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1]2011年在《小说中的“文革”》文中认为论文抓住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演进与流变这一中心论题,考察文革题材小说在叁个不同时期的历时性的发展及其特点,首先,归纳总结出每一阶段文革叙事的叙述内容、叙述方法和叙述重心所呈现出的特点；其次,分析文革叙事在不同阶段间发生流变的影响因素,除了分析每一阶段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特点与叙事演进的原因,同时注重从宏观上分析探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这些文革叙事类型与叙事特点的形成原因。具体来说,考察这些不同叙事形态的文革题材小说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历史观念,文学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市场与读者),在不同因素制约下这些文革叙事是否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如代际化、意识形态化)。同时,以西方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分析文革叙事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得失,即这种小说现象从叙述形态、历史观念、文学观念、思想价值等方面给新时期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因素和重要价值。同时,以此坐标,通过文学信仰、价值诉求、叙事策略的不同来反思中国文革叙事的限度、困境与可能性拓展维度。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论文的突破和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抓住政治文化这一影响新时期初期文革叙事的主导性因素,分析了新时期之初(1977-1985年前后)的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特征。主流话语通过决议、文件对文革进行历史定性与政治定位形成对文革认识和讲述的规范,从而影响着作家文革叙事的限度和深度。本章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新时期伊始的文革叙事,分析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如何规定文革叙事的限度、叙事特征和审美风格。第二章,抓住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转型以及作家主体意识觉醒这两个重要因素,分析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文革叙事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重心。认为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颠覆了此前与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文革革书写,主题层面不再是去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淡化主题并呈现出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在文学表现和手法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碎片化的痕迹、荒诞变形的历史,作为历史、写实的文革逐步转向心理化、感观化以及寓言化和象征化的文革。第叁章,梳理了90年代中期以来多元文化语境下作家多样化的文革叙事的形态和特征。分析这一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以及叙述重心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的变化。第四章,主要从代际文化差异角度考察出生于上个世纪50、60和70年代叁个时期的作家在文革叙事上呈现出的不同特征,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遭遇、文化教育和知识系统,形成了具有代际意义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到文学叙事上具有代际差异的审美趋向和叙事范式,本章围绕代际文化差异与文革叙事分野的关系,分析不同代际间文革叙事的方式与特征,试图通过代际文化的比较视角昭示不同文学世代处理文革叙事的差异以及各自优长与得失。第五章,从作家历史观的角度综合考察作家文革叙事的差异性。人们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规律、历史起源的看法所形成的历史观影响了很多作家对文革的理解以及文学表现方式。本章梳理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并分析这些历史观对作家文学话语方式的表达(“人民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对历史起源认知(“对文革历史起源认识和归咎方式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第六章,从文革叙事的功能和意义来看,它起着见证历史真相与社会劫难的重要作用,体现着文学的见证功能和叙事传统。本章主要讨论了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能否见证历史,为什么要见证历史,以及如何见证历史。第七章,“文革”与二战时的“奥斯维辛”作为社会性灾难,都属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作“极端年代”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事件,西方知识界和文学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与叙述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传统和维度。本章将中国的文革叙事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以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文革叙事的特点、困境与限度,并探讨文革叙事的可能性拓展维度。结语,从宏观上俯瞰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分析当代作家与知识界叙述文革呈现出的方式、角度,进一步分析文革叙事的困境与局限,通过西方文学的启示探讨中国作家如何想像和叙述文革。
朱彩梅[2]2014年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认为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叁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叁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谢辉[3]2004年在《自己的声音》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青春境遇、成长之痛、回归本身、内部流变四个方面对“70年代出生”作家的生存与书写方式进行了阐释，试图对他们的创作做一个细致的梳理，以发现他们创作的价值，找出其不足和缺陷，对这样的一种创作的现象，进行一个总体的、细化的、公允的评价和价值判断。他们是我们以前不曾在意的一种存在，在他们的写作中，找不到前几代人的历史的负重与精神压抑，我们看到的，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存与书写的方式，同时，他们的小说也有与他们的年龄不太相称的伤感和沉痛，这证明他们也不愿意只做享乐的群氓，他们也想寻找新的生活和思想资源。他们的出现，使当代文学在繁复之中又多了一个维度。他们对具体环境中的个人的关注使得人们对这种心灵和文本的有了最低限度的尊重。他们的小说，是这一代人生活和写作的在时光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痕迹。
