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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正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成果，有意或无意地征服世界，在发展中国家催生了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性边缘；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积累也直接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来临做了物质上和科学技术上的准备，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成为在不同国家社会转型中涌动的浪潮，不同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成为共同发生、互为条件的两种历史机遇，它们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观念，对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行为模式，乃至整个世界“中心-边缘”的图式结构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发展变革的契机。①如果把全球化浪潮中的社会转型当作自觉建构新型治理模式的机遇，那么就不能仅仅把全球化当作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现象，也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将它看作一个话语权问题，一个何种视角支配人们审视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就此而言，每一个被卷入到这一浪潮中的国家和民族，都应当积极建构据以认识和看待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趋势，是一项主观战略，也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或者可以区分出现实层面的全球化、未来理想层面的全球化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全球化过程。
一、征服中的全球化：“中心-边缘”构造的生成
从14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历程。当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国内积累的时候，便从15世纪开始展开了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从属于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获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廉价资源，其中包括劳动力；第二，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谋求出路，即需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市场。这就是史书上所言的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市场”的拓殖。但是，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因为这“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对边缘地带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扩张所及的世界是从属于某个中心的利益的，一切能够促进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都是需要征服的，而那些无助于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则可以弃置不顾。由这种征服和扩张所编织起来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心国家所考虑的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它没有全球的概念，也不会考虑全球的发展以及全球问题与它的利益相关性。所以，资本主义扩张充其量也只能称作为‘世界化’，而不是全球化”。②由此它开始了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心-边缘”的构造。
法语中“全球化”有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前者是“世界化”，指人类历史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后者是“全球化”，指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解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进行的努力。根据卡蓝默(Calame)的解释，“世界化”是指意识到既统一、又非常多样的人类共同命运的现实；而“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该地位因主要由富国传播的信仰而合法化。“世界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因素，是危机的源泉，但也是人类进步的大好机遇。世界化不容分说地来到我们中间，要求我们对思想体系和体制进行大规模的转变。至于全球化，就像对待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一样，必须对其效果进行清醒的判断。”③在世界化的客观事实中，它可以概括为人类历史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发展的客观趋势。其中，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表现出空前的频繁，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括，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纽带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由于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强。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开始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多开始转向市场体制，力图最大程度地与世界经济接轨。技术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传递和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展，使远距离交易可以在瞬间实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不仅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而且使劳动分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更深刻、更细致地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中心-边缘”构造的国际经济体系开始成熟，并变得更加有效。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一方面为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善、稳定及世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实现了世界贸易额的不断上升，资本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资讯、金融、技术、商业、文化在民族国家疆界的不断跨越等；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位置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并非是世界各国之间平等的、互动性式的相互依赖，其总体性格局呈现了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比如，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大驱动——世界500家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约50%的生产和95%的国际直接投资，其中美、日、欧有442家，占88.4%。这种“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的生产模式，标志着一个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销售网络正在形成。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而打通全球市场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它可以体现为美、欧、日三极体制由资本扩张带动市场扩展的区域性经济行为，也可以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用货币战争形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行径中得到注解，更可以在发达国家在世界性金融危机转嫁危机的逻辑中得到印证。④
