新闻议程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西方国家的话语优势,为俄罗斯主张和利益发声,成功为俄罗斯赢得不少国际受众的理解和认同。但由于俄罗斯的媒介体制和新闻传播理念迥异于西方国家,其媒体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包括被美国经济制裁、禁用本地域名和被强制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等。俄美之间不断强化的信息战和舆论战表明,俄罗斯并不甘心接受美国治下的既有全球传播秩序,完善乃至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意愿强烈。
3.印度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印度是一个传媒大国。印度工商联合会与普华永道2018年联合发布的《重新审视印度媒体与娱乐产业》报告称,2017年,印度凭借2000多部电影、800多家电视频道、250多家广播电台、10万多家报纸和杂志以及成千上万场直播,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媒体内容小时数。⑩《印度时报》成为全球发行量、网络阅读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ZEETV通过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策略,从1992年创办迅速覆盖全球173个国家,超过13亿人口,成为海外最受欢迎的印度电视台
；印度宝莱坞的影视是印度文化输出的杰出代表,在中东、非洲、俄罗斯、中国、北美、欧洲等地区取得不俗成绩。依托于庞大的传媒行业,印度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近年来不断扩展。
印度凭借其与西方相近的民主制度、向西方靠拢的外交政策等因素,被西方舆论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后来居上的软实力超级大国”。但即便印度享有比较优越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在国际上也仍然被西方国家所界定和代表,印度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依然有其阿基琉斯之踵：其英文报纸虽然发行量世界第一,但受众多来自国内,国际影响不大；印度报业托拉斯是印度最大的通讯社,但总体实力不算突出,西方媒体采用其稿件时,主要是负面社会新闻,正面报道较少
；印度社交媒体市场开放,Facebook、Twitter等跨国社交平台充斥人们生活,但其新闻内容则以转载西方主流媒体为主。印度现代新闻传播业本身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这是印度英文媒体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意味着其在消息来源、报道框架、新闻价值观等方面更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因此,印度媒体有一定的国际传播能力,但在现有的全球传播格局中,印度媒体依然无法为自己言说，只能被言说,有完善当今全球传播秩序的意愿。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不论是硕士研究生教育，还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人才均为其根本目标。“博专”结合是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尊重研究生个性，因材施教，使其具有主动适应未来世界变化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中国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崛起,自2010年来持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关注增加,但中国依然处于无法自我言说、只能被西方言说的尴尬境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其现有国际地位和政治、经济及文化实力不相匹配；在现有的全球传播格局中,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明显不足,不能有效地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以及中国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的看法传递给世界；世界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要么肤浅地停留在一些中国文化和人种符号上,要么错误地秉持着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投资上的各种“威胁论”。面对全球传播西强我弱的格局,中国正在强化媒体全球传播能力建设、争夺国际话语权,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力图突破现有全球传播秩序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
数据显示,中国国际传播力正在提升,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2016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外累计用户将近4亿,中国国际台100家整频率落地电台已覆盖50多个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
新华网则凭借多语种网站平台,与国外知名媒体合办特色栏目,逐步打开互联网上的海外市场。2018年中国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增强广播电视媒体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横向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差距依然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认知的不确定性,是当下中国在国际传播上面临的急迫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提升并使用软实力的过程中,又被美英媒体和学界定为在使用“锐实力”(sharp power),将损害接受国的利益。这进一步佐证西方依然掌握着当今全球传播秩序的话语权。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崛起,中国既有强烈的意愿,也有相当的实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完善与治理,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部分学者视为中国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国方案”。
在英语四项基本技能中，听是获取信息的关键，听力理解在高考英语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英语听力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然而在广大农村学校，听力教学困难不少，部分学生渐渐失去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这也让许多老师对听力教学越来越感到困惑。下面，笔者主要分析农村中学生听力薄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听力教学建议。
5.南非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南非是非洲大国,也是非洲媒体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传媒产业规模和现代化水平均列非洲第一,国际传播力在非洲不可小觑。从报业来讲,南非定期出版报刊数量居非洲之首,共有日报19种,周报10余种,另有200多种省和地方性报纸,800多种各类杂志,大多以英语和阿非利卡语出版和发行。
同时,南非是非洲电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2016年2月1日,南非完成模拟转数字的进程,成为非洲为数不多的几个实现数字化的国家之一。2014年,南非娱乐和媒体产业营业收入为1127亿兰特(ZAR),到2019 年有望增长至1763亿兰特,年度综合增长率为9.4%。