李丹[4]2015年在《60年代出生作家的成长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60年代出生作家是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群体。他们的成长书写是成长小说的一个独特案例,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小说也不是“反成长”小说的一类,它将民族的时代史与个体的成长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成长这一命题在时代的变幻中变得艰难而又厚重。本文以60年代出生作家的成长书写为研究对象,从创作语境和创作主体开始着手,重点论述其成长书写的叙述特色,并选取代表性作家进行个案分析。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引言、正文中的叁个章节和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交待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家组成和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第一章主要介绍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创作语境和创作主体的背景。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成长书写主要集中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环境、文化氛围、文学思潮等都对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就60年代出生的作家自身而言,他们又是有着独特成长背景和艺术背景的创作群体,他们在文革岁月中长大,失去了正常的童年精神启蒙,但又在青年阶段受到了精英式的教育,他们对成长的书写隐含着一代人独特的精神探索。第二章分析60年代出生作家成长书写的特色,主要从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述策略来探讨,分别从成长与文革、成长与青春和成长与反思叁个层面进行解析。在成长与文革向度上,分为叁个部分：被遮蔽的日常生活、残缺的成长世界和变革时代的身体与欲望；在成长与青春层面上,分为：孤独与迷惘、暴力与死亡和弑父的冲动叁个部分；在成长与反思层面,又分为反思“人性”、反思“自我”和反思“成长”叁个部分。第叁章选取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具有代表性的叁位作家——王朔、苏童、陈染进行深入分析,探寻60年代出生作家成长书写在共性之外的个性因素。王朔在他的《动物凶猛》中重拾逝去的时光,塑造出了一个记忆里鲜活淳朴的青春世界。苏童则以香椿树街为成长空间,在浓郁的南方风味中讲述了一群少年的成长史。而陈染是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性别为纬度,探寻女性成长主人公在成长中的种种遭遇。60年代出生作家的成长书写是中国成长小说中独特的一部分,本文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力求挖掘60年代成长书写的独特性,深化对这一文学写作现象的认识。
刘永春[5]2005年在《在后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文中认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格局中,新生代小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新鲜命题,也产生了一些重要文本。同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新生代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所以,正确分析新生代小说的创作形态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性是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分析其创作形态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后现代性的角度对新生代小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力求揭示出新生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共性问题,为新生代小说研究创造一个新的局面,也为准确认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打下良好基础。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引论:当下语境中的新生代小说。本章对新生代小说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新生代小说的创作情况与研究现状,并回顾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第一节对“新生代”这个概念进行了考察。首先,在词源上,新生代本是地质学术语,后来最早在日本被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表示当时社会上新兴的人类族群。人们用“即时满足”等特征来概括这代人的特征。后来这个概念传播到港台、新加坡等地,用来指称六十年代后期以后出生、九十年代以来逐渐长大成人的一代人。九十年代以后,“新生代”一词传入中国大陆,先在电影领域后在文学领域得到应用。“第叁代诗人”也被称作“新生代诗人”,这些诗人大多后来成了新生代小说的主要作者。另外,“晚生代”也被用来指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本文采用“新生代”这一概念。其次,“代”具有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含义。它指的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不同年龄与文化经验形成的人群的聚合关系。它并不仅仅与年龄有关,还涉及到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代际划分,人们有不同的原则和方法。文章中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通过“代”的划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新生代作家的文化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本文认为,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状况相关,“代”的概念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原因和意义。最后,作为一个文化聚合体,新生代作家有相似的经历,也有着相近的文化面孔,进行着相似的书写活动。他们有着明确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 第二节分析了新生代小说的创作情况和研究现状。在创作情况方面,本文将新生代小说创作作为集体性的写作行为的诞生时间定为一九九四年,至今已有十
