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本质——从马克思哲学人类学出发的三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类学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当前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各家之言，我们发现导致彼此争执不下的症结有三：一是人们对人文精神一词的具体所指认识不一致；二是对人文精神逻辑层次定位不明确；三是过于局限在当下处境探究危机根源。就其一而言，我们看到，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指的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的关注，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有人却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尤其是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的关切，这实际上把人文精神等同于形而下的当下关注；还有人把人文精神理解成对于与科学技术相对的人文学科或人文价值的重视，或理解为某一时代或地域的特定思潮（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所指不一必然形成各说各的理的局面。就其二而言，我们发现，有人混淆“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注”的不同层次，把“终极关怀”直接等同于当下某种具体的道德取向或文化姿态，结果陷入“当下究竟取哪种道德或文化姿态为好”的争论中无法自拔。有人虽坚持“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地位，但未能将其与“当下关注”的转化融通关系说清，结果让人感到“坐而论道”，于事无补。造成前两个症结的原因显然与第三个症结有关，由于争论各方多半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现实情状出发，主要针对当前商潮冲击下学术萎缩、道德沦丧的现实情势，因而忽视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近代的半殖民地处境以及建国后的极左政治早已造成了由来已久的人文精神危机的事实，没有认清当下的“危机”不过是长期“危机”的变相，因而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促困境。
鉴于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暂时摆脱具体问题的纠葛，先从逻辑上弄清人文精神的哲学本质，再从其历史演迁中找出产生人文价值危机以及克服这种危机的辩证运动规律，然后才有可能俯瞰透视这种危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种种表现，借鉴当代各派哲学的反应对策，进而找到解决我们目前人文价值危机的途径（或至少为此奠定基础）。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视角出发，通过三重思考，对这一重大课题作初步探讨。
（一）逻辑思考：人文精神的哲学本质在于人对自身的自由本质的自觉意识与追求。
在进行这种探讨之前，有必要先作一点提醒：探讨人文精神要摆脱传统的义利之辩的思维模式的局限。在中西传统理论中常见一种顽固的思维模式——精神价值（义）与物质价值（利）的二元对立：前者高尚、后者鄙俗，前者使人超升、后者诱人沉沦。在这种模式影响下，唯心主义哲学（或伦理学）指责唯物主义无视人性的高贵而使人沉湎于肉欲享乐。而某些唯物主者义又片面坚持物质对精神的绝对制约，只讲“衣食足而后知廉耻”，一味崇拜强悍的物质力量，进而甚至认为历史的进步必须以道德的沦丧为必要代价。这两种观念貌似立，实则内里同一。它们都无视人文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的本质性规定贯通于由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者共同构成的人性系统之中这一事实。实际上，脱离前提地单纯争论物质与精神孰优孰劣或哪个支配带动哪个，它并不能真正解决这种逻辑上的缠绕。仔细辨析“人文精神”一词，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关键并不在精神上，并不仅仅隶属于Humanities（人文学科）它的关键也不在于文化（Culture）上，“人文精神”的关键在一个“人”字上。 汉语“人文”一词是与“天文”对举的（见《易》：“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是指一种由人类自身建造的、与自然秩序（天文）相对的文化意义秩序。而文化即人化，因此，人文精神从总体上讲应该是指人对于贯通于人类历史全过程、渗透在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的所有方面的那种使人成其为人的最高哲学本质的自觉关注与自觉追求。所以，我们的考察应该而且只能从哲学人类学层面即人的哲学本质这一人性的最高规定入手。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两个著名表述，一个是“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 〕另一个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许多人只讲后一个而忽视前一个，是不准确的。这两个表述必须统一起来加以理解，而且前者与后者相比，更具有哲学本体意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根据“上位概念加种差”的逻辑定义原则， 体现人的本质的哲学性定义必须牢牢抓住人与动物的区别，以此作定义的核心。哲学史上历来的关于人各种定义（如“城邦的动物”、“上帝的选民”、“万物的灵长”、“理性的动物”、“会思想的苇草”、“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符号的动物”等等）虽不够明晰或各有偏颇，但都遵循着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也应遵循之；（2 ）在承认以往唯物主义的成果——把人设定为受制于物质世界的生命体（动物）——和唯心主义的成果——把人设定为具有精神性、能动性的存在（主体）——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在于以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中介范畴沟通联结起主客体双方，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在被称为马克思天才思想的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此有过再清楚不过的多次表述；（3 ）只有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前提和基础，才能正确理解把握“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含义。马克思之所以在这句话中附上“在其现实性上”这一限定成分，正是意在说明“社会关系”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的具体现实形态，以防止把实践抽象化。但这种限定决不能离开“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前提，否则就造成定义上循环论证式的逻辑缠绕。有人只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对人的本质的最高定义，可如果再问什么是社会，他们又不得不说是“由共同的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这实际上是用“人”和“社会”两个概念互相下定义，并不能真正说明任何一方。
