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结构主义论文,英国论文,主导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半叶，英国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众多学派中，以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下简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和发展于二战以后，拥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k Hobsbawm）、克里斯托费·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和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等人。汤普森是这一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下简称结构主义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较为年轻的一代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汤姆·奈恩（Tom Nairn）、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等人组成。安德森是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大都诞生和成长于20世纪，他们经历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也最具深刻变化的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在造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的同时，也引发了理论界对历史与现实进行重新思考的头脑风暴。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正是在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借鉴并融合了其它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工具，对社会历史重新进行了审视与批判。
由于分别采用了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再加上不同的审视角度和研究层面，两个学派在许多方面都得出了不同的观点与结论，形成了鲜明的理论对峙，从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当中，汤普森和安德森两人之间的长期争辩构成了这两个学派之间理论活动的主要景观，也大致反映了两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所以，通过研究分析汤普森和安德森的争论与对话，我们不仅能够把握这两个人的思想脉络，也能够大致了解他们所代表的两个学派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分析与比较，将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意识，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一、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与思想争论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两种学术传统与方法，是随着被黑格尔称为“形而上学的”那种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隐退而逐渐显现出影响力的。在新旧思维的过渡当中，两种方法都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而成为“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方式”。
在学术研究中，英国的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都有其独特的学术背景、独到的文化视角和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都具有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多为一些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由于研究领域的性质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通常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历史研究。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多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任职的编辑和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受过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同时又直接受欧洲大陆理论、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结构主义的理论色彩非常明显。同样是对社会历史作分析和研究，由于分别只是简单地应用历史主义方法或结构主义方法，汤普森和安德森在学术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形成了理论观点的对立。
1.争论的焦点：是否需要理论进口
自安德森担任《新左派评论》主编以来，以他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针对英国学术界的自我封闭、几乎对欧洲大陆理论缺乏任何了解的现状，开始着手大规模地译介欧洲大陆理论家的著作，把它们进口到英国来。这些理论家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萨特和阿尔都塞等。然而结构主义学派并没有一味地忙于翻译介绍，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与消化中。安德森等人从法国理论中、尤其是结构主义理论中看到了一种英国学术研究中缺少的方法，即结构主义的方法。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采用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安德森，1989年，第28页）
《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们把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置于脑后，而对欧洲大陆理论显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这一“崇洋媚外”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汤普森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强烈不满。汤普森以《英国的特殊性》一文展开了攻势，他在文章当中批评结构主义学派使学术研究过于理论化，没有考虑英国的特殊性，甚至把他们指责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安德森这一学派则立即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并形成进击姿态。两个学派之间你来我往，开始了激烈争论。十几年过去了，当这场争论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汤普森又以《理论的贫困》一书的出版再次掀起两派争论的波澜。汤普森这本书的书名借鉴了马克思为抨击蒲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其目的就是指责阿尔都塞和安德森等人的结构主义学派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抽象化的理论范畴，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在汤普森眼里，他们与“形而上学的异端”蒲鲁东没什么分别。随后，安德森也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进行反击，从而形成了两派争论的第二次高潮。
由于受英国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汤普森一派在学术中强调用事实说话，看重英国存在的特殊性，拒绝普遍性，反对把外来理论强加于英国之上。安德森和奈恩等人则推崇法国的革命经验模式，并想把这种模式移植到英国。汤普森坚决反对这种接近法国经验的“安德森-奈恩模式”。他说：“我反对建立一种模式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革命这样戏剧性的插曲，而把它以前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和它联系起来；坚持一种理想的革命类型，而所有违背这种类型的都要受到审判。”（Thompson，P.257）由于对英国特殊性的强调，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资源的来源范围上，汤普森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安德森等人对英国保守的经验主义传统和历史主义学派所表现出来的“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安德森，1981年，第89页）的情况极度失望。同时他也反对汤普森等人盲目乐观的“一国胜利论”，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英国工人阶级始终没有形成坚强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他们的自发觉醒上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国际主义”，希望从别的国家找到能够指导英国工人革命的理论。
历史主义学派与结构主义学派在理论进口问题上的争论其实也是两派研究方法差异的外在反映。由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他们对“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等范畴关系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围绕理论进口问题的争论是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论对立的外在延续。