鲜于静[6]2015年在《E.L.多克托罗小说中的纽约城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20世纪后半叶重要的作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也是书写纽约城的重要作家。在多克托罗的多部作品中,作家分别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纽约城历史文化、人们的生存状况、社会危机等进行了反思和重构。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为一百多年,从19世纪70年代至当代,包括内战后、进步时代、大萧条时期、冷战时期和当代的纽约城。本论文主要运用芒福德的城市历史观以及戈特迪纳和哈奇森等人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多克托罗九部作品中的纽约城书写,包括《像真的一样大》(Big as Life,1966)、《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1971)、《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1975)、《诗人的生活》(Lives of the Poets,1984)、《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1985)、《比利·巴思格特》(Billy Bathgate,1989)、《水利工程》(The Waterworks,1994)、《上帝之城》(City of God,2000)和《纽约兄弟》and Langley,2009)。论文通过挖掘纽约城的历史文化、城市社会问题及作家对城市出路的探索,揭示多克托罗的城市书写特质。多克托罗小说中的纽约城体现了对城市历史以及对承载时间之空间的记忆所进行的后现代主义时空的重构与再现。多克托罗在纽约大都会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城市经验,孕育了他对纽约城的情感,激发了他的文学想像力。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的纽约市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感的城市,处于后工业纽约大都会语境中的多克托罗回顾了美国内战后现代化、工业化以及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纽约城。作为在纽约城出生和成长的俄国第叁代移民,多克托罗不仅熟悉纽约城的地理、历史和景观,而且深受犹太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城市记忆和犹太文化记忆。多克托罗作品中的纽约城不仅仅可以当作静止、凝固的空间为社会活动提供背景和场所,而且富有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意义,隐含着作家对纽约城的思想与情感。多克托罗作品中城市符号的书写是以纽约城现实为依据,具体包括城市文化景观、城市的居住环境、城市异质空间和城市交通符号。这些城市符号记载了城市的历史以及作家本人对城市的体验和感受,并且反映了作家对社会边缘者和城市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多克托罗对纽约城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危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作品中的危机形式主要包括城市中的罪与恶、种族冲突、城市居民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与伦理危机。在不同历史时期,纽约城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熵化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处于城市语境中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物面临一系列问题,然而他们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救赎,摆脱现实世界的痛苦、混乱和危险。多克托罗一直对纽约城命运的思考及出路进行探索,包括理性的宗教信仰、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包容、城市正义的构建、对人格尊严的捍卫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等。纽约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但是城市的未来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多克托罗在作品中表现了对上帝概念新的理解,他试图调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矛盾,为的是丰富人们的信仰生活,拯救人们的灵魂,因为只有通过信仰上的革新与调和才能实现世界和平,才有希望重建“上帝之城”。多克托罗的城市小说蕴含着丰富的犹太人文思想,不仅包括犹太教救赎思想,还包含正义思想、责任感、浓厚的家庭意识等。多克托罗的作品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而且多元的书写方式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多克托罗的多元文学表现形式包括电影技术、拼贴手法、侦探小说、儿童成长小说、复调叙事等。电影蒙太奇和拼贴手法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呈现跳跃性,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现代性、复杂多变和混乱不堪。侦探理性的视角与儿童感性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从不同层面揭示了纽约城中曾经被人忽略或忘却的阴暗以及普通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抗争。复调叙事与回忆叙事中时序的混乱凸显了城市的多元化特征以及各种矛盾和冲突,拓展了叙述的时间和空间,使城市历史和记忆的表述更具真实性。总之,多克托罗的纽约城书写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但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罗列和迭加,而是一种作家对城市的阐释、想像和建构。多克托罗在其作品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黑暗、人性的丧失、伦理道德的困境等问题,表达了对处于社会中下层普通百姓的同情,宣扬了主张社会公正和肯定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他的作品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揭示了作家对城市文化、城市居民生存状态和城市问题的关注,纽约城是多克托罗的心灵之城。