“中心-边缘”结构也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心国家或地区的主导性文化具有强势的压迫性能力，秉承这种文化的人群往往对边缘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采取轻蔑和歧视的态度，结果造成文化隔绝或文化冲突现象层出不穷。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术界提出的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一整套理论，在理论上总结了世界史的演进，在现实的纷繁复杂中整合全球形势，以及用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来突出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如詹姆逊(Jameson)所提醒的，“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的内向表现。这股全球化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形成，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⑤世界“三片”说，即麦当劳的“薯片”、好莱坞的“大片”、硅谷的“芯片”，形象地诠释了这一事实，而“文化冲突”的症候更证实了福山所说的：“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各种大规模制度的同化现象形成一幅幅讽刺的画面，其中之一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们甚至比以往更加意识到文化差异的现象。”⑥的确，当前国际社会呈现出文明“冲突”的景象，它甚至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不是亨廷顿论述的文明冲突，而是整个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性矛盾的直接体现，是中心国家或地区的主导性文化对非中心的强势压迫，是主导性文化对边缘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采取轻蔑和歧视的结果，也是中心文化优越性观念征服惯性延存的表现。
换言之，近代工业社会以来，世界结构表现出由西方中心向全球衍射的中心-边缘模式。实际上，全球化呈现的是西方对非西方的“遮蔽”状态，演练的是西方式书写过程，表征的是全球关系建构中的不公。这种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同一化”的代名词，当今世界从制度模式到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被深深地烙上了西方社会文化形式化的、工具理性的印痕。对于处在边缘位置的国家而言，民族的东西大多不被主流国家认同，其表现出的地域性、特殊性特征，甚至是有意或无意被消灭的对象。此时全球化带来了一种情绪，一种对全球化焦虑不安的反应，甚至以激进的反全球化、或极端的恐怖主义形式被宣泄。
一方面，全球化引起人们对世界急剧变迁的不安全感。“现代世界的变迁步伐变得越来越显著。生活和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处在经常性的动荡之中。”⑦从封闭到开放、从地方到全球、从传统到现代，它如一头猛兽消融了差异、地域和传统，吞噬着人们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彷徨无助的情绪在普通民众心中弥漫。美国学者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以弗洛伊德(Freud)的“海洋情绪”——“某种数不胜数、漫无边际的感受”类比人们在这种全球秩序中的处境。“面对标志着全球性的绝对空间、多样化和碎片化，一种无助的感受油然而生，更不用说接踵而至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潮起潮落。”⑧而觉醒了的学者们则呼吁确立包含规范、价值、合作与责任的“诚信政治”取向的全球治理。⑨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不公平也引发了人们的悲观无助。“当全球化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少数人手中而贫穷与社会排斥持续扩大的时候，‘强者看起来更强，而弱者会更弱’……它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相联系，因为他们的命运被几千里之外的决策，或者交易所、交易大厅、使领馆与官僚机构里一个键盘的敲击所决定。”⑩在各国范围内，征服中的全球化成为新的社会隔离，把穷人与富人分开，使弱势群体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内心茫然的人们企图借助外在的力量对自身加以保护，甚至对急剧变化的“全球化”做出反全球化的防御反应。尽管他们所在的国家、所处的地位和追求的利益并不相同，却在被抛弃、排斥、失落、彷徨的共同感受中通过抗争和暴力方式发泄、破坏着现有秩序。
因此，如果全球化继续维系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征服模式，继续世界集权或霸权过程，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结局将极其悲惨。就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资本的征服能力来看，以往集权或霸权国家追求“同质世界”的不可能正在逆转，而使全球化变成抹平一切差异的运动。正因为此，张康之教授认为：“全球化不是工业社会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权。一方面，全球化可以看作是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的结果，是全球走向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近代工业文明在空间意义上的简单延伸，而是走向后工业文明过程中的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的整体，跨越国家、民族间的交往障碍，消除国家、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隔阂。全球化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领域，是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合作与互动。”(11)
二、重构全球化：突破“中心-边缘”结构
欧洲协同治理专家卡蓝默说，“过去50年中的经历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相互依赖的规模改变了，经济性质改变了，各种问题的相互作用已成为规律，信息革命既改变了生产的过程，也改变了获得知识和实行民主的条件……巨变在等待着我们，变化之大相当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12)他所说的“巨变”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其一，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加速，人类及环境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冲击着人类思想体系和历史形成的各种机制；其二，全球化也造成科学技术革新和商品关系无限制、无导向的发展，传统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标识遭侵蚀、传统团结被削弱，并导致了三种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危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危机，人与环境之间的危机；其三，解决这些危机的原则与机制在于，后工业化中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展的继续，而需要共同的伦理基础。正如他所说的，“全世界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13)而“只有从最基层到最广大的层次都创造出良好的公共管理条件，才能克服这些危机”。(14)