2.争论的实质：历史哲学的存在式样
在汤普森看来，历史学就是挖掘整理历史材料和事实，而不是用这些材料和事实去论证或产生理论。他说：“历史学并不是一个生产‘伟大理论’的工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发现、解释和理解它的客体，即真实的历史。”（Thompson，P.46）汤普森甚至把历史等同于过去，把它当成过去所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记录，从而反对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因为“把历史称为一门‘科学’的企图总是无益的并且容易引起混乱”（同上，P.231）。汤普森看到了历史本身的流变性与理论概念的牢固性不相适应的一面。他认为历史演进中诸多的偶然性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相同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产生造就历史事件的相同历史条件和环境。在汤普森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再根据特定的历史事实制造出来的理论只适合于说明当时的历史，绝不能把这些理论模式加于其它历史事实之上。历史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历史学永远只能用事实说话。因此在汤普森的历史学研究中，理论总是被刻意地排除在外。在去世的前一年，汤普森对他一生的学术写作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我的史学著作当中并没有很大的理论篇幅。我有意避免这一点。一方面这是个怎样与读者对话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的整个立足点和思维方式。”（见刘为）这一总结恰当地说明了汤普森以及他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学术中重事实轻理论、重偶然轻必然、重特殊轻普遍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特点。
汤普森虽然反对把马克思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得出的那些现成的结论拿来套用，拒绝用理论和原则来裁剪事实，但他却强调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并且认为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实践的场所”（Thompson，P.4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而认为它们只是具体的“思想习惯”，要在学术实践中通过培养才能获得。为了捍卫历史主义原则，汤普森仍然拒绝把历史研究中应用的方法上升到理论抽象的高度，拒绝把它当成理论方法来看待。这正是历史主义思维方式中重视具体与特殊、忽视抽象与一般的表现。
此外，汤普森并不完全排斥在历史学中运用一些概念与范畴，他多次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概念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汤普森又认为在历史学中运用的概念是“期待而非规律”，这些概念具有“特殊的适应性”和“应有的弹性”，是一个“机动系数”（转引自Anderson，1980，P.9）。很显然，汤普森在这里已经把理论缩小化为概念，而且他所说的概念也并不完全是我们所理解的概念。他所说的概念能够随着经验事实的改变而快速作出反应，能够在瞬息之间改变自身以追随不断流变的经验事实。也就是说，他把概念引入历史只是为了方便地谈论经验事实的流变性，而概念最终却要消溶于经验事实之中。正是由于汤普森所理解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概念不相容，他才怀疑历史学作为科学的正当性。这是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又一表现：强调事物的流动变化，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深层分析；注重历时性研究，忽视共时性分析。
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安德森非常重视理论在各门学科中的作用。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并不够，英国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统的批判理论。”（见汪晖）在强调理论时，安德森不但没有否认汤普森等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且对他们的杰出贡献极为肯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安德森写道：“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安德森，1981年，第138页）安德森认为，重视历史事实和经验材料是历史学家的权利，但历史学却不应该把理论排除在外，否则历史学家搜集考证历史事实的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堆砌历史事实和材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对这些搜集起来的并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材料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抽象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安德森一直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历史编纂得来的材料进行重新考察，以求得这些材料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同上，1989年，第17-18页）。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汤普森始终把结构主义方法看作历史学研究的障碍，不断抬高历史主义方法并贬抑结构主义方法。出于对历史学学科特点的特殊理解，汤普森批评结构主义学派的学术研究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毫无疑问，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汤普森的这一批评是带有合理成分的，但他在这一正确的方向上却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把自己的历史研究仅限于发掘、整理事实材料，重视历史的细节而反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他反对从搜集来的历史材料和经验事实当中抽象出理论，更不能容忍把理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对于理论体系，他始终抱着强烈的排斥态度，认为像结构主义学派所做的那些工作完全是理论思维的练习，与实践没有一点关系，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经院哲学。（见刘为）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写道：“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历史理论必然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其它东西。”（Thompson，P.12）为了使历史学免受结构主义方法和理论的“污染”，汤普森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出于保护目的，汤普森拒结构主义方法于社会历史学门外，其结果必然是对这门学科的伤害。
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拒绝给历史学冠以科学之名，这实际上是对这门学科的误解。在安德森看来，历史的流变性特点并不妨碍建立清晰明确的概念。在思考和分析现实时，必然要运用结构主义这一方法，也必然要用抽象这一思维工具，在历史与现实杂乱的事实材料当中消除不必要的具体性和复杂性，使一种清晰而简洁的结构与关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由于它是我们抽象出来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它和事实材料一样具有真实性。历史唯物主义杰出地拥有许多概念。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谨慎分析，把握历史流变的规律，就能最终界定出这样的理论概念，从而使清晰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解读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它使凌乱的历史事实和材料显现出了秩序。所以安德森说：“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安德森，1989年，第2页）安德森又拿气象学与历史学进行类比。虽然天气比历史更显得变化无常，但正是这种变化无常要求气象学家埋头于过去的气象事实与材料来进行更加概念化的工作，从而在变化中找出普遍的规律，最后形成相对稳固的气象学理论体系。正是在理解与把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科学家才能准确有效地预测未来天气的变化。（Anderson，1980，P.9-10）同样道理，结构主义方法对于偶然和多变的历史事件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安德森更多地是用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社会发展总体和长时段的考察。
3.争论的目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与本质