王志彬[7]2011年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台湾少数民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直至20世纪60年代,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分子文学意识觉醒,台湾少数民族才开始进行书面文学创作。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在主流话语规范下生成的,但无疑推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进程。20世纪80年代后,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各族群所遭遇的历史处境。为了抗争台湾当局的政治压迫和现代文明对族群文化的冲击,他们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命运为己任,以汉字为书写工具努力地进行文学创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并展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自1962年排湾族作家陈英雄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走过了一条从政治抗争到审美超越的行程,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也有了较大提升。这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对当下台湾文学的格局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台湾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本论文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整个台湾地区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审视,在文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视野下对其进行解读。在全面把握台湾地区文化格局变迁和族群关系变动的基础上,对战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成因、发展规律、审美品质、发展困境及其文学文化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论文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厘清台湾少数民族概念,概述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进而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一章现代性视野下的台湾少数民族,主要探讨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变和民族文化特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岛内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书写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传播模式转型的意义,剖析了岛内的民族政策和现代化进程对台湾少数民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第二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崛起,主要从岛内的政治环境变迁、岛内汉族作家的“跨族”写作以及大众传媒与弱势群体的文学表达等方面入手,分析战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的背景与缘由。第叁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话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进行考察,从对主流话语的追随到文学审美的超越,指出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文学美感的表达,同时也是抗争强权政治,拯救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第四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品质,从台湾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的地理和文化个性着手,分析其所建构的山海文化景观,探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所展示的生态伦理观点以及汉语思维、民间文学对文学表达的影响。第五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困境,重点分析面对文化全球化、现代化和汉文化的冲击,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所作的文学回应,指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母语与汉语间所面临的困惑和抉择,分析新世纪以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陷入低潮的原因。第六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台湾文学,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的意义,分析台湾族群政治社会中,不同族群立场下的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书写,以及由此而造成台湾文学格局的变迁和台湾文学史观的转变。结语部分是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考与展望,探讨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台湾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政治性与文学性、山海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
马粉英[8]2014年在《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提出托妮·莫里森(1931—),杰出的美国当代作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非裔美国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关注非裔美国黑人以及他们的生活,表达了她对黑人种族生存的冷静而又深刻的思考,她将自己的思考融入精心刻画的人物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以高度的艺术性来呈现深沉的种族关怀和人类情怀。论文以莫里森的五部小说为分析文本,从身体的维度来分析她对黑人以及黑人种族生存困境的思考。在莫里森笔下,人物的身体犹如一块画布,她在身体上绘制了标记和代码,在解密的过程中,身体展开自己的言说,于是身体铭刻的人物的经历得以铺陈、身体喻指的厚重内涵得以呈现。身体,在莫里森的创作中是一种非语言的语言,是一种意义无限延伸的叙事。本论文共七个部分,包括绪论、1-5章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包括作家简介和研究缘起,莫里森国内外研究现状,身体与身体叙事理论梳理,论文研究思路和内容介绍。论文第一章以《最蓝的眼睛》为研究文本,首先揭示了白人至上文化霸权下白皮肤美、黑皮肤丑的身体美学的文化建构实质,然后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对追求白人的蓝眼睛终致发疯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以及她的父母亲对自我身体鄙视的分析,反思了白人美的身体美学意识对黑人所带来的精神戮害,以及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中自我身份的迷失。