鉴于南非长期在非洲的领导者地位,南非一直在推进这样的话语叙事,即它在国际上的行动和声音代表非洲,因此南非参加BRICS和G20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整个新非洲。
第二,在BRICS中,必须要有主要国家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除南非是区域性大国外,BRICS其他四国都可算作是潜在的新兴世界性大国,其中印度和巴西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支配国和主导国接近,对其包容性较大；但俄罗斯和中国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迥异于当今全球传播秩序支配国和主导国,且被其视为最有可能挑战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新兴大国,受到现有全球传播秩序限制较大,现有国际传播话语权与中俄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领导者的崛起,尤其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时,如果现行全球传播秩序不能有效容纳其复兴,那么中国将有可能扮演温和的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的完善者和重构者的大国角色。届时,中国将有充足的合法性借助BRICS、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G20等多边国际平台,联合其他金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继而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着公平、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实现全球传播秩序的嬗变与重构。中国2014年开始在浙江乌镇定期主办世界互联网会大会,无疑是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平台。有新兴大国牵头主导,这是推动当今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条件。
显然,从BRICS与当今全球传播秩序的关系看,现有国际话语权分配没有反映全球经济政治权力格局的最新变化,BRICS所享有的国际话语权与其国际贡献和实力构成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中俄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媒介体制迥异于美英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是最有可能改革和重构现有全球传播秩序,同时也是受现有全球传播秩序约束最深的国家,因而最有动力，也最有实力领导完善和重构既有全球传播秩序。巴西、印度、南非三国虽因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美英主导的国际体系相近,但因三国均属于被西方殖民过的国家,兼之本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限,其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多限于区域之内,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上难以与西方国家争锋,三国在国际上同样属于被言说被界定的地位,它们尽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动力,却缺乏与美英抗衡的实力与能力,如果有中俄两国领导,它们应乐于接受并参与推动现有全球传播秩序的治理与完善。
三、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所内含的规律
回顾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及金砖国家与当下全球传播秩序之关系,意在厘清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发展的基本遵循和规律。全球传播秩序(含区域国际传播秩序)发展变迁的规律是什么？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史上有这样两个历史事件,特别鲜明地昭示出全球传播秩序演变的内在机理。
二战后,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形成以美国为支配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增加及其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的密切合作,发展中国家在“不结盟运动”的引领下,在追求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同时,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企图推动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简称NWICO),改变国际信息单向流动的现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并由UNESCO在1980年发布了关于国际文化与信息流动的调查报告,即麦克布莱德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它在多方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平、平等传播秩序的立场、观点与合理要求。但该运动最终因遭到以美国为首的既有传播秩序支配者和主导者的反对而偃旗息鼓,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UNESCO,不参与这一改变游戏。此案例说明,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固然需要新兴国家力量的联合,但仅有国家力量的联合,没有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支撑,要想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是徒劳的。
历史再往前追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案例。1870年签订的《通讯社条约》,划定四家通讯社采集和发布新闻的范围,并规定互相交换所采集到的新闻,构建了当时以英、法、德为首的国际新闻采访和发布的秩序。这一既有国际传播秩序是如何被新兴大国打破重构的？首先,战争即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和1914-1918年的一战,强化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传播秩序,同时也导致核心国家对边缘地区控制能力减弱,为新兴传播力量崛起腾出空间。其次,新兴大国美国随着经济力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渐提升,通讯社事业快速发展,新兴通讯社(如美国的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不受既有协定约束,迅速进入边缘地区。而美联社依托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亦不想再受该协定约束,在1914年退出协定,迅速在南美和远东开拓市场。第三,无线电通信取代有线通信导致原先的“三社四边”秩序名存实亡。当无线通信取代有线通信后,各家通讯社不论大小都可以迅速便捷地将新闻传往任何地区,不必再受到电报线路的限制。最终,1934年西方各大通讯社在前苏联拉脱维亚首府开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布新闻的原则,正式宣布废除过去的一切协定,完全遵循新闻自由的原则,由各通讯社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力发展业务。从此,由四家通讯社划分势力范围垄断新闻信息的局面宣告结束。以美国为首的新兴大国联合其他国家,依托经济、技术和股权控制,成功消解既有国际传播秩序,建构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到二战结束,这一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最终确立并延续至今。有学者认为,《通讯社条约》的废止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构建并强化了以“美利坚秩序”为核心的新型霸权体系。