在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汤普森强调阶级的流变性，主张用历时性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反对把阶级放入静止的结构主义框架中进行共时性研究。他把阶级看作一种流动的现象、一种关系，反对把它当成一件静止的物。他说：“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作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汤普森，“前言”第1页）汤普森主张应该把阶级放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同上，第3-4页）同时，汤普森着重强调了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主要通过传承前辈的文化得以产生，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外部灌输的结果。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它在阶级斗争的历程中不断得以自我完善。由于阶级意识的形成决定了阶级的形成，所以，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成为阶级形成的标志。在阶级问题理解上，汤普森强调流动性与继承性，即历时性，并且注重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这些都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结果和表现。
与汤普森的研究方法相区别，安德森等人把阶级放置在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来分析。虽然安德森也对阶级问题作过历史考察，但他在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共时性，主要用结构分析方法来看待阶级问题。在《专制主义国家的谱系》一书中，安德森写道：“一种生产方式内结构性危机的解决一直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直接参与，危机把所有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社会阶级纳入历史总体内。”（Anderson，1974，P.198）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安德森把阶级当成生产关系结构当中的组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安德森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其结构地位才能发挥其力量。他写道：“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安德森，1989年，第133页）由此可见，安德森所强调的是把事例和材料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而进行的共时性分析。同时，它也是结构主义思维方法应用于历史哲学而形成的主要特点。
从结构主义思维角度出发，安德森在许多地方都对汤普森的阶级观点提出了质疑。安德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像汤普森想象的那样简单。汤普森虽然关注了阶级意识这一主观因素，但却忽略了许多其它重要的东西，比如劳动力的客观构成及其转化以及工人阶级在英国分布的空间地图。汤普森甚至没有提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的大体规模和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对如此重要的社会各集团权重问题的失察“多少有点令人震惊”（Anderson，1980，P.33）。其实，安德森是在强调不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单独抽出来，不应该忽视工业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这一宏大背景，而应该把它放在这一客观结构中考察。“产业化的速度和范围肯定应该被编织进任何对工人阶级的唯物主义研究的适当结构中。”（同上，P.34）安德森认为，如果不把英国工人阶级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就无法研究它与其它阶级的对抗，也无法评估其重要性。安德森反对汤普森只从英国工人阶级自身内部寻找阶级意识的起源。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所包含的激进成分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深刻影响的结果。在分析阶级问题时，安德森与汤普森思考的角度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其研究结论的不同。
总的看来，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就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言，汤普森过多地贯穿了历史主义，基本上放弃了结构主义；而安德森则相反，他过多地采纳了结构主义，却相对忽视了历史主义。要想把握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单一的方法论是不可能产生全面客观的认识的。
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和特征
从汤普森和安德森两人的激烈争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基本区别和特征。
汤普森的研究基本上贯穿了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表现出如下特征：（1）强调历史事实、阶级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不注重研究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一般模式和普遍规律，轻视理论的作用；（2）在叙述式的事件和史例的罗列中，强调事物的流动变化和继承性，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分析，注重了历时性研究而忽视了共时性分析；（3）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多采用归纳和实证方法，很少用理论去判断或解释历史事实；（4）缺乏对历史哲学的宏观认识，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再现和理解过去，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5）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与此不同，安德森则受到了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大体表现出以下特征：（1）在事件背后寻找在中长时段内起决定作用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注重把事例和材料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重视共时性分析而缺乏历时性研究；（2）强调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重视个体、主体的作用；（3）推崇社会历史进程的理想的统一标准模式，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4）强调社会结构对主体人的制约作用，但却忽视了主体人对社会结构的创造和改造功能；（5）对社会历史具有宏观把握，能够平衡看待社会结构中各要素作用的权重。正是由于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和对立，才导致了汤普森与安德森两人的理论观点的对立，并导致激烈的争论。
从汤普森与安德森两人的争论中，我们已经大体掌握了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从这些理论框架中，也可以分辨出这两个学派思想观点的优劣与得失，但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两个学派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造成的。
结构主义学派对于历史主义学派的超越在于它指出了结构整体所必然具有的复杂性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种复杂性中，它又力图揭示整体与部分相互的辩证关系，把部分置于整体当中来进行把握。它既看到了整体对于部分所具有的制约作用，又看到部分的能动变化对于整体所发生的影响。它所强调的部分的自主性是在整体环境当中的自主性。因此，个体的实践并不是作为单个个体的实践，而是作为一个体系内的相互关联的处于不同层次的个体的共同实践。它所看重的正是在共同实践过程中各种实践力量通过相互较量而最终产生的结果。从始至终，它都要求在所建构的整体中来把握个体和它的能动性。结构主义学派把整体作为首要的真实的存在，每个个体都在担当系统已经给它规定好的角色，并且发挥着各自应当发挥的作用。一个个体在系统中如果发生偶然脱轨，可以立即由其他个体来填补这个空缺，对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进程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结构主义学派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是被安置和定位于同样是人（相对于创造的主体而言，这里的人是指前人和他人）所创造的结构关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事物与事物、人与事物的关系）之中，它是每个个体所必然面对和必须接受的现实，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和环境当中去创造，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历史主义学派则把个体作为首要的和真实的存在，整体的存在至多也只能是第二性的存在，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存在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个整体以及其中的规则和秩序只是出于人的想象，它是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理论优越性正是通过结构主义学派对整体的过分强调这一弱点而表现出来。结构主义学派注意到了整体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但却忽视了个体的意识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忽视了各个因素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