最后,着重于对小女孩克劳迪娅对白人布娃娃拆解行为的后殖民分析,揭示了作者对白人美的身体神话的颠覆与解构。第二章主要分析《秀拉》这一文本。论文从秀拉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传统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颠覆和改写的分析入手,认为莫里森积极利用了传统文学中对黑人女性身体“性欲化”这一扭曲,将其转化为秀拉的身体漫游和试验,以此完成了秀拉的自我追寻和自我建构。然后在对秀拉身体胎记的多重喻指意义的分析中,完成了秀拉多重身份的建构,实现了黑人女性探索的超越。第叁章解读《所罗门之歌》所彰显的莫里森对非裔美国黑人种族回归和认同的思考。第一节聚焦于模仿白人中产积极生活的露丝母女的解读,在对红丝绒玫瑰意象和露丝母女命运的喻指意义的分析中,来呈现黑人中产阶级女性身体的规训和言说方式。第二节分析了独具魅力的黑人女性派拉特,通过对其独特的无肚脐身体的喻指意义的阐释和身体语言的解读,分析在其背后作者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认同。第叁节是对黑人男性奶娃的身体喻指的解码,以此展现了莫里森对非裔美国黑人实现种族回归的积极态度。第四章以《宠儿》为分析文本,第一节再现了黑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体,为黑奴个体立言,开启黑人过往的历史,表达了对奴隶制的控诉。第二节分析莫里森利用身体政治意识重构黑人的主体性,借助他们自己的声音和身体叙事重塑自我,重构历史。第叁节通过对宠儿肉体还魂多重喻指意义的分析,不仅召唤出了小说中人物的历史记忆,也唤起读者对黑人历史的反思。第五章以莫里森的第八部小说《爱》为分析文本,莫里森将笔触聚焦于黑人种族内部,为我们展现了其内部存在的性别压迫所造成的女性生存困境。借助伊利格瑞的身体理论分析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商品化的命运,以及由于父权的介入,女性之间爱的谱系的被遮蔽和割裂。第二节解读了当代黑人女性朱妮尔的欲望身体,揭示了欲望主体背后的匮乏和缺失。第叁节,通过对小说中女性爱的谱系的构建和走出单纯欲望主宰的爱与尊重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呈现了黑人走向完整生存的可能性。从《最蓝的眼睛》到《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再到《爱》,莫里森从对黑人丑白人美的身体美学的颠覆解构,到决绝的身体实验和漫游完成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到回归种族、认同种族的身体喻指,到追溯历史、重构历史,走出历史的阴影,再到对当代黑人完整生存的思考,莫里森以身体的维度诠释了她对黑人以及黑人种族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赵佃强[9]2014年在《新世纪抗战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一大批以描写和反映1931-1945年间中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涌现出来，这些小说又大多被改编成影视，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在当下文坛掀起了一股“抗战小说”创作的热潮。但是，学界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它们被统摄到“新时期小说”、“当代小说”的范畴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又被冠之以“战争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军旅小说”的命名之下，因此还缺乏以“抗战小说”为名并在“新世纪”这个时段内所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本论文试图对此作出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本论文以2000-2013年间创作、发表和出版的抗战小说为研究对象，其中重点是长篇小说。以这一时段重要的抗战小说文本为基础，以战时、十七年与新时期叁个时段的抗战小说以及西方的战争小说为主要参照，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批评等方法，通过纵向与横向比较以及具体的文本细读与分析，以此揭示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总体风貌。重点论述形象塑造、战争反思、人性表现、民间书写等问题，肯定成绩、指陈问题、为其把脉，遴选优秀作品以实现暂时相对的经典化。绪论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重点研究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新世纪的抗战小说相对于之前的这类小说以及西方的战争小说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取得了哪些突破？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评价等。其次，对本论文所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新世纪”与“抗战小说”的含义进行界定以确立本研究的合法性。再次，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创新之处，并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做了说明。论文引入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用对话、民间、狂欢叁个关键词进行论文架构并展开对抗战小说的论述，其创新之处包括叁点，一是从理论研究上丰富了新世纪抗战小说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二是将巴赫金理论应用到抗战小说研究，对战争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叁是对抗战小说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战争的认知，对历史的认识，对人性的理解，弘扬爱国主义情感，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第一章从纵向时间的角度，把“新世纪抗战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中国抗战小说的历史序列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就与之前已经存在的战时14年的抗战小说、十七年的抗战小说、新时期的抗战小说形成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延续、反拨、解构、重构等几个方面。论文从书写动因的嬗变、创作主体的更迭、文本类型的承续这叁个方面予以说明，由此呈现了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的总体风貌。第二章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把新世纪抗战小说放在西方战争小说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就与西方战争小说也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中学习借鉴这些小说，另一方面批评家也往往也它们为参照和坐标系对抗战小说进行评价。