一定意义上，作为对征服中的全球化做出的基层性、防御性反应——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其实质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所谓不可规避性的挑战。(15)而重构另一种全球化并提出的诉求及做出的行动：社会公正、全球治理、全球工会组织以及全球统一劳工标准等一些理念和原则被提出，公平、民主的全球化、可持续和文化包容等成为基本目标。反全球化的斗争实际上正在创造替代全球化的新生事物，他们“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关于可替代方案宏大图景的思考过程，也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从豁免贫穷国家的债务到对全球投机者征税，到提高全球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标准。这些实际的步骤一经明确阐释就会对现状产生影响”(16)。它作为对世界未来美好期待的一种方案，未必会得到很好的执行，却对人类社会未来有着重要启示：替代旧全球化的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新的全球化将是一个复杂的解构和重构过程，涉及所有民族国家及国际社会结构演化。因为在重构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各国社会转型的总体背景下，虽然不同国家及地区会有形式各异及规模不同的危机，但其社会发展体制必然会共同受到“解构与重构”全球化的冲击。因此，“全球化需要加以规划，决不能任由全球化的过程盲目地陷入当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扩展。进一步地说，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必须被确认为世界走向合作社会的桥梁，全球化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全球化而提升人类避免各类危机的能力，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合作秩序”。(17)这一意义上，重构全球化需要在承认差异、认识矛盾的前提下，改变征服式和竞争性路径而走向合作共同体。
一方面，整个世界从制度模式到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被深深地烙上形式化的、工具理性的印痕；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仍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诸如“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之争以及“丛林法则”仍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增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彼此欣赏其优点和长处并互相促进是至关重要的。构建“合作”而非“冲突”的文明往来图景，就要撇开刻意渲染的意识形态对立，并在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中重新寻求实质理性在基本价值层面的共同因素，那么，人类社会就有在所有领域中寻找共同主题的可能。虽然因为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不同，各个国家会有不同的道路选择，但任何自救式的改革，任何关乎民族独立与个体自由的解放，本质上都是对良好生活的追求，而和解、合作、自由交流是这种基本前提。
在后工业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文化不再以模仿、复制特征为主，而试图摆脱边缘地位的政府，如果能够主动告别传统的统治行政并能够超越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管理行政，不是简单模仿和套用中心地带国家的治理制度，而是去发现中心地带所面临的问题并预防、解决之，才能改变自身的处境——既建立起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对自身已有的治理危机，又获得打破既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可能。唯此，全球化才能成为走向合作共同体的步骤或运动。或者说，重建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置身于其中的各国政府有明确目标和清醒意识，需要加以规划，而不是安于“中心-边缘”结构而不自知，或者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向中心跃进。重构全球化本身不是目的，打破世界化以来的“中心-边缘”格局，提升人类避免各类危机的能力，建立起全球性合作秩序才是最终目的——一切国家和地区处于政治、经济普遍合作的体系中，并有机互动。
现有世界秩序里的中心国家，是旧式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是全球规则的首要制订者，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言人，是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总基地，也是全球性公共产品批发地，但它们同样面临诸多危机。如卡蓝默描述的，“权力被蚕食，效率被质疑，许多国家和公共机构还遭遇了合法性危机。在发达国家，通过损害私人领域扩大公共领域、体现进步和理性的合法性，被强烈伸张文化、宗教和伦理特异性所质疑。……公民对政治游戏失去了好感”。(18)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因素和特定的行动者等可能是地方性的，但受到的影响和产生的结果则是全球性的。因此，无论是边缘国家还是中心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
中心-边缘结构是工业社会秩序的保障，它使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成为可能。国际社会中，这种控制表现为以强凌弱及霸权主宰。例如，当前全世界都必须去承担美国等中心共同体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和恶果。在中心共同体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为了应对治理危机而出台补救性举措，或者是通过转移别国财富来压制自身危机或者是转嫁自身危机，这对他国而言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却是无法选择的现实。所有民族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要避免财富被转移、被转嫁的危机，唯一的出路在于：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投入到全球化的主观重建中，把社会转型中的危机看作后工业社会图式调整的机遇，以开放心态减少危机因素，呼唤合作理念，自觉地建构合作关系。唯此，处于边缘的民族和国家才能摆脱征服过程中被同一化的命运，世界格局才能真正展示出合作前景，使以往一切形式的征服和控制都丧失合理性。
在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中，在依据一个或一些中心而建立的“世界”中，会有文明优劣的问题，会存在着国家间的不平等，会出现由一个或一些国家主导世界秩序，而其他国家处于不得不听命于强权国家的命运。后工业化与重构全球化运动的同时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场全新的走向人类未来的征程，它以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模式为自己开辟道路。每一次失衡和失序都需要一种反潮流性的秩序重建。如果“全球化是一种无人的统治，没有人开始全球化，没有人能阻挡全球化，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所有人都是或者都自以为是受害者，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责任者。甚至连想追求‘现代时髦’的跨国公司的老总们，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交给股票价值这个祭坛”，(19)那么，现在的世界就需要从社会和政治破产中拯救全球化，需要在全球进行合作治理。所以，重构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当今国际秩序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的解构，只有通过这一解构，才能重新确立起民族国家自主和平等共在的国际新秩序”。(20)