正如有的学者把物质、实践、自由这三个重要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范畴、中介范畴和终结范畴〔3〕一样， 我们可以在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对人的最高哲学本质是自由这一命题作出如下论证推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本体）是物质。物质的存在方式是运动。不同的运动方式规定着物质存在的不同层次。在由星云凝结而成的地球上，物质存在的最早最低级的形态是以物理/ 化学运动为其存在方式的无机物，它们的运动完全受物理或化学规律支配，它们既无任何调适能力又无自身需求。无机物是纯然的“它在”。随着化合复杂程度的增高，低级的无机物中产生了高一级的有机物质。它们均能以与外界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换的方式完成自身的复制——这就是所谓生命活动。无论简单还是复杂，有机生物的生命活动都具有趋利避害的自组织自调节功能。在物竞天择的长期进化过程中，生物都表现出极其强大极其多样的适应能力。这正是它们高于无机物的地方。但它们依然没有跳出自然界本身，它们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最高级的生物也是以适应性生存为其活动的最终需要与最高限度的。因而每一生物物种都有自身无法打破的物种尺度。这种高于无机物的物质存在可称之为“自在”。随着生物演进，高级灵长类动物——类人猿开始被迫直立行走，它们的前工具行为（单纯使用现成物为工具）终于转化为真正的工具行为（改造外物、制造工具）即劳动。这时，地球上最高级的物质形态——人便诞生了。从动物到人，物质的发展体现在活动方式的根本改变上。“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相比，人的实践（劳动、生产）具有了后者无法比拟的能动创造性、自觉意识性、历史积淀性、符号性、摆脱肉体需要的超越性、对对象进行改造的全面性以及社会交往性等等。“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4 〕人类的这种特有的主体性标示着人的哲学本质在于自由。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同于现实层面的种种自由（后者通常被表述为人按照自身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或按照客观规律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它是高于它们并隐含于它们之中的一种根本的哲学通质。它并不是某种具体可达的境地，而是人类不断超越既在现实的状态与趋势。动物生存活动无论达到何种复杂高级的程度，总还停滞于某种惯性运动之中，而人类却永恒地保持着不断打破既在状态的开放、进取姿态。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一种大的自由，但人类总能从大自由中感受到新的不自由。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意识到“枷锁”就意味争取更大自由的开始。人类这种不断开放的自由趋势表明它具有一个“彼岸王国”，从自然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出发，通过历史哲学的实践范畴，抵达价值哲学的自由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从最高意义上规定了人文精神内在的逻辑本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决不能被局限为某种对普通人、小人物的命运的现实关切，也决不仅仅等同于特定时代思潮或仅仅指栖居于某种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之内的人文意识。它实际上是指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从事任何文化活动时必须保持的一种对人类自由本质的自觉追求的价值取向。
（二）历史思考：人文精神的历史本质在于人类需要一种克服异化、促进“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辩证机制。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在逻辑上确定人文精神的哲学本质之后，我们必须辅以历史进程性思辨。马克思说过，“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反对历史宿命论的表述并不是否认历史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是确认这种必然规律与人类历史终极目的的同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提出著名的“人的两次提升”的论点。他认为，人的第一次提升是人类通过制造工具在物种关系方面把自身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但这仅仅是人的生成过程的开始。人的第二次提升则是指当人类经过漫长历史进程终于建立起一个能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即共产主义时，它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最终地使自身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毛泽东也曾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些论述都表明，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由自然人向自由人不断演进的人化历程。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并不仅仅在于它体现了人类大同的理想，而在于它是“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宇宙根本进程的阶段性的必然结果。故而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的终极境界，根据自由的开放性与彼岸性，人类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仍要向更高的自由迈进。但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标志着人类已从动物状态中彻底脱离出来，它是人的生成期的终结）