参照本文审视BRICS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三个维度,回顾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史、分析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史上的两个经典案例,我们认为全球传播秩序演变有以下内在规律和基本遵循。
首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的基础与河床,全球传播秩序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映像,并为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支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全球传播秩序之间的关系,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服务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原则。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经济力是包括国际传播力等其他力量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早就指出。国家如此,全球秩序的变革亦如此,英美先后主导全球传播秩序,正是得益于其经济的崛起。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乃至超越当今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国；只要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乃至整体力量全面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后续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变革就是水到渠成。
⑧ 周俊、毛湛文：《巴西国际传播的发展与特点》,《中国记者》，2012年第1期。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完成调整,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电视传播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第三大媒介。1962年美国发射世界上首颗人造通讯卫星,实现美欧之间的电视实况传输。电视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其影响力借助卫星技术很快超越国际广播。至此,美国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介系统中都占有显著优势,且借助战后霸权的扩张,其通讯社也成为世界通讯社中的翘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卫星电视开始进入兴盛时期,美国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率先实现突破和崛起,创办于1980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异军突起即是标志。到20世纪末,国际电视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主力军,美国则是其引领者。与英国主导的帝国传播秩序不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传播秩序不仅以经济和技术为基础,且寻求秩序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频率注册委员会等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章程》(1946)、《国际新闻自由公约》(1948)、《国际新闻道德公约》(1954)等国际新闻公约都相继成立或出台,国际信息通信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争。
第三,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的重要推动力,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的引领大国、主导大国,往往就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的主导力量,从而成为新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心。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传播秩序的嬗变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总是形影相随的,而技术范式革新又总是从政治经济发展繁荣的国家中最先萌芽的。如通讯社国际传播时代的有线电报技术发端于英国,互联网国际传播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发端于美国。因此,从国际传播技术演变史的维度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创新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今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牵引下,在社会媒介化和技术化的背景下,以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将前所未有地推进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
概而言之,全球传播秩序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映像,政治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新兴经济大国如果胜利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往往因要摆脱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束缚,会成为全球传播新秩序完善乃至重构的推动者；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技术变量,且往往是新兴大国引领或主导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全球传播秩序变迁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遵循相同的周期性模式：秩序中心确立-新兴中心崛起并组建联盟-秩序去中心化和去合法化-新旧秩序博弈-秩序中心再确立。全球传播秩序发展变革的以上内在规律和基本遵循可以再简约为：政治经济决定论,这是基础；新兴大国主导论,这是关键；国际传播技术革新推动论,这是突破。
四、 BRICS重构全球传播秩序可选择的路径
基于以上全球传播秩序发展重构的历史理论依据和内在嬗变规律,以及BRICS与现有全球传播秩序的基本关系,BRICS要想推动当下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可从以下路径入手。
第一,BRICS应不断夯实自身经济发展实力,全面提高综合国力,缩小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支配国和主导国的差距。发展经济要求BRICS各自保持政治和经济社会稳定,同时加强BRICS之间以及BRICS与其他新兴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推动新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并把这种合作转化成有形的制度和结构,用以替代当前不合理的制度和结构。当BRICS的主要国家和BRICS的整体GDP以绝对优势超越既有秩序支配国和主导国,并在最新国际传播技术创新领域居于引领或主导地位时,再联合其他广大新兴经济体一起推动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就有了较为充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全球经济权力的转移表明,制度性权力的变化可能是符合逻辑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实力超越现有秩序支配国,这是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必要条件。