从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合作型伙伴关系”、“战略型伙伴关系”、“双边或多边合作”乃至“合作文明”等表达政府间良好关系的词汇，频繁见诸国际社会不同领域。可见在政治实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性的积极合作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行为取向，并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甚至有着发展为一种主导性行为取向的迹象。可以说，如果人类在20世纪解决的是国家与民族独立问题，21世纪则需要着重解决合作问题。“这种新趋势表明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需要信任和合作的历史阶段，到了以往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征服策略都应废止的时候。”(21)
三、中国战略：突破边缘索赜于治理模式的率先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性的合作治理是一个理想设定，它的实现绝不能企望中心国家的自主变革或自我解除中心性权力。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S.奈(Joseph S.Nye.Jr.)所秉持的观念——如果最强大的国家不带头领导，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根深蒂固于西方国家，“美国仍然是拥有最强能力来塑造未来的、最大、最富有的国家”(22)。所以，“一方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继续按照近代以来的世界征服模式把霸权加予那些尚处在农业文明阶段的国家，觊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剩无几的那点最后的天然资源，从而造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拒绝后工业化的历史运动，要求把全球化纳入到它完全征服世界边缘地带的方向中去，成为平等合作意义上的全球化的障碍”(23)。相反，这一理论设定却为那些资源上被掠夺、经济上被挟持、政治上被裹挟、文化上被蚕食的国家摆脱边缘地位提供了绝好的路径指导：突破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框架，突破已经成为后工业文明障碍的各种制度及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变革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由控制导向转为服务导向。就国际地位看，中国虽然被称为“多极世界格局”(24)中的一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特别就中国总体的经济结构和状态来看，仍处于边缘性位置。特别在“中心-边缘”构造中，货币战争、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等方式已经成为如美国这样中心地带国家转移危机，显性或隐性地掠夺中国财富的方式。因此，中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首先需要厘清自己的历史定位，把握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必须加以改变的时代课题，认清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在重构的全球化中率先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变自身处境，而这首先需要对自身位置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就中国社会定位看，它具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在某些方面，它仍具有浓重的农业社会色彩，在另一些方面，它的工业发展迅速，甚至会赶超发达工业化。从区域范围来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又有着明显的后工业化迹象；在内陆地区，有相当大一部分还处于农业社会。由此，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需要把工业化的进程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合并到一起，“两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虽然，这个时期我们已经拥有了初步的工业经济框架，但却是在用农业社会的方法和技巧办工业，用“剪刀差”方式补贴工业，属于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期间，中国社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课题，甚至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偏重于满足工业化的要求。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浪潮对中国形成了冲击，这就迫使中国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时，不自觉地走上同时去捕捉后工业化的契机这样一条道路上来。这样一种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业化的课题。所以，在实质上，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中国借鉴的。(25)
首先，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已经走过了几百年，总体而言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次，对于亚洲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利用外部支持力量和政府力量解决了工业化、城市化课题，但相对而言，它们作为新兴国家和地区所要应对的问题也相对简单。中国则不同，一方面，它要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思想文化基础上赶超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应对自身几经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在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上的前进，经历着金耀基先生所说的“命定的现代化”(26)，又被纳入到后工业化问题的框架之中。西方国家为了迎接后工业化的挑战，而对政府、经济发展策略以及社会结构所作的调整，势必影响中国。这不仅在“知识形态”上，还会在现实的策略选择上影响到中国，特别在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社会形成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不能仅仅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应对后工业化的挑战，需要同时解决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课题。双重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一个社会类型总体、全面的变迁。当然，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应当通过强化社会管理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去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便使它拥有一种超强秩序？
