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更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前，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转型及新的时代精神的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既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们撰写文章、出版著作，这些理论研究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我们的文章和著作必须经过出版、通过销售才能进入读者手中。可是面对日益影响甚至主导话语权的文化市场，这些理论文章和学术著作能否为读者所接受或喜爱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精神产品一旦在文化市场中转变为文化商品，它便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和支配。如果我们的文章和著作不为读者喜爱或无人问津，最终返回造纸厂回收，那么它就不再是精神产品而是弃品或废品。由此，精神产品和文化商品的两重性，成为我们的著述和理论成果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曾于2002年写过一篇题为《处在夹缝中的哲学》的论文，2004年又出版过一本同名的哲学著作。当时，面对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声誉受损、国内哲学专业所遭受的冷遇、招生与就业所面临的困境，许多哲学工作者心中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压抑感，仿佛处于夹缝的窘迫和挤压中。随着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日益凸现，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得到重视，作为著作也意外热销，甚至摆上首脑的书桌；同时，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有多发的趋势，道德滑坡与价值缺失形成的社会精神领域的真空状态，迫切呼唤人文主义的回归，“寻找精神家园”成为社会层面各种思潮纷起中最强的吁求。由此，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开始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状况有所变化。
在全国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的社科基金，以及其他各种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课题占了很大的比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的数量甚多，论文也难以计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巨大理论和政治效应，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即使面临出版社运行方式向效益最大化的转制，也并没有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著作的出版。其中不少有创见、有水平的著作和文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阐述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方有的学者提出过“思想市场”的概念，国内也有学者提出过类似想法。他们认为，既然生产资源的配置有经济市场及其规则，那么，为什么思想文化资源不可以由文化市场配置呢？文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产业就是一种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产业，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可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除了文化产业外还有文化事业，文化事业是较文化产业更具战略性、统筹性和引领性的方面。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思想理论领域，不会任由市场通过所谓竞争来配置资源，不会让那些所谓最受群众欢迎、最有卖点、最畅销的书籍占领整个文化市场，而不过问其政治倾向和理论倾向。倘若不是如此，可能的后果就是：那些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会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市场原因而无法出版。
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不仅要供应读者喜爱的精神产品，而且应该具有引领和提高读者精神境界和信仰水平的社会功能。我们一直强调文化产业既要重视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社会效益。重视社会效益就是对单纯市场观念的一种约束。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出版，不能单纯消极地去迎合和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应该是以自己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切近人的思想和精神需求，从而进入市场、占领市场，成为受读者欢迎的读物。
有人曾讥讽各类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是“放水养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我们不会走也不能走思想理论完全市场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不是单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它们不仅是学术著作，而且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它们的出版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的重要一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持和投入是必须的，它只应越来越增加，而不应越来越减少；更不能根据经济领域中公有制和民营经济可以公平竞争的规则，从而推论出在思想理论领域中，也可以通过所谓思想自由竞争来决定是否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鼓励和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必定会有利于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共同繁荣。
“放水养鱼”完全是不实之词。国家资金的资助终究是有限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中，能得到课题资助的毕竟是少数。粥少僧多的矛盾是存在的。我们所有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都必须依靠自身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自强来解决精神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的矛盾，使我们的著作和文章成为读者愿意购买并摆上案头的读物。
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可以也应该得到国家资金的资助；但另一方面，得到资助的著作不等于都一定是能够达到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出版，单纯是因为有出版资助而不是源于著作自身的学术价值，就会失去国家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本意，也会降低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因此，如何提高我们受资助著作的学术水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此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著作的出版，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接受国家各种基金的大力资助，使一些高质量、有学术价值、但不一定有太大的读者群的著作能得以出版面世；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事业心和研究精神，依靠自身的努力，提供优秀的理论产品从而跻身于文化市场。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出版不应单纯依靠资助。如果没有资助就无心或放弃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疏于写出有水平、有见地的哲学著作，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真正成为“无水之鱼。”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市场经济，这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表现为“倒逼”的方式：即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读者对提高理论水平和拓展理论视野的需求，关注他们对理解世界、认识和解决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渴求，关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需要，以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著作引领精神文化市场。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在市场消极面的压力下走向低俗、陷入媚俗，从而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品格。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但也要防止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忘记了“自我”，即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自身的责任。我们应该时常自问：我们研究的问题，其现实性如何？学术水平如何？我们是否关注了社会生活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我们的著作离群众多远、离青年多远？我们的著作和论文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哪些具有创见性的阐述？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我们是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是否对各种错误思潮有充分辨别能力和战斗精神？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与现实生活无关，与重大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无关，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关，而只是热衷于构建体系，或沉迷于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间“翻跟斗”、打嘴仗，那么，再多的“水”，恐怕也难养活“满池的鱼”。要知道，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的研究必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基本理论支持，提供工作方法与思维方法，并充分体现它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创新精神。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是生活在天国之中。我们不可能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否认当我们的哲学著作进入图书市场后相应地便具有了文化商品性的一面。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确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找准我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提高我们自身的理论水平。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鱼得水，获得前进的动力，而不致浸没在拜金主义的污泥浊水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当前所面对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二、明确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为全国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我们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同样是个新问题。