历史主义学派虽然主张把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却不能否认社会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和规律：社会历史本身存在着客观结构，搜集和分析历史事实的目的就在于去发现这种结构，并用它对曾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出合理的说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用它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也就是说历史学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社会学科，虽然必须面对历史事实，要解决特殊性的问题，但是它同样要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一普遍性问题。历史学最终要从特殊性中总结和抽象出普遍性，并用普遍性来说明特殊性。所以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不仅是找到并核实历史事实和证据，历史学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堆积事实材料，把这些事实材料加工成为能够读懂并且能够应用的理论是历史学的必然要求。
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在理论框架上的优劣得失正反映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在于：在强调发展的连贯性的同时，突出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在具体时空之下的差异性，承认生命的非理性和自发的能动性因素，强调它们都是变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结构主义的优长之处则在于：强调社会历史是一个既有多个层次又有主导结构，并且各要素是互为条件的辩证结构和整体，从而打破了“原子论”式的研究模式，不是就部分来认识部分，而是从整体出发来认识部分。然而，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又都有各自的致命弱点。历史主义的缺点在于：忽视理论的作用，缺少演绎方法的应用，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把握，看不到社会结构关系对人的制约作用等等。这些缺点容易使其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结构主义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秩序性，忽视个体的特殊性和能动性，这些缺点容易使其走向宿命论。而如果过分强调结构的复杂性，又会给社会历史发展增加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也会使其走向相对主义。
所以，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只有相互融合，在应用中达成统一，才能发挥它们的优长之处，克服各自的片面性。
三、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与统一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结构与过程应该是同一的：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的社会历史观时反问道：“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都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143页）动态历史研究与静态结构分析如果互相割裂，其结果必然是把社会历史的画面显现成单纯的线性型或者平面型，无法反映真实历史的生动的立体感。“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动态的历史发展观与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应该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和互相渗透的。历史哲学是一门现实的科学，在研究中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应当拥有一切科学所拥有的方法论。
历史主义是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必备方法，但结构主义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认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的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布罗代尔，第180页）而在吉登斯看来，所有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析和研究，“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吉登斯，第504页）皮亚杰在评论法国结构主义时，指出了其忽视历史主义方法的缺陷。他认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某些结构主义者“专心致志于结构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因而排斥“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等”辩证性质。或者说，“列维-斯特劳斯把辩证过程多少有些低估了，这是由于他的结构主义是相对静止的或反历史主义的。”（皮亚杰，第84、85页）在皮亚杰看来，结构是在生成的、开放的和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不断转换的。因此，他要“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同上，第103页）可以看出，皮亚杰要把历史主义方法融进结构主义方法当中去，使二者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实上，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了历史主义方法，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而常常是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只不过是有所偏重。
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英国历史主义学派成员内部存在着差异，成员与群体也存在着区别。虽然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的着眼点和专门的研究领域，但是从整个群体看，“马克思主义让他们留意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寻找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探索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宗教和艺术的相互关系，理论和马克思本人的所作所为鼓舞着他们大胆进行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一篇论文中把握时代的精神，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努力对英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共同运动的个人、事件、因素进行大胆的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也是一种自觉的、现实的参考”（伊格尔斯，第263页）。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曾说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受到三种因素的熏陶：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二是战后十余年共产主义史学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其三就是来自与其他国家史学家们的论争，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即法国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引注）。（参见霍布斯鲍姆、波立陶，第7-8页）霍布斯鲍姆认为，作为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根本任务就是探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模式，即社会发展的结构关系模式。这表明，在社会历史研究当中，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也并没有把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截然分开。
同样，英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并没有把历史主义方法完全排除在外。与汤普森相比，相对来说，安德森更为注重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在研究当中的平衡。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安德森写道：“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安德森，1989年，第68页）在安德森所写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专制主义国家的谱系》两本著作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向。在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安德森试图把国家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结构关系放人历史演进的考察之中。通过这种努力，这两本著作不仅达到了方法论的综合，而且达到了理论与事实、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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