需要看到的是，构建和谐社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特定社会目标。它在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被提出，有着全新的内涵，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而且对于全球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致力追求的目标。在此意义上，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将是在社会结构上非中心化的社会。在国际上，它不是由霸权主导的社会；在国内，它不是由集权控制的社会，而是一个平等、自由和公正自觉实现的社会。由此，虽然当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历史阶段，但目标却是自觉地走向后工业社会，以求避免在发达国家领跑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永远处于“补课”的境地。而如果中国缺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目标，就必然再一次发现，我们又需要“补课”了，因为处于边缘位置的民族和国家是永远没有“话语”机会的，不得不在中心话语体系中学习别人的“语言”。而处于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者”仅仅依靠与中心的趋同也是永远无法改变自身处境的。在这一意义上，变革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获得话语权的过程，而率先进行的变革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创新过程。
其一，处于工业化进程和已经完成工业化历史任务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治理场域都存在着一个中心-边缘的类似结构，即以政府这个单一的、垄断性的治理主体为中心，与治理对象的边缘性存在相对应，依托于以控制为导向的官僚制组织，表征为契约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本质上同样具有“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说，“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及至全球，如果是作为一个控制体系而存在的话，它就必然在结构形态上以中心-边缘结构的形式出现”。(27)管理型政府与统治型政府一样，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中心-边缘”结构，政府是“中心”，而社会则是由它来加以治理的“边缘性”存在。后工业化则在社会以及治理结构上要求发生改变，它包含着一种“非中心化”的趋势，即在社会治理结构上以“网络结构”取代“中心-边缘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政府只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元，社会治理的过程将是一个合作行动的过程，属于合作治理。
其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条件下，借助于稳定的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手段，也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然而，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正在迅速地增长。在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通过强化法律、权力以及科学技术手段，都无法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必须改变政府的控制导向。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增长，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制已经表现出规范社会行为力不从心的局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以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虽然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在前景上却是晦暗的，需要运用创新思维去建构新的政府模式。所以，当前正在进行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绝不是以往任何一种政府模式的复制，而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工程，它需要创新性思维，需要在管理型政府的一切失败教训中展开想象”(28)。
其三，以非政府组织为组成部分的自治力量成为治理革命的契机，它的出现客观地把政府置于一个新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一种自治力量，它是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治理主体，意味着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局面的结束，不再是政府垄断社会治理，而是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协同治理。此时，社会治理本身就是社会整合活动，它的目的是要把社会整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使社会成为有着合理秩序、不断进步的适宜于一切个人共生的环境。就行政变革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按照合作治理的要求变革自身的方向，作为新型治理主体，它与政府之间平等互动。它的兴盛，客观上意味着政府与社会自治力量强弱对比关系的重新调整，是一种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的实践；主观上可以进行更具灵活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如卡蓝默所判断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由非政府组织和私人负责过去一直属于国家的职能，重建社区，重新定义公民属性，从实用的观点对待国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非机构化，司法多样，重新发现地方区域，各层次治理的新关系形式，公民社会主动建设国家公共舞台——所有这些实际的革新逐渐形成体系，有助于确定新的治理轮廓”。(29)
四、结语
从近年来中国遭遇到的国际问题看，如领土争端、贸易壁垒甚至货币战争等等，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基本都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表面上看来，它们努力推行全球化，而实际上，它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复制，是要继续强化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希望进一步地巩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因此，学者们陆续提出了“多中心治理”或“没有国家的治理”等提法。这些改变“中心-边缘”世界图式愿望的提法，与“合作治理”是共通的：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之间，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之间，各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各国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之间等不同层面、立体化的合作与互动，是彼此相互信任中的平等共治，它要达成“去中心”的世界合作秩序。因此，必须打破工业社会构造的中心-边缘格局，把一切国家、一切地区都放置在一个政治、经济普遍合作的体系中，使它们处于有机互动的状态。此时，全球化不再是中心-边缘结构更大范围的扩展，而是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在民族国家层面，它落实为各国在自身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观建构过程。因为原有的治理体系“为每个机构规定了职能，机构缺乏合作的意识，因为围绕职能只可能产生竞争而不是合作”。(30)公共行为协调的棘手问题被简化为一个部际协调的问题。如全钟燮所说，“‘全球’(或一种全球视角)这个术语暗示了一种地球空间(或全球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发生在国际公共领域。当我们把全球化看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所强调的是把复杂的社会和世界变迁现象纳入到管理的方法之中”。(31)