在前30年，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更不容挑战。毛泽东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撼动的地位是由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一元化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就是我们的专业和职业。我们从来没有地位的危机感，没有理论研究深化的紧迫感。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一切都是既成的，当然也是无须忧心的。
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形势和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系和哲学专业已经由热变冷，招生、就业、待遇与热门专业无法相比。其二，随着多种所有制形态的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和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其三，在思想领域，一方面西方各种思潮相继涌入，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随着所有制形态的多样化，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嬗变。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无可动摇的指导地位不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以自身的真理性、以无可辩驳的实践力量来证明自身指导地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有目共睹的重大发展。其一，仅就哲学系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哲学系最多的国家，也是哲学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家。其二，哲学学科成为一级学科，由原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到多个学科。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在不断生长出新的研究方向，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等。但有一点却无可回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是与其他热门学科相比存在边缘化问题，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研究的趋向、重点、兴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中便能清楚地意识到一种倾向，这就是：轻视现实，重视文本；轻视“中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视“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追求学术性，回避政治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具有丰富内容，应该培育多个生长点：我们应该重视文本，但不能单纯回归文本；应该研究“西马”，但不能热衷“西马”而轻视“中马”；应该重视学术性，但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现实与文本、“中马”与“西马”、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正确的认识与处理。倘若发生“一边倒”，则表明在我们的观念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身逃离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最大的伤害。
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一样，是无法用强力阻挡其涌现和发展的。应该把任何一种思潮的变化，看成是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的一次洗礼、一次考验，也是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乃至学风和文风改进的大促进。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放水养鱼”，也不可能以反对文本研究、反对“西马”研究、反对学术性的追求来维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以反对研究文本、反对研究“西马”、反对追求学术性来维护的指导地位是虚假的，是经不起任何风浪的。对个人来说，各种研究都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学术自由。我们的思路要宽阔，眼界要开放：只要有助于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应该举双手赞成，表示欢迎。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文本的研究、对“西马”的研究和学术性的提高，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削弱、贬低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全部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并以其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无论是在教师、研究人员还是专业博士生中，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关系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的大事，决不容小觑。
面对市场功利可能的诱惑，面对出版发行可能遇到的困境，尤其是面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责难，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要时常扪心自问：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肩负着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现实生活来说，各行各业的人都十分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他们的工作目的。一个厨师钻研烹饪技术，提高厨艺，是为了使食客称心满意；一个木工提高工艺，制造最好的家具，是为了使顾客居家和美；一个理发师研究发型，提高技术，是为了使理发者美丽愉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深知自己承担的社会分工以及被给予的角色任务，即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以及如何干好自己的工作。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写作《论学者的使命》，就是谈学者的社会责任的。他以各行各业为例，表明每个阶层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层都令人尊敬；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了阶层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会受到更大的尊敬。对于学者而言同样如此。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应该明确和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马克思就特别强调学者的社会责任，他说，一个人若有幸从事科学工作，便不能像钻在奶酪中的虫子，只顾自己。马克思自己就是一个勇于承担并明确自己社会责任的学者。尽管他屡遭迫害，时常被驱逐，老年时更是贫病交加，但他仍以毕生之力从事他所钟爱的学术工作。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史以来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们为探求和寻找无产阶级以及人类解放之路，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作为潜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我们而言，当然也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专业具有特殊性，它既是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说，又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性。一方面，从科学角度看，我们应该集中毕生精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具有专业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性研究。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难度的学说，全世界不少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无论是赞成者或是反对者，想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一些成果，绝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纯洁性，在思想理论领域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任何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必须坚决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从科学性角度说，我们是学者；从意识形态特性来说，我们是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学者兼战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从事研究，倘若只想当学者不想当战士，或者只想当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不想当实践者和批判者，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相背离。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思想宝库，实践则是永不枯竭的活水之源。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立足现实，重视文本，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点会产生变化，会出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问题，但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地不能变，我们决不能放弃而应该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哲学阵地。只有从这个阵地出发，我们才能使文本研究、“西马”研究的成果转变为有利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资源。逃离马克思主义，就是放弃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