芭蕾舞、话剧、交响乐之类其实都是诞生在西方的艺术品种，在中国扎根以来渐渐叶茂枝繁。1995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曾经远征过北美，2005年携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映红了大半个美国。中国的话剧艺术20多年前征服过欧洲观众，今天凭借《茶馆》和“北京人艺”的名片首度叩响了美国艺术殿堂的大门，在中美两大文明对话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层面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凭借着相对强大的国家实力以及相对较强的电视实力,南非面向整个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力开展电视国际传播或发展相关业务,并形成了集团化发展的特点,有五大传媒集团。南非米拉德媒体集团就是具有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影响的媒体集团之一。尽管南非媒体集团也在努力加强国际合作,向世界各区域发展业务,但总体来讲,南非媒体的影响力主要限于非洲区域,尚未达到一定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上,南非依然是被西方媒体描述和界定的国家。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中,有关非洲的叙述依然是与贫困、饥荒、暴乱、疾病等关键词相关,非洲大陆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面貌还有待传播,对此南非深有同感,更有改变的动力。
第三,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历经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固定互联网等变革后,今天正进入以高速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为主导范式变革的新时代,这为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提供了技术革新动能。以往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的历史规律显示：如果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的支配国和主导国,不能引领和主导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那么,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来临之际,就是全球传播秩序变革重构的前夜。尽管高速移动互联网、智能技术发端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的支配国美国,但由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在移动互联网、智能技术等国际传播新技术变革方面具有后发优势,且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共享性和迭代性,在新一轮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浪潮中,中国等新兴大国第一次与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一些领域,如5G技术开发应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技术等领域,渐处引领地位。这为中国等新兴大国引领和主导新一轮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革提供了突破口。
当然,既有传播秩序的支配国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在信息通信技术上严格控制对中国的出口,同时对中国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企业对美投资,进行严格审核和阻止。2018年以来发生的美国封杀中国信息通信技术领域领军企业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中美贸易战,已充分暴露美国唯我独尊、扼杀新兴国家技术创新引领的意图。2019年4月12日,特朗普就5G技术发展在白宫发表演讲,强调“5G竞赛是一场美国必须要赢的比赛……这是我们一定会赢的竞赛”
。该演讲进一步揭示：中美贸易冲突只是表象,科技革新引领争夺才是实质。不少观察家已明确指出,中美贸易战实质是中美科技革新引领争夺战和规则制定权之争,旨在打击“中国制造2025”,防止中国在5G技术、AI技术开发应用等方面赶超美国。从大历史时段看,这样的观察结论是有历史依据且富有前瞻意识的。美国此举,显然是在维护、至少是延长其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的引领和主导地位,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一旦让中国等新兴大国引领主导新一轮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也就为中国等新兴大国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打开了技术之门。
因此,就国际传播技术创新而言,BRICS等新兴大国需要遵循的路径是,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加大研发投入,在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上,取得引领和主导地位,让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的支配国和主导国成为跟随者,同时在BRICS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根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核心技术的输出,恰如中国的高铁技术一样,借助国际传播技术范式的革新和适用,为推动全球传播秩序的发展与重构创造充分的技术条件。就最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共商、共建、共享”而言,BRICS内部合作及与其他新兴国家合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将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和用户优势,仅BRICS人口就占世界总人口的42%,如加上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其人口比例将超过60%。
第四,走“BRICS+”的道路,寻求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变革。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与治理,不仅需要BRICS内部加强协调合作,还需要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2017年BRICS领导人厦门会晤正式提出“BRICS+”的思路,主张BRICS成为一个开放、透明、共享的多边合作平台。BRICS不仅本身要打造下一个黄金十年,还要带领其他新兴国家一起加强全球多边治理、维护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NWICO运动失败的教训表明：仅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没有新兴大国牵头主导,不足以撼动既有全球传播秩序。美国牵头推动“三社四边”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经验又表明：新兴大国在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过程中,有众多其他国家的参与和支持,将更能体现民主和公正的力量,尤其是在全球格局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