必须申明的是，人类的生成历程并非是累积的线性进化过程，而是充满人化反与人化（异化）的矛盾冲突的辩证过程。有人把历史仅仅理解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没有透视出这种矛盾运动后面隐含的哲学人类学内容。我们必须看到，生产力之所以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就在于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作为生产者的人具有不断打破超越既在现实、争取更大解放的自由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具有两个逻辑层面：一是文化能力，二是超越意向。依靠前者，人类以对象化活动创造出一个不断扩大的属人的自然，并通过对象世界的文化累积使自身的内在自然逐渐人化；依靠后者，人类才使得这种内外自然双重人化的进程能够保持不断累积、深化、扩大和突破性发展的趋势。这两个层面本应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但由于种种历史社会原因（如私有制、分工等），此二者常常发生背离或脱节，从而造成人们过分崇拜自身的某种文化能力及其成果而丧失对之批判和超越的可能的局面。具体地说，这就造成旧的生产关系对新的生产力的束缚，旧的文化范式对新的文化创造力的压抑，对象对主体的奴役的局面。这种局面就是人的异化。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种族、性别的压迫与剥削，分工的束缚，偏见的干扰全都来源于此。以往的哲学早已意识到异化的存在，但只有马克思主义以“异化劳动”观念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并以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抵达人的全面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消除异化的历史途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马克思的这种论断不仅是从社会学、 伦理学角度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私有制）的批判，而且是从哲学人类学角度对“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宇宙进程的科学肯定。
然而，问题的复杂又在于，在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每一项文化能力及其文化成果都包含两面性。一方面它们积淀着人的自由本质，是人化过程的必然成果和必要环节；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对人的更大自由的某种阻碍和限制。因此，对之依赖和对之超越便成为人类历史的双重变奏。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6〕。 在人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又深刻揭示它造成人的严重异化的罪恶与必然灭亡的趋势，这正是他睿智的辩证思想的明证。立足于这种辩证观念，我们认为，提倡人文精神决不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暂时之举，决不是单单为了适应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补偿性地提高精神文明的次生行为。它的深刻意义在于，人类在促进“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进程中为克服文化能力及其成果的异化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文化机制， 人文学科和人文活动实际上就是这种机制的体现，提倡人文精神就是发挥这种反异化机制。
（三）价值思考：人文精神的价值本质在于人必须实现现实具体价值与自身的全面解放的终极价值的有机统一。
对人文精神的逻辑上的哲学本质和历史上的过程机制的考察实际上已隐含着、凸现出它的价值意义。价值，从哲学上讲是指实践对象满足实践主体需要的客观属性。由于人是超越于生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主体，既求生存又求发展，所以人无论在物质需要上还是在精神需要上都具有当下关注与终极关怀两种价值维度。贯穿在现实具体实践中的当下关注，受实践的客观性、历史性、社会性等条件的支配制约因而形态各异、纷纭复杂；隐含于各种当下关注之中的终极关怀则受最高的道德律令的导引而始终如一，它通过对生存意义的永恒追问，执着地指向人类那种超越既在现实的、开放的自由境界。当下关注如同一束多头绪的上下波动的曲线；终极关怀则是一条规束它们、体现它们归宿方向的中心轴线。前者是实线，后者是虚线。离开实线，这种虚线无以附着；离开虚线，这些实线则会杂乱无序，不知偏歪到何处去。强调前者，目的在于使得人化的历史方向落实在扎实的现实实践上；强调后者，目的在于防止或克服局部价值背离根本价值的异化状态。
马克思曾指出：“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他还指出人类以四种方式（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实践精神的）把握世界。这都是在指讲价值系统的多样性和有机统一性。无论是理性和感性两种价值分类，还是由四种把握世界方式引出的真、善、美、利四种价值形态，都不应背离自由这一根本价值。另一方面，自由作为人的全面解放的历史方向又不能脱离人在多种社会实践中求得现实解放的具体要求。所谓人文价值危机，实质上就是人们在追求现实价值时发生了对根本价值的背离，而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要矫正、克服这种背离。人类之所以要在直接服务于现实功利需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设立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文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对人类终极的自由本质的价值守护机制，建立一种防止和克服异化的预警系统。
当然，用这种“曲线/ 轴线”的多种价值有机统一的观点分析具体问题时，还须作灵活的转换。例如对近年来出现的道德理想主义，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它在张扬“终极关怀”方面的巨大功绩，同时也要预防它可能出现的忽视“当下关注”的现实规定性，单纯以某种形而下道德代替形而上的人文价值的简单倾向。对主张消解“伪崇高”权威，走向多元或市俗文化的后现代姿态，我们应肯定它有符合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个体独立性的一面，但又必须坚持消解权威与守护理想两项使命不可分割的原则立场，警惕那种滑向虚无主义、市侩哲学的危险。同样，对如何对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如何评价五四和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应该而且只能立足于“当下关注”与“终极关怀”的辩证逻辑的基点上予以灵活而坚定的应答。
以上三重思考还是侧重理论上的思辩，但这种思辩对于深化人文精神讨论是极为必要的。说到底，人文精神是人类为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解放而在心灵内部提前进行的自由操演。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人化目标，必然会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矛盾中确定精神家园并找到通往这一家园的正确途径。
注释：
〔1〕〔4〕〔5〕〔6〕〔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0—51、73、70、79页。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3〕刘继岳《哲学的起点和终点》，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