三、找准社会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针，提出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原则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原则。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无疑也将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凸显和提出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中获得新的推动力，同时也会经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如何找准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位置，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学者的学术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按道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学说而不是商品，它的繁荣与否与市场供求并无直接关系。可实际上，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薪火相传，并为广大民众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就要能变为读物，必须有读者、有受众，且要他们愿意购买阅读。然而，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他们当前最感兴趣的读物是有关就业、谋生、致富的书，或者是高考、自考的书。而且目前有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受众宁愿花大钱上国学班、家长宁愿花钱送幼儿上国学班，但却鲜有人愿意花钱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班。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现实。
造成这种局面的归因，笔者认为：一不能聚怨于读者。我们知道，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没有任何出版补贴的条件下依然非常畅销，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版再版，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多次再版发行。这说明，任何读者都只愿意花钱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书。当然，不可否认，我们有许多读者的阅读品味和水平有待提高，这是读者的责任；但同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更应该具有提高自己著作水平和可读性的自我反省力。二是不能聚怨于市场经济。从哲学史上看，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之始，便涌现了大批的哲学家，出版了诸多的哲学名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都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写作完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学术上推动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为典型案例，以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历史背景才得以产生的巨著。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永远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资本论》这样被称为工人阶级“圣经”的传世之作。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作为理论家和作为作者两种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立足现实的理论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问题可以成为学术的推动力。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就不可能产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创造者的马克思。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存在出版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就一度只能让老鼠啃，而未能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未完成的手稿和笔记都是后人整理出版的。至于依靠著作发财致富更不可能。马克思作为《资本论》这本传世之作的创造者，由《资本论》出版得到的报酬微乎其微。据他自己说，《资本论》的稿费还抵不上他为写作此书抽烟斗的火柴费。著作等身的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贫困中。列宁说过：“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死于贫困。”①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但他不是为钱而写作，虽然生活需要钱。马克思非常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写作《资本论》时，他的肝病因劳累而加重，但他说：“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从学术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实现和创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确立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伟大部署，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肯定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本身就蕴涵着重大的理论创造，提出了许多重大的课题，而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发展到“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疑会提出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便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例如，国家与市场关系中涉及的社会主义国家职能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涉及的自由与必然性关系问题，市场调节的自发性与如何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的相互关系问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全方位的改革中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的关系问题，如何防止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人的两极分化继续扩大问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如何防止拜金主义的泛滥问题，市场化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如何协调的问题，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优化的问题，等等。可以说，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阶段，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新动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因此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哲学问题。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作者而言，遵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可能会使我们的著作在企业化的出版流程中遇到新的困难，包括出版津贴、稿酬等。就像马克思没有从《资本论》的稿费中收回火柴钱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不可能从市场经济中因自己的著作获得较高的稿酬。《哈利·波特》的作者可以成为亿万富婆，时下一些解读国学经典的作者也可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无此可能。实际的情况是，一个人如果想发财，与其劳心费力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不如到各种应试班去讲课，或编写各种各样的有标准答案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不可能成为生财之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而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服务的学说。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展绝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末日。问题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希望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什么？如果从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会提出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经济学家来解决，也要求哲学家来解答。问题，只有问题才是理论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道理，众所周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凸显的问题不仅单属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性的理论问题，并愈益引起世界知名学者的关注或研究。我们这些本来就生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得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答问题的先机。
三十多年来，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不是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愈益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理论阐述的著作。然而，我们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或是不感兴趣，或是熟视无睹，认为没有学术性。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专注于自己构建哲学体系，倾心于研究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这些著作往往只能在学者圈子里，甚至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几个人中相互欣赏，永远走不出学院大门。这条路只能越走越窄。因此，不关心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重回经院哲学的旧路。