冠心病心绞痛实为一种典型的临床多发病，多由于冠状动脉供血缺乏，心肌出现暂时性与急剧性缺氧、缺血所致，乃是对中老年人生命健康造成威胁的主要病症[1] 。此病较大程度影响着患者日常生活质量，严重者还有死亡风险。本文针对本院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用麝香保心丸治疗，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基于以上分析,BRICS对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路径反映在制度变革上包含两种形式：一是改良性的制度变革,如推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治理改革、UNESCO等国际机构的治理改革；二是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即通过建立新的机制和机构来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力。由此,从BRICS的视角来看,全球传播新秩序将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现有全球传播秩序的升级改良版；二是建立与现有全球传播秩序的平行秩序并最终取代现有全球传播秩序。但是,无论哪种情景的最终出现,都面临着来自BRICS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取决于BRICS之间以及BRICS与现有传播秩序的主导国之间的传播博弈。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得益于其拥有一支稳定的高技能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且能够制定相关的制度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在德国，职业教育的师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理论教师，另一类为实训教师。理论课教师即为职业院校中的专业理论课教师和普通文化课教师，这一类教师在德国均属于国家公务员，待遇好、社会地位高，队伍很稳定。另一类是上技能课的实训教师，这一类教师一般为通过国家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试的企业工程师，这一部分教师既有扎实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又具有熟练的专业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理论教师和实训教师的结合为德国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五、结语
基于全球传播秩序演变的历史理论依据和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政治经济决定论、新兴大国主导论、国际传播技术革新推动论,BRICS等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和自信,遵循夯实经济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引领并主导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新兴大国主导并协调合作,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基本路径,再辅以BRICS内部的传媒合作和全球传播理念协调,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正在发生转移的大背景下,假以时日,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是有可能被推动发展与重构的。当然,这个过程是渐变和漫长的,美国从经济实力问鼎世界到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传播秩序的支配者、主导者,其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而当今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传播秩序不仅有经济和技术基础,更有国际制度和组织作支撑,所以BRICS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自信。
更为重要的是,除BRICS之外,国际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都面临着相似的国际传播问题：当今不公平、不平等、不民主的全球传播秩序使其声音和诉求被遮蔽、被代表。不过,既有全球传播秩序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不少边缘地区,依然有新兴传播力量突起。发展中国家力量虽小,但都普遍希望增强自身国际传播力,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相应国际话语权,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以自身的成功突围,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先例。成立于1996年的半岛电视台,在报道中东军事冲突事件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基于地理、文化和语言优势,再加上秉持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报道视角,半岛电视台为世界各国观众提供了看待中东事件的第二个视角,从而打破了西方媒体对于中东问题叙述方式的垄断。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半岛电视台已经成为阿拉伯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媒体之一。创办于2005年、获得拉美多国资助的南方电视台,立足“全球南方”、放眼世界,积极采用多媒体和卫星手段,传播南方国家声音,覆盖整个拉美、中北非和西欧地区。它们的成功证明,发展中国家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努力不断取得突破。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BRICS在下一代无线通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成为引领者和主导者,BRICS有可能成为网络空间时代的主导强国。如果BRICS的媒体及信息技术公司能在这个大变革中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弯道超车的机遇,是有可能带领BRICS跨越全球传播旧有格局,重置全球网络空间的话语权、重塑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传播秩序的。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最新一轮信息通信技术创新融合中,内容与技术的融合,是神与形的融合,仅有传播技术的超越、没有话语体系的创新,是难以突破的。高速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内容呈现提供更新颖丰富的形式,而传播主体创新的话语体系则为技术注入灵魂,两者相得益彰才能良性发展,将媒体融合推到一个更高远更深度的层次。因此,以中国为首的BRICS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追求突破引领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思想理念即内容方面的引领。
注释：
① 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② 史安斌、张耀钟在《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解析“中国方案”的历史溯源和现实考量》一文中将全球化的历程分成三个阶段：二战前是“英式全球化”；二战后是“美式全球化”兴起至2013；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开始付诸实践,是“中式全球化”的滥觞。见《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5期。