因此，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个新的机遇，可以把后发展劣势转化为后发展优势，其最为实际的路径就是改变自己的社会治理方式。因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其社会治理的相对落后也决定了它在中心-边缘结构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且会被不断边缘化。即使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竭泽而渔的方式孤注一掷地耗尽自己的资源而实现向‘中心’跃迁，但这种努力所能发挥的作用却是极其有限的”。(32)如果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不再是简单地模仿和套用中心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方式，而是主动顺应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去发现中心地带所面临的问题，并率先解决，即以创新思维去建构自己的社会治理方式，选择社会治理行为，就完全可能真正突破现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改变自身的处境。更具体地说，我国完全可以自觉地把全球化引向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方向，根据双重转型的现实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下全新的服务型政府，而告别以往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简单学习和模仿。当然，“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运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是一个互为前提和结果的互动过程。一方面，需要通过自身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去削减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又只有在努力弱化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作为这个互动过程的终点，就是一个全球平等和合作互动的世界”。(33)
注释：
①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起点与进程，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有“远古时段说”(古已有之)、“中长时段说”(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过程)、“近时段说”(“二战”以后经济—科技—信息—文化出现大规模跨国运动)和“现时段说”(20世纪90年代后起始于制度和技术方面动因的全球化)4种观点。
②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③[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④有海外华裔观察家甚至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被美国人十分自信地称为是“美中国”。而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以货币贬值的方式绝大部分将被美国占有，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参见《美欧宣言：彻底解决中国！》，军事论坛-新浪网，发布时间：2010-11-02。
⑤[美]詹姆逊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⑥[美]福山著，彭志华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⑦[丹麦]雅克·鲍多姆：“促进世界共同体”，载雅克·鲍多姆等著，黄平编选，吴小英等译：《与地球重新签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文选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⑧[美]罗伯特·莱瑟姆：“漂移世界中的政治——对全球治理的一种批评”，转自俞可平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⑨[丹麦]雅克·鲍多姆：“促进世界共同体”，载雅克·鲍多姆等著，黄平编选，吴小英等译：《与地球重新签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文选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8页。
⑩[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俞可平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11)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页。
(12)[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引言第10页。
(13)同上，引言第1页。
(14)[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著，胡洪庆译：《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引言第6页。
(15)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年第2期。
(16)[美]查尔斯·德伯著，钟和、邓瑶萍译：《人高于利润》，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7)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
(18)[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著，胡洪庆译：《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著，蒋仁祥、胡颐译：《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0)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
(21)同上，第386页。
(22)[美]约瑟夫·S.奈著，刘华译：《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199页。
(23)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24)《经济学家》曾表述这样的观点，“多极化”不仅是一个拙劣的英语单词，也是一种毫无条理的思想，见“America，Asia and Europe”,The Economist,24 December 1988,p.33.而根据约瑟夫·S.奈的理解和判断，多极化的均势是一种误解，真正形成多极化格局在未来几十年内是不可能发生的。——［美]约瑟夫·S.奈著，刘华译：《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199页。
(25)张康之：“当前中国政府应当考虑的十项策略”，《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6)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简体版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
(28)张康之、张皓：“在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服务型政府”，《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29)[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3页。
(30)同上，第78页。
(31)[美]全钟燮著，孙柏瑛等译：《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2)张康之著：《论伦理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3)张康之著：《论伦理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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