论文揭示了抗战小说同西方战争小说对话的过程和表现，对批评界“抗战小说无经典”论断进行了新的解读，在西方经典战争小说的参照下探讨中国抗战小说所取得的突破和面临的问题，由此指明新世纪抗战小说的努力方向。第叁章由于新世纪抗战小说大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从而实现了一种文本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抗战小说与抗战影视作品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论文探讨了抗战小说影视化的表现和缘由，揭示了这种影视化所造成的小说文体的一些变化，比如叙事场景化、描写动作化、语言台词化等。进而指出这种对话的不平等关系和潜在的危险性。论文强调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发挥小说和影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尤其是应该尊重小说自身的规律不能为迎合影视而失去自身的主体性。第四章分析抗战小说中的主体形象在对话中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主体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在诸多战争形象中重点从英雄、汉奸、国共两党两军、中日两国这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延续新时期的思路，解构十七年中的高大全形象，并在解构中进行了适度的重构，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背后是英雄主义情怀的回归。其次，对新世纪抗战小说中所出现的“伪汉奸”现象进行了揭示和解读，这一现象的出现源自于作家的人性视角书写，体现了作家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再次，在对比书写中揭示国民党内部的内讧、阋墙、腐败等问题并着力表现了共产党的团结、纪律性、组织性强的优点，由此凸显其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最后，用“比较形象学”理论揭示小说中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想象的“日本形象”和小说中的日本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中国形象”，将这种书写上升到文化层面进行思考，揭示其文化误读的一面。第五章主要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思想性问题进行解读，这种思想性主要体现在战争小说自身所包含的历史、战争、人性、民族国家这样几个“大词”上，对它们的认知与理解直接体现了这类小说的思想深度。新世纪的抗战小说在对话中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历史既做了某种必然性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偶然性和对人的命运的改变甚至伤害。对战争的悖论性做了深度解读，既凸显它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又揭示它的残酷性与迫害性。对于人性也做出多元化的理解，一方面强调勇敢、献身的精神品质，弘扬民族国家意识与情感，一方面站在人性人道主义立场上呼唤大爱精神，对普通人物在战争中为了生存而呈现的行为和选择做出理解之同情。对民族国家问题思考也值得注意，作家一方面需要有民族国家立场，同时又必须有所超越，这是抗战小说面临的一个悖论，恰恰是在这种悖论中体现了这些小说的价值。第六章认为新世纪抗战小说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间性和狂欢化特点，这正与巴赫金理论中所提出的民间性与狂欢化理论相契合，因此利用这两个概念对此进行解读，揭示这种书写的具体体现以及背后的深层蕴涵。尤其是这种民间书写是作家人民立场的具体体现。民间凸显了抗战主体的全民性，与官方话语强调的国共两党抗战相比，它强调了普通民众的生命意识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民间书写浸染了消费主义的气息，民间具有传奇性与通俗性，拥有吸引读者大众的诸多元素，利用其特点可以让小说有更多的笑点、看点和卖点，因而也就自然拥有更多读者。这种书写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存在夸大化、泛滥化、展览化特点，因此值得批判和警惕。结语部分从文学作品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性的角度对抗战小说的问题、价值和意义进行总结和评述，进一步指出新世纪的抗战小说面临着国家主义/人道主义、历史理性/人文关怀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不是择其一端，而是应该具有对话精神兼具二者。也就是说，对新世纪中国的抗战小说而言，既要肯定国家民族主义的必要与合理性和战争的正义性及历史意义，也要具备人道立场、关注个体命运、反对任何战争。对“如何书写抗战历才能产生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化见解和设想，呼吁更多的优秀作家加入抗战书写的行列，并对经典抗战小说的出现寄予热切期待。
赵昉[10]2003年在《我愿意用我的飞翔展示我的翅膀》文中提出面对“70年代出生”作家创作朝向消费社会腹地的纵深挺进，本文以包括成长之痛、身份焦虑、都市场景和行动信仰四个书写层面的“身体叙事学”作为对他们创作的界定。在他们的写作中，作为对传统社会的正统体制和既定原则有效挑战的“身体”，对成长的意义作出了证明；同时成长也因身体真相的阻挡而显得焦虑重重，他们不得不期望以都市时尚中的身体行动来使自己得到缓冲。面对“70年代出生”作家写作所呈现的后历史时代独特的语言狂潮和思想碎片，本文认为由他们发动的这场撤退是对日常生活的有效恢复，也是对抽象思想的强烈反驳；但“身体叙事”中过于暴烈的生命力却往往因对权力格局的重蹈而使他们的努力显得可疑。只有不被滥用的、成为灵魂体验物质化的“身体”在场，才能使“70年代出生”作家的写作成为真正自尊、可信的写作。
参考文献：
[1]. 小说中的“文革”[D].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2].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
[3]. 自己的声音[D]. 谢辉. 郑州大学. 2004
[4]. 60年代出生作家的成长小说[D]. 李丹. 安徽大学. 2015
[5]. 在后现代性的地平线上[D]. 刘永春. 山东大学. 2005
[6]. E.L.多克托罗小说中的纽约城书写研究[D]. 鲜于静.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7].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D]. 王志彬.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 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马粉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9]. 新世纪抗战小说研究[D]. 赵佃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10]. 我愿意用我的飞翔展示我的翅膀[D]. 赵昉. 郑州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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