③ Digital in 2018.http://wearesocial.cn/blog/2018/01/30/2018-global-digital-report/.html，2019年4月3日。
④ 刘建飞：《把脉百年未有之的大变局》,《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9期。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人口和领土面积两项数据位居世界第五。⑥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巴西经济增速一度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全球范围内,巴西还难以堪称世界大国。巴西新闻传播业起步较晚,直到1820年巴西帝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真正的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巴西的传媒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与墨西哥、阿根廷并称南美三大电视强国。同样,巴西虽然是南美洲的媒体大国,其媒体影响力却仅限于南美和南部非洲部分国家⑦。除此之外,巴西通过公共外交活动,主办2014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G20峰会、巴西-印度-南非三国定期对话机制等国际机制,致力提高国际传播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⑥ 巴西人口2.1亿、领土面积851.49万平方公里。数据来自：http://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brazil-population/.html。
⑦ 主要是南部非洲的五个葡语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和佛得角。
其次,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的国际行为主体,通常为国际上的新兴经济大国或新兴经济国家联合体,它们因受限于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最有动力、最有能力突破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束缚,从而推动其重构。但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支配者和主导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就像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一样,必须依靠新兴经济政治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变革挑战举措,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才会逐渐消解其合法性和权威性。随着新兴大国或新兴经济联合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比例日渐增大,它们必然会牵头寻求增加国际话语权的变革举措,而不能反映全球权力格局转移的既有传播秩序必然加速重构。当然,这个过程是渐变和漫长的,而且历史发展昭示,因为经济力量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全球传播秩序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映像,其变革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⑨ 以上数据来自今日俄罗斯官网https://www.rt.com/about-us/.html，2018年8月5日。
⑩ 《印度媒体加速数字化 媒体产业成印度经济朝阳产业》,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427/c40606-29953286.html,2018年8月5日。
复用方式包括64Kbit/s复用保护和2Mbit/s复用保护。其中一些电网公司2Mbit/s复用保护越来越成为主流。所以本文将阐述 2Mbit/s复用为主。2Mbit/s复用方式是保护装置的光收、发接口利用数字复用技术通过2Mbit/s数据复用接口与SDH 设备及复用通道和对侧保护装置相连。
龙小农、范佩：《印度ZEE TV国际化策略及启示》,《电视研究》，2018年第6期。
赵瑞琦、赵刚：《印度传媒与国家软实力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9期。
然而，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必须通过货币转换来实现它的价值。即使没有货币转换，也必须直接或间接推动其相关产物达成货币转换和价值提升。我们通过收藏、拍卖、置换等手段感受到这种价值。耀州窑不论是古陶瓷还是当今的陶瓷艺术品，其经济价值都有很大的提升。
二是严格质量标准并打造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发展农业科技，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培训力度，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架构；三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品牌意识，使规范生产变为常规操作，在根源上保障产品质量，并且要加强品牌保护意识，对假冒产品予以打击。
数据来自2017年1月3日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中央电视台台长聂辰席在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史安斌、邵培仁、蒋正翔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的世界治理和秩序重建的方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认为该理念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
宋方灿：《“非”同小可:如何在南非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2015年第11期。
通过矩阵理论的应用，向量组之间的线性表示的问题可转化为矩阵语言。这样不仅简化了问题，且把抽象的向量组转化为具体的矩阵方程，更加直观。矩阵方程的求解，即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的问题。然而，线性方程组的求解还是要用到矩阵理论中的秩。通过不断转化，向量组是否能相互表示等价于矩阵方程是否有解。为了更清晰，三者之间的转化可用示意图表示如下。
李宇：《非洲电视业发展概况与特点探微》,《现代视听》，2016年第2期。
史安斌、张耀钟：《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解析“中国方案”的历史溯源和现实考量》,《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5期。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United States 5G Deploy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united-states-5g-deployment/.html，2019年4月17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对外宣传及国际舆论引导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8VDL019)、中国传媒大学“高精尖”培育项目“金砖国家对非传播理念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CUC18A01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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