迫切的任务是找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定位。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们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在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提炼出哲学问题，创造性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写出具有创见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们不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文化商人，我们的专业和信仰决定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著作获得个人的财富。我宁愿学习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写出不能收回火柴钱的《资本论》，而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和社会历史使命，以粗制滥造或制造“奇谈怪论”来获取个人蝇头小利，让学术生命淹死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做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而不是企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财致富的文化商人，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位置。这需要埋头研究，甚至多年默默无闻的研究。“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涛声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我们要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潜心于研究。只要付出全部心力，即使我们只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推进和发展建得绵薄之功、做出些许贡献，这也是值得的。
四 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哲学领域，中西马情况各不相同。其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学”因提倡中国传统文化而变热。虽然其中有些是虚热，如为了功利目的而兴起的各种国学班，但这只是难以持久的小小浪花，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流。其二，对于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到近代各种学术流派，虽然很难走出专业研究者的范围，但其学术性则从无争论和异议。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最无学术性、只是意识形态，而且这种看法在目前还仍颇有市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性问题，自不用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当代，我们已不需要引用萨特、海德格尔、德里达、吉登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肯定性评价，即使是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敢说马克思哲学没有学术性。最近我读到一篇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毫无疑问，即使许多经济学家也对历史唯物主义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比如萨缪尔逊就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不朽的贡献之一。”公共选择论的代表、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说：“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诺斯则说，马克思强调“人的意识主要取决于他的生产关系，这仍然是一个重大贡献”，他还赞扬《共产党宣言》是“对人类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潜力”。丁伯根在谈到福利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时强调，马克思给我们的伟大教益是：“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社会主义要具有生命力就必须与科学思想相一致。”缪尔达尔也指出：“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在‘直接介入社会条件的变化的同时，总是用重新解释的形式保留马克思的信条。”另外，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此非常赞同，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不管是谁，假如他想写一部人类通史，他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借助于类似的范畴。”③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不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千百次宣告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代不可逾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现在要拷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学术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从事研究或教学的人自身的学术水平如何”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于时代背景和学养习成等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自身肯定存在理论盲点和知识欠缺，这是无法避免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宽阔的眼界和多种知识与学问，尤其是随着当代交叉科学的快速发展，无疑对本来就是从交叉科学中生长起来的哲学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实问题，而且要关注理论自身。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对中国传统哲学、对西方哲学、对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都需要正视自身知识的囿域，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去补课，以期提高哲学素养和研究水平，成为一个有独创性和奠基性的哲人。我老实承认，我虽然年逾八旬，却自愧知之甚少，这大大限制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我只能倚老卖老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的新气象，寄希望于中青年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大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哲学知识缺乏自信，也不注意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深入探讨，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里“抠来抠去”。这种“原地打转”式的研究是“抠”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毛泽东在延安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过，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④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精髓，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斩断自己的文化血脉，无疑如同自残。西方哲学亦是如此，它凝结了西方发展的智慧，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要提高自己的学养，就更应该重视中西马的对话与融通，从对话和交流中提高我们自己的哲学水平和辨别力。在哲学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但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尺度衡量其他哲学。不同哲学各有特点，有各自的贡献和不足。和而不同与海纳百川，应该是我们对待中西马对话必须秉持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提高我们的理论学养，拓展知识面，还要注意端正我们的文风和学风。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不能是硬梆梆、板起面孔宣示最高真理的文章。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文风，应该学习中外著名哲学家那样生动的文风。其二，树立宽容开放的文风和学风，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中西马哲学对话，这对促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形成和建构会起到积极作用。其三，要养成既“接地气”又“立意高远”的智慧文风和学风。我们知道，并不是任何读者都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不能要求作者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文章任何人都能读懂。术业有专攻。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分，有专业非专业之分。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应该考虑如何尽力使自己写的东西能够让人读懂，少点生僻怪异，减少文字障碍。
哲学文章难写，通俗化的哲学文章更难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喊了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像当年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有影响的哲学通俗化著作。哲学大众化并非所谓专注文采、卖弄文辞便能做到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中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要让人读懂，必须自己把道理吃透，先沉下心来下一番研究功夫。理不透，文不可能通。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没有弄懂的东西让别人听懂。倘若如此，别说大众化，连小众化都难。我们并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都成为大众哲学，它应该也必须研究一些高难度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多高深，成书成文都要讲究文风，不能是天书。康德著作那样艰深晦涩，但康德也并不自夸，相反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常以不能通俗为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写国人爱读、外国人也能懂的文章。我们不强求写出庄子式的寓言哲学，不强求写出老子式的韵诗哲学，我们也不必羡慕康德、黑格尔的写作风格。时代不同，行文风格也不可能相同，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通过什么思考方式、又是如何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深、那么有趣。一卷在手，欲罢不能。这才是功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研究问题，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不可能绕开这个大环境。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焕发出来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列宁专题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5页。
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7版。